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大将罗瑞卿女儿的回忆

经张爱萍同志介绍，爸爸决定到福州去治腿。福州有一位林姓祖传中医骨科医师，对于骨科的各种疾病都有一些独特的治疗办法。现在回想起来，爸爸一直到死都没有接受过自己已经丧失站立和行走能力的事实，所以他一听到这个消息就动了心。
当时在福州工作的一些领导同志，福州军区司令员皮定均，政治委员李志民、福州省委书记廖志高都非常热情地欢迎我们去。尽管上面对爸爸的出行还有各种各样的规定，什么不许称首长，不许公开身份，不许随便会见客人等等。但是当我们到达福州，见到这些叔叔的时候，从他们的眼神和搀扶爸爸的姿态里，我们看到了战友重逢之后的欣喜和对一个历经磨难仍能保持本色的老战士的崇敬。这种感情自然超越了任何规定的限制。在他们的安排下，爸爸有了一个愉快舒适的休养环境，在前后两年多的时间里，身心得到了一次彻底的休息。
这是一段十分美好，令我永世难忘的时光。我从日常生活的角度去认识和观察爸爸，这在我们父女的共同经历中是绝无仅有的。在这些日子里，我会常常觉得爸爸离我十分遥远。六年的隔绝造成了一段空白，六年的苦难成为爸爸和所有人之间的一个鸿沟。面对这个身心疲惫的老人，我不得不小心翼翼，百倍经心，生怕在无意之中触动了他内心深处那些巨大伤痛。
爸妈和我三个人在那个很大很深的院落里一点也不感到寂寞。我甚至幻想和希望我们会从此被世人遗忘。我们每日早起的互相问候，白昼里无休无止的谈话，晚间依依不舍的道别都充满了那么柔美的含义：深长的爱护、周到的体贴。我原来以为只有陷在热恋中的情人才会如此行事。
一天下午，我在离爸爸窗下不远处闲坐。透过一扇半开玻璃窗的折射，我看到他在房中读报。大约因“文革”耽误了浪漫年华，所以信不信由你，反正那天已经二十有四的我，手里不仅真的拿了一把吉他，而且曼声弹唱，做小女子状。我弹着，唱着，忽然有些不能专注，一抬头，看见爸爸已把报纸放在一边，他的眼睛望着我该在的地方（因为他实际上是无法看到我的），脸上是一副被感动的神情。我弹了许久，也唱了许久，爸爸也就那样子坐了许久，听了许久，一直到夕阳西下。我在心里祈祷时间就此停止，就此停止，让我和爸爸永远停留在这飘逸空灵的一刻吧。
爸爸治腿是一件太艰苦的事情。一开始，医生们也没有什么信心。但老爸却满怀希望，并且认真投入，按时治疗，按时服药，对任何医嘱都执行得不打一点折扣，最累人的是要按时锻炼。建国以后，因为毛泽东的工作习惯，爸爸他们这些人都成了晚睡晚起的人。但那段时间，爸爸是我们院子里起得最早的人。我每天都在爸爸练走的声音中醒来，那双拐在水泥地上发出的声音在我的梦中是柔和而不带有任何血腥气的。院子太大了，打扫起来很困难，很多小路上都长满了草，但爸爸每天练走的路上却寸草不生。看爸爸这样，我经常感到害怕，万一治疗不成功怎么得了！
不过后来我放心了。爸爸越走越好。先是妈妈看出来，后来我看出来，医生们也终于看出来了，因为他们的预言也不像以前那样含糊其辞，这种药物的疗效和这种锻炼方法的好处也被他们总结归纳得十分充分了。
我记得那是一个雨后天晴、阳光明媚的早晨。我和妈妈一左一右陪着爸爸在院子里练走。忽然爸爸停下脚步，对我们说：“今天我要试一试。”我们还没明白他的意思，就见他先把腋下的一只拐杖递给我，又把另一只递给妈妈。我们因为没有一点思想准备而大惊失色，我看见妈妈抢上去要扶他。就在这时候，爸爸满脸带着笑，清清楚楚地对我和妈妈说：“我站起来了。”我和妈妈都呆住了。待我醒过神儿来，赶紧飞身上楼，把妈妈那架老式德国120相机取来，按下了快门。这张照片一直被我珍藏。至今我仍觉得这张照片上盛满爸爸的欢乐。他气韵生动地站在那里，只要屏息静听，我就听见他高兴地说：“我站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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