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军内部分裂不仅断送张学良的政治生命，也给蒋介石瓦解和消灭东北军提供了条件。1937年三四月间，东北军的东调，五十一军调苏北，于学忠由甘肃主席调江苏绥靖公署主任。五十七军缪澂流部调安徽，六十七军吴克仁部(王以哲死后，由副军长吴克仁升任军长)调河南商丘一带，何柱国部调洛阳、郑州一带。
张学良的近卫部队——第一〇五师刘多荃所部，也是蒋介石嫡系分子所谓“劫持领袖余孽”部队，同东北军其他部队一样东调河南。部队由西安渭南地区经商洛，出荆紫关、老河口，开往南阳、唐河、方城、舞阳地区整编。到达防地开始整编为四十九军，刘多荃升为四十九军军长，副军长董彦平。军辖两个师，一〇五师由高鹏云副师长升为师长，一〇九师由一一二师旅长赵毅调升为师长。一〇五师编成两个旅，三一三旅由康景濂为旅长，三一五旅由王景烈为旅长。一〇九师两个旅，三二七旅长赵镇藩，三二九旅长葛宴春。看来部队是扩编了，其实只是由原有的部队加以调整，并未补充兵员和装备。如果说扩编，还不如说少数人升了官。
部队在整编中刘多荃军长被随从副官陈某刺伤了，在南阳军部驻地刘的公馆把刘打了一枪，由于刘的妻子拼命地夺陈的枪，刘免于难，接着由刘的随从把陈某枪杀了。刺刘的原因，据说由于刘对陈某苛刻，陈怀恨在心，遂起杀机。刘负伤后，南京政府派飞机送刘到上海治疗。
在5月底部队整编完并已开始整训的时候，刘多荃从上海经南京回南阳军部。
四十九军在南阳整编，恢复了1933年张学良辞职前所设立的军队政工机构。四十九军的政工人员，校级以上多是“复兴社”在南京举办的政治训练班的毕业生，尉级多是“复兴社”头子之一康泽主办的“星子训练班”的毕业生且多系东北籍。
政工的恢复，官兵多是说：“卖膏药的又回来啦!”军队政治工作恢复后的政工人员，积极主动地向部队军官们接近，表示亲切。但是，却弥补不了西安事变的痕迹。军官们多是情不自尽地敬而远之。新的政治工作，倒是不再提什么“共匪”问题了，而是大肆宣传“三民主义”、“五权宪法”，避而不谈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抗日问题。
七七事变不久，部队奉命调往河北沧州参加抗日战争。抗日对东北官兵来说是梦寐以求的，是复土还乡同亲人相会的大好机会，是杀敌报国的良好机会，是实现西安事变的愿望的机会，是洗刷不抵抗耻辱的机会。但事实上并不如此。部队接到参加抗日战斗的命令，没有进行政治思想动员，激励官兵爱国主义思想，同仇敌忾的奋勇杀敌；没有根据敌人的装备、作战特点，如空军、坦克等等研究出相应的防护措施。可以说：“不救兵战是谓弃之。”不知怎样对敌的情况下开赴战场，这就难免要在伤亡大、收效小的情况下与敌搏斗了!
四十九军参加抗战，也是蒋介石消灭四十九军的开始。蒋介石善于以杂牌军队制服杂牌军队。四十九军开到战地，划归四十军庞炳勋军长指挥，按当时的军事态势，四十九军应该也可以由刘多荃统一指挥，担当一个地区的防守任务。但是庞军长却把一个军分割使用，一〇九师摆在沧县车站以北横跨津浦铁路要害担任防御，一〇五师摆在沧县西北60华里的景和附近担任防御任务，归庞军长直接指挥，庞炳勋的四十军摆在一〇九师右翼的次要防御地区。
刘多荃的四十九军是从1929年的东北陆军步兵六十一团逐渐扩展到一个步兵军的，从没有参加过大规模战斗，更没有同拥有现代化装备的日军作过战。在日本侵略军的飞机、大炮、坦克的冲击中，好多官兵尤其是新兵不知怎样行动。有的新兵躲在掩体内一动不动；有的士兵射击不看目标，不定标尺，不瞄准，举枪就放，由子弹自找目标；机枪射手端起枪就打一梭子子弹。在沧州作战，可以说是在师、团督战队严厉督战下同日军进行两天的拉锯战。在全线将要崩溃之前，奉令调往上海作战。在部队组织脱离战场的同时，军、师都派出主要负责干部先期到上海了解情况并同友军联系。按情理说应该到上海作战地区向友军了解敌人的装备、素质、作战特点和我军对敌作战的经验教训、作战地区地利和交通状况，作为军师作战指导的参考。但是，这些先遣大员竟是到南京、上海谒要人、看朋友、交际应酬，据说还有嫖妓女的。部队到上海作战地区没有人给介绍情况。
部队从战场上撤下来，徒步到德州乘火车南下，行军途中落伍官兵被韩复榘截留很多，在敌机威胁之下开到南翔车站下车。夜间下车，没有人介绍情况，找的向导又是不懂语言。依照地图，摸到防区，在南翔东北地区东西竹园附近接了阵地。白天防空，夜间构筑工事组织战斗活动。刚把敌情、友情和地利摸清，又来个分割使用。赵毅的一〇九师调往嘉兴、嘉善地区，阻击由乍浦、金山卫登陆之敌。
赵毅是东北辽宁辽阳县人，保定军官九期，曾在东北军阀张作相手下当过参谋，六七四团长，代理二十二旅旅长，一一二师参谋长、旅长，由旅长调升一〇九师师长，赵有一定的军事指挥能力。
一〇九师到嘉兴、嘉善同一二八师顾师长的队伍以及教导总队邹营共同担任防守任务，由黄琪翔指挥。一二八师和归该师指挥的邹营，在一〇九师右翼，一〇九师右接顾师，左依太湖，横跨沪杭铁路，在嘉兴城郊占领防御阵地并设有前进阵地。防御工事还没有完成，金山卫登陆之敌，日本近卫师团即突破前进阵地，并对主阵地准备进攻。赵毅因前进阵地过早失陷，非常愤怒，立即赶到葛宴春旅长的指挥所，当着官兵大骂葛旅长。他骂葛宴春说：“葛芳辰(葛的别号)，你真他妈的给东北人丢透了人，怎么同敌人一接触就把前进阵地丢了!”骂得葛旅长一言不发。隔两天，葛宴春找机会，用手枪把自己的臂部打了一个洞，借负伤为名回到后方去了。
日依太湖为水上飞机前进着落场，每天东方刚现微明，即开始轮番侦察、轰炸和配合步炮坦克进攻。我军没有防空武器，敌机就为所欲为地威胁我军。不仅战斗活动受其威胁，连吃饭都不敢举炊。官兵每天只能以酸面包、干卤咸菜和冷水充饥止渴。赵毅师长在战斗一开始对葛旅长进行了责骂，传遍了全师，官兵都很畏惧。再加师团督战队组织严密，官兵接受河北作战的经验教训，因而同日军近卫师团展开激烈战斗。在反复的争夺战中，部队伤亡很严重，六个团长伤亡四个，营长伤亡2／3。尽管有些部队失去战斗力，还是用勤杂人员和辎重部队补充上去坚持战斗，激战两个多昼夜也没有被敌击溃。之后，敌人击溃右翼友军并威胁背后连络乃行撤退。旋奉命到昆山收容整顿。经过十多天的收容，全部编凑一个多团，拨归一〇五师。赵毅奉令随军长刘多荃到武汉补充队伍。对补充部队，军官们展开议论。黄埔军校毕业生(1936年拨来的东北籍十期毕业生)说，蒋委员长对我们还不是同中央军一样看待，现在部队打光了，就让我们到后方去补充。有的说，不要乐观太早，说不定要实现“打碎零用”，也许零用都没希望呢，要失业流浪了!赵毅是笑脸难开，忧心忡忡，他对马万钟参谋说：“你看!西安事变，张副司令送走蒋介石之后，那些大头们向蒋介石吊膀子，接受蒋的收买，把东北军弄得七零八落，把我们送到后娘手里。今后是福是祸殊难逆料!”他说：“要是张副司令领导我们，打了败仗，受了损失，只不过骂一通，还是给我们补充队伍，给我们立功赎罪的机会。这次，别看仗打得很好，将来究竟怎样，谁也不能预料。”刘多荃带同赵毅等前往武汉，途经景德镇遇见杜重远，就听到谣言，说武汉盛传刘多荃的四十九军在上海作战，同敌人一接触就溃不成军，流为土匪，到处奸淫抢劫。赵毅说：“这是政治阴谋，是问题的开始，说不定还有别的花招呢!”
刘多荃偕同赵毅等，在1937年11月上旬到达汉口，刘住太平洋饭店，赵住长江饭店。他们带着沉重的心情向当权派进行汇报和请命，刘多荃带同赵毅奔走于何应钦、陈诚之门，费了将近四个月的精力，在1938年3月初奉到命令，将驻在湖北咸宁、军楼的新兵预五师拨归一〇九师。刘、赵一面向何应钦、陈诚谢恩，并宴请主管部门的负责官员表示谢意；一面组织接收部队，并宴请预五师蒋师长和四个团长。
在没有揭开蒋介石的葫芦里究竟装的什么药之前，迷惑了许多人，东北救亡总会的一些东北同乡都对刘、赵表示贺意。有人竟说：“蒋委员长在庐山谈话说过，抗日战争一开始，人不分男女老幼，地不分南北东西，全国一心一德共同抗日。我们还怕啥?”事实上并不是这样，如果说一〇九师补充了兵，还不如说四十九军将消除一个师。
预五师师长蒋伏生是蒋介石的亲信，担任过豫鄂皖三省“剿匪”干部训练班主任，四个团长是蒋的训练班的队长、队附调任的，且系黄埔军校五、六期毕业生。营长以下干部也是训练班的干部调任的。在拨交会谈中，有军政部军务司负责人和蒋伏生师长向刘多荃、赵毅介绍干部情况，曾示意刘、赵对营以上干部不能轻易调动。预五师的士兵是从江西、湖南、湖北征集来的壮丁，入伍仅四五个月，是徒手新兵，还没有装备武器的部队。
部队拨归一〇九师后，只是改了团的番号。驻在湖北阳逻、滠口镇、横店一带，边装备、边训练，边构筑武汉郊区国防永久性防御工事。赵毅师长提出两点指示：一、要团结好师、旅干部，务与各团搞好关系。二、装备好训练好。在装备问题上一再要求刘多荃军长策划补充。刘一再向军政部军械司交涉，始则敷衍，继则提出要刘自行解决。刘迫于不得已，将张学良交给他保管并存在河南漯河的武器弹药发给一〇九师，军政部只拨发土工器具和一些卫生器材。部队的装备是按照乙种师补充的。每个步兵连配齐捷克式轻机枪六挺，步枪约八十支。营属机枪连四挺马克沁重机枪，营迫击炮排四门轻迫击炮。团机枪连六挺重机枪，团迫击炮连六门八二迫击炮。
预五师拨一〇九师的军官，对东北军官有先入为主的成见，瞧不起甚至有些仇视。有的竟公开说：“你们是劫持领袖的余孽。”师的政令不出大门。驻在滠口镇的六五四团的士兵在构筑工事中，常常随意乱放枪。师里认为该团驻在铁路、公路附近，从武汉到宋坪、麻城常有重要军政人员乘汽车往还，怕出问题，派参谋到该团劝阻，团长、副团长置之不理。没几天打伤一名百姓，师里派员追问，第五连长陈某(四川人)竟说：“老子带兵就是这样的。”
部队的工作作风是这样：在训练和构筑工事中，多是由连的值星排长负责，连长很少到现场指挥，连营团长多是聚在一起打麻将赌博，或者在公馆里。有的连长到操场看士兵训练，竟然左手拉着一支哈叭狗，右手拿着一支手杖。
在部队训练、构筑工事的同时，营长以上军官分批分期到武昌珞珈山“中央军官训练团”受训。第二批军官受训的时候，刘多荃军长、赵毅师长也同时受训。在将要结业的时候，台儿庄战况危急，调一〇九师前往增援。受训的军官奉令回部队准备作战行动。“中央训练团”的教育长王东原组织欢送大会，蒋介石对一〇九师的军官进行了训话。大意是：效忠党国，奋勇杀敌。赵毅师长回到家里安置一下，后到军令部、军政部请示机宜。正要返阳逻师部，接到四个团长联名辞职。赵毅考虑是政治阴谋，乃向军政部请示办法。几度周折，结果赵调军政部中将部员，派黄埔军校生李树森接一〇九师师长。未过一个星期部队开赴台儿庄，途经郑州还抢了钟表店很多表。师部和师直属单位的东北籍军官陆续被迫离职，有的调回一〇五师，有的成为失业军人。这是一〇九师的结果。
蒋介石对一〇五师的消灭办法，是采取从内部分化、瓦解。
王铁汉是辽宁盘山县人，东北讲武堂四期毕业。在王以哲手下担任过旅参谋长、团长，由团长保送陆大特五期学习。上海作战时蒋派王铁汉到一〇五师担任联络高参，不到两个月调一〇五师副师长，大概在半年左右升一〇五师师长，1942年调升四十九军军长。在陈诚主持东北行辕时又将王铁汉调升辽宁省主席。
1937年11、12月间，张学良从浙江溪口写给东北军官一封信。信有这样几句话：“在抗战中要树立光辉的旗帜，表现出爱国英雄气概。要团结和巩固部队，把东北三千万父老所寄托的部队带回东北去。”王铁汉积极地表现热爱团体，他说：“我们必须热爱我们这个团体，团体有发展，个人才有出路。”刘多荃鉴于王铁汉任副师长，既表现积极，又能说会道，王确实积极地帮助高鹏云师长整顿军队，有时越俎代庖。在顾祝同司令长官和王敬久总司令赞赏下，调高鹏云为四十九军副军长，升王铁汉为一〇五师师长。王接师长后，开展三大改革。第一是经济公开，不准贪污违法。第二是建立良好战斗作风；第三人事公开，推陈出新。
在经济上每月公布一次收支情况。他对各团长说，师占各团的名额一律取消，顺便给高鹏云一冷箭。各团长不准补差占，营连长不准吃空额，查出撤职查办。王把师特务连的士兵密补各团里调查情况。王铁汉以身作则，不占各团的名额，团长以下也不敢吃空额了，尤其听到连里有师长的坐探。
王铁汉和谭喜纶军需主任的关系很好，军需主任对每个月的经费多是提早领到，晚些天发；把经费存在银行吃利息，兼做投机倒把生意。将占各团的兵额悄悄地补在师的辎重营里。
王铁汉对作战指挥是按照在陆大所学的原则、法则进行死搬硬套地指挥。他要求团长以下亲临前线，他寸步不离守在安全的师司令部，不管指挥方便不方便，凭着地图、电话指挥作战。电话一断就骂通信连长：“还不赶决修好接通!”边派联络参谋传达命令、指挥。在战斗结束后，少报损失多报缴获，有时谎报军实情。1939年4月间，在江西高安口西石脑圩战斗中，王铁汉师长在电话中问我：“万钟兄吗?贵团缴获了多少机关枪?步枪也好啊!”砰的一声电话放下。逼得我没办法，率领部队徒涉过腰的冷水冲上去，战后检查，连一把刺刀都没拣到，但师的“战斗要报”上都说我团缴获三八式步枪四支。修河战役，六三〇团于芷源团长却临阵逃到吉安，王却报于芷源团长壮烈牺牲。后来听说于团长到吉安并同罗卓英总部的参谋碰到一起，又派人抓于，于闻风逃往贵阳做买卖去了。
在奉新战役，部队经过敌占区五桥河，发现一个烧砖的窑洞里被日军集体杀害的尸体有几十具，一个女尸抱着一个吮奶的死孩子在她身上，小便处被插上一个竹竿!官兵惨不忍睹，纷纷表示愤恨日本侵略军的惨无人道。
王接师长后说：“我们要爱护这个团体就必须把部队整顿好，要把部队整顿好，就必须首先整顿干部。”他说：“我们要整顿部队，关着门是不行的，必须敞开门把好干部吸收进来，并且让人家看看我们这个团体究竟怎样。”王铁汉向集团军总司令王敬久说：“我决定整顿一〇五师，缺乏好干部，请总司令帮着遴选一些团营干部。”不久，王敬久介绍他的同乡苏北人，黄埔军校生魏子铬当一〇五师三一五团团长。魏子铭真是干材，敢大量吃空额，敢利用团的辎重连接新兵顺便做生意(甲地买乙地卖)。破一〇五师团长贪污、违法的前例。王铁汉却装做不知。
1939年冬，部队担任南昌以南梁家渡、新村圩一带防守任务。在沧州战役负过伤的震云溪团长，在临川嫖妓女同“军统”工作人员发生口角。军统人员用电话揭发震团长嫖妓女，王铁汉就把震云溪撤职，还假惺惺地征求意见。他给我打电话说：“鹤言兄吗(我的别号)?我把震云溪撤职了。”当时我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只好说：“师长认为应该撤就撤他吧，不过他负过伤，最好把他的罪状公布一下。”我是脱口而出，王是怒发冲冠，接着问：“你是根据哪一条提出的?”我委婉地说：“师长认为我不利于团体，那我情愿离开。”砰的一声电话放下了。我托刘汗玉参谋长替我求情才了事。不到一年，我被迫离开四十九军。到1941年，一〇五师营长以上的老干部都被排挤出去，换上黄埔系学生。王铁汉功成名就，在1941年调升四十九军军长。统辖一〇五师和川军二十六师王克俊部。
(1963年7月) * 作者马万钟当时系第四十九军第一〇五师参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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