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交涉刚刚结束，袁世凯就决定重用顾维钧，将其放洋出任驻外公使。1915年7月11日，袁世凯发布总统令，任命顾维钧为中国驻墨西哥公使。以27岁的年龄和从未在驻外使馆工作过的资历而言，这一任命是颇不寻常的。这也成为中国外交史上前无古人，也可能是后无来者的一项纪录。
根据顾维钧的回忆，这一任命起因于驻美公使夏偕复在对美外交中的重大失误。1915年初，夏偕复在既未征得袁世凯同意，也未事先请示外交部的情况下，擅自向美国国务卿提议，应当邀请袁世凯总统出面调停结束世界大战，并说这是袁本人的意愿。北京政府在芮恩施前来询问此事时，方才知晓，袁世凯大怒之下命令外交总长孙宝琦立即将夏偕复撤职调回。但夏偕复是孙宝琦的内弟，驻美公使一职又是他力荐的，因此，孙宝琦恳请袁世凯由他来承担责任。
此后不久，陆征祥接替孙宝琦出任外交总长，他与袁世凯商议后，决定派顾维钧去华盛顿出任中国驻美使馆参赞，主持馆务，为日后出任公使打下基础。陆征祥告诉了顾维钧这一安排，但顾维钧认为不妥，以资历尚浅为由请另委派一位新公使。最后，陆征祥又拟定了一个新方案，任命顾维钧为驻墨西哥公使，以增加资历，为避免刚到任就离开对墨西哥失礼，发布任命后让他先去伦敦见驻英公使施肇基，然后改派驻美公使。不过，根据外交部次长曹汝霖的回忆，顾维钧任驻美公使，是他向袁世凯推荐的。
顾、曹两人的回忆不尽相同，其实说的是各自经历的一个方面。调换夏偕复是北京政府急于派顾维钧赴美的主要因素，但夏与美国联络调停大战之事，外交部并非毫不知情，[66]而袁世凯要在对美外交上重用顾维钧不只是因为此事。曹汝霖的推荐应该也属实，顾维钧在外交部的工作，他作为次长都看在眼里，况且他们两人还是嘉定老乡，在总统面前美言几句是很自然的事。但曹汝霖不会是唯一向袁世凯推荐顾维钧的人，外交总长陆征祥肯定也是推荐之人，安排顾维钧去做使馆参赞的决定就是他与袁世凯商量后做出的。
实际上，对常在自己身边工作的顾维钧，袁世凯已有直观的了解和基本的评判，尤其是中日“二十一条”交涉期间顾维钧积极联络美国的主张和活动对他产生了重要影响。顾维钧放洋出使，袁世凯下达的谕令中有一条是“联英、美、俄以防日”，并具体表明中国“练陆军助英、美，英、美出海军助我，利益互换”，顾维钧称赞此“远交近攻之要图”，“精论至当，谋虑深远，钦佩莫名”。[67]正如前面所指出的，争取美国制约日本正是顾维钧在“二十一条”交涉中的主张和做法。袁世凯的这一谕令透露出他派顾维钧出使有加强与美联合的意图，这正是重用他的主因。
8月上旬，顾维钧离京南下，从上海乘船前往北美。同行的有40名清华庚款留美学生。《申报》称顾维钧顺道与清华副校长赵国才一同护送学生赴美，这显然是政府故意施放的烟幕，因为该报的另一则报道称顾此行“似有代夏使驻美之希望”，北京政府之真实意图已成为公开的秘密。
8月底，顾维钧抵达美国旧金山。此时顾维钧有可能出任驻美国公使的消息也传到了大洋彼岸，正在美国国内的芮恩施奉国务院指令延缓返华，专程赶到旧金山与他见面。9月3日和4日，顾芮两人晤谈了三次，其中顾维钧探询的一个重点是美国对华政策的底牌。因为与芮恩施很熟，顾维钧直接问道：“美政府对华政策如何，两国亲交有何方法？”芮恩施的回答也很直接，说美国政府曾认真研究，“以亲华助华为政策”，他到北京后会与英国驻华公使接洽，以便“一致进行”，并表示美国的政策目标是“挫谋中国者之野心”。芮恩施未挑明对中国有野心者是谁，对他和顾维钧来说这是不言而喻的。顾维钧在汇报与芮恩施会晤的电报中说，会晤的话题是遵外交总长的电令进行的。这也表明顾维钧此行确实有推进联美外交的任务。
顾维钧抵达美国之时，正是国内袁世凯酝酿帝制的敏感时期，不免会引起舆论的关注和联想。按顾维钧自己的说法，他竭力避免与帝制复辟有任何纠葛，要求等待改任驻美公使期间，政府不安排他任何涉及帝制的任务。顾维钧的这个回忆故意“遗忘”了他此行的另外一个重要任务——这并不是他在口述回忆中的唯一一次遗忘。
在与芮恩施的会谈中，顾维钧就确认了关于帝制的传闻，虽然他告诉芮恩施袁世凯本人对此是迟疑的，但芮恩施通过这次会谈得出的结论是，顾此行的主要目的是在欧美为袁称帝制造舆论和打好基础。芮恩施的这一判断是准确的。
在旧金山逗留数日后，顾维钧赴美国中部的芝加哥。在这两个大城市，他与“美国官、绅、商、学、报各界重要人物处处来往”，其中大多数人会询问帝制一事，有同情者，有反对者。顾维钧都详加说明，称民国成立后中国人民“爱国心发达甚速”，一般民众“知非有强固永久政体，不足图富强、谋立国”，他为国体变更辩护，说是“以救国为前提”，并且是“民心之趋向”。顾维钧在给外交部的电文中表示，“现奉钧电，自当竭力进行”，表明他向美国各界解释帝制确是奉命而行。
不过顾维钧的使命并不仅仅是说明和解释，他还发挥善于与媒体打交道的特长，推动美国媒体为中国国体变更做宣传。9月下旬，顾维钧联系了一家美国报纸，交给该报请人写好的稿子，刊登于报纸的头版。该文称，袁世凯反对改变国体，但政界、商界请愿恢复帝制，军队全体赞成帝制，因此袁本人抵挡不住赞成之声。在顾维钧运动下，该报还刊发了古德诺赞成君主制的文章。
12月中旬袁世凯宣布接受帝位后，顾维钧联系在新闻界有影响的记者端纳、密勒等在美国主要媒体上发声。12月13日，密勒在美国《华盛顿时报》、《首都日报》、《周日电讯报》等报发文，强调袁世凯接受帝制本身并不会带来动荡，因“大多数中国人倾向帝制，且赞同袁继续做中国领袖”，只有在出现外来干涉的情况下，才会产生动荡。而日本是倾向于制造混乱的。在引导帝制舆论方面，顾维钧积极主动，花了很大力气。从密勒的言论来看，在鼓吹帝制时也有对日本侵华野心的揭露和警示，这又是与顾维钧联美的初衷一致的。
前面提到过，顾维钧留学时曾于1912年1月2日给纽约《太阳报》投过一封信，针对美国报纸上出现的中国应先行君主立宪制然后再行共和制的主张提出尖锐的批评，明确指出中国不必经君主立宪再走向共和制。仅仅三年多的时间，他对共和的看法为什么会发生如此之大的变化呢？
从顾维钧向美国各界所做的说明和推动媒体发表的文章来看，对帝制复辟除了解释是“民心之趋向”，政界、商界和军队都赞成，还特别强调中国需要强有力的政治体，以保证国家的稳定和富强。辛亥革命在推翻了延续两千余年的帝制的同时，也瓦解了从晚清起不断走向衰落的中央集权。民国成立后，军阀政治的萌芽就已出现，北京政府缺乏必要的统治权威。在此背景下，这种认为中国需要强有力的中央政府的主张，并非顾一个人的想法，当时留学美国的中国学生此种认识相当普遍，对“中央集权的民族主义”的信奉使他们能够容忍袁世凯的独裁。而因为有在袁世凯身边工作的经历，顾维钧在帝制期间的活动还包含着他个人对袁世凯的好感。他根据自己的观察，认为袁世凯处理外交事务“颇有经验”，虽是总统，“实际上同时又是外交总长”，在对外关系上亲力亲为，煞费苦心，“对政府所做的一切亲自承担了责任”，是一个“天生的领袖人物”。
因此，顾维钧对帝制的态度包含着对袁世凯的肯定和信任，以及对袁领导下中国强盛的期望。1916年1月29日，帝制已经推行，顾维钧在美国政治和社会科学学会的讲演中，表示只有一个统一且强有力的政府才能够成功应对中国的复杂形势，最近实行的帝制就是这样一个举措。面对美国的知识精英，他充分发挥他的演讲才能：“给我们十年，我们会给你一个强大的中国。”这显示出他对袁世凯领导中国的信心，强国的愿望使他愿意接受袁世凯这样一个强人。但复辟帝制最终使袁世凯身败名裂，所以顾维钧晚年口述回忆时就“遗忘”了这段重要的史实，从中不难看出他后来对自己卷入帝制运动的否定态度。
1915年10月25日，北京政府发布总统令，任命顾维钧为中国驻美公使。顾维钧担任过总编辑的哥伦比亚大学《哥大旁观者》次日就在头版显著位置报道了这一消息，分享了这位校友重返美国的喜悦和荣耀。
任命颁布时，顾维钧还在英国，11月下旬回到美国。按照外交礼仪，他必须递交国书后才能正式履行公使的职责。但美国方面却等不及了，国务院希望顾维钧能以中国公使的身份出席威尔逊总统与高尔特夫人的婚礼，提出只要将国书内容通过电报发到华盛顿，并附一份给国务院的副本，他们就可以安排递交国书了。12月16日，递交国书仪式举行。顾维钧致颂词时称：“中美睦谊素敦，利益相共，极愿将两国已有之亲善利益更谋发展，惟冀美政府推诚相助。”威尔逊在答词中说：“中美两国日益亲密，遇事必极力相助。”并特地称赞顾维钧“贵公使熟悉本国情形，学问优长，办理外交，自必浃洽”。两天后，顾维钧参加了威尔逊总统第二段婚姻的婚礼。早在留学期间，顾维钧就参加过当时任普林斯顿大学校长的威尔逊的家宴，两人就政治哲学、美国行政管理以及中国政治发展的趋向进行过深入交谈，彼此都留下了很深的印象。[80]在中国外交官中，不管是晚清出使的还是当时驻外的，还没有人与驻在国元首有过密切的私人交往，这成为顾维钧开展对美外交的独特优势。
到任之初，除了推动帝制舆论、加强中美邦交外，争取美国借款也是顾维钧着力甚多的一件事，当然这与前两件事也密不可分。顾维钧争取的第一笔美国借款是与利益坚顺公司商谈的。这笔借款在他上任前就由北京政府财政部委托驻美使馆经办，以作充实实业、市政、教育及其他事业之用。顾的前任夏偕复在与利益坚顺公司代表商谈时，该公司代表提出须有代表中国在美国办理财政之权。1915年10月29日，北京政府财政部同意委托该公司为经理人在美发行中国债票，但中国政府仍有权自行委托其他公司经理其他债票。
顾维钧上任后接过此事。至1916年3月下旬，该借款大体谈妥之际，国内政局因袁世凯帝制复辟而扑朔迷离动荡不定，美国舆论对此多有报道。利益坚顺公司遂“疑虑丛生，推诿延宕”，“要求待询各重要美人之意见后再商”。顾维钧向该公司代表尽力解释仍无成效，于是充分利用他在美国的人际网络，联络“与中国感情素好之人”，然后让利益坚顺公司去询问这些美国人，打消他们的顾虑。同时他还联系媒体，“将中国大局无碍情形，密托美人著论登报”。经顾维钧“反复晓譬，几致舌敝唇焦”，利益坚顺公司最终同意与中国政府签订借款合同。4月7日，顾维钧代表北京政府与利益坚顺公司签署了《六厘金币库券合同》。合同规定，利益坚顺公司承担出售总额为500万美元的中国金币库券，期限3年，年息6厘；该公司先垫付100万美元给中国政府。
借款达成的消息传回时，正是国内反袁运动高涨之际，反袁力量将此看作对帝制的支持，极力反对。唐绍仪以国会议员代表的身份致电美国国务卿，抗议借款给“背誓叛国”的袁世凯，并不承认借款有效。同时因舆论认为顾维钧是借款中“最出力之一人”，唐绍仪还在《申报》上刊登致顾维钧的公开电：
华盛顿中国公使顾维钧先生鉴：报传袁借美款二千五百万，已由公签字。若然，是无异甘心助逆，与全国国民为敌。兹由旅沪国会议员二百十六人公推仪向驻京美使及华盛顿美政府声明，袁世凯背誓叛国，已失其政府资格，此项借款国民绝对不负偿还之责外，请立将该约向前途声明作废。稍留余地，以与国民相见。速复。唐绍仪。
唐绍仪是顾维钧的岳父，电文刊登在影响甚广的《申报》上，又有“稍留余地，以与国民相见”这样尖刻的言语，顾维钧收到电文后“甚为不快”。但唐绍仪不仅是他的岳父，也是他进入官场的引路人，此时又是南方政治力量的代表人物，顾维钧不得不忍下心中的不快，给唐绍仪写了一封长信详加解释。[85]这是顾维钧第一次经历外交与国内政治交织在一起的困境。
由于反袁力量的反对，利益坚顺公司付出首笔钱款后裹步不前。日本则出于反对美国资本进入中国，大肆渲染借款会引起中国的抵制美货运动，离间中美之间的关系。随即，袁世凯去世后政局进一步动荡，利益坚顺公司的借款在实交119.1万美元后就搁置了。
袁世凯去世后黎元洪继任总统，段祺瑞组阁。混乱的政局和空虚的国库使北京政府陷入严重的财政危机。日本为进一步控制中国，又扣留存在横滨正金银行中的中国盐税余款。芮恩施对日本趁火打劫的做法十分恼火。从5月底到6月中旬，他接连给国务卿蓝辛发出4份密电，呼吁华盛顿贷款给中国，以抵消日本在中国的影响。他认为，作为目前唯一能给中国实际财政支持的大国，局势的发展已要求美国承担起自己的责任。如果要阻止日本完全控制中国的财政，美国的银行界必须马上采取行动。他建议，美国应该给中国一笔1500万美元的银行贷款。蓝辛接到芮恩施的电报后，向威尔逊做了汇报。
同时，他还会见了美国银行团的代表，建议他们立即向中国政府提供400万或500万美元的贷款，以帮助中国政府应付行政上的急需。但是，美国银行团成员认为，向中国政府提供行政贷款会受到善后借款协议的约束，而提供非行政贷款则应由美国政府正式提出，并提供必要的担保。由于为美国银行团在海外投资提供明确的担保不符合威尔逊政府的政策，蓝辛没有进一步要求美国银行团采取行动。但国库空虚的北京政府已无法等待下去了，财政总长陈锦涛于9月下旬授权顾维钧直接向美国银行界商谈借款，设法至少借到500万美元。
这是顾维钧上任不久接手的又一个借款任务。几经询问后，顾维钧锁定了芝加哥大陆商业信托储蓄银行。双方谈判的难点在贷款的担保问题上。自晚清中国政府大量举借外债后，每笔借款都以中国的关税、盐税、烟酒税或厘金等作为抵押，并由外籍顾问监督、管理相应的税收。这些规定自然损害了中国的主权。有志于改变中外关系中不平等现象的顾维钧希望能改变举借外债中的这种状况。他上任不久，在与担任过美国驻奉天总领事的司戴德的会谈中，就表示美国银行界贷款给中国不应在担保方面提出苛刻要求，否则中国宁愿不向外国借款。
此次贷款谈判，芝加哥银行仍按往常的惯例提出要由烟酒税来担保，并由银行派代表对烟酒税进行监督。顾维钧向银行指出，不应提出对税收进行监督这样的政治性要求，希望纯从做生意出发，为向中国贷款开一个好的先例。在顾维钧的努力下，芝加哥银行最终放弃了派代表对中国的烟酒税进行监督的要求。11月16日，顾维钧代表中国政府与芝加哥银行签订借款合同。合同规定，中国政府向芝加哥银行举借500万美元，以烟酒税为担保，发行国库券，期限3年，年息6厘。芝加哥银行还获得2500万美元补充贷款的优先借贷权。除了没有对中国的烟酒税派人进行监督，这一借款合同与这一时期签订的其他借款合同并没有很大的不同。在改变传统的举借外债方式上，顾维钧只向前迈出了很小的一步。
这笔借款一签署就遭到了英、法、俄等国银行家的反对，理由是有违1913年善后借款的有关规定。日本更是故意散布谣言，说芝加哥银行因为有德国背景才同意了这样一笔旨在反对协约国的借款。美国政府是支持这笔借款的。因此在列强表示反对后，威尔逊总统要求蓝辛指示芮恩施以明确的语言坚定地表明美国政府的态度。12月上旬，芮恩施根据华盛顿的指示，分别会见北京政府财政总长和列强驻华外交代表，表示芝加哥银行借款并未损害他国在华权益，也未与现有的各种协定发生抵触，因此任何排除美国银行家与中国正当合作的企图，都将遭到美国政府的坚决反对。美国政府的强硬态度保证了芝加哥借款合同的顺利履行。借款中的风波实际上体现了美日两国在对华资本输出方面的激烈竞争，这使顾维钧进一步观察到美日在远东的矛盾和冲突。
出使华盛顿第一年，因为与帝制运动有牵连，争取借款又与国内政争有关联，顾维钧身心疲惫，萌生过退意。1916年9月下旬，有媒体称被任命为外交总长的唐绍仪有意另派人出任驻美公使，另有媒体称这与顾维钧和帝制运动的牵连有关。随即，顾维钧称病请辞，但未获批准。辞职的消息还流传了一些时日，直到1917年初，美国国务院远东司发表消息，确认顾维钧仍将担任中国公使，传言才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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