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 年欧战爆发后，英美等国由于惧怕日本配合希特勒德国在东方向他们发动进攻，阴谋制造了“远东慕尼黑”，逼迫国民党政府向日本侵略者屈服，企图牺牲中国，以换取日本同他们妥协。在日本的诱降和英美的劝降之下，蒋介石更加动播，投降危险急剧上升。
一天夜里，在李克农相约之下，阎宝航来到了曾家岩50号，这里是中共南方局机关，对外称周公馆。
周恩来特约阎宝航来，向他下达新的任务，嘱咐他要利用与国民党上层人物联系广泛的优越条件，开展统战工作，为党搜集情报，包括国际情报工作。
接到任务后，阎宝航立即着手建立情报机构和设置无线电台。他在重庆郊区北碚（北温泉）买下一栋古旧幽静的宅第，将报务员张志敏和地下交通员纪华安排在这里长住。
阎宝航在家里的卧室下面，安装了活动地板，将电台隐蔽在地板底下，张志敏则以高坑岩水电站技术员身份作掩护，按时发送情报。
必要时，阎宝航则以洗温泉为名到这一带来安排一切。根据周恩来、董必武的指示，阎宝航后来还设立了极为秘密的备用电台。
1940 年7月，希特勒制定了对苏作战计划，这年 12 月在柏林和意大利签约，正式结成军事同盟，形成德、意、日法西斯“轴心国”。
在重庆的日子里，阎宝航身兼数职，经常以各种不同身份被邀参加各种会议和活动，曾经长期担任周恩来总理办公室副主任、公安部部长的罗青长在其纪念周宝航的文章中谈到，他和阎宝航是在“看不见的战线”上相识的。
上世纪50年代的罗青长夫妇 图片来自网络
罗青长说：“阎宝航了解到德国法西斯进攻苏联的准确日期，为苏联提早进入战争争取了时间”。
罗青长说道：
德国为了配合日本的诱降，稳住国民党在两个阵营的动摇，丢掉对美英的幻想，也积极进行对国民党的拉拢，曾明确地告诉国民党驻德武官，德国决定于 6 月 20 日前后一星期内突袭苏联。这个情报像一针强力兴奋剂一样，使重庆国民党内欣喜若狂。
蒋介石甚至认为，德攻苏，日军必北进与之配合，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敌后主力也势必北调抗日，以策应苏联腹背受敌的局面，而国民党则可堂而皇之地以“收复失地”的名义坐收渔人之利。
国民党的上层人物被这种如意算盘冲昏了头脑，得意忘形地在酒酣耳热之际，竟按捺不住内心的兴奋，在一次社交场合对阎宝航同志和盘托出德国突袭苏联的计划。
周恩来同志得到阎宝航同志的报告后，于1941年6月16日紧急电告延安，党中央立即通报苏联。
当时，苏联虽然也担心德国在西方得手之后将回师东进，但仍对《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存有幻想，甚至说西方舆论界认为德军将转向东方的猜测是“挑拨苏德关系”。
由于我党及时准确脆向苏跟通报了德军突袭的时间，加之其他情报来源的位证，使得苏联红军能够争得时间，提早进入战备。
虽然由于准备时间不足和战略指导方针的原因，苏军在战争初期不得不乘取战略撤退，但是毕竟避免了更惨重的损失，为战争积蓄了力量。
苏联红军经过英勇奋战，终于于1941年冬在莫斯科近郊控败了德军的锐气，并于次年取得了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的胜利，扭转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战局。
苏联朋友对阎宝航同志提供的情报的价值给于了高度评价。斯大林曾致电毛泽东主席，对中共中央表示感谢。
苏联一些知情者也称赞“阎宝航同志是第一个知道德国进攻苏联日期的人”。
关于阎宝航获得德军进攻苏联准确日期情报的另一位知情人是李正文。
李正文于1937 年在莫斯科受王明、康生陷害而被送到苏联劳改营审查两年。
1940年，李正文获释后回国。经过长途跋涉，他于1941年1月抵达重庆。他拿着证明材料去八路军办事处，要求与党组织接上关系。
周恩来副主席的秘书徐冰告诉他：“你就到共产国际工作吧！”于是，他就被派往共产国际东方部，协助地下工作者阎宝航开展工作。
他回忆说：
阎宝航同志的工作是在周恩来同志直接领导下进行的，与苏联使馆罗申联系。当时，阎宝航交际甚广，同重庆的国民党要人几乎都有来往。他通过孙科等一些国民党要人那里，获得法西斯德国准备在 1941 年 6 月 22 日进攻苏联这个重要情报后，亲手交给我，我当即报告了周恩来同志，同时转交罗申。
不久，苏联塔斯社“辟谣”说，近来英美政客无中生有地挑拨苏德关系，胡说德军将在 6 月进攻苏联红军。
事实上，德国法西斯军队果然在 6 月22 日发动了对苏联的进攻。这件事，阎宝航对共产国际特别是对苏联立了大功。
李正文夫妇1942年在上海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解放后，李正文成为上海复旦大学第一任党委书记。
1962 年初，周恩来总理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给在京的高级干部作形势报告。当谈到中苏关系时，他指出，中苏两党两国的关系，从来都是互相帮助的，而不仅仅是苏联单方面援助了中国，中国也援助了苏联。
周恩来说，1941 年希特勒进攻苏联前，就是我们党向苏联提供了德军发动战争的准确情报。斯大林后来还来电表示感谢，这就是无法估量的援助。
但是，周恩来记不起来是谁把这情报给他的。他只记得，当时得到情报后，马上发电给中央，中央转告了苏联。
周恩来说这番话时，阎宝航在场，会后，马上把他 1954年写的一份密件交给周恩来，3 月 6 日，周恩来在这封信上亲笔作了批示，对阎宝航在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做出的贡献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阁宝航在给周恩来的信中写道：
1941 年1月，国民党配合纳粹德国进行第二次世界大战。发动进攻我新四军之后，反苏反共的形势极为紧张。
就在这期间，周恩来同志亲自交待给我这个任务，由当时苏联驻华大使馆武官罗申同志（1949 年出任苏联驻华大使）直接领导。
罗申同志对我交待了任务范围和具体要求，并商订完一切技术问题，并对我说，鉴于国民党反苏反共的阴谋暴行形势日趋恶化，我们苏联大使馆可能随时要撤退，你必须作好和我们直接通讯联系的准备，为此，你必须掌握一部电台，必须准备一批技术交通人员。
我接受了这个任务，掌握了一部电台，并找到了发电技术人员（我的小同事)。
张知敏同志曾在苏联受过专门训练，交通人员有张知敏的爱人纪华同志、高维升同志及沈慧（女）同志等 3 人。
密码则由我的大女儿阎明诗（党员）学习掌握（由延安回重庆养病，好以后开始工作)。
工作范围很广泛，凡有关国民党军人及匪帮的一切军事政治外交的动态以及经济文化各方面的情况，均在搜集研究报告之内，而且要求作到迅速详实。
因此，工作有时很急迫紧张，可以说绝大部分都经过努力，完成了任务。
最感困难和危险的是电台的安置隐蔽和使用，四年多时间中曾转移两次，周密布置煞費苦心。
阎宝航在信中，还提到了他搜集到的两个重要情报，其中之一就是报告了德国进攻苏联的准确日期。
阎宝航在信中说：
国民政府驻德武官桂永清于 1941 年 5 月上旬向蒋密报：“纳粹德国决定于 6 月 20 号左右约一星期内开始进攻苏联。”
国民党首要分子于右任孙科两人均喜形于色地透露于我这个消息。
我立即简单作了报导，事实证明不错，德国于当年 6 月 22 日开始进攻苏联。我的报道约在一个半月以前。
报道事实证明不久以后，罗申特别请我吃饭一次，当席对我伸出大拇指说：你的情报第一，斯大林同志知道你。”我笑说：“真的吗?”
他说，我敢随便说谎话吗？又说：将来你要到苏联去，你的儿女们将来都可去学习，我可负责供给一切，云云。
1954 年春，军委外联处处长蒋克定同志忽而问我:“宝老你从前作过什么工作?”我问：什么意思，
他说：“苏联大使馆副武官富敏科对我说过，阎宝航同志是第一个最先知道德国攻苏的日期的。”
是我从（富敏科的话可找）蒋克定同志口中听到富敏科自己有过这番话的。所以（予以证明)：这个报道对于苏联对付德寇的进攻是有帮助的，是有一定作用的。
1941 年底，阎宝航大女儿阎明诗在陕北大生产中劳累过度染上肺结核病，周恩来决定送其回重庆养病，同时，协助阎宝航从事地下工作。
1942年 2月7日下午，阎明诗抵达重庆曾家岩 50 号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当晚，周恩来亲自用汽车送阇明诗回家。
阎明诗回忆了当时的情形：
汽车在重庆村前停下了，周恩来同志健步走下汽车，我随着他，进了门坊，沿着缓缓的上坡走了一段路，经过几排楼房，又走下几级石阶，到了最后一排楼房的最后一家，在 17 号的门口。
周恩来同志上前正要叩门,门却开了，我母亲迎了出来。上了二楼，周恩来同志亲切地对我母亲说：“大嫂，我把你女儿送回来了!”母亲忙说：“周副主席，您这么忙，外面又不安全，还要亲自送来。”母亲说着哽咽了。
这时，周恩来同志一手拉着我9 岁小弟的手，一手抚摸我 13 岁小妹的头顶，低下身来问：“你们什么时候去延安?”
我母亲替他们回答：“大一点就去！我们刚刚送走了一个。”周恩来同志感到由衷地高兴，然后起身告辞。
父亲满头大汗地赶了回来，听说周恩来同志已经走了，他感到十分不安。他是为周恩来同志的安全担心呢！
阎明诗回到重庆后，以养病、学习英语、俄语为掩护，为阎宝航担任译电员，高素桐的侄儿高维升担任交通员，来往于重庆与北碚之间。
为了不引起当局注意，阎明诗还考入国立艺专学校学习美术，并与她的同学曹西喜结良缘。
起初，阎明诗想在艺专学校买点花生、瓜子请请同学就举行婚礼。阎宝航认为这样不妥，他说：
“你把延安那一套拿到这儿来行吗？我阎宝航的女儿结婚怎么能那样办呢?”
于是，阎宝航给女儿办了一个非常隆重的婚礼。结婚时不仅艺专的同学们来，也来了许多社会达官贵人和国民党名流。
1942 年的一个夏夜，周恩来在阎宝航家召集文化界人士开会时，看见阎明诗就关切地问她的工作情况，并叮嘱她，工作要细心，不能有半点疏忽。外出前，在穿着打扮上也要注意。发现有特务盯梢也不要紧张，想办法甩掉他。
阎宝航对女儿的要求也比较严格。有一回，阎明诗外出执行任务回来，为了摆脱特务盯梢，汽车开到离重庆村 17 号很远的地方便停下了。
当时正下着大雨，下车后救往家跑。她跑着跑着感到高跟鞋很碍事，索性脱下来夹在腋下，一口气跑到家。
阎宝航看到她的样子，当即严肃地批评说：“看你这个样子，哪里像个'小姐’?”阎明诗低头打量了一下自己，确实不像样子：
浑身湿透，衣服被雨水粘在身上，脚下流出一摊水，两只泥脚就站在这滩水中间，这样子要是叫特务看见……。
阎明诗悔恨自己没有牢记周恩来同志的教导，感到深深地内疚。阎宝航指着窗外对阎明诗说：“你看看外边。”
阎明诗凑到窗前，只见闪烁着鬼火般灯光的三青团中央团部、美国新闻处和国民党军政要员的寓所都近在咫尺。
阎宝航语重心长地说：“我们就在敌人的鼻子底下，而敌人的眼睛就在鼻子上面。”此后，阎明诗处处留意，从言谈举止到穿着打扮尽量做得符合“小姐”的身份。
在国民党的营垒里，阎宝航以过人的智慧和胆识，秘密地从事着情报工作，营救了许多同志和革命者出狱或掩护他们脱离危险。而他自己实际上也已处在敌人的视线之内。
他的所作所为，不能不引起国民党特务当局的注意。在重庆村 17 号住宅附近,经常有便衣特务游荡，家里也有人无故闯进来察看虚实。
有一回，阎宝航正在和几位同志开会，有两三个穿警察制服的人进来声称抓赌，阎宝航很镇静地拿出一张戴笠的名片给他们看，警察毕恭毕敬地退了出去。
实际上，国民党军统渝特区特别组对中共代表团地下党员、进步人士的监视一直没有停止。
在重庆，特别组徐德溥专门搜集东北人士的情报，而对阎宝航的监视报告材料为最多。
下面这份“奋”字第六十五号件，就是特务徐德溥的秘报材料（原文无标点)：
阎宝航最近活动情况
一、与郭沫若徐（?）庆轩等合租启蒙出版社拟定五千万元资本，现仅筹划到一千万元。
二、据谈，尚有张申府组成一个出版社，股款筹齐，不日即可设立，另有某（失名）亦筹组出版社，中均为“左”倾分子之职业文化之活动。
三、阎于十二月二十六日被邀参加东北文化协会，当推入主席团（阎宝航、杨晦、骆宾基、徐仲航、周鲸文等)。
阎称提议数项均经反对而否决。如招待政治会议代表及推东北代表（指周鲸文）参加政治会议等案，并会后更以既成稿件（详另纸）嘱签名发表。
当时情面难却，遂勉强签字，自觉彼等此种动作太幼稚。又称该会无何作用，其中心人物为周鲸文及卢广生两氏。
1944 年，也是这个徐德溥在呈罗先生的“奋字第三十八号”、明字第十八号件中，专门秘告宋星池，称宋星池确系共产党员，认为其于 1934 年“在平读书时曾与奸伪分子张德厚（北平市委）同住宿，形迹诡秘，言论“左”倾。
据后勤总部少将专员马志青称，宋星池确系共产党员”。
而这份秘告文件称，宋星池“接下来脱罪实情系托民盟阎宝航说项，从中设法”。
而在这之前，即 1943 年12 月 16 日的“奋字三十八号”文件中称，宋星池在取保释出后，“现住阎宝航家,连日收拾衣物，有畏罪潜逃之准备”。
阎宝航参加张潜华召集的东北人士座谈会情形也在徐德溥的监视秘报之例:
呈施先生的秘报说，东北行营秘书张潜华、王冠五、王回波等发起，于十一月五日以宴会方式，召集在渝东北人士，在四德里王冠五寓所开东北问题座谈会。
计到会者有周鲸文、阎宝航、毕载宇等十余人（内有少数非东北籍人员亦参加，名不详)。
其决议内容系向中央提出对东北措施的建议三项如次：一、请扩大东北政务委员会之权限与范围；取消东北行营机构。二、以先求安定次求繁荣之原则，停止在东北军事行动，以免事态扩大，糜烂地方。三、请尽量遵用在渝流连之东北籍优秀干部。该项建议书刻正在起草中。
据沈醉回忆，他当年在重庆时，就了解阁宝航的一些活动情况，对他到兵工厂去为工人办福利事业很不理解。他说：
当然，那时谁也不知阎宝老是共产党员，只知道他是张学良的骨干。
蒋介石为了想收买张的部下，曾经邀请阎宝老去为他搞“新生活”运动，而且不止一次接见过他，他要愿意投蒋，是不愁无官做的。
但他去为兵工厂的工人办福利事业，这却引起戴笠的注意。当时，重庆每一个兵工厂内都有一个军统特务组织——兵工暑警卫稽查处派驻各兵工厂的警卫稽查组。
对阎宝老在兵工厂的活动，他们更是特别重视，军统的东北特别工作组组长是共产党的一个叛徒，幸喜他不知道阎宝老是共产党员，否则他又可以出卖一位革命同志而得到一笔奖金。
不过，他从东北同乡方面去进行侦察、监视，虽然没有得到什么证据能足以逮捕阎宝老，可是，军统早把阎宝老列入黑名单了。
尽管如此，阎宝航不顾个人安危，以自己的身份掩护和营救共产党人、革命同志。徐仲航、李羽军、孙复起三人被捕后，阎宝航得知，特务当局的黑名单上，也有他的名字。
但是，他想到党交给的任务，必须坚持下去，继续为营救被捕的同志奔走，不但给他们送去衣物、食品，而且仍保持平素对国民政府当局的强硬态度。
他曾向中统特务重庆市区负责人白坚表示说，听说黑名单上也有我，你们随时写个条子或打个电话我就来，不用费事。
1941 年春，皖南事变发生，国民党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重庆开始大肆逮捕共产党人。毛泽东发电周恩来，请他和叶剑英、董必武设法离开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和新华日报社可留少数人看管。
周恩来复电，自己必须坚持在重庆，以打退国民党反动高潮，争取时局好转。不过，同时，他也作了最坏打算，紧急疏散党内人员到安全地区。
于毅夫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这一天，东总党组书记、《反攻》主编于毅夫忽然通知，国民党在一个黑名单上列了 18 个人，其中就有于毅夫。
周恩来令其立即秘密离开重庆，叶剑英也对他的撤离作了安排，指示他不要坐飞机，而坐江轮去泸州到云南转皖町到缅甸，然后，坐船到香港找廖承志接关系。
为了于毅夫能够安全离渝，叶剑英晚上在临江门宽仁教会医院病房里约见了阎宝航，向他下达了保护于毅夫安全撤走的任务。
叶剑英以军人特有的简练语言对他说，不仅要保证于安全离开重庆，还要认真选择好路线，哪条路设卡，哪条路没设卡，都要弄清楚。
阎宝航受命后，利用他在宗教界的关系，沿于毅夫撤退的路线设法保护，终于使他安全脱离险境，新中国成立后，于毅夫就任黑龙江省第一任省政府人民主席。
抗战开始不久，共产党员张雅轩以东总名义赴保定工作，被河北保安队冯治安部逮捕，阎出面营救，于9 月获释。
1940 年，到山西、陕西地区开辟工作的韩乐然在宝鸡被捕，阎宝航等极力设法营救，屡电西安国民党当局要求释放或解送韩到重庆，交战地党政指导委员会自行处理，并请李济深保释，终使韩乐然于 1943 年出狱。
阎宝航甘冒风险不遗余力地营救革命同志，但当听到自己的亲生骨肉被捕的消息时，首先想到的是党组织的安全。
一天，阎宝航从复兴社一特务口中得知，阎大新在山西被捕，被关押在集中营里吃了不少苦。
阎大新于 1939 年去延安后不久，就报名北上晋察冀抗日，后来，又传说他牺牲了，高素桐征求阎宝航意见，是否把这一情况向周恩来汇报，以便组织营救。
阎宝航却说：“这样的事怎么好惊动恩来同志。一来消息是敌人送的，未经核实。若情况属实，营救大新可能使一系列组织暴露，我们应该有为革命做出牺牲的思想准备。当然，这也有可能是敌人的圈套。”
此后，关于大新的消息，阎家从不轻率讯问。
但是，已经上了国民党征服黑名单的阎宝航，始终是特务的眼中钉。康泽则公开警告阎宝航说：“关于你的情报很多，我还不相信，但不要和共产党接近。”
国民党社会部部长谷正纲在一次会议上直言不讳地说，阎宝航这个人不是共产党，至少也是给共产党利用了。他责成许世英改组空袭救护委员会，撤销阁宝航抚济组长职务。
1941年，德、意、日签订法西斯军事同盟条约后，日本进一步加速了发动太平洋战争的步伐。
日军偷袭珍珠浩美国海军前夕，任国民党军政部所属“军用无线电台总台第四十三台”主任的池步洲，主要负责从事破译日本密电的工作。
这位专攻数学，刚刚从日本归来的爱国青年从接收到的日军频繁往来的电报中，进行了一系列认真的分析，破译了日军即将偷袭珍珠港的情报。
池步洲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11 月下旬，池步洲在将情报上报时，被阎宝航所获知，他立即向党中央作了报告，转告苏联，并由苏联通知美国。
在苏联将这一情报通知美国的时候，美国海军司令部也得到了国民党军统头子戴笠转送的同一内容的情报。
傲慢的美国人根本不相信这一情报的价值，认为这是中国人在瞎编瞎说，企图破坏美日关系。
但是，12 月 8 日爆发了珍珠港事件，印证了这一情报的准确性，为此，阁宝航受到共产国际情报局的表扬。
为了搜集情报，阎宝航总是不失时机地利用各种条件和场合，开展活动。
有时，他以富商大贾的身份西装革履地出现在美军俱乐部；有时则打着“V”字手势搭乘美军汽车；有时又与国民党上层人士约会在赌场。
有一次，地下组织的情报送迟，误了接头时间，阎宝航利用警方拦住郊线客车进行“检查”，亲自把情报交给车上的地下交通员。
他为资助《反攻》杂志经商的时候，结识了美军部战略情报中校处长贝德，当时，大明实业老板萧振瀛为了售给美军酒精以牟大利，对美军极尽拉拢之能事，曾先后宴请美军司令赫尔利、魏德迈及其总部高级军官，阎宝航以经理身份出席宴会并作翻译，从此与贝德（交谊甚厚。
贝德曾与其机要秘书奸宿于萧振瀛之乡间别墅，以阎知其秘密，表示好感，他告之阎，美军在云南开远地方训练一批人员，准备送到山东沿海一带日军占领区作情报工作。
训练内容为跳伞、电报密码及射击等，并请阎介绍可靠青年参加训练。
阎宝航遂经请示组织同意，在1945 年夏，派出达光、李藩、董佩霖、张世泽、丛林等 6 人，由贝德转送昆明接受训练，但期满时，日本已宣布投降，随后，他们 在西安，受阎宝航的派遣，分别潜赴华北及东北各地活动。
1944 年夏，苏联红军即将挥师东进，对日作战。阎宝航在 1962 年给周恩来总理的信中，也提到了他当年得到日军情报的情况，
他写道：
约在 1944 年夏季，我从蒋匪军委第三厅副厅长钮先铭手里拿到了日本关东军的全部材料，包括陆空军的部署、设防计划、要塞地址、兵种、武器、翻译人数、将领姓名等一全套内部机密材料，交给罗申，迅速照相，三日内交还。
这份材料对于苏军出兵东北，很快消灭了关东军也是有帮助的。
此外，我曾介绍李正文同志（现任高教部政治司副司长）给罗申到上海，担任京沪一带的情报工作，并给他布置了掩护关系，李正文的工作也很有成绩。
当年的知情人罗青长，对阎宝航获得这个情报的叙述和评价，应该是最有权威的见证了。
他说，这是一份无一不备的书面材料，阎宝航同志却从“友人”处借阅三天。
周恩来同志看到后即令我党驻重庆的南方局立即拍照报送延安，党中央综合各方情报后，迅速通报苏联。
苏联得以对关东军了如指掌，在 8 月 8 日对日开战后，如按图索骥一般，势如破竹，所向披靡，只用了几天时间就全面突破了关东军经营十几年的防御体系，把日本这个王牌军彻底摧毁了，日本企图以东北为基地进行最后挣扎的幻想也随之彻底破灭。
国民党军委第三厅副厅长钮先铭是东北大学的学生，曾留学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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