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1934年5月24日，红七军团根据中革军委的命令，经石城进抵宁化的东部，准备执行深入福建作战。第二天（25日），红七军团突然开始向东挺进！26日马不停蹄，经归化（明溪）继续东进。一路狂奔近二百八十华里，进抵到三元镇（现已改称三民镇）的列西附近。27日清晨，红十九师兵分四路，由列西一带强渡沙溪河，攻击位于东岸梅列地区的敌军。
为阻击可能来自永安方向的敌援军，红七军团将红五十七团部署在三元以西及莘口附近，集中主力寻歼由沙县赶来增援的敌军。其时守卫梅列的是敌四七九团李营，正当其拼命抵抗强渡的红军部队时，头天晚上由三元附近偷渡过河的红五十五团，突然从侧背后杀到！敌四七九团李营，只好丢下在碉堡里防守的一个连，狼狈沿沙溪河向东逃窜。寻淮洲见状迅速调整部署，在命令红五十六团追击敌溃散的李营同时，命令红五十五团迅速抢占徐碧附近的高岩甫山头。红五十六团追至华孟附近时，遭遇由沙县赶来增援的敌五十六师工炮营等部。两营敌军会合后，随即便向红军展开反击。
列西沙溪河边古城门——梅列门，强渡沙溪河战斗首先从这里打响。（图片取自网络）
红五十六团按照事前部署边打边退，于下午三时左右退到碧湖附近。这一带地势较缓，国民党军刚展开部队准备大举进攻时，红五十五团突然从碧湖南侧山丘上冲出！结果除少数敌军外，敌工炮营及李营残部几乎全部陷入重围。战至下午近五时，敌军这两个营伤亡及坠入沙溪河溺毙的达600人以上，300余人缴枪投降，只有少数经羊口仔逃回沙县。是役红七军团大获全胜，缴获步枪800余支，轻机枪5挺，子弹9万余发和大批军用物资。
5月28日上午，红七军团没有继续东进，而是突然带着战利品掉头南下，一路经廖源、杜水、草洋、万代，于当晚在沙县的湖源村一带驻下宿营。红七军团之所以选择到这一带休整，显然是经过侦查这里没有国民党军的大部队。出乎意料的是第二天在莘口附近，突然遭遇之前被红五十七团阻击后，南下绕行返沙（县）的敌二三九旅！
严格说来，遭遇战大致可分为三种：一是双方都有准备的遭遇战；二是只有一方有准备；三是双方都是偶然的不期而遇。这场被国民党军战史称之为“第八十师湖源之役”，是一场十分典型的第三种遭遇战。由于必须在仓促间马上做出决策与部署，因此指挥员的战场感觉格外重要，犯错较少的一方才有可能取得胜利。
其时国民党军第二三九旅旅长为黄埔一期生陈平裘，27日在莘口遭到红军阻击后退至杉口。当夜遵照敌三十九军军长刘和鼎的指令，以避战为目的撤出杉口，拟经湖源、官庄向沙县迂回收缩。大概是因为命令要求30日前赶到，因此该旅28日仅行进了不到八十华里，下午三时左右抵达筠竹村附近，便驻下宿营。
是日，红七军团也只走了约四十来华里，上午进抵湖源乡后停止驻下，打算在这里隐蔽休整一下，然后准备南下至大田西面的广平，视情况再做下一步打算。湖源乡位于沙县的最南端，是群山环抱着的一块盆地，周边的大小道路四通八达。饶是如此，寻淮洲等还是不敢大意，命红五十六团的警戒哨放至龙头城一公里开外，一个叫峭头的地方。此处的西北方正对着一个名为南洋峡的地方，这一带山高林密坡陡，仅有一条小路通向山顶的隘口。
关于这场遭遇战的过程，国共双方的记叙有所不同，尤其是在开战时间上更是相互矛盾。按照“湖源当地人，曾担任过湖源中心小学校长”邓赐友的说法：“……，5月29日零点30分左右，两军警戒部队的流动哨在盛坑岭一带不期而遇，从而触发了这场战斗。”（注1）但此说法，很难经得起时空的推敲。
综合有关著述及文章中的说法，这个“盛坑岭”位于南洋（峡）附近。从地图上看，“南洋（峡）”恰处于两军的中间位置：距离筠竹村约三华里，距离龙头城三华里多点儿。从地图上看，筠竹村的东南至南洋（峡）正对龙头城方向是一道山岭，远高于龙头城地域。因此红七军团对这个方向进行警戒并布置流动哨是必须的，但敌二三九旅大可不必——在峡口顶上设置警戒哨即可。按照军事术语，流动哨警戒巡逻（流动）的范围，是在两个或以上的固定哨之间。依据普通的军事常识，既然敌二三九旅不可能将岗哨（警戒哨）远放到南洋（峡）山下，又何来的“两军警戒部队的流动哨在盛坑岭一带不期而遇”？
笔者综合双方的相关记载推测，29日敌二三九旅先头部队于八时开拔，向湖源方向搜索前进。大约上午九时许，其前卫敌四七九团先头营之斥候刚行进到南洋（峡）山下，即遭到红五十六团警戒部队的打击！大概是因敌情不明，可能敌二三九旅旅长陈平裘并不认为是红军主力部队，故命令四七九团在南洋（峡）山顶设置正面阵地，第四七八团向两边展开并设置阵地，旅部则停留在四七九团之后观察。
战斗打响后不久，寻淮洲、粟裕根据从俘虏口中获取的敌情及周边的地形地貌，当即做出相应的紧急战斗部署：以红五十六团从正面佯攻；红五十七团一营迅速占领南洋（峡）东北侧的植湖垄，截断敌退往沙县的道路；红五十五团由西南插至敌军身后，使其无法退回到原来的出发地——筠竹村一带；红五十七团第二、三营及军团侦察营，作为军团的预备队。
参考图：其时双方各部的大致位置及作战行动（路线、方向）。
如前所述，遭遇战考验的是指挥员的战场嗅觉，以及随时根据战场变化及时做出相应的调整。相较于寻淮洲的清醒与睿智，陈平裘非但反应迟钝而且迟疑不决，在长达近九个小时的作战过程中几乎没有做出任何的战术调整，更不消说及时做出向前进攻还是后撤的决策。结果时至下午六时，红五十五团突然从其侧后发起攻击时，敌二三九旅所部立刻乱了方寸！陈平裘先是指挥部队向东突围，却遭到红五十七团一营及赶来增援的军团警卫连的顽强阻击！无奈之下，陈平裘只好带领旅部等，率先沿盛坑岭通往北面的一条小路逃离。
这一带山峭涧深，只有一座不大的石拱桥连接两边的悬崖。由于桥身狭窄又是唯一的通道，陈平裘为防止部队退路被不听指挥的溃兵阻塞，命令旅部直属部队在桥的北头架起机枪准备弹压。但随着天色将黑，兵败如山倒的溃兵们争先恐后抢着过桥，即使机枪扫射也无济于事！只好停止弹压，结果不少士兵及官长都被挤下桥，摔到几十米的深沟里。据说还有相当部分为了逃命，从旁边的峭壁上往下滑溜，以致边上的草都被蹭光了。
此战，红七军团以略多于敌军的兵力优势，克服仰攻及丛林作战等不利因素，歼灭敌二三九旅大部——仅俘虏就抓了八百多，保守估计敌方被击毙和摔死的至少在五百以上，跟随敌旅部逃走的不到一个团。此战共缴获轻重机枪20余挺、迫击炮3门、步枪800余支、子弹10万余发、无线电台一部，外加敌二三九旅的全部辎重及其他军用物资。
遗憾的是长期以来，几乎所有关文章及著述均将这次被称为“湖源战斗”的胜利，描述成是周建屏指挥红十九师打的，其依据就是《湖源战斗报告》。但笔者对此严重质疑！因为无论从史料记载还是从其履历介绍来看，其时周建屏早已被调离红七军团。
根据时任红七军团作战科长王蕴瑞回忆：“后来十九师调往东线行动，师长周建屏调走，……”（注2）；“1934年2月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3月任独立第二十四师师长。”（注3）对此，国民党军的战史中亦有记载：是年4月“旧县之役：伪二十四师周建屏残部及其他杂色匪，共约五千人，四千余枪，……”（注4）这些史料记载足以证明，周建屏在湖源战斗之前，早已不是红十九师师长。
另据国民党军战史中的有关记载，5月29日湖源战斗爆发时，周建屏率领红二十四师正在连城一带——“我第九师于陷（三十日）进展至莒溪时，在莒溪南约五里高地，遇伪二十四师全部，与我顽抗激战三小时，……”（注5）从地图上测量，这个“莒溪南约五里高地”距离湖源仅空中直线距离，就在二百五十华里以上。
那么，其时的红十九师师长到底是谁呢？依据有关史料记载，寻淮洲到任红七军团军团长时周建屏已调离，其后红十九师师长一直由寻淮洲兼着——这从国民党军的战史记载中也可得到佐证：“李延年有（二十五日）电，据伪七军团投诚匪供：伪七军团十九师五五、五六、五七三团无师长，只有军团长。”（注6）
笔者依据普通军事常识推测，《湖源战斗报告》很可能是以红十九师的名义上报，而寻淮州上任后的人事安排又语焉不详，有著者想当然地以为红十九师师长一直是周建屏，加上之后的以讹传讹，湖源之战的指挥者就演变成数百里之外的周建屏了。
对于此战真正的指挥者——军团长兼红十九师师长寻淮洲，几乎所有的相关文章都只是一带而过。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大概是不了解红七军团此行除军团部及直属部队外，只有红十九一个师。其时红二十师所剩两个团正配合红二十四师活动于连城、汀州一带，广昌战役失败后，“以第三军团第六师和第二十一师在兴国西北洲村担任防御”（注7）。
根据国民党军的战史记载，湖源之战的结束时间，大约在当晚九时三十分之后。红七军团打扫完战场再将队伍收拢起来，至少也当在半夜时分。第二天（30日），红七军团按计划进抵大田县的广平镇。31日朝尤溪方向虚晃一枪，然后一路经永安、归化（明溪）和清流等地，于6月3日前后返回中央苏区。红七军团此行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上缴两次战斗胜利缴获的武器弹药及辎重等中央苏区急需的的物资，然后进抵到汀州附近进行休整。
此时，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反“围剿”作战，已经到了最为吃紧的阶段——由于博古等采用洋顾问李德“两个拳头打人”和“御敌于国门之外”的错误战略，苏区西起龙冈、中经广昌，东迄建宁、泰宁、归化、永安、连城，南至筠门岭一带，悉数落入国民党军手中。因为战事紧迫，红七军团（严格讲，应为红十九师）上缴完战利品休整数日后，按照中革军委新的指令，从长汀推进至连城的四堡乡一带。随后又沿马屋、汀州大道，回返至龙岩汀州的河田、童坊左近。6月10日，突然出现在连城东面的姑田一带，摆出一副要攻打连城的样子。
16日上午，红七军团一部协助红二十四师向连城城郭展开攻击，战至下午红军撤出战斗，红二十四师占据连城西面的山冈与敌形成对峙。而红七军团则一路北上近三百华里，于25日前后经安远进至客坊乡附近，扬言要向建宁城和里心一带发展。正当国民党建宁守军紧张布防之际，突然于7月7日得到上峰传来的情报：“伪七军团前二三天他窜，地点不明，……”（注8）国民党军的这个情报有些滞后，实际早在6月底，红七军团就已接到中革军委的急电，回撤到了中苏区的腹地——瑞金。
中革军委之所以将红七军团紧急召回，目的是为了“吸引和调动一部分'围剿’中央苏区的敌人，配合中央红军主力即将实行的战略转移。在中央领导同志接见我们时，并没有说明这个战略意图。”（注9）博古诺夫和李德等为什么不将其真实意图告诉红七军团领导？恐怕很难简单地用“保守秘密”解释过去，大概是早已估计到此行凶多吉少，担心寻淮洲等人知道会对具体执行产生不利影响。
为保证红七军团能不折不扣地执行中革军委的指令，博古与李德还精心为红七军团委派了一名随军中央代表——曾洪易，连同他一起来的还有百多名在路上专门负责政治宣传的人员。同时还规定，由寻淮洲、乐少华及曾洪易三人组成军团的军政委员会，决断红七军团的一切政治和军事问题。这个曾洪易与乐少华都有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习的背景，都属于博古等信得过的正宗“布尔什维克”。博古等如此安排的含义和作用是不言而喻——粟裕在其回忆中说得明白，做出这样的安排是因为“当时的'左’倾宗派主义的领导者，对红军中原来的干部是不信任的。”（注10）。
其时的红七军团（红十九师），经过上半年的东奔西杀——尤其是这近两个月的游击战争，兵力已由六千多人减员至只有四千多人。对此博古及李德等早就做好了准备，至7月3日，共为红七军团补充了两千多人，但其中约有三分之二为新兵。关于这个所谓的“红军北上先遣队”的总人数，军史等绝大部分著述都说是“全军团共计6000余人，1200余支枪和6门迫击炮。”（注11）但其时的洋顾问李德，却回忆为七千人。
那么，到底哪种说法更接近史实呢？
根据笔者查证，军史等正规著述的说法，应该是源自乐少华《红军抗日先遣队北上经过的报告》中的记叙，但乐少华的这个说法是不准确的。据时任红七军团司令部作战参谋的赵春和回忆：“第二天，又补充人员，连队由一百二十左右增加到一百七八十人；另拨来教导队、侦察连、工兵连，运输连增员最多；部队总数约七千人。枪支补充不多，……，补充的新兵没有枪，拨来的老兵都带枪；此外，每连发七八根梭镖。”（注12）两人谁的说法更为准确，不难分辨。
赵春和在回忆中还讲到，其时为了扩大红七军团的声势，将原红十九师下属的三个团改称为三个师：第一师（原红五十五团）师长胡天桃、政委李仕圆，第二师（原红五十六团）师长王裔三、政委李世清，第三师（原红五十七团）师长王蕴瑞、政委钱起句。但师下面的编制依然是营——“下有三个步兵营、九个连，每连三个排、九个班，各连有轻机枪一至三挺，师直属一个重机连（六挺重机），一个侦察排，一个担架排，以及警卫班、电话班、传令班等。”（注6）此外，军团部还有警卫、侦查、工兵、通讯等四个直属连，以及一个机炮营和一个教导队。简单推算一下，仅红七军团的作战兵力就有六千多人，再加上随队的政宣人员及临时征召的数百名挑夫，总计七千人出头。
1934年7月6日傍晚时分，命运多舛的红七军团以精锐第一师（原红五十五团）为先头，第三师（原红五十七团）为后卫，从红都瑞金出发，踏上了凄风苦雨、艰难曲折的漫漫征程。这支只有七千多人的队伍却拉了近二十里长，辎重队中除去少量的驮马外，共有五百多副担子——光是中央下发供红七军团沿途宣传和散发的材料就有一百六十多万份，足足占用了三百几十副挑子！而整个军团的辎重加上炊事挑子，也不过只有一百四五十担而已。红七军团此行的真正目的，只有寻淮洲、乐少华及随军中央代表曾洪易三人心里清楚，而每次具体的任务、目标及目的地，均由中革军委通过电报告知。
根据明确的史料记载，红七军团自出发后“直到谭家桥战斗全军覆没”，共打了大大小小四十七仗，其中比较大、比较重要的的战斗大约有十次。我们来探讨一下，在这十次比较大的战斗中，那几仗算得上所谓“惨烈的败仗”。
红七军团离开瑞金后，一路昼伏夜行，于12日经长汀进抵连城县境内——此时连城的半壁江山已落入国民党军手中。按照中革军委下达的命令，红七军团此行的目的是要配合赣南军区的红二十四师，攻击由福建向苏区推进的国民党军李延年所部。连城距离中央苏区的红都瑞金只有咫尺之遥，因此红七军团刚一抵达就接到中革军委催促的电令。但由于红二十四师主力在追赶李延年所部时，意外地在郭地遭到敌地方保安部队的截击脱不开身，中革军委只好命令红七军团绕道清流的赖坊、官坊，再折向连城西北的塘前和黄沙窑一带。
此前国民党军为防止红军从这一带突围，刚刚建成了较为完整的数道封锁线，因此寻淮洲等电告中革军委，如不能迅速突破封锁线，将增加红七军团北上的困难。得到中革军委的批准后，红七军团在寻淮洲等的指挥下，以突然的动作，迅速突破国民党军设下的封锁线！然后以急行军于15日抵达永安县的小陶镇，与罗炳辉率领的红九军团一部胜利会师。红九军团是遵照中革军委指示，专程来实施“东线行动”——护送红七军团东渡闽江。
罗炳辉（图片取自网上）
小陶镇位于永安县的西南部，距离县城约有四十五公里路程。红七军团下一步的计划是推进到大田，然后经尤溪前往樟湖坂左近东渡闽江，永安县城恰好位于红七军团东进大田的北侧。此时永安城虽已被卢兴邦部夺回，但因之前被炸塌的城墙尚未及修复，应该很容易被攻破。因此军团长寻淮洲提出，在红九军团所部掩护下，顺手牵羊再次拿下永安城。寻淮洲认为，此举“磨刀不误砍柴工”，拿下永安城即可打击敌方士气，亦可获得相应的辎重补给，可谓一举两得。
大概是因事前未与军团政委乐少华通气，寻淮洲的意见在军政委员会上甫一提出，即遭到军团政委乐少华的坚决反对！乐少华反对的唯一理由，就是这不在红七军团的任务之列——中央和中革军委没有下达攻击永安城的指令。乐少华的意见随即得到了中央随军代表曾洪易的支持，如此一来二比一，寻淮洲的这个意见便胎死腹中。
无奈之下，寻淮洲只好指挥部队，向大田县城开拔。小陶镇至大田的空中直线距离虽然不到七十五公里，但由于这一带都是大山，道路崎岖难行，实际路程翻一番都不止。由于这一带国民党军大部队已离去，故国民党地方政府及其保安部队闻风而逃，红七军团先头部队7月20日一枪未放便进入大田县城。红七军团与红九军团在大田一带稍作停留，便一路翻山越岭，直奔位于东北方的尤溪县。红七军团先头部队进抵尤溪县城后，国民党军立刻从福州派了一架飞机，飞临尤溪上空侦查红军部队的动向。
27日，天降大雨飞机无法出动，寻淮洲指挥部队冒雨渡过尤溪河，快速向闽江边的尤溪口镇推进。尤溪口地处闽江中游南岸的尤溪河与闽江的交汇口，水路可直通福州，是国民党军的重要据点。28日红七军团打了敌人一个措手不及，不但顺利占据尤溪口镇，还缴获由日本进口、苏区急需的黑色炸药500余箱和一大批炮弹。第二天，又趁势攻克东南侧约十公里处的樟湖坂，击溃此地守敌及从尤溪口逃过来地方保安部队共一千余人，缴获百余支步枪及两挺轻机枪。
攻占樟湖板并抢占渡口后，寻淮洲与参谋长粟裕及各师师长和参谋人员，到闽江边实地察看地形、选择渡江地点。经过一番仔细的侦查，寻淮洲与粟裕决定，部队从黄田和水口之间，国民党军兵力薄弱的万口地带横渡闽江。获悉先遣队确定度和地点后，罗炳辉立即指挥红九军团所部，抢占地处延平、福州间三角地带的枢纽十四都，同时向尤溪口、南溪及葫芦山一带展开兵力，以保障红七军团左翼的安全及顺利渡过闽江。
1934年7月30日，在红九军团的大力掩护下，红七军团全部由樟湖坂顺利渡过闽江。渡江前，寻淮洲、粟裕等与罗炳辉和蔡树藩（红九军团政委）等，在江边依依不舍地道别。罗炳辉曾为红十二军军长，是寻淮洲与粟裕的老领导，红五十五团又大部源自原红十二军的第三十五师。寻淮洲等离去后，罗炳辉指挥红九军团押着大批缴获，以及红七军团留下的一个休养连返回苏区。
红七军团顺利渡过闽江后，却发现渡口附近没有适合大部队休整的地方，只得连夜赶往古田县的黄田镇。由于一路上天黑路滑，加上大部分村庄均有国民党军小部队把守，红七军团于凌晨时分方赶到黄田。当天下午，红七军团先头部队进占黄田以东约七华里处的谷口，准备按原计划第二天沿大路北上古田。
正当红七军团准备启程向古田出发时，突然接到中革军委发来的急电，要求寻淮洲及乐少华立刻转道进占水口，并伺机准备攻打福州。经过一番研讨后，红七军团决定当天下午三时开始行动，当晚深夜进占水口。次日（8月1日）晨接到中革军委的嘉奖令，全军于水口召开纪念“八一”大会，并正式宣布中央关于组建“北上抗日先遣队”的决定和任务，同时发布了进攻福州的动员令，决定第二天一早向福州进发。
注释：
注1：见《1934：湖源战斗令蒋介石大为震惊》一文，网址：1934：湖源战斗令蒋介石大为震惊 (2)--党史频道-人民网
http://dangshi.people.com.cn/GB/16515637.html
注2：见《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版，第262页。
注3：见王建英撰《中国共产党组织史大事纪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9，第924页。
注4：见《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 第五辑 第一编 军事（四）》，第180页。
注5：见《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 第五辑 第一编 军事（四）》，第196页。
注6：见《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 第五辑 第一编 军事（四）》，第211页。
注7：见《江西省苏区志》，方志出版社，2004年3月版，第215页。
注8：见《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 第五辑 第一编 军事（四）》，第218页。
注9、10：见《粟裕战争回忆录》第51页。
注11：见《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史》，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第463页。
注12：见《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版，第2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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