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春，受民盟中央直接领导的《争鸣》杂志，就当时科学界所最注意的科学体制问题，约请一部分科学家进行座谈，钱伟长也在被邀之列。
6月9日，民盟中央科学规划临时小组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对于有关我国科学体制问题的几点意见》，该报还特地写了积极的短评。
《对于有关我国科学体制问题的几点意见》共分五部分，关于“保护科学家”的问题；关于科学院、高等学校、业务部门研究机构之间的分工协作问题；关于社会科学的问题；关于科学研究的领导问题；关于培养新生力量的问题。文中既反映了存在的问题，又提出了相应的建议，希望改进。
该文后来被批得体无完肤，成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阴险纲领”。钱伟长是起草人之一，批判的大火自然也烧到了他身上。
在7月3日的批判大会上，清华大学副校长张维说：“聂荣臻副总理领导了科学规划委员会，很重视钱伟长等人，他们完全有充分机会表达自己意见。但是他们还去搞了个民盟的科学规划小组，这是什么意思？
“《光明日报》短评说，这规划是广泛的经过全国各地讨论的，而实际上在短短的时间里是不可能的！
“短评还说，从这件事可以看出'民主党派在参与国事，代表其成员的正当利益、合理要求以及体现相互监督作用等方面，丰富了新的内容、开拓了新的道路”。这就是说作为国务院下的科学规划委员会的方案不能代表科学家的正当利益，而必须民盟组织才能代表！
“实际上，他们提出的规划也没有经盟中央通过，而实质上是章伯钧盗名义向中央施压力！
“依我看，钱伟长他们的意图就是：（1)丑化党，借以收买人心，达到篡夺对科学的领导权；（2)shan动挑拨；（3)抓人事权；（4)反对科学院的领导！”(《光明日报》1957年7月6日。)
7月13日，张维教授又“深入”批判了这个“反动”纲领。然而，他的批驳同以前有了些区别：
“这个纲领是章伯钧的政治设计院中科学的部分。他们策划着用这个纲领首先在文教和科学部门中打开缺口。这是他们这个集团在长时间内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有路线的活动！
“我们这样肯定他们的活动的这种反动性质，是有根据的！
“第一，长时期以来钱伟长利用各种场合和机会广泛了解情况，进行挑拨shan动。他反对党对于科学研究的领导由来已久，长时间来他花了许多力量在摸各地科学家的底，了解那些人对党有些什么不满情绪。
“第二，他有组织、有计划地拟定和贯彻这个毒恶的科学纲领。他从3、4月间就开始进行活动······”
钱伟长等人“炮制”的纲领，究竟是在短短的时间里形成的，还是“长时间以来花了许多力量摸各地科学家的底”之后写成的？
张光斗教授批驳这个纲领时说：他们没有提到中国共产党，也没有提到党中央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党的科学政策的正确，心也解放后我国科学事业在党领导下取得的巨大成就；也没有提到社会主义建设以及科学研究要完成国家的科学技术任务。相反地，我们却看到对党所制定的科学政策和方针的肆意攻击和歪曲，并且竭力挑拨党和科学家、党和青年知识分子的关系。钱伟长恶毒地攻击党所制定的科学体制，目的在破坏社会主义科学事业！（《人民日报》1957年7月14日。）
在大量的批判文章中，“保护科学家”这个问题是备受“关注”的，现在不妨看看钱伟长等人到底是怎样写的。
文章认为，我国目前科学家还很少，科学基础还相当薄弱，要开展科学研究，争取十二年内使我国最急需的科学部门接近世界先进水平，必须“保护科学家”，就是采取具体措施保证科学家，特别是已有一定成就的科学家有充分条件从事科学工作，扭转目前科学家脱离科学的偏向，首先要协助他们妥善地解决时间、助手、设备、经费以及合理安排使用等问题，使他们真正能够坐下来，好好安心工作。
（一）时间问题
认为一些科学家因担任行政职务过多、从事社会活动过多，所以无法保证必要的业务工作时间。他们建议：
除少数例外，有领导科学研究能力的科学家，尽可能不担任行政工作，特别是六十岁以上的老科学家，急需传授后代，更应如此。
保证每个科学家每年有一定的时间连续从事研究工作。请政府考虑规定教授和研究员的休假进修制度。
除少数例外，科学家担任人民代表、政协委员等职务的，一般只限担任一职，地方的不兼中央，中央的不兼地方。
由于进行科学研究工作的需要，科学家对社会活动和行政工作得长期请假。
招待外宾，非必要时，不应作为科学家的任务。
（二）助手问题
有些科学家还缺乏必要的研究助手或行政助手。影响工作效率。
建议有领导科学研究能力的科学家（如科学院的学部委员）应配备一定的适当的助手，且应由科学家自己选择。
（三）设备问题
建议应按需要与可能从速予以充足科学进军的“后勤部”。
（四）资料问题
建议除军事、外交以及新发明外，对于科学家、教授所有资料不必保密。
（五）经费问题
建议在高等学校里设置研究专款，以保证研究计划不致因经费缺乏而不能完成，并设置科学基金，作为机动之用。科学经费，一般应允许跨年度使用。
（六）“归队”问题
希望对一些用非所学的科学家重新加以安排。（《光明日报》1957年6月9日。）
······
上述意见被批判者斥为是“诬蔑党和挑拨党和科学家的关系”。
著名桥梁专家茅以升在科联全国委员会扩大会议上说，右派分子提出要“保护科学家”，使我想起解放前的“救救孩子”，好象现在要“救救科学家”。他们以为这样可以得到科学家的拥护，以作为他们的政治资本，这是非常阴险的用心！（《光明日报》1957年7月18日。）
罗常培认为，“保护科学家”的口号，是很恶毒地企图造成一种印象：我国科学家受到威胁，或者迫害，需要加以“保护”！
有人“一针见血”地揭穿道，钱伟长等人希望六十岁以上的科学家不要做行政工作，而科学院的院长、副院长除了张劲夫副院长以外，都是六十岁以上的人。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要六十岁以上的院长、副院长下台，让六十岁以下的曾昭抡、钱伟长上台！张副院长虽然不满六十岁也还是要下台，因为他们还有另一条所谓“外行不能领导内行”！（《人民日报》1957年7月23日。）
科学家李宗恩就时间问题发难说，“科学家对社会活动和行政工作得长期请假”，这是什么意思？科学有们通过社会活动和行政工作可以结合实际、联系群众、提高阶级觉悟。你们这样建议，是不是想使科学家完全脱离政治，脱离马列主义的学习呢？（《光明日报》1957年7月18日。）
清华大学教授杜庆华认为，所谓“保护科学家”，实质上就是“保护”知识分子不接受社会主义改造！（（《人民日报》1957年8月17日。））
不论怎样讲，这个“意见书”已成了钱伟长等人“篡夺科学和文教的领导权”的铁证之一。
摘自，姚杉尔《中国百名大右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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