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刚到湖南的时候,和伤兵问题成为兄弟问题的是兵役问题。
造成的原因,征兵制度的推行未善,是这个问题的一部分;招兵情形的混乱是另一部分;因而牵连到匪患的嚣张,又是一部分。现在,回想到当时那种天怒人怨,不忍之心仍不禁油然而起。
当时,除了办理役政的机关以外,各部队在湖南的招募机关,竟有八九十个单位之多,这实在是骇人听闻的怪现象。
民国募兵处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这种怪现象,使得各地方怨声载道,民不聊生。报纸上每天都有记载,为人民作着合理的呼号,我们同时也接到各地方的报告,诉说办理兵差的痛苦。
民不聊生到了如何的情况呢?因为抓丁的威胁,很多地方的壮丁,在一天的辛苦以后,连一夜应得的休眠时间都没有,而必须摸到山林中去“避难”。
举一个例子:在某一个乡镇的小客店里,有些小工小贩,在那里过夜,还没有到“鸡鸣早看天”的时候,便失去了他们的自由,如同犯人一样,被绳子捆起押着走了。
这样普遍的恐慌,造成了下面几个结果:
一、壮丁大量逃避到城市里来,严重影响春耕;
二、强悍的壮丁不愿意被捉当兵,而宁愿流为土匪,于是草泽山林,成了逋逃渊薮;
三、民间流传了许多所谓“狸猫换太子”的故事,因为“买放”,善良的风化和安宁的生活都以极大的速度被败坏。
自由招兵的弊害也是不可胜言,一份报纸作了如下的报道:
“近来因各地所设的招募处招募新兵,有人就可当官,于是一般在野军人或土豪劣绅,勾结区乡镇长使其多多抽丁,或直接派兵到各处搜捕,以便填满人数,升官发财。”
另一份报纸还记载:在湘南耒阳,某一个部队因为要弥补逃兵的缺额,就自动搜捕壮丁。
上面说:“本来可以通过地方政府去征集,偏采取自由行动扰乱后方,不但于征兵无益,反种下军民不合作的恶根,影响将来的战局。”
我接到的报告,也相当证实了这些新闻报道的内容,某师一个团长,竟然严厉地命令一个县长说:“如果不能在一定限期内,解缴多少兵额,就要把你捆到团部处办。”
更有很多地方,对于乡镇保长承办“兵差”不力的,就干脆捆缚游街,或者是派些枪兵到乡镇公所去坐催勒缴,骚扰不堪。自然,一切供应都是转嫁到人民身上的。这种混乱的情形,实在令人痛心。
在我发表的施政方针里,我就已经郑重提出兵役与生产的问题。
我以为“目前国家最需要兵员的补充,但在执行时,总要以不妨碍农村生产力为原则;如此,一方面可以补充国家战斗力,一方面亦可不妨碍社会生产力”。
于是,我站在“妥施要政,善用民力”的立场,认为不能不有一个彻底调整的办法。因此,在将伤兵问题布置就绪以后,12月中旬,召集了第一次兵役会议,决定了两个办法:
第一,为了统一事权,杜绝纷扰,以加强役政效率,减轻民困起见,呈请中央将各部队在湖南的八十余个招募机关一律撤销;
第二,中央每月需要湖南补充多少兵额,由湖南役政机关负责尽力征集。送请中央统筹分配,以裕兵源。
决定了这两个原则后,立即呈报中央核定,中央采纳了这两个办法,并且认为这两个办法很好,参照我们的意见,制订“战时募兵统制办法”,通令各省施行。
这样一来,不但使地方上免除了纷扰的现象,而且使各作战部队解除了强招强募的困难,经过了这样的统制征募以后,役政总算初步走上了轨道。
以后,中央规定湖南每月应摊兵额一万八千名,湖南全省,一共有三万八千保,按比例说,每一保每两月才出一个兵。
民国壮丁训练书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假使役征能够办到公平妥善,一切无谓的纷扰恐怖,原是可以化作无影无形的。然而,由于基层机构的不健全,由于不肖的乡镇保甲人员的作祟,役政的彻底改进,仍然成为一个重要的课题。
1938年3月下旬,第二次兵役会议举行的时候,那时军管区已经成立,我们研究的中心是“如何可以彻底解除在役政进行中人民所感到的切身痛苦?”
当时的情况,部分地反映在我的闭幕词里:
现在人民感到一些什么痛苦呢?第一是土匪,第二是兵役,第三是伤兵,所以匪患、兵役、伤兵成为湖南人民的三大问题。
伤兵问题到现在已经大致解决了,所余的就是土匪与兵役问题。而这两个问题恰恰在我们军人身上,要我们去尽责任,去尽解除人民痛苦、安定地方的责任。
关于匪患,暂时姑作为另一问题。讲到役政情形,舞弊的事情到现在还是层出不穷。我听说:在某一个地方,有一对夫妻感情很好,夫虽及龄,但抽签未中,本可暂免,但役政人员依旧多方要挟恐吓,他的妻子无法,愿筹百元以敬。经几日奔走,始得五十元,其余五十元还没有筹措起来。结果,竟然因'限期的紧逼,被迫把他的妻子,短期作质’。
这是不是事实,还待彻查,要是真有这样的事,我们实在没有面目可以对人民!我听到这种情形,不禁为之全身发战!
所以,今天我在会场上责备大家的是:为什么大家看到或知道这些事情,而不彻底去办呢?大家总不能睁着眼睛袖着手来看着人民受苦!……
我们如果在最短期间能把地方匪患、兵役舞弊两个问题解决了,就是解除了湖南人民一大半的痛苦,也就是尽了我们军人一大半的责任!
会后,我也惩办了几个渎职的役政人员,并且在法令上、在制度上加以多方的部勒,役政是渐见起色的。接着,为了杜绝弊端,安定民心,又订定征集国民兵总抽签办法,从十月起施行。
然而,我认为所有这些努力,还是属于治标。治本的办法,是动员有才有德、敢作敢为的知识青年,作彻底改进基层机构的张本。
基层政治机构的改革,是所有要政推行尽利的重要前提。日后,读到冯玉祥副委员长“改善兵役的建议”,主张“仿照湘省办法,训练青年,派充保甲干部,健全基层组织”。
我很欣幸,我的意见被采纳为“改革之道”的第一条,而这正是我当时以最大决心着手进行的第一件大事。
假定,把当时湖南人民所忍受的三大问题——土匪、伤兵、兵役加以病理学的研究,伤兵问题和兵役问题,可以说是急性的病症,而匪患实在是慢性的沉疴。
这个慢性的沉疴,那时正以急性发作的姿态表现在湘西,甚至在湘中各县。其中最严重的,自然是在多年不曾真正安定的偏僻的湘西。
在我到任前不久,有龙云飞部发动的“乾城事变”,有吴恒良部的“革屯军”在永绥一带的骚动。
由于这些异动而破坏的地方秩序,在我到任以后,还不曾恢复起来,加以不少小股的跳梁,使整个湘西都受着骚动的影响。
善良民众普遍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有田不能耕,有家不能归,甚至有路不能行。至于在湘南湘中各县,有的是牵牛吊羊的零星散匪,有的是大股拐枪拖队的投机啸聚之徒——许多“义勇军”“游击队”之名纷然杂呈。
“匪氛之炽,使若干县份痛苦连天”,报纸上以及人民的申诉上,不断作着“安定地方”的呼吁。
土匪的真正成因何在呢?有一次,我对一批干部人员讲:“匪患之所以滋生与蔓延,其主要原因是政治领导的不得其法,人民真正自卫力量的不得其用。明白地说,就是因为政治的黑暗与腐败,所以才产生土匪;又因为人民本身力量太薄弱,不能够实行自卫,所以匪患蔓延。”
我继续加以说明:“多少年来土匪没有肃清,土匪方面拿来作号召的是说受了政治的黑暗与压迫。他们所讲的话,不见得都可信可靠,不过我们细细分析起来,却也有若干真实的成分。”
我说:“在我的理解上,我认为匪患到底是一个政治的问题。我们绝不能否认政治上的欺骗与不公平,在人民心理上招致的反感,可以成为酿乱之源;
同时,更不能不承认苛捐杂税等剥削是摧残人民生计、迫使铤而走险的一个因素。所谓'官逼民反’该不外乎这两端。
另一方面,因为在这样腐败政治领导之下,社会组织没有法子可以健全,政府也没有法子可以和民间正义力量深相结纳,而民间的正义力量也得不着清明政治的保障,于是形成好人不敢露脸、坏人争抢出头的现象。
而行险侥幸之徒,或者意想升官发财之辈,便乘虚而入,利用强悍的民风、地瘠民贫的环境和落后交通的掩护,肆行裹胁,于是大股的土匪形成了。
政府没有根除的办法,人民没有自卫的力量,于是,多年的匪患,成了一个几乎无法治疗的癌症。”
湖南还有一个特殊现象。当时在湘西、湘南领导土匪的人物,都是所谓在乡军人,是许多退伍的军人。
因为,时局每一次的变化,军队每一次的编遣,总有一些军官被编余了。有队伍的就拖着几杆枪上山去;没有队伍的或者没有路可走的,也可以去找绿林豪杰。
其中,野心小一点的相信时势可以造英雄,野心大一点的就相信英雄可以造时势;所以,做匪不但成了一条退路,而且还成为一条出路。
于是,山林草泽成了冒险者的乐园,成了在乡军人的根据地。这种现象的由来,有许多人把它归根于风气,其实,风气之所以酿成,正是应该归咎于政治之失修,社会组织之松懈。
我对于匪患就是持着这样的见解:我把土匪譬作社会上的毒菌,人身上的虱子。
我说:“物必自腐而后虫生”,假使政治不黑暗腐败,土匪是不会发生的,发生了也易消灭。反过来说:“我们看到哪一个地方发生土匪,就可以知道哪一个地方政治的腐败,军事的腐败,社会的腐败!”
那么,怎么肃清匪患呢?有一次,我对湘西各县屯务代表讲过:
“讲到湘西的治安问题,清剿收编都是治标的办法,旨在阻止匪势的蔓延;
其治本的办法是在清明政治,改造社会,使政治上不再存留'官逼民反’的因素,在社会上把人民力量发动起来,特别是把正人君子提拔起来,把土豪劣绅打倒下去;
同时,在经济上开发资源,改善人民生活,更施以教育,转移风气,这样,才可以根除匪患。在这样清明政治的领导之下,土匪就没有法子可以产生。
但是,就目前情形而论,我们对这个骚乱局面,用剿抚兼施的方式,设法澄清,也就可以有小康之象了。”
我讲这话,是在1938年解决湘西屯务问题的时候,也是从湘西绥靖处过渡到沅陵行署的时期。
1937年12月7日举行的第二次省府委员会议,决定了设置湘西绥靖处,想以军事政治的力量协同改进地方。到了次年三月初旬,为了想进一步地安定并开发湘西,使其政治、经济、文化得与其他各地平衡发展,决定设置省府沅陵行署,并经省府委员会推定陈渠珍担任首届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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