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奎松
1927年11月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之后，政治局常委很快作出决定，向共产国际派驻自己的全权代表，以便更及时和更直接地反映自身所遇到的各种重大问题。
本来，政治局委员向忠发已经在莫斯科，并且已经开始起中共中央代表的作用，但政治局显然不相信几个月来始终没有参加过政治局会议的向忠发能够准确地反映中国革命的实际需要。
为此，他们特别决定派政治局常委苏兆征来担任这一职务。当然，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给共产国际的正式函件中，中共中央具体说明：中共中央决定以苏兆征、向忠发和李振瀛三人组成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苏兆征、向忠发为全权代表，而以苏兆征为书记，李振瀛为秘书。
因此，当1928年3月7日，苏兆征正式通知共产国际东方部他已到任。之后，向忠发也开始名正言顺地以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全权代表的身份进行工作了。
中心档案，全宗号４９５，目录号１８，卷宗号７７１。
不用说，在国内领导干部极其缺乏的情况下，不让已经在莫斯科的向忠发担任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的发言人，却把苏兆征派来担任中央驻莫斯科的主要代表，这并不是向忠发所希望的。但让向忠发感到满意的是，共产国际显然仍旧喜欢与他而不是与苏兆征打交道。
当然，向忠发未必了解共产国际对同样是工人领袖的苏兆征不甚满意的具体原因，但经过３月份举行的赤色职工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几乎人人都可以发现，苏兆征至少不如向忠发那样机敏活跃和善于言辞。
苏兆征秉性沉稳、不善言辞，共产国际东方部其实早就了解。因为在中共中央的会议记录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尽管中共中央常委会议十分频繁，但苏兆征从来都很少发言。
因此，尽管根据主次顺序，中共代表团在内部分工上，苏兆征应当负责共产国际方面的工作，向忠发则负责赤色职工国际方面的工作。但实际上，共产国际东方部却仍旧要求向忠发继续他原来在共产国际的工作。
结果，苏兆征虽然身为代表团书记，并在各种正式文书中挂名于前，但在共产国际工作的却仍旧是向忠发，而不是苏兆征。
事情就此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3月下旬，共产国际作出决定，不惜冒极大风险、花大量金钱，组织100~110名工人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代表偷渡到莫斯科，在共产国际的直接指导下，召开第六次代表大会，彻底改组中共中央的领导机关。
中心档案，全宗号４９５，目录号１８，卷宗号９３１。
此举意味着，共产国际对于全面改造中共中央已经有了相当的信心。这种信心从何而来？
考虑到此前共产国际始终未能确定此会的召开地点和时间，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它一方面显示出莫斯科再也不能容忍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中共中央占统治地位的情况存在了，一方面也是因为共产国际这时终于选中了具有中国工人领袖“金字招牌”的向忠发，决心把他推到中共中央的最高领导地位上来。
毫无疑问，即使对于共产国际和苏共中央来说，这也是一个极其重大的政治步骤和组织步骤。通过外力的作用把一个在中国党内并不十分出众的工人推到最高领袖的地位上来，如果没有对这个工人政治活动能力的相当信任，无论如何是不可想象的。
当然，这时对于斯大林和布哈林等人来说，判断一个领导中国的政治领袖的能力有两方面，首先是他坚持共产国际所规定的阶级路线的坚定性和革命的彻底性，其次才是他为实现这一阶级路线的主要目标的组织能力，以及调度指挥全党团结斗争的能力。
对于中国党，斯大林等人这时最关心的，显然是它能否摆脱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影响，使领导权真正保持在无产阶级手中，就必须找一个工人出身的领导人来担任中共的最高领导职务。
向忠发是工人出身，这是最重要的；而他又确实较共产国际所了解的其他中国工人领袖更有组织和指挥能力，这在斯大林等人看来，也就足够了。至于他的教育程度，以及综合能力如何，都不甚重要。因为凡是重大问题，都有莫斯科在指导把关呢。
那么，向忠发的反应如何呢？从现有的资料可以清楚地看出，他甚至到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正式开幕的前三天仍不了解事态的变化。
也就是说，他事前并没有想到他会如此轻易地一步登天。
还在1928年6月15日，即中共六大开幕之前三天，这位未来的总书记在布哈林召集的政治谈话会上，第一次发言就讲了几句显然不符合其未来身份的自谦的话。
他说：“第一，我离开中国很久，很多实际情况缺乏了解；
第二，我对于党的理论也知之不多，正如斯大林所说，还缺少马克思主义的观察力。”不过，向忠发的发言一上来就与众不同。
当时几乎所有与会者都把批评的矛头指向以前的中共中央和前中央的某些领导人，而向忠发则声称：第一，中国共产党的机会主义错误的产生，最主要的是它的小资产阶级社会基础；第二，中央的错误要批评，但不能站在个人的立场上，更不能不顾事实，把所有问题都说成是中央的。
《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政治谈话会记录》（１９２８年6月15日）。
向忠发的这种与众不同的态度始终坚持到六大的结束，按照周恩来后来的评价，说他当时的这种做法是“左右开弓”，既反对会议中以瞿秋白为代表的“左”的倾向，又反对以张国焘为代表的右的倾向。
向忠发之所以有如此表现，很显然是他这几个月在共产国际耳熏目染的结果。
只是，这些看法有些是来自于共产国际，如他批评瞿秋白政治报告受到罗明那兹理论的影响，显然是因为罗明那兹的观点早在苏联受到公开批评；他强调党的小资产阶级社会基础，也正是共产国际内部判断的中国革命失败的基本结论之一。
但他不同意把一切问题都归结到中共中央，批评张国焘反对农村割据和自发斗争的观点等，也确有一些自己的思考，并不纯粹是照搬共产国际的说法。
《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政治谈话会记录》（１９２８年6月15日）。
现在还没有资料说明向忠发什么时候开始确切知道或者清楚地意识到他的政治生命将出现重大转折。
但从会议代表的成分上，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出共产国际要改造中共中央的决心有多大。两年前，即1927年中共五大时，代表82人，工农分子仅11人，其余71人均为知识分子。
而这一次，由共产国际审定的六大代表84人，工农分子即占50人，知识分子只有34人，以至周恩来后来愤愤不平地称这次的代表中其实是“暴徒一大堆”。
这些工人代表大多是从当时的暴动分子中挑选出来的，多半只是看其勇敢与否。故周恩来有如此说法。
另外，周恩来在一次回忆中提到的代表人数有所不同，称：六大时代表75人，工人占到41个。
可以想象，经常参加共产国际工作的向忠发应当了解，全面加强工农分子，尤其是工人分子在中共中央的地位，正是共产国际召开这次大会的重要目的之一。
至于共产国际领导人准备安排向忠发担任什么样的党内工作，在6月17日分发的由共产国际审定的会议日程安排上，可以说已经初露端倪了。
根据这一日程安排，向忠发被明确指定为大会开幕式和闭幕式的主持人。虽然仅仅通过这一通常更具荣誉性质的会议职务，人们一时很难看出向忠发将来在党内的地位如何，但到7月10日，即大会闭幕的前一天，就很少有人不了解共产国际的意图了。
因为，共产国际代表米夫在这一天正式提出了中央委员的候选名单。在这个36人的名单里，工人就占到了22个，而且向忠发的名字头一次被排在了第一名。
在随后召开的六届一中全会上，中央委员们已经不再需要共产国际代表的提示了，他们几乎不约而同地推举向忠发担任会议主席。紧接着，向忠发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兼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正式出任中国共产党第一任也是唯一一任工人出身的总书记。
有关情况可参见《党史研究》１９８３年第２期，第３９页注释；１９８５年第１期，第５３页；第４期，第６７－７０页。
回国后向忠发大刀阔斧开展工作，很想做出点成绩来
做了总书记的向忠发当然不会再做驻共产国际的中共代表。他很快将代表工作交代给新的中共代表瞿秋白和张国焘，然后与新的政治局委员蔡和森、政治局候补委员李立三先行转道欧洲回国工作。
8月底，向忠发到达上海，并于9月2日开始正式主持中共中央的日常工作。
上台伊始，向忠发就做了几件颇值一提的事情。
一件事是开除了刚刚选出的新的政治局常委蔡和森的政治局常委和委员的职务。开除的原因是因为蔡和森出席六大前曾一度接手顺直省委工作，因思想“左”倾且经验欠缺，造成顺直党盲动主义问题严重，而省内又出现极端民主化倾向和对中央的严重不满情绪。
根据刘少奇和陈潭秋的9月10日的调查报告，蔡和森于15日正式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并主动申请免除自己的政治局常委和政治局委员职务。
尽管与会者在蔡和森等人的处分问题上均表示了看法，但大主意显然要向忠发来拿。对此，向忠发毫不客气，断言顺直党的错误大部分应由蔡和森负责，主张“对他的处罚同意本人的意见，即公布错误，退出政治局”。同时认为：“此事不好好解决，新中央的生命就要断送一半。
《中央常委会记录》（1928年10月15日）。”会议当即根据向忠发的意见做出了一系列有关的决议。
另一件事就是指示秘书潘问友起草和发布《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告全体同志书》。
在这根据向忠发意见起草的长达九千字之多的文件中，他一方面强调应当反对种种不正确的观念，包括过于重视合法运动，或者害怕群众产生幻想，反对一切合法斗争；忽视农民的革命作用，或者专注乡村工作，受农民意识所支配；轻视反帝运动，或者把发动群众的工作纯粹寄托在反帝运动上，主张以反帝运动来掩护阶级斗争，等等。
另一方面，他也突出强调了必须坚决反对党内小资产阶级意识的问题。他所列举的党内小资产阶级意识的表现有：极端民主化倾向，小组织倾向，以个人意气、个人攻击代替反机会主义斗争的倾向，雇佣革命的倾向，消极怠工的倾向，以及机械地规定指导机关工人成分的比例，甚至盲目反对一切知识分子的倾向，等等。其意显然在宣示自己的施政纲领。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卷，第695—710页。
还有一件事就是提议中央兼江苏省委的工作。
在逐渐熟悉了中共中央各方面的工作之后，向忠发明显地希望能够尽快地做出成绩来。为此，他大胆地提出了一系列组织上变革的设想。
像总工会并工委、宣传部并农委、军事部取消并组织部，政治局下设军事委员会，甚至中央兼江苏省委的工作，等等。
这些建议基本上都得到了其他中共中央领导人的赞同，然而以中共中央来兼江苏省委的工作，在国民党严密统治的上海毕竟具有极大的冒险性，因此受到一些中共领导人的怀疑，尤其是受到中共六大前负责江苏工作的项英的反对。
但向忠发声称：“我们受了六次大会的重大委托，我们如何来实行？新中央工作至数月但有多少成绩呢？我们深深感到组织上是一个问题，的确感到工作方式之错误。我们每天都要喊中心工作，全中国的政治经济中心是上海，……中央兼江苏可给一般同志以很好的影响，同时群众的情绪可以很快的反映到中央来。”
因此，他一意坚持，根本不听项英的意见，并当面指责项英对江苏的问题总是带有感情色彩，断言江苏的工作要有起色，“中央兼江苏才是唯一的办法”。
由于向忠发的这一提议，江苏省委与中共中央发生了尖锐的矛盾，以至中共中央不得不接连开了十几次大小会议加以解决。而向忠发的意见，也只是在周恩来从外地回来后提出了极为充分的反对理由，并得到几乎所有领导人的支持之后，才极不情愿地放弃了。
不过，他仍旧相当固执地表示：“放弃我的主张是可以的，但并不是豪（即周恩来——引者注）说服了我”。
《中央常委会议记录》（1929年1月3、13日）。
显然，从处理这些事情可以看出向忠发的工作作风和政治局成员对向忠发的态度。
从中也可以清楚地看到，向忠发并不是一个四肢发达、头脑简单、只会人云亦云的人。这个人脾气暴躁、思想方法简单，不大能够听得进他人意见，远不是那种可以轻易做别人傀儡、当挂名总书记的人。
不仅如此，他也确有一定的政治观察力，有相当程度的语言表达能力和组织协调能力，做事决断，很想做出点成绩来。
因此，政治局多数领导成员虽然是知识分子出身，对他也还是比较尊重的。就是同样工人出身，同样脾气暴躁的项英，事实上也得让他三分。
即使是被后人通常视为向忠发的主心骨的李立三，他也一样不客气。如1929年1月底李立三起草过一个中央通告，说明当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主要任务，公开提出了他几个月来一直宣传的一个观点，即认为，南京政府代表民族资产阶级，而美国因为与英、日两国有矛盾，正在极力支持南京政府保持和平与稳定，此中国资产阶级的统治正趋于暂时稳定，军阀战争不会马上到来，在这种情况下，目前党必须把如何战胜改良主义的问题放在重要的位置上。
对于李立三的这种看法，向忠发一直持有异议，因此当即宣称：李立三的说法有很大的毛病，美国同样是帝国主义，不能说它与英、日有什么区别，中国资产阶级虽然有稳定的企图，却绝没有稳定的可能，即使暂时的稳定也不可能。
虽然此一通告因其他领导人基本赞同而向忠发不能不批准下发，但他实际上并不服气。
结果，两个月后，共产国际2月的指示信中对中共党内的这种观点提出了明确的批评，向忠发立即大翻其案，批评李立三过高估计美帝国主义和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是右倾的危险”，并且声称中国同志在政治分析上普遍存在一种缺点，就是往往因为统治阶级修了一条马路，就对统治阶级作过高的估计，认为改良主义很厉害。
不难看出，说向忠发是李立三的傀儡，完全不着边际。
《共产国际执委会给中共中央的信》（1929年10月26日）；《中央政治局会议》，1929年3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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