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住在陈家的这一段时间内,并未见到陈先生及他所提到的中共上海小组的发起者们在他家里有任何集议。而且我和这些人先后会面晤谈时,发现他们都没有像陈先生那样专心致力的热诚和集中注意力在组党这件事上,因而也没有在我的记忆中留下印象。
即与我同住的李达,那时对组党一事也不算起劲。他是一位手不释卷的社会学学者,每天都忙于写作,没有经常参加我们和陈先生的谈话,虽然他总是被邀请的。
我对戴季陶却留下了印象。他和他的太太那时住在新渔阳里六号前楼,和陈先生是近邻,室内陈设简陋,除书籍外只有一些粗糙的家具。他曾向我盛赞陈炯明,称之为社会主义的将军,陈炯明那时任粤军总司令,驻在闽南的漳州,长汀一带。
这位将军仰慕新文化,爱谈社会主义,因与在上海的戴季陶、陈独秀等人经常通信研讨。 戴季陶曾强调指出,陈将军的驻防地区可以实验社会主义,如社会主义教育、新生活方式以及各种社会改良都可试办。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大学和理论刊物如《共产党月刊》等都可在那里创办。他并且邀我抽出时间到闽南去参观一下，借此机会与陈将军交个朋友。
但陈独秀先生似没有特别重视陈炯明,也许他和戴季陶的看法不同,也许认为那是孙中山先生的势力范围。我也以急欲回去北京,漳州之游只好俟诸将来,婉谢了戴季陶的盛意。
我与陈先生的谈话继续了两个多星期,获得了全部同意,却没有写下任何文件。我们谈话有时大发议论,扯得很远,但大体头绪井然;彼此意见接近,没有隔阂,使我们都有痛快淋漓之感。所以没有形成文件,一方面是自觉这还是一些粗枝大叶的设想,说不上精确和周到,另一方面也觉得没有事先与更多的人详谈,就拟定一些党纲、政纲、章程、要点、工作计划之类,总有点不够民主。
我真诚地支持陈先生的见解和设计,并答应立即回北京发动一切,这是陈先生最高兴的事。我也曾向陈先生强调,在中共未正式举行成立大会以前,各地中共小组概由上海小组负通信联络之责;并向陈先生提出,我们虽不采取党魁制,也没有类似党魁的名义,但眼前少不了一个居中策划的人,望他暂时负起此责。他也当仁不让地欣然答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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