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刚到湖南的时候，和伤兵问题成为兄弟问题的是兵役问题。
造成的原因，征兵制度的推行未善，是这个问题的一部分；招兵情形的混乱是另一部分；因而牵连到匪患的嚣张，又是一部分。现在，回想到当时那种天怒人怨，不忍之心仍不禁油然而起。
当时，除了办理役政的机关以外，各部队在湖南的招募机关，竟有八九十个单位之多，这实在是骇人听闻的怪现象。
民国募兵处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这种怪现象，使得各地方怨声载道，民不聊生。报纸上每天都有记载，为人民作着合理的呼号，我们同时也接到各地方的报告，诉说办理兵差的痛苦。
民不聊生到了如何的情况呢？因为抓丁的威胁，很多地方的壮丁，在一天的辛苦以后，连一夜应得的休眠时间都没有，而必须摸到山林中去“避难”。
举一个例子：在某一个乡镇的小客店里，有些小工小贩，在那里过夜，还没有到“鸡鸣早看天”的时候，便失去了他们的自由，如同犯人一样，被绳子捆起押着走了。
这样普遍的恐慌，造成了下面几个结果：
一、壮丁大量逃避到城市里来，严重影响春耕；
二、强悍的壮丁不愿意被捉当兵，而宁愿流为土匪，于是草泽山林，成了逋逃渊薮；
三、民间流传了许多所谓“狸猫换太子”的故事，因为“买放”，善良的风化和安宁的生活都以极大的速度被败坏。
自由招兵的弊害也是不可胜言，一份报纸作了如下的报道：
“近来因各地所设的招募处招募新兵，有人就可当官，于是一般在野军人或土豪劣绅，勾结区乡镇长使其多多抽丁，或直接派兵到各处搜捕，以便填满人数，升官发财。”
另一份报纸还记载：在湘南耒阳，某一个部队因为要弥补逃兵的缺额，就自动搜捕壮丁。
上面说：“本来可以通过地方政府去征集，偏采取自由行动扰乱后方，不但于征兵无益，反种下军民不合作的恶根，影响将来的战局。”
我接到的报告，也相当证实了这些新闻报道的内容，某师一个团长，竟然严厉地命令一个县长说：“如果不能在一定限期内，解缴多少兵额，就要把你捆到团部处办。”
更有很多地方，对于乡镇保长承办“兵差”不力的，就干脆捆缚游街，或者是派些枪兵到乡镇公所去坐催勒缴，骚扰不堪。自然，一切供应都是转嫁到人民身上的。这种混乱的情形，实在令人痛心。
在我发表的施政方针里，我就已经郑重提出兵役与生产的问题。
我以为“目前国家最需要兵员的补充，但在执行时，总要以不妨碍农村生产力为原则；如此，一方面可以补充国家战斗力，一方面亦可不妨碍社会生产力”。
于是，我站在“妥施要政，善用民力”的立场，认为不能不有一个彻底调整的办法。因此，在将伤兵问题布置就绪以后，12月中旬，召集了第一次兵役会议，决定了两个办法：
第一，为了统一事权，杜绝纷扰，以加强役政效率，减轻民困起见，呈请中央将各部队在湖南的八十余个招募机关一律撤销；
第二，中央每月需要湖南补充多少兵额，由湖南役政机关负责尽力征集。送请中央统筹分配，以裕兵源。
决定了这两个原则后，立即呈报中央核定，中央采纳了这两个办法，并且认为这两个办法很好，参照我们的意见，制订“战时募兵统制办法”，通令各省施行。
这样一来，不但使地方上免除了纷扰的现象，而且使各作战部队解除了强招强募的困难，经过了这样的统制征募以后，役政总算初步走上了轨道。
以后，中央规定湖南每月应摊兵额一万八千名，湖南全省，一共有三万八千保，按比例说，每一保每两月才出一个兵。
民国壮丁训练书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假使役征能够办到公平妥善，一切无谓的纷扰恐怖，原是可以化作无影无形的。然而，由于基层机构的不健全，由于不肖的乡镇保甲人员的作祟，役政的彻底改进，仍然成为一个重要的课题。
1938年3月下旬，第二次兵役会议举行的时候，那时军管区已经成立，我们研究的中心是“如何可以彻底解除在役政进行中人民所感到的切身痛苦？”
当时的情况，部分地反映在我的闭幕词里：
现在人民感到一些什么痛苦呢？第一是土匪，第二是兵役，第三是伤兵，所以匪患、兵役、伤兵成为湖南人民的三大问题。
伤兵问题到现在已经大致解决了，所余的就是土匪与兵役问题。而这两个问题恰恰在我们军人身上，要我们去尽责任，去尽解除人民痛苦、安定地方的责任。
关于匪患，暂时姑作为另一问题。讲到役政情形，舞弊的事情到现在还是层出不穷。我听说：在某一个地方，有一对夫妻感情很好，夫虽及龄，但抽签未中，本可暂免，但役政人员依旧多方要挟恐吓，他的妻子无法，愿筹百元以敬。经几日奔走，始得五十元，其余五十元还没有筹措起来。结果，竟然因'限期的紧逼，被迫把他的妻子，短期作质’。
这是不是事实，还待彻查，要是真有这样的事，我们实在没有面目可以对人民！我听到这种情形，不禁为之全身发战！
所以，今天我在会场上责备大家的是：为什么大家看到或知道这些事情，而不彻底去办呢？大家总不能睁着眼睛袖着手来看着人民受苦！……
我们如果在最短期间能把地方匪患、兵役舞弊两个问题解决了，就是解除了湖南人民一大半的痛苦，也就是尽了我们军人一大半的责任！
会后，我也惩办了几个渎职的役政人员，并且在法令上、在制度上加以多方的部勒，役政是渐见起色的。接着，为了杜绝弊端，安定民心，又订定征集国民兵总抽签办法，从十月起施行。
然而，我认为所有这些努力，还是属于治标。治本的办法，是动员有才有德、敢作敢为的知识青年，作彻底改进基层机构的张本。
基层政治机构的改革，是所有要政推行尽利的重要前提。日后，读到冯玉祥副委员长“改善兵役的建议”，主张“仿照湘省办法，训练青年，派充保甲干部，健全基层组织”。
我很欣幸，我的意见被采纳为“改革之道”的第一条，而这正是我当时以最大决心着手进行的第一件大事。
假定，把当时湖南人民所忍受的三大问题——土匪、伤兵、兵役加以病理学的研究，伤兵问题和兵役问题，可以说是急性的病症，而匪患实在是慢性的沉疴。
这个慢性的沉疴，那时正以急性发作的姿态表现在湘西，甚至在湘中各县。其中最严重的，自然是在多年不曾真正安定的偏僻的湘西。
在我到任前不久，有龙云飞部发动的“乾城事变”，有吴恒良部的“革屯军”在永绥一带的骚动。
由于这些异动而破坏的地方秩序，在我到任以后，还不曾恢复起来，加以不少小股的跳梁，使整个湘西都受着骚动的影响。
善良民众普遍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有田不能耕，有家不能归，甚至有路不能行。至于在湘南湘中各县，有的是牵牛吊羊的零星散匪，有的是大股拐枪拖队的投机啸聚之徒——许多“义勇军”“游击队”之名纷然杂呈。
“匪氛之炽，使若干县份痛苦连天”，报纸上以及人民的申诉上，不断作着“安定地方”的呼吁。
土匪的真正成因何在呢？有一次，我对一批干部人员讲：“匪患之所以滋生与蔓延，其主要原因是政治领导的不得其法，人民真正自卫力量的不得其用。明白地说，就是因为政治的黑暗与腐败，所以才产生土匪；又因为人民本身力量太薄弱，不能够实行自卫，所以匪患蔓延。”
我继续加以说明：“多少年来土匪没有肃清，土匪方面拿来作号召的是说受了政治的黑暗与压迫。他们所讲的话，不见得都可信可靠，不过我们细细分析起来，却也有若干真实的成分。”
我说：“在我的理解上，我认为匪患到底是一个政治的问题。我们绝不能否认政治上的欺骗与不公平，在人民心理上招致的反感，可以成为酿乱之源；
同时，更不能不承认苛捐杂税等剥削是摧残人民生计、迫使铤而走险的一个因素。所谓'官逼民反’该不外乎这两端。
另一方面，因为在这样腐败政治领导之下，社会组织没有法子可以健全，政府也没有法子可以和民间正义力量深相结纳，而民间的正义力量也得不着清明政治的保障，于是形成好人不敢露脸、坏人争抢出头的现象。
而行险侥幸之徒，或者意想升官发财之辈，便乘虚而入，利用强悍的民风、地瘠民贫的环境和落后交通的掩护，肆行裹胁，于是大股的土匪形成了。
政府没有根除的办法，人民没有自卫的力量，于是，多年的匪患，成了一个几乎无法治疗的癌症。”
湖南还有一个特殊现象。当时在湘西、湘南领导土匪的人物，都是所谓在乡军人，是许多退伍的军人。
因为，时局每一次的变化，军队每一次的编遣，总有一些军官被编余了。有队伍的就拖着几杆枪上山去；没有队伍的或者没有路可走的，也可以去找绿林豪杰。
其中，野心小一点的相信时势可以造英雄，野心大一点的就相信英雄可以造时势；所以，做匪不但成了一条退路，而且还成为一条出路。
于是，山林草泽成了冒险者的乐园，成了在乡军人的根据地。这种现象的由来，有许多人把它归根于风气，其实，风气之所以酿成，正是应该归咎于政治之失修，社会组织之松懈。
我对于匪患就是持着这样的见解：我把土匪譬作社会上的毒菌，人身上的虱子。
我说：“物必自腐而后虫生”，假使政治不黑暗腐败，土匪是不会发生的，发生了也易消灭。反过来说：“我们看到哪一个地方发生土匪，就可以知道哪一个地方政治的腐败，军事的腐败，社会的腐败！”
那么，怎么肃清匪患呢？有一次，我对湘西各县屯务代表讲过：
“讲到湘西的治安问题，清剿收编都是治标的办法，旨在阻止匪势的蔓延；
其治本的办法是在清明政治，改造社会，使政治上不再存留'官逼民反’的因素，在社会上把人民力量发动起来，特别是把正人君子提拔起来，把土豪劣绅打倒下去；
同时，在经济上开发资源，改善人民生活，更施以教育，转移风气，这样，才可以根除匪患。在这样清明政治的领导之下，土匪就没有法子可以产生。
但是，就目前情形而论，我们对这个骚乱局面，用剿抚兼施的方式，设法澄清，也就可以有小康之象了。”
我讲这话，是在1938年解决湘西屯务问题的时候，也是从湘西绥靖处过渡到沅陵行署的时期。
1937年12月7日举行的第二次省府委员会议，决定了设置湘西绥靖处，想以军事政治的力量协同改进地方。到了次年三月初旬，为了想进一步地安定并开发湘西，使其政治、经济、文化得与其他各地平衡发展，决定设置省府沅陵行署，并经省府委员会推定陈渠珍担任首届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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