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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淮洲与粟裕之二

(二)

有关红七军团的成立时间、编制及组织人事安排等,文献及史料的记载可谓混乱不堪且前后矛盾说法不一。按照军史记载,红七军团于1933年10月28日正式成立。但早在是年9月2日,周恩来就“关于三、七军团行动布置”(注1),专门致电过军委。其时的电文属于文献资料,这足以证明,红七军团早在10月28日之前就已存在。

截自《中央苏区闽赣省(江西党史资料第十三辑)》第86页。

那么,红七军团到底成立于何时?

根据《中国红军发展史》记载:“1933年5月10日,中革军委电令准备组建红七军团。……由闽赣军区司令员萧劲光担任军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注2)据此,闽赣省革命委员会于当年6月28日,发布了“关于创造红军第七军团的问题”的训令(注3)。但早在6月5日邵式平致朱德、周恩来电中,就专门谈及“关于二十师的建立和五八、五九两团之行动的报告。”(注4)7月5日,顾作霖、邵时平又就“关于红七军团之编制及装备的报告”(注5),致电项英、朱德和周恩来。

粟裕的回忆是:“一九三三年十一月我伤愈出院,返回部队。……红十一师也已改编为红七军团,下辖第十九师、第二十师、第二十一师。寻淮洲任军团长。我任军团参谋长兼第二师师长,……”(注6)粟裕的这段回忆,显然是因年代久远出现偏差——根据1933年6月7日“军委关于红第一方面军所属的独立军团的通令”,“……原十一军改为七军团十九师、闽北独立师及邵光独立团合编为七军团之二十师。”(注7)

这里想就粟裕红军时期的经历与际遇,简要说上几句。读过上篇文的可能还记得,粟裕于1932年3月调回红四军,继续担任军参谋长一职。其时林彪升任红一军团总指挥,军长由原红十一师师长王良接任。此后,粟裕跟随红四军,参加了漳州战役、水口大战、乐(安)宜(黄)战役、建(宁)、黎(川)、泰(宁)战役及金(溪)、资(溪)战役等,红一方面军发动的一系列重大作战。

令人遗憾的是,大概因参谋长并非主官,粟裕性格木讷不善言辞且谦逊,故在其《回忆录》里对这一时期的经历,仅寥寥数语一带而过。年底担任教导师师长两个月之后,于1933年2月调任新组建的红十一军任参谋长。总部将粟裕调至红十一军当然是有缘故的,该军是由老红十军与红三十一师大部合编而成。军长周建屏对中央红军的战术缺乏了解,而且粟裕对红三十一师又非常熟悉,所以由他来辅佐。

可惜的是,之后为了迷惑敌人为主力创造战机,红十一军担任牵制任务——没有直接参与东黄陂两次大战。时至5月的硝石一战中,粟裕负重伤——被一颗子弹从左前臂骨缝之间穿过,擦破动脉当场昏死过去!这是粟裕第四次负伤,不仅差点儿要了命,而且几乎左臂不保——在粟裕的坚持下方未被截肢!但造成左臂残疾。

是年11月初,历尽伤痛折磨的粟裕终于伤愈出院,回到老部队——此时红十一军已缩编为红十九师。因中革军委要以该师为骨干组建红七军团,师长由原军长周建屏担任,故粟裕被任命为军团参谋长兼红二十师师长。

那么,其时中央红军与粟裕同级和在他之上的都有谁人呢?

依据文献资料记载,红一军团军团长为林彪,政委聂荣臻,参谋长左权;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政委滕代远,参谋长邓萍;红五军团军团长董振堂,政委朱瑞,参谋长陈伯钧;红七军团军团长寻淮洲,政委乐少华,参谋长粟裕;红九军团军团长罗炳辉,政委蔡树藩,参谋长郭天民。红六及红八1934年八月后才正式成立,故忽略不计,

年轻帅气的粟裕。(图片取自网络)

不难看出,同时期的几位军团参谋长,资历与粟裕大致相当,但都毕业于黄埔军校(邓萍为武汉分校)。军团长中彭德怀与罗炳辉虽入党较晚,但两人的军旅生涯远超粟裕。资历党龄均不如粟裕的,唯有红七军团军团长寻淮洲。

按照《中国红军发展史》记载:红七军团“7月5日,……。下辖:第十九师,师长周建屏,政委蔡树藩;第二十师,师长兼政委粟裕。以闽北独立师编为第五十八团(团长黄立贵,政治委员陈一),以邵光独立团编为第五十九团,以建黎泰独立师等编为第六十团;第二十一师,以闽赣独立师与建黎独立团编为第六十一团,以工人第二师编为第六十二团,将扩大的黎川模范团(团长宾同梅)编为第六十三团。”(注8)

可依据是年10月28日后被任命为红七军团作战科长的王蕴瑞回忆:“当时,红七军团并没有成立军团部,只是以建黎泰警备区为基础开展工作的。三个师之间也没有在一起行动过,各师都是独立行动。”(注9)

根据明确的史料记载,红十九师被编入彭德怀属下的东方军为是年的7月1日,随即在红三军团辖下入闽作战。8月中旬,红二十一师第六十一团配属红十九师,参加攻占洋口、峡阳等战斗。而红二十师则奉命编入抚东支队,跟随红五军团行动。从这些历史文献及史料记载来看,从7月5日正式成立之后到是年11月初的浒湾、八角亭战斗之前,红七军团这三个师始终没有一起行动的记载。

有关寻淮洲及粟裕的任职时间,军史及有关著述同样混沌不清。如《中国红军发展史》前一段记叙是:“1933年10月28日,根据中革军委命令,……。军团长兼政治委员萧劲光(兼),参谋长李德胜,……。”而后一段则又记叙:“10月28日,中革军委任命寻淮洲为红七军团军团长,但暂未到职。11月13日,……,在浒湾阻击敌军失利,由寻淮洲正式担任军团长,……。不久,粟裕被任命为军团参谋长。”(注10)而《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史》则记为:“10月28日,……并任命寻淮洲为第7军团军团长,萧劲光为政治委员(后为乐少华),郭如岳为参谋长(后为曹里怀),……”(注11)

可以肯定的是,之前任命的那几位参谋长仅停留在纸面上,真正担任红七军团参谋长的只有粟裕。但从混沌不清的史料记载推测,粟裕被任命为红七军团参谋长的时间,似乎是在浒湾、八角亭战斗之前后,比寻淮洲的到职早不了几天。

依照史料记载,11月11日,萧劲光奉命率领红七军团袭取浒湾。但红七军团参战部队缺二十一师,仅有红十九和红二十两个师——但依据根据粟裕回忆的“我率领的第二十师编制不充实,全师只有二千多人,而攻击正面近十公里,……”(注12)推断,其时该师只有黄立贵的红五十八团,其他两个团尚未到位。

因此,尽管国民党军的守卫浒湾的部队只有五个营(国军战史记载为三个营),但对于缺乏攻坚重武器又是两面作战的红七军团而言,急切之间很难一举拿下。12日白天,红七军团所部遭到国民党军重兵,从浒湾(西)、琅琚(南)、金溪(东)的三面夹击,只得退守浒湾与八角亭之间的大仙岭、高山岭一线。

令人讶然的是,对于红七军团的这个浒湾战斗,张雄文先生未经考证便自以为是地信口开河:“1933年11月,博古、李德准备'收复赤色黎川’,命令彭德怀的红三军团与萧劲光的红七军团长途奔袭黎川,先期拿下外围据点浒湾。”(注13)可这个浒湾位于金溪县西边与抚州交界的抚河东畔,距离黎川最近的陆路里程也在二百三十华里以上,更何况中间还隔着个南城县,这个金溪县的浒湾怎么就能成为黎川外围据点!?

参考图:红圈处(上)为浒湾,黎川(右下)空中直线约75公里。

根据战史记载,中革军委下令进袭浒湾的战略意图是“企图调动国民党军,以恢复'赤色黎川’。”(注14)“据此,东方军首长决定:以第7军团袭取浒湾,牵动金溪及南丰、南城之敌各向西北增援,以便东方军主力同中央军乘机夹抚河南进,寻歼运动之敌。”(注15)可其时浒湾周遭,驻有国民党军三至四个整师,这对于只有不到五个团兵力的红七军团来说,无异于虎口拔牙。

11日,当红七军团向浒湾之敌发起进攻时,立刻遭到国民党军第四、第八十五师及第三十六师一部,由金溪(东)和琅琚(东南)两个方向的夹击!于是,红七军团主力只好在大仙岭、八角亭、高山岭一线构筑防线,抗击国民党军重兵集团的进攻。当日下午,红三军团赶到杨公桥一带,红四师率先向八角亭之敌展开猛攻。但因夜间不利于部队行动,通讯联络不好,两个军团难以配合,三军团遂停止进攻,准备第二天拂晓时分再发起攻击。

晚二十二时红三军团接到总部命令,“今夜必须解决战斗,明晨准备与新的敌人战斗。”(注16)凌晨三时半,红三军团发起全线攻击,红五师第十三团首先突入敌阵。战至五时左右,考虑到无后续梯队支援,又恐天亮后不利再战,被称为“鬼精灵”的寻淮洲命令部队停止进攻。但另一侧的红四师却杀得兴起,准备发起最后攻击,一举歼灭当面之敌。但天刚亮不久,敌机便飞来进行低空扫射和轰炸,红四师被迫撤出战斗。

国民党军在阻击红三军团的同时,集中优势兵力,向红七军团发起猛攻!战至下午,红七军团阵地多处被突破!“敌人还是以密集的队形向我们冲来,我们就推到工事,用石头砸,一直坚持到黄昏。敌人的攻势停止了,我们也撤了下来。此时和军团部的联系已中断,我们沿着背后的抚河边撤了下去,以后才找到军团部。”(注17)

浒湾、八角亭战斗红七军团的伤亡到底有多大,因无明确的史料记载很难说明白,但根据“11月18日,军团整编完毕。下辖:第十九师、第二十师和第三十四师(原福建军区指挥),第十九、二十师共编四个团:……”(注18),损失显然不轻。所以,尽管战后彭德怀主动承担了责任,但萧劲光还是被中革军委撤了职。随即便由寻淮洲接替萧劲光执掌红七军团,由此开始了同参谋长粟裕长达一年的密切合作(此时起至1934年11月18日,寻淮洲率红十九师出击浙西止)。

如前文所述,之前寻淮洲与粟裕曾有过数次交集与上下级关系,那二人之间的关系如何呢?

在探究寻淮洲与粟裕关系之前,还得先来说道说道另一个无法回避的人物——接替萧劲光任红七军团政治委员的乐少华。根据《中国共产党组织史大事纪实》记载,萧劲光是11月中旬被撤职并关押的,而寻淮洲与乐少华应该就在此时,被分别担任红七军团军团长和政委的。

根据此前二人分别为红五师师长和政委这一史实推断,两人似乎应该是前后脚到红七军团走马上任的。由于乐少华这个人,网上大都说他对粟裕如何如何,似乎没寻淮洲什么事。但基本的事实是能与之抗衡的是军团长寻淮洲,乐少华怎能放过寻淮洲而将矛头单指向粟裕呢?这个说法至少在逻辑上是说不通的,因此必须借助当事人的有关回忆,来了解一下乐少华的“左”主要针对的是谁。

客观地说,出生于1904年的乐少华,无论是年龄还是参加革命的资历,都要早于粟裕和寻淮洲——1925年加入中共,1927年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1年春天,携带拆成一堆零件的秘密电台,乔装打扮从满苏里入境,不畏艰险、长途跋涉来到上海。起初在中共中央秘密机关工作,不久安排他接替陈寿昌负责特科的秘密电台工作。但根据宋侃夫的回忆,对于无线电台“乐是外行,……”(注19)不久,奔赴中央苏区。

可能是因为“根红苗正”、又曾在莫斯科镀过金,进入苏区立马委以重任——先是于1932年3月任中央军委直属队党总支书记,随即5月便升任红五军团第十五军副政委,同年秋又改任红三军团第七军政委。可见他没费什么劲儿,就顺利踏入红军高级将领的行列。第四次反“围剿”胜利结束后的“大湖坪改编”,红七军与红二十一军整编成红五师,寻淮洲因战功卓著(获得中革军委颁发的二等红星奖章)被任命为任师长,乐少华担任政委,政治部主任为黄克诚。

在红五师工作期间,乐少华是否向寻淮洲发过难,由于缺乏史料记载支撑不得而知。但根据乐少华为人处世的态度,恐怕好不了——据有的文章透露,乐少华有点儿口无遮拦,曾因将博古留俄时的一些“糗事”,当做笑话到处乱讲,惹得博古洛夫大为不满!由此不难想见,寻淮洲肯定更是不在话下——根据粟裕等回忆,这位乐政委时常以“矮子”称呼寻淮洲。不过,尽管乐少华强横,但可能是因为只读过几年私塾,虽然在莫斯科镀了三年多金,却不像博古及伊斯美洛夫(洛甫)那般熟读马列,口若先河、出口成章。因此,在做政治宣传等工作时颇有工农干部的“范儿”,即使在台上做报告往往也照样“出口成脏”!

对于乐少华的霸凌与国骂,粟裕初次见面就领教了——“我第一次见到这位政委是在浒湾、八角亭战斗以后,那时他刚来七军团上任,军团部在一个庙里开大会欢迎他,请他作报告。恰巧这时我从战场回来,军团长见我到了会场门口,便出来同我打招呼,刚简单谈了几句话,他就在台上拍桌子大骂:'妈那个X,我在作报告,哪个还在讲话?’当时他还不认识我,竟对军团长如此态度,显然是要当众耍一个下马威。”(注20)

粟裕这段回忆佐证了两件史实:一是说明对于军团参谋长粟裕的到来,寻淮洲并没有摆军团长的架子,而是主动出来迎接,既显示了他对粟裕的尊重,又说明两人的关系还是相当不错的。而初次见面的政委乐少华则不然,见面伊始即摆出了一副说一不二的横蛮态度——既“敲山”(寻淮洲)又“镇虎”(粟裕)!二是粟裕的这段回忆也可从侧面佐证,寻淮洲大约先于乐少华来到红七军团的。

实事求是地说,有关这一时期红七军团的史料记载,只能用混乱不堪来描述。按照《中国红军发展史》,红七军团于12月24日,在福建泰宁再次进行整编——“……,取消了第十九、二十师师部,部队由四个团编为三个团一个独立营,由军团直接指挥,共3,600人(不含第三十四师)。”(注21)

但经笔者查证,这个说法有误或言不够完全,实际早在浒湾、八角亭战斗以后,黄立贵率红五十八团受命护送省委黄道、曾镜冰等领导人,于1934年初进入了闽北苏区,随后调属并参加闽北苏区的第五次反“围剿”作战。根据史料记载,红二十师另两个团,也一直存在。所以严格说来,其时红七军团实际只辖红十九师,人数也非3,600人,应该有6,000多人。

对于红七军团自浒湾、八角亭战斗后至谭家桥战斗的历史,张雄文先生的评价是:“同掌红七军团(包括红10军团)是寻淮洲和粟裕共事的时期,他们上下级关系不到一年。而且因共产国际派遣的军事顾问李德与书呆子气的刘畴西指挥,红七军团从组建开始的浒湾战斗,直到谭家桥战斗全军覆没,多是惨烈的败仗。”(注22)那么,事情果真如雄文先生所言,“红七军团从组建开始……多是惨烈的败仗。”?还是让我们循着历史的轨迹,寻觅和探寻一下,红七军团是否打的“多是惨烈的败仗”。

根据粟裕回忆:“浒湾战斗后,我们部队活动于清流、归化、将乐、山田一带。军委给我们的任务是拖住福建方面的敌人,……当敌人向江西方向运动时,就打出去,截住敌人,以吸引敌人回援。为牵制敌人行动,我们还以奔袭的方式打进了永安县城。”(注23)可令人大跌眼镜的是,张雄文在描述奔袭永安之战时,却有意无意地漠视粟裕的原意,刻意扭曲奔袭永安的历史事实。

张雄文先生在其大作《战场上的粟裕》中写道:“浒湾战斗后,因军团长未上任,粟裕奉命率红七军团在清流、归化、将乐、沙田一带活动。”;“腾出手后,粟裕又谋划了奇袭永安县城。”;“战士们悲悲切切,吹吹打打,将棺材抬到城门口后突然引爆,城墙顿时炸开一个大缺口。埋伏坑道中的突击队员一跃而起,毫不费力地拿下了永安城。”;“1933年12月,彭德怀的部下、红三军团5师师长寻淮洲被正式调任红七军团军团长,开始与粟裕共事。”(注24)

明眼人不难看出,为了强调和突出是“粟裕又谋划了奇袭永安县城”,张雄文特意在时间上做了明确的“限定”:在“浒湾战斗后”至红七军团新任军团长上任之前。这个时间限定的目的不外乎是要将寻淮洲等,排除在这个“奇袭永安县城”战斗之外。给人以似乎“奇袭永安县城”,必定发生在这一时间段。

张雄文先生在时间上的含糊与遮掩,是否有意为之不得而知,但一位网名为“史说-新域”的作者则毫无禁忌,直接在雄文先生这段构思上加以发挥——2018年10月15日在“新浪看点”上,发表了题为《此处城坚池固难以攻破怎么办?粟裕微微一笑,说出三个字……》的文章,开篇便语出惊人:“1933年10月,粟裕率领的红七军团为了打击卢兴邦的反动势力,决心攻克福建永安城。”全然不顾粟裕自己回忆的“一九三三年十一月我伤愈出院返回部队”的史实!

那么,“奇袭永安县城”到底发生在何时?

“红七军团在清流、归化、将乐、沙田一带活动”的时间,确在“浒湾战斗后”——根据史载,1934年的2月18日,红三军团等东方军主力奉命返回中央苏区的广昌、头陂一带。但红七军团却奉命留在闽西北的建宁、泰宁、将乐、归化、清流一带,以游击战争牵制国民党军东路军的汤恩伯部,支持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反“围剿”战争。毋庸置疑,此时军团长寻淮洲早已上任!

奇袭永安县城”,实际发生在1934年的4月间。此前国民党东路围剿大军汤恩伯所部,已分别于2月24日攻占沙县,3月7日攻取将乐,17日进占万安。3月22日,国民党军第十师李默庵部,开始由将乐向中央苏区东侧的归化进击——由此拉开了“归化之役”的序幕。

由于种种原因,这个“归化之役”在红一方面军军史中并无记载,遑论“奇袭永安县城”了!但在国民党军的战史记载中却有较为详细的记录,汤恩伯在其(1934年2月—5月)的战斗详报中,专门记有“归化之役——铜铁岭之役”。

笔者之所以要在论证“永安战斗”之前先来回顾“归化之役”,当然是有其内在逻辑和充分道理的——如无“归化之役”的,就不可能产生“永安战斗”的

综合国共双方的有关记载,1934年3月22日早六时,国民党第十师师直及第二十八、第三十两个旅,在卢兴邦第五十二师一个旅的配合下,由将乐的白莲出发,欲经大里、盖竹、铜铁岭,向龙湖、归化(明溪)城攻击前进。

大概是因为这条路夹在大山中间,极易遭受伏击,国民党军第十师李默庵部行进的速度很慢。上午九时,敌先头第三十旅刚走出不到十公里,就在铜岭附近遭到红军的强力阻击!敌前卫旅立刻展开部队,一边从正面强攻,一边从两侧迂回包抄。三十分钟后,红军阻击部队且战且退,有组织地向四公里之外的铁岭退去。

从地图上可以看出,实际这条路线最为凶险的地方,是距离白莲镇约十五公里处的铁岭隘。故红十九师第五十七团撤到此处后,开始进行顽强阻击!“斯时接到我飞机报告:一、正面铁岭隘有匪数百驻守于山隘工事中。二、归化南方我五十二师亦已协同进取。”(注25)

十时四十分,敌第十师师长李默庵命令该师第二十八旅之一部,占领铜岭通沙洲道路旁的高地停止警戒,以掩护全师之大小行李安全通过。并命令前卫旅加强正面进攻的同时,沿铁岭隘两侧高地迂回攻击,攻下铁岭隘后,迅速占领铁岭关为据点。

寻淮洲未在最险峻的铁岭隘设伏,当然是有深意的。下午十四时许,正当双方在铁岭隘激战正酣,铜岭那边出事了!红十九师主力第五十五团及第五十六团,首先突袭敌第十师停止在铜岭警戒的第五十六团,得手后顺势杀向谷底的大小行李。当敌五十九团等部返回救援时,红十九师主力已携带缴获的大批枪支弹药等辎重匆匆离去。

墈厚村荣光公祠:寻淮洲、乐少华的铜铁岭战斗指挥部。(图片取自网络)

当日下午十六时红十九师撤走后,敌第十师师长李默庵见天色已晚,只好下令部队在铁岭关一带露营。第二天(23日)天亮后,敌先头第五十七团开始向归化城攻击前进。敌五十二师一个旅,也由南边向归化城关推进。但红七军团及当地苏维埃政府等已于头天夜里撤离,于是敌第十师主力于正午三十分,得意洋洋地列队进入归化城。

时至3月26日,敌第十师将归化城防交给卢兴邦的那个旅,全军返回将乐准备执行新的作战任务。没想到其后卫营行进到铁岭地带后,再次遭到预先埋伏在此处红军的伏击!在红十九师的猛烈打击下溃不成军,残敌纷纷向白莲逃去。

笔者依据时空推测,此战既为粟裕回忆中的“我从前沿跑回来请示是否追击。当时军团长和政委坐在一根木头上,军团长说:'好,好,好!’表示要继续追击,政委没有做声,我以为他同意了,一转身就走。他突然跳了起来大叫:'站住!妈那个X,政治委员制度不要了!回来!回来!’我们只得停止追击。”(注26)

由于政委乐少华的蛮横阻拦,此战红十九师仅毙敌30多人,缴获步枪50多支、轻机枪3挺,俘敌60多名。比之前的铜岭战斗,毙敌100多名,其中团长1名、营长2名,打伤敌人400多名,缴获敌枪1000多支的战果小多了。

归化之役最大的收获,就是缴获了不少武器弹药,为之后的永安之战奠定了可靠的物质基础。“归化之役胜利后,红七军团受到中革军委的表彰。据《火线上的英雄》的战报报道,红七军团军团长寻淮洲、政委乐少华分别以'领导七军团,特别在第五次战役归化战斗中,有很大的转变,获得了伟大胜利,平日工作一贯积极,作战英勇,给二等奖章。’”(注27)

4月7日,红十九师突然杀了个回马枪——回击归化(明溪)城!很快击溃了归化(明溪)守军敌卢兴邦所部,歼灭该部近一个团,又一次夺回归化(明溪)。当日下午,在敌第十师及第五十二师赶来增援之前,寻淮洲就已率部撤离。当晚,红七军团以急行军的速度南下五十余公里,与已攻占安砂镇的红(独立)九团会合。

红七军团之所以快速南下,显然是有目的。李默庵的第十师夺回归化(明溪)后,势必将防务交给卢兴邦的第五十二师,然后返回原驻地。卢兴邦的第五十二师1月时被红三军团打掉两个团,此时只剩四个团加一个警卫营。此次被红七军团打掉近一个团后,兵力上难免捉襟见肘。寻淮洲等正是瞅准了这个时机,趁势发起夺取永安城的战斗。但此战绝非临时起意,而是早就有预谋。

注释:

注1:见《江西党史资料 第13辑》第86页。

注2、8:见王建英著《中国红军发展史》第365页,广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1月版。

注3:见《江西党史资料 第13辑》第60页。

注4:见《江西党史资料 第13辑》第63页。

注5:见《江西党史资料 第13辑》第42页。

注6:见《粟裕战争回忆录》第47页。

注7:见《江西党史资料 第13辑》第45页。

注9:见《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第262页,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年版。

注10:见王建英著《中国红军发展史》第365、366页,广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1月版。

注11:见《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史》,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第416页。

注12:见《粟裕战争回忆录》第47页。

注13:见张雄文《战场上的粟裕》,“2、将帅起于卒伍,朱毛麾下实战中成长”。

注14:见《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史》,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第416页。

注15:见《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史》,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第417页。

注16:见《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团记事》,国防大学出版社1988年6月版,第156页。

注17:见《粟裕战争回忆录》第47页。

注18:见王建英著《中国红军发展史》第366页,广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1月版。

注19:见宋侃夫口述、齐特整理的《红四方面军电台始末》,“一、重操旧业”,第四自然段末尾句。
http://www.crt.com.cn/news2007/news/jryw/1291711376214c6i98h9049fjbaik3.html

注20:见《粟裕战争回忆录》第48页。

注21:见王建英著《中国红军发展史》第366页,广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1月版。

注22:详见张雄文新浪博客之《粟裕是寻淮洲带出来的吗?》一文,第七自然段。

注23、26:见《粟裕战争回忆录》,第48页。

注24:见张雄文著《战场上的粟裕》,“2、将帅起于卒伍,朱毛麾下实战中成长”,倒数第三至第十一自然段。

注25:见《江西党史资料 第13辑》,第243页。

注27:见吴天雨《归化之役的历史贡献》一文,“第四部分 历史回眸 -中央苏区-中国明溪在线”。网址:
http://www.zgmxzx.com/2017-08/30/content_5075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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