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晚年的李仙洲
李仙洲（1894年6月17日—1988年10月22日），原名李守瀛，字仙洲，山东省长清县（今德州市齐河县赵官镇）大马头村人。
1924年4月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后任该校教导第一团排长、连长。1926年起参加北伐战争，任国民革命军营长、团长。1931年任第三师第九旅旅长。1932年任第一军第三师第九旅旅长，率部参加对鄂豫皖苏区的第四次“围剿”。1933年任第二十一师副师长，率部在江西 “围剿”红军。1934年升任该师师长。七七事变后率部赴华北抗日，8月参加南口战役。10月率部参加忻口会战。1938年2月任第九十二军军长兼第二十一师师长。4月率部开赴鲁南，参加徐州会战。同年夏率部参加武汉保卫战。1940年5月率部参加枣宜会战。1941年2月在皖北向新四军发动进攻。同年5月任第十五集团军副总司令。1943年2月任第二十八集团军总司令兼鲁苏豫皖边区挺进军第一路总指挥。1944年4月率部参加豫中会战。抗日战争胜利后，任徐州绥靖公署济南第二绥靖区副司令。1947年2月在莱芜战役中被中国人民解放军俘获。
1960年11月特赦后回山东。后任山东省政协委员、常务委员，全国政协委员，民革中央顾问等职。1988年10月22日在济南逝世，享年94岁。
晚年的沈醉
沈醉（1914年6月3日—1996年3月18日），字叔逸，湖南湘潭人，中华民国陆军中将。
沈醉在民国期间，先后任少校行动组长、稽查处上校处长、军统局总务处少将处长、国防部保密局云南站站长、中华民国国防部少将专员、云南专员公署主任、中将游击司令。1949年12月9日被卢汉扣押，参加云南起义，后协助卢汉逮捕了在昆明的大多数国民党人员。1960年被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特赦，任中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文史专员。1980年被认定为起义将领。1981年11月起，历任第五、第六、第七、第八届全国政协委员。晚年勤于著述。1996年3月18日因肺癌病逝于北京。
沈醉长期服务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深得军统长官戴笠的信任，与陈恭澍、赵理君、王天木并称四大金刚，与周养浩、徐远举并称军统三剑客。
《沈醉回忆录：战犯改造所见闻》为沈醉本人撰写的回忆录。作者用幽默风趣的笔调捕述了他在战犯改造所期间的所见所闻，特别是杜聿明、宋希濂、王耀武、郑庭笈、曾扩情、陈长捷、邱行湘、王陵基、范汉杰、李仙洲、黄维等众多战犯在狱中种种令人喷饭搞笑的表现。他们当中或为指挥千军万马的军巾统帅，或为地方省市的首脑政要，或为掌握生杀大权的特务头头，个个都是积极反共的专家、打手，双手沾满了革命志士的鲜血，可经过十多年的改造之后，都成了热爱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社会的公民。这是一群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也永不再现的特殊年代里的特殊影像。《沈醉回忆录：战犯改造所见闻一个军统特务的忏悔录》详尽记录了沈醉先生在战犯改造所的各种见闻与趣事，细节丰富，文笔幽默，故事诙谐搞笑，是了解、研究新中国成立后对战犯改造的第一手资料，有很重要的历史价值。
正文
在国民党军队中，中年以上的军官没有不知 道军中的“山东三李”，这就是三个黄埔第一期毕 业、都是官拜中将的三个同乡同学同姓的高级指 挥官李仙洲、李玉堂、李延年。 现在硕果仅存的李仙洲，执笔时就快到他90 大寿，亲友们正在准备为他耄耋之年而好好庆贺 一番。
抗战期间，我在重庆时，只在戴笠请他吃饭 时见过一面。在我的印象中，他很有武二郎的气派。因为山东人忌讳别人称呼大哥，即使是老大，也得称为二哥，原因是武松的哥哥武老大， 太不够英雄，而他的弟弟老二却是英雄盖世，所 以一般人对山东朋友，都是以叫二哥为尊敬。那次戴笠除称他为“学长”外，也是称他为“二哥”。
在北京战犯改造所，我不仅曾经和这位“山东 大汉”（这是“同学”们背地里对他的称呼）同在一个小组一年多，而且是和他一同于1960年冬第二 批特赦的，所以我有义务介绍一下，也算是对他 90大寿的一份礼物，我相信他乐于接受这“秀才人情”。
1959年，北京战犯改造所重新编组时，我和 李仙洲同编在由四十一军军长胡临聪任组长的那 个小组。第一天，由我分配菜饭时，李仙洲便提 醒我，他是有名的大肚皮；我也不甘示弱回答 他，我的饭量也不小。两人相互一笑之后，他很 风趣地告诉我他有“三德”。我急忙问他哪“三 德”？他把摆在桌上的饭菜一指：“吃完饭再告诉 你。”今天我还清楚地记得，那天我们是吃米饭 和“赫鲁晓夫”（赫鲁晓夫认为苏联人有土豆烧牛 肉，就一切都解决了。所以我们称这道菜是“赫鲁 晓夫”）。当然，战犯能在北方吃到南方的米饭已 算是一种特殊享受。尽管那种米饭是米质中较差 的籼米，但南方人吃起来还是比馒头和窝窝头 （玉米面做的）要有味得多。如果吃惯了暹罗米 和西贡米的人去吃那种米，就会感到难以下咽 了。可能米饭较粗糙，或是我分给他那一份菜土 豆特别多，他那餐和我只吃个平手。我三碗，他 也三碗。当时分菜，只要牛肉都是一样十来小 块，土豆多少就没有人去计较了。我特意多给他 半勺土豆。我刚把饭吃完，便急忙问他有哪“三 德”？他一看还有两三个人没有吃完饭，仍不肯说。等到最后一个人吃完，他才笑嘻嘻地说：我 是有“三得”，而不是三从四德的德。这就是吃 得、拉得、睡得。大家在吃饭时，我这拉得就太 不卫生了，因此一定要在吃完饭后才说。
这时，我才恍然大悟，原来如此。
接着，他又补充说明：光是吃得拉不得，那 是一件苦事。吃得多，拉得痛快，又睡得香甜， 才是三全其美。
当时，我还有点不服气。他这“三得”我也 有。等到以后吃面食时，我才佩服他比我强。他 一次能吃二两重的馒头六七个、窝窝头五六个， 吃面条面片等可以用小脸盆盛上半盆一气吃完。 肉包子就更不用说，可以超过我四分之一，一次 轻松愉快地吃下十一二个。
如果没有坐过牢，谁也不会想到我们这些人 的食量会这么大。其实，原因很简单，因为坐牢 除了三顿饭便没有零食可以吃。每天不到开饭便 已感到有点饥肠辘辘，何况还得搞一些体力劳动。后来去农场劳动锻炼时，我更经常感到肚子在饥饿时会发出叫声。原来，“饥腹雷鸣”并不是 一个形容词，而是千真万确的事实。
我和李仙洲还有另一个相同的爱好，就是都 爱起床后用冷水洗澡。但一到冬天，他就不作全 身冷水浴，而是改用冷水擦身；我不管多冷，冬 夏一样要用冷水洗个痛快。当然，在南方人看 来，冲冲凉，这有什么值得提；可是在北方，冬 天在零下十来摄氏度的气候，即使房内生了火炉 或有暖气，要全身脱光跳到冷水盆里，没有长时 间的锻炼，准得发高烧。北京战犯改造所在冬 天，早晚也供应每人半脸盆热水洗脸洗脚，冷水 却不限制，可以随便用。
李仙洲是一个非常好胜逞强的人，有次一位 同学笑他，冬天不敢和我一样洗冷水澡而只擦澡时，他非常不服气地引出了一段平时不愿意说的事来。事情原来是这样的：
1947年春天，李仙洲在莱芜战役中，和七十 三军军长韩浚、整编二十六师（相当于军）师长 马励武等被俘后，被送往佳木斯囚禁。那年的冬 天，经常冷到零下三四十摄氏度，他还能在室内 坚持擦冷水澡。连看守他们的解放军都看成少见 的怪事。这无非是想证实他的耐寒能力比我更 强。我如果在那样低的气温下，连擦冷水可能都 不敢了。
当时我并不想和他比什么怕不怕冷，而是对 在零下三四十摄氏度下的生活究竟怎样能熬得过 来倒很感兴趣。一有空，我就要他讲在那里的情 况。他很得意地向我夸口，即使在那种严寒的气 候下，他还被人称赞过他的劳动表现是最好的 呢！
我笑他是不是学陶侃一样，在室内把床铺桌 椅搬来搬去这种劳动。回答是出乎我意料的，原 来在那种气温下，居然是每天要到室外去劳动一 两次。我便放低声音悄悄问他：怎么用这种手段 来折磨犯人？他放声大笑起来说：按照你的想法 凡在佳木斯的人，一到冬天，就只能在家里围炉取暖，连大门都不出去了。
他们当时每天要做的事，主要是打扫大门口 的积雪。有时雪下得连门也开不了，如果不每天 或经常打扫，就会被雪封住；风一吹，雪化为 冰，就休想出来。大门口的路上也得打扫，这是不可少的工作。还有一件事也得每天要做，就是破坚冰取水。井口被冰封了，要取水，先得破 冰，才能从井内把水提上来。如果提出井口的水 不马上倒在桶里运回来，很快就会变成冰桶。他 告诉我，他小时读书，看到“坚冰在须”，认为是 形容天冷而已，但在佳木斯，便不是形容而是司 空见惯的事。因为嘴巴、鼻孔吹出的热气聚积到 胡须上，马上就变成了冰球和小冰柱一样粘住 了。
他还告诉过我这样一件有趣的事，他刚到佳 木斯，有人吓唬他，冬天千万不能在室外解小 便，一不当心，冷风一吹，解出的小便会变成一 根冰柱顶住尿道口，如不赶快用根棍子一边解小 便，一边敲打冰柱，尿就不能继续流出来。他有 点怀疑，但也不敢大意，有一天，他拿着一根木 棍去零下四十摄氏度的室外解小便，并没有出现 尿变成冰柱，只是流下之后，很快就集在一起成 了一个尿堆。一阵冷风吹来，他那出尿的东西差 点成了冰棒，从那以后，再不敢去试了。
李仙洲被俘后，很少发牢骚，说怪话。 他有他的见解，认为自己打败仗当俘虏，是 一生中的奇耻大辱，也认为是“天亡我也”！大有 楚霸王的味道，不承认自己不行，而把最后惨败 完全归于天意，不是人力可以挽回的。他觉得老 天这么安排了他最后当俘虏的命运，就安心当俘 虏吧！他懂得，按照国际公法，不能随便杀害战 场上的俘虏，何况像他这样的高级将领，更不会 轻易杀掉；只要安分守己，便可以避免麻烦，也 省掉吃眼前亏。所以要他做什么，他都很积极， 不论是扫地、打水、挑抬东西，都争着去干。可 有一件事，出人意料，他从不肯去电台广播，向 国民党的军队搞劝降等工作。
1948年管理人员劝他学学四十九军军长郑庭 笈（军统特务头子郑介民的堂弟），不但肯去电台广播，而且每次座谈都抢先发言。他的回答则很出人意料：“俺这山东人学不会！”
是真的学不会吗？非也！原来他有自己一套 看法。等管理人员和记者一走，他的话就来了。 他说：身为高级指挥官，没能完成党国的重托， 打败仗成了俘虏，又有什么脸去劝自己过去的长 官、同事和部下投降呢！
当然，经过长一点时间，他的这些观点也有 所改变；我和他同组学习时，他也发言，也肯写 墙报，但总是很简单扼要，没有什么长篇大论。 既不积极，也不消极，按照他自己的说法是：“甘 居中游”和“随大流”！不过这一表现拿“改恶从善”这一尺度来衡量，也可以得90分左右；所以他和我这个“表现尚好”而不是很好的“同学”，都在第二批特赦时得到特赦。
我从懂点事开始，就喜欢打听不大为人所知 道的事情，特别是有些人不愿说的事，我总要想方设法弄个一清二楚。这可能对我今天写东西有不少帮助，同时，也是注定我过去要搞特务工作 的原因吧！
在战犯管理所，有位姓刘的管理干部，他在 领着我们挑饭组去厨房挑饭菜及开水时，常有意无意地和我们聊聊天，有时还开开玩笑。他常说我们这些人当中，不少是三国时代的人物，而且关公关羽字云长特别多。开始我不理解他这两句话的意思，久了，我才弄明白，因为我们当中不少人是单名，如汤尧、张淦、孙渡、孙楚、韩浚、黄维、沈醉等。这与《三国演义》中许多人都是单名一样。说关公多，则因为这些人闲聊时，都爱讲自己“过五关、斩六将”那些得意事。 当然，也可能还有个含义，即讽指“身在曹营心在汉”。
过去，我虽未带兵打仗，对什么黄埔建军、 消灭陈炯明、攻打惠州以及北伐时汀泗桥之役、 龙潭大战，抗战时的台儿庄大捷、昆仑关大捷、 湘西会战等却听得烂熟。但一提到第三次国内战争，就如同关公“走麦城”一样，认为是丑事而不愿谈。而我偏偏爱打听，某某人是怎样全军覆没而被活捉的，某某人怎样在突围时遭到生擒。李仙洲同样不愿谈他在莱芜战役中被俘经过。
我在和李仙洲同组的一年多时间中，一有 空，我就问他被俘的事，经过多次吞吞吐吐的谈 话，终于弄清楚这一经过了。
1947年2月间，国民党准备对山东临沂地区 的解放军分两路夹击，出动的兵力要超过解放军 一倍左右。李仙洲以第二绥靖区副司令官身份指挥约三个军的兵力，由济南出发，进驻新泰、莱芜。等大军到达莱芜时，解放军早已撤出城去， 他十分高兴，马上打电报向第二绥靖区司令山东省主席王耀武告捷，说他已攻占莱芜，敌人闻风 而逃。
当时，他统率的十二军霍守义部、七十三军 韩浚部和整编四十六师韩练成部，武器都很精 良。解放军采取避实就虚战略，不和他打硬仗， 而是伺机进攻，各个击破。直到2月下旬，才把七十三军所辖七十七师包围在博山、莱芜间的河庄地区加以全歼，师长田君健亦被击毙。这时， 李仙洲才慌张起来，赶忙调整部署，准备乘机围 歼解放军。这一场激烈的大战详情，这里就不叙述了。
最后最紧张的一幕，是李部被迫经过吐丝口 这一极为险要的狭隘地区，准备退回莱芜县城 时，被解放军利用两侧高地层层包围，李急忙请空军副总司令王叔铭派空军前来解围。王和李不但是黄埔一期的同学，而且是山东同乡，私交极深，所以王叔铭除派出大批飞机前往协同作战不断空投弹药、食品外，还亲自飞临上空与李仙洲用无线电通话，随时把解放军的情况告诉他，并且不停地指挥空军对包围他的解放军进行轰炸、 扫射。但这一切都无法挽回最后彻底失败的局势，这位身经百战的国民党中的常胜将军，到此 时，也只有选择突围逃走的一条路了。
李仙洲一直没有忘记，那是1947年2月23日 下午2点，他和七十三军军长韩浚率领一部分卫 队，准备向北面冲出去。下午3点左右，他的左腿下部挨了一枪。他仍咬紧牙关，指挥附近一些残兵败将拼命向北逃走。在混乱中，韩浚与他失 去联系，卫士们扶着他走到距吐丝口镇约三四华里时，他因伤口流血过多，摔倒在山沟里。黄昏时，被解放军搜索队俘虏后，才给他包裹伤口。 莱芜战役到此宣告结束。
谈到这里，李仙洲往往仰天长叹一声：这次 本来是准备将北来的解放军全部歼灭，结果适得其反，使国民党七个师近十万人全部被歼。高级军官中除整编四十六师师长韩练成生死不明，新 编三十六师师长曹振铎只身逃回济南，而七十七 师师长田君健被击毙外，其余全部被活捉。因此，他长时间认为这是“天意”。
李仙洲得到特赦后，本来准备留他在北京和 杜聿明、宋希濂等一起，但后来他却提出愿意回山东老家，与儿孙们一同生活。按照他的说法 是：北京的汽水都没有济南的泉水沁人心脾。当然，山东大饼卷大葱，也比面包夹火腿更有风味。这样，他就回家乡去欢度晚年了。
资料来源：
《战犯改造所见闻 （沈醉回忆录）》(一部记录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也永不再现的特殊影像的史料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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