开国大将罗瑞卿女儿的回忆-落难篇(16)

那天，卓琳同志坐同一辆车来看我。他们三个在楼下谈，卓琳就上楼来找我。她劝了我一阵，我就问她：“你们是什么时候来的，发了些什么文件？”
卓琳说：“不要提了，不要提了。这次开会和过去什么都不一样，非常神秘。我们这些当秘书的都看不见文件。都是小平同志自己装在口袋里。看完了，谁交给他的就退给谁。”
后来，贺龙同志的夫人薛明回忆说：贺老总也是这样，发了文件就自己装在口袋里。后来，两个口袋装得满满的，也不让她收拾整理一下。
我又问卓琳：“你看到什么人了吗？”
卓琳说：“谁也不走动，不串门。不好串门呀。”过了一会儿，她又说：“这个问题本来可以不这样办，但是现在已经这样办了，那么就这样子吧。让总长好好注意身体。回北京后家里还有孩子，可以解解闷。”她还特别对我讲：“我对你说的这些话，都不是小平同志的意思。也没有见什么文件，是我自己有这么个感觉。”
17日，我们和总理、小平同志、李富春同志回北京，在飞机上我碰到了张茜。我问她，你怎么一个人回来？她说，陈老总没开完会就走了，说他有事，又没有什么好说的。
到了北京，原来我们因为修房子而暂住钓鱼台。瑞卿很自觉，觉得那里有外宾，不好。我们就搬到了新六所二号楼。
那一年，我14岁，在北京师大女附中读初中二年级。
好像是一个星期六的下午。我正大叫大嚷地在操场上打球，有人叫我去接电话。我一步三跳地上了办公楼，汗湿的手把话筒抓了五个清清楚楚的指印子。秘书告诉我说，爸妈已经从上海回到北京了，住在新六所，让我放了学自己坐公共汽车去。我根本不可能设想发生了什么事，所以仍然兴致勃勃地打完了那场球，离开学校的时候已经很晚了。
新六所坐落在北京的西郊，当时是个很少有人知道的地方。天黑，路不熟，我又早下了一站车，所以，我在路上耽搁了许久。西郊那时很偏僻，为了打听一下路，我弯了很远跑到一个量具刃具厂的门房里，经一个老人指点才找到新六所大红油漆的大门。院子又大又黑，只有二号楼的灯亮着。早已过了晚饭的时间，爸妈都在楼下的门厅里等我。我不知道爸妈一回到北京实际上就被软禁起来，更不可能理解这种焦急是来自上海会议那一番无端的诬陷。突然的变故，使他们丧失了安全感，生怕自己的家人再遭到什么不测。
一般来说，爸妈都属于直爽外向、喜怒形于色的人。但他们同时又具有遇事不慌，尤其是遇大事，有大智慧，能在任何场合保持从容镇定的性格。所以，爸妈双双焦急地站在幽暗的灯光下，看到我的时候两个人都大大地松了一口气的场景，在我的记忆里形成了非常特殊的一幕。我想这是我亲眼看到的，爸妈有些慌乱的，绝无仅有的一次。
我做梦都没有想到过，爸爸和我们全家在革命阵营中的优越地位会发生这种戏剧性的，从天上到地下的变化。所以虽然心存疑窦，但第二天早晨，我仍然在心中装满了信心和理想，急冲冲骑上自行车，去认真地履行革命接班人的职责。
在这些疑惑不安的日子里，却有一件事使我乐不可支，我发现了一个与先前完全不同的，亲切耐心的父亲正在向我走来。
爸爸不常出去了，在家里的时间渐渐多起来。他的目光更多时间地停留在我们身上。一向忙得脚不沾地的他，忽然有了大把的时间。
我家是一个多子女的大家庭。爸妈都并不特别宠爱我。大约是14岁女孩子身上发生的某些变化，从那个时候起，我觉得开始一天天地接近父亲。原来那种隔着一层轻纱的感觉消失了，我开始注意到爸爸那双清澈的眼睛里带些探询的神气，注意到他说话的时候那些灵活、恰到好处的手势，注意到他高大的身材、好听的声音，注意到他眉宇之间那股凛然正气。
现在想起来，爸爸那一段时间确实显得疲惫和忧郁。妈妈看我们疑疑惑惑的，就对我们说，爸爸身体不好，你们要多陪陪他。我对爸爸的变化只觉得亲切和温暖。他比以前有耐心得多，我们聚在一起玩、闹、大叫大嚷，或者自以为是地争论什么，总能感觉到他在一边默默地注视我们。
由于家里修房子，我们搬到北京西郊的新六所，住在二号楼。新六所是一个沉闷的地方。高大粗壮的树枝虽然落光了叶子，仍然密密匝匝填满了天空，让人喘不过气来。天气寒冷，二号楼的暖气烧得热火朝天。在房间里只能穿一件衬衣，到院子里散步要加上毛衣、棉衣，还要穿上大衣，回到房间里又要依次脱掉，实在令人心烦。
但我喜欢和爸爸在院子里散步。我喜欢挽着爸爸的手臂，走过院子里坚硬的水泥地。我老是兴致勃勃地将自己的脚步调整得和爸爸一致，左脚、右脚、左脚、右脚，两个人却只有一个人的脚步声，左脚、右脚、左脚、右脚，我甚至可以因为这简单的把戏乐得出了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