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上级批准空军委员会名单，决定:刘亚楼、吴法宪、王秉璋、常乾坤、王弼五人为空军党委常委。
1957年，随着防空军与空合并，领导班子得到加强，刘亚楼任司令员，吴法宪任政委，王秉璋、刘震、成钧、曹里怀、谭家述、常乾坤、徐深吉任副司令员。
从名单中不难发现，常乾坤担任空军副司令员最早，可随着领导班子加强，他的排名反而后移了。
在空军领导班子中，要说谁最懂飞行技术，常乾坤自然排第一，他的经历可不简单。
1925年考入黄埔军校，并入党。1926年又考入广州航空学校，被派往赴苏联入红军航空学校学习，毕业后任苏联红军独立航空队准校领航员。随着大革命失败，他也没有回国，而是苏联继续甚至，几年后入苏联茹科夫斯基空军学院航空工程系学习。
直到抗战爆发后，他才从苏联去往新疆迪化，担任新兵营航空理论教员，后去延安工作，一直干教育。
抗战结束后，他与在延安的很多干部挺进东北，东北有空军办学基础，他也被派上用场。虽然没有出现一线战场上，可为新中国储备了很多飞行员，担任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校长，三年多的时间共培养出各类技术干部560人。
1949年空军成立后，他就担任空军副司令员兼训练部部长；1953年8月，被任命为空军第二副司令员兼军事学校部部长排名很靠前。
可之后，随着领导班子加强，这位空军技术出色的将领排名反而靠后了。在7位副司令员中排名第六。
论他的入党资历，在空军领导班子中，没有人比他早；可论战绩，革命贡献来说，他在领导班子里算是垫底的；论对空军的贡献，他还是低估的。军队是一个论军功、战绩的地方，大部分将领都是浴血奋战生产下来的，而他没有在战场上指挥杀敌，资历就显得轻了。
刘亚楼是一个工作能力强，执行能力强，而且有时候工作方式简单粗暴一些，还有一些一言堂，不容许同级和下级有不同意见，这就造成了司令与几位副司令员之间的矛盾、隔阂。从吴法宪的回忆录描述，几位副司令员在刘亚楼面前显得有些“卑微”，得不到尊重。常乾坤没有什么战绩，工作上也经常受到批评，觉定自己在空军地位不高，很压抑。
常乾坤内心的不痛快，经常与别人诉说，自己在空军由于经常穿小鞋，“三寸金莲”都穿成两寸半了。
其实，不仅仅是他，其他副司令也遇到过。因此，在没有刘亚楼时开党委会，常委们希望通过政委吴法宪转达刘亚楼，对其工作、态度等能进行改变。吴法宪是刘亚楼的部下，尽管成为政委，也不敢对他反映太多意见，矛盾得不到有效解决。
吴法宪也说，自刘亚楼生病后，他也不再提改变工作太多的意见了。
当刘亚楼病故后，党委一度召开会议对刘生前的错误进行批判，吴法宪也一样受到批评。因为他没有尽到政委的职责，使得从表象外一团和气，表象里面一团糟。
他从政委转为司令员时，也因为被刘亚楼生前安排，内部对他意见不小，如果不是有人干预，他的司令员做得不会太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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