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帆
主战派功过相间
全面抗战爆发时，陈诚正在庐山举办军官训练团。奉蒋介石之召，于1937年8月15日飞回南京，在用两天时间对淞沪战事进行考察后，对蒋介石提出不能不战，并自告奋勇愿负指挥淞沪之战责任。由于上海为第三战区，蒋介石即任命陈诚为第三战区前敌总指挥兼第十五集团军总司令，并增调部队赴沪参战。蒋介石自兼第三战区司令长官。
陈诚到达上海时，日军已由狮子林、石洞口、川沙口、张华滨附近强行登陆，正向宝山、罗店、浏河一线进犯。陈诚与朱绍良、张发奎兵分三路，分左中右与敌人展开激战。但日军增援不绝，9月中旬，中国军队退守北站、江湾、庙行、罗店、浏河口一线，转入防守。而日军增兵已达20万人，火力异常凶猛，中国军队被迫陆续撤退，11月初日军在强大炮火配合下从杭州湾登陆，蒋介石电话询问陈诚如何处置，陈诚提出要调整战线。但为时已晚，日军迅速分路直扑松江，对淞沪守军实行迂回包抄。但蒋介石还是命令陈诚再坚持三天，结果使淞沪守军完全陷于腹背受敌状态。8日晚，第三战区司令部下令撤退，11日上海沦陷。
淞沪抗战坚持了3个月之久，使日军主力转移到了东战场，避免了日军由平津南下，出洛阳以塞潼关之口，趋武汉以断国民党军队后路的危局，使狂妄的日本“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美梦彻底破产。此役蒋介石出动了相当数量的嫡系部队，初步以实际行动表明了抗战态度。陈诚的嫡系部队也在此战役中作出了重大牺牲，其嫡系六师黄维部在苏州一带经过惨烈血战，有的团已丧失殆尽，后又奉命掩护大军撤退，再遭巨大牺牲。这一做法颇得各部淞沪守军的好评。陈诚本人在历时3个月之久的沪战期间，每晚都是和衣而眠，而且至多睡三四个小时，头发长得像山里野人。作为前线最高指挥官，淞沪抗战陈诚是功不可没的。但在国民党片面抗战方针和消极防御思想影响下，陈诚的指挥偏重于单纯防御“固守阵地打死仗”，对淞沪抗战失利负有一定责任。
抗战期间，陈诚指挥的第二重大战役是武汉会战。武汉是中国内陆水陆交通枢纽，上海、南京沦陷后，国民党已宣布迁都重庆，但军政要人、在野各党派以及各社会名流大多到了武汉，武汉成为了抗战临时的军政中心，也成为了日军进攻目标。此时陈诚担任武汉卫戍总司令部总司令、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负责武汉保卫战的指挥工作。同时担任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与文化界人士及中共代表合作，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抗战文化的发展。按军政合一原则，陈诚还兼任湖北省政府主席。
此时，日军已先后攻占徐州、开封、安庆等地，以35万兵力分五路向西入侵，日本海军同时溯江而上，直逼武汉。陈诚率中国军队约一万人的总兵力，组织四个作战兵团展开保卫战。在九宫山、幕府山、大别山等地区构筑阵地，根据蒋介石“战而不失”的指导方针，以消耗战术阻击敌人。在瑞昌、武宁、田家镇、万家岭、大沽等地，先后与日军展开激烈的战斗。经过4个月节节阻击抵抗后，同年10月日军侵占信阳、大冶、鄂城、黄陂等地后，陈诚奉命按原计划将部队全部撤出武汉。
在此期间，作为第二次国共合作的重要象征，陈诚在主持政治部工作方面，在政治部的人员构成上表现出了较为开明与进步的姿态，首先请共产党人周恩来，第三党黄琪翔出任政治部副主任，并三次邀请郭沫若出任政治部下属第三厅厅长。由于有共产党以及进步人士参加政治部工作，在发动全民族抗战，保卫武汉的过程中，政治部发挥了重要作用。比如能及时如实宣传国民党将士和八路军英勇抗日的事迹，使武汉成为发动全民族抗战的中心；在台儿庄大捷传来之时，武汉三镇约50万人参加了庆祝游行，使抗日声威大震；在“七七事变”一周年之际，郭沫若等人又组织了抗日献金活动，募得捐款100多万元，全部购买了药品和食物送到前线，大大鼓舞了前线将士抗战到底的决心。这些工作的开展与陈诚的支持是分不开的，陈诚在国民党中的政治声望也由此大大提高。
武汉沦陷后，陈诚赴渝专任政治部长之职，同时多次担任钦差大臣，到前线协助指挥作战、督战。1939年9月，日军会攻长沙。陈诚与副总长白崇禧赶赴长沙，协助薛岳指挥作战。出发前，他曾向蒋介石请示长沙“守”与“不守”，蒋回答“不守”。因此一到长沙，陈诚便转达了蒋介石的旨意。薛岳却执意坚守，并说：“长沙不守，军人之职责何在？”陈诚曾一夜之间打了九次电话，命令薛岳退出长沙，薛不以为然。陈诚担心彼此争论下去贻误战机，向薛岳了解部队情况后与白崇禧商议并作出决定，遂命薛岳反攻。与此同时，将薛岳反击的决心及当时情况报告蒋介石。结果，取得了湘北抗战的第一次胜利。
随后，为加强湘鄂防务，陈诚兼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次年1月又飞往桂林，协助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指挥桂南会战，取得昆仑关大捷。6月又先后参与指挥了粤北、宜昌等战役。1941年9月，为策应长沙会战，陈诚发动荆宜攻势取得成功，再次受到蒋介石嘉奖。
1940年9月，陈诚回任湖北省主席，亲理省政，取得一定绩效。1943年3月，奉蒋介石之命出任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飞赴云南楚雄就任。陈诚为提升远征军战斗力，从云南前线部队实际情况出发，制定了“远征军作战部队整备计划”，命令各部依计划实施。同时创办军事委员会驻滇干部培训团，在美方协助下，有计划地对各种专业干部进行培训，为全面整训部队奠定了基础。陈诚同时制定远征计划，准备当年8月底完成一切准备工作，然后与英美盟军发动攻势，以恢复中印缅水陆交通及协助英印盟军恢复缅甸。但是，由于鄂西会战的发生和监军作战计划的调整，使他与远征军反攻失之交臂。
时值1943年5月，陈诚正雄心勃勃准备远征军大反攻，日寇对鄂西大举进攻，直逼四川，第六战区代司令孙元良一时没了主张，蒋介石立刻电召陈诚。陈诚只好放下远征军的反攻计划，直飞恩施指挥阻击，半个多月后便取得了“鄂西大捷”，歼敌25700多人，炸毁敌机45架，汽车75辆，船艇122艘，仓库5座，日军全线崩溃。
返回云南后，陈诚统一了远征军的编制，10月再次制定远征军反攻计划，但在10月中旬胃病发作，几度昏迷，已不能坚持正常工作，于11月底赴重庆休养。
1944年6月，日寇兵临潼关。为解西北之急，蒋介石决定在汉中设立第一战区，由陈诚出任司令长官兼冀鲁战区总司令，所辖6省区，节制9个集团军、23个军，实力为全国各战区司令之首。
1944年11月，蒋介石已完成由陈诚取代何应钦的历史过渡，即任命陈诚接任何应钦的军政部长，不久安排何应钦出任同盟国中国战区中国陆军总司令。
抗战八年，陈诚作为主战派在抗日前线度过了绝大部分时间，为中华民族抵御外侮做出了重大贡献。
内战癖屡战屡败
抗战胜利后，1946年5月，国民党撤销原军事委员会及所属军令部、军政部以及何应钦的陆军总司令部，成立国防部，将军政大权集中到国防部。经过一番各方势力平衡，最后由桂系白崇禧任第一任国防部长，陈诚任参谋总长。
从名义上看，国防部长领导参谋总长，但蒋介石玩的是架空术，将白崇禧放在国防部长的位子上架空，而由陈诚掌握国防部大权，上对蒋介石负责，下直接统领陆、海、空三军和联勤四个总司令。其中除陆军总司令顾祝同外，其余三个总司令——海军总司令桂永清、空军总司令周至柔、联勤总司令郭忏均为陈诚的亲信，在国防部参谋本部形成了强大的“土木系”势力。此时的陈诚权势熏天，已成为名副其实的国民党的第二号人物。
到达权力峰巅容易使人陶醉，也容易使人失去理智。陈诚在北平中外记者招待会上宣称：国防部组织健全，各部队均系美式装备，实力强大，与共军决一雌雄，3至5个月便能解决。他根据12年前“围剿”红军的经验公开宣布：6月份用48小时消灭中原解放区的武装；7月份用两周占领苏皖解放区；8月份用三周打通津浦线和胶济线；9月份占领冀热辽和晋冀鲁豫解放区，然后摧毁其余解放区，让解放区成为历史名词。
然而，陈诚做梦也没有想到，如今中共军队的实力与12年前已大不相同，而且得民心者得天下。6月下旬国民党军队首先点燃全面内战的战火，以30万军队向中原解放区大举进攻，企图把中原解放军压迫到桐柏大别山区一举歼灭。令陈诚大出意外的是，中原解放军不但没有被歼灭，而且突破了国民党军队的包围，主动进行了战略转移。
紧接着，陈诚又在7月份调动大军向苏中、苏北解放区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苏中解放区在粟裕、谭震林的指挥下，以3万兵力“七战七捷”，歼灭国民党6.5个旅和5个交警大队，共5万多人。
1946年底，陈诚调动50万军队在鲁南临沂地区与华东解放军展开决战。1947年2月陈诚被晋升为陆军一级上将的第三天，鲁南战场便响起了丧钟，其第七十三军、四十六军两军主力被全歼，第二“绥靖”区副司令长官李仙洲被俘。
接下来，陈诚又调动60余万大军，对陕甘宁解放区和山东解放区大举进攻。但不足4个月，又被歼灭15万人，两处进攻均被粉碎。
国民党挑起内战仅一年，对解放区的重点进攻全部失败，被解放军歼灭共110多万人，解放军总数增加70多万人。战事失利，在国民党内部，陈诚成为了众矢之的。白崇禧骂他刚愎自用，指挥无能，李宗仁说他“专横跋扈”，撤掉陈诚的呼声响成一片。蒋介石担心不撤难以服众，只好免去陈诚参谋总长的职务，同时撤换、处分了大批军事将领，并由自己亲自直接指挥全局。
1947年8月末，东北战场局势垂危，蒋介石为挽回败局，任命陈诚为东北行辕主任，接替连吃败仗的熊式辉。陈诚连遭重创之后，虽不免沮丧，但也急切希望在军事上挽回败局，恢复个人声誉。接到任命后，即寄希望于在东北创造奇迹，认为只要整饬军纪，提高士气，协同作战，便有希望改变不利形势。于是，首先任命密友罗卓英为行辕副主任，起用自我标榜为“做大事不做大官”的反共专家朱怀冰为行辕总参议，并带上其得力干将车蕃如、石祖黄等人，一行人于9月1日抵达沈阳。
陈诚一到任，便大刀阔斧地整编军队，大量撤换原有军事将领，换上自己的亲信，以致搞得人心惶惶，内部不稳。但被撤下来的头目们并没有什么不满，这主要因为一方面陈诚有蒋介石的尚方宝剑，另一方面东北局势危急，可以说败局已定，正好借机溜回关内避风。陈诚却雄心勃勃地大肆扩充军队，使东北战场的国民党军队恢复到10个军、50余万人，也使陈诚军事集团的力量得到进一步加强。但他完全没有意识到，国民党挑起内战已人心丧尽。国民党军队本身早已没有了北伐时期的蓬勃状态，贪污腐败，厌战怕死已成为普遍现象。而他们的对手已不是日薄西山的北洋军阀，而是深受广大民众拥戴的人民解放军。
就在陈诚做着力挽狂澜美梦的时候，解放军的秋季攻势开始了。陈诚损兵折将，元气大伤。还没来得及喘息，解放军更为猛烈强大的冬季攻势接踵而来。为了争取主动，陈诚调集包括新五军、新六军在内的40万人在沈阳西北的辽河、柳河交汇处，向解放军发起进攻，结果惨遭失败。公主屯一战，号称国民党军“五大主力”之一的新五军全部被歼，军长陈林达被俘。
遭此重创，长春、沈阳、四平、锦州日益孤立。陈诚寝食难安，胃病复发，只好躺在病床上指挥作战，表示“决心死在沈阳”。新五军全军覆没的消息报告给蒋介石后，蒋介石极为震惊。1月10日，辽河枪声未息，蒋介石便带着国防部作战次长刘斐、陆军副总司令范汉杰，由南京直飞沈阳。蒋介石亲自主持召开军事会议，追查造成新五军惨败的责任。陈诚自知难辞其咎，只好向蒋介石表示，自己指挥无方，请示按党纪国法惩办。
对于陈诚自请处分，蒋介石虽然不忍下手，但又不能不有所交代，返回南京后即批准陈诚辞职。1948年2月5日，陈诚离开沈阳，赴上海就医。
东北之行一败涂地，使原本因连吃败仗成为众矢之的的陈诚日子更加难过，国民党内对陈诚的攻击达到了顶点，有的“国大代表”甚至要求“杀陈诚以谢国人”。在这种情况下，陈诚遵蒋介石之嘱，偕全家老小，于当年10月赴台养病，在人生的低谷中，于台北度过了一段平静而又愁肠百结的岁月。
此时辽沈战役已经打响，东北蒋军即将彻底灭亡，蒋家王朝败局已定，蒋介石不得不把维持国民党政权的最后希望寄托于台湾岛。挑选经营台岛的人选，关系到国民党能否顺利撤出，是否能在台湾站住脚，蒋介石选来选去，最理想的人选自然又是陈诚。因此，陈诚赴台养病是带着“重大使命”而来。12月29日，在蒋介石下野之前发布一项重要的人事安排，即任命陈诚为台湾省主席。
接到任命，陈诚毅然就职。他说：“以养病之身，骤膺重寄，自度极不适宜，惟国家安危所寄，又不能不悉力以赴。且反共战争，乃一长期之奋斗，其胜负不在疆场上一时得失，而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总体上之最后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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