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在南京政府成立之前实际上已经开始为自己培植势力，争取支持。国民党元老是他成立南京政府必须要有的人才基础。以反共护党为号召，他笼络了一批在国民党内有资格的老党员。这些人在武汉已经失势，但又不甘心退出政治舞台，希望恢复以前的国民党组织体系。利用这些人的心理，蒋介石成功地把中央监察委员会的一些委员和其他老党员拉到身边，如吴稚晖、李石曾、邓泽如、蔡元培、柏文蔚等。4月9日，蒋介石到南京之后，吴稚晖、张静江、蔡元培等监察委员相继跟随而至，为其成立政府做各种准备。蒋介石更是成功地把原有希望继承孙中山党魁地位的胡汉民也争取了过来。这就为南京中央和政府增大了人气和威望。胡汉民也确实很迎合和支持蒋介石。
南京政府刚一成立，他就参加了就职典礼，并发表演说。此外，蒋一直注意培植自己的势力，有一帮效忠于自己的人。张静江、陈果夫、陈立夫是其代表。蒋介石作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尽量争取一些高级将领为己所用。桂系的李宗仁、白崇禧，两广地区的李济深、陈铭枢，以及四川等省的杨森、贺耀组等人，为蒋介石的军事力量增加了很大的砝码。
李济深与胡汉民的渊源极深，他累次向胡征求意见，并表达自己的想法。他在投入蒋介石一方之后，对反共十分积极，为此，赢得了胡汉民和蒋介石的赞许。1927年5月1日，他向胡汉民发函，抱怨广东由于通讯关系得不到南京中央的指示。函件说道：“惟此间自中央党部及政府在宁开始办公后，始终未得着一电，故施政及党务之方针与策略，均无所依据，外交尤然，或因交通梗塞之故。此最为目下最急切之事，故后此中央与广州及各省联系方法，实为切要。”可见，在投向蒋介石阵营之后，李济深已经十分坚决地想按照南京政府的政策进行施政。同时，也反映南京政府确实有一定的地方势力，居然能把广州国民政府的老根据地争取过来。这是它能最终站稳脚跟，并取代武汉的一个重要因素。
西山会议派是国民党已经开除、被武汉政府排除在外的一部分老党员，却是蒋介石团结的一部分力量。在政变之初，蒋介石已经开始利用西山会议派在各地的组织，支持他们在各地的反共行动，却暂时不敢马上承认西山会议派为同道中人。邹鲁、邓泽如等人对清共非常卖力。当然，其原因不能排除是回应当年共产党对他们的打击。西山会议派一直对共产党称其为老朽腐化分子以及被开除党籍之处罚，耿耿于怀。故蒋介石清共另立中央的做法，深得他们的赞许和支持。蒋介石无形中又得到了一部分力量。
冯玉祥是宁汉双方都要争取的对象，因为他关系到两方力量的均衡，成为宁汉两方到底谁能占据优势的关键人物。冯玉祥有一点是无疑的，那就是他确实支持南方革命军和北伐。武汉政府于4月19日誓师北伐，依靠的重要力量就是冯玉祥的国民军。冯玉祥接受了武汉政府的任命，就职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总司令。由于冯玉祥的配合，武汉的第二期北伐开展得较为顺利。到6月1日，武汉国民革命军就与冯玉祥会师郑州。为了争取冯玉祥对武汉政府的支持和共同实施东征讨蒋计划，汪精卫亲赴郑州，于6月10日至11日，与冯玉祥晤面，商谈合作问题。武汉虽然给他不少地盘，但冯玉祥最为急需的是军饷。武汉的财政困境无法满足他的要求，所以冯玉祥明确拒绝了武汉的合作计划。蒋介石也没有放松对冯玉祥的争取。
6月19日，蒋介石在徐州与冯玉祥召开会议。为了使冯玉祥倒向宁方，蒋非常爽快地允诺给其军饷及军械，并当面赠送大量银元，以解冯的燃眉之急。作为条件，冯玉祥答应蒋，进行反共。冯玉祥倒向南京，对武汉政府是致命的一击，彻底改变了宁汉双方的均衡局面。冯玉祥还积极为南京游说，劝武汉“取消共产党，逐鲍等以与南京一致”。徐州会议后，冯玉祥加大了反共的力度，对愿意走的中共党员，发给路费，而“其不愿走而愿加入国民革命之战线者，必须宣言脱离共党，听国民党之指导，守国民党之规则，然后始收容之”。可见，冯玉祥坚定地执行了反共政策，已与蒋介石站在了一条战线。此外，原本在南北双方中态度游移不定的阎锡山，在宁汉对峙中逐渐表明态度，支持宁方。应该说，冯玉祥和阎锡山两大地方实力派倒向宁方，已使宁方的势力大大增强，也使其政治影响力日益扩大。
到1927年6月，聚拢在宁方且担任重要职务的国民党人物如下：
政治会议委员为蒋介石、柏文蔚、吴稚晖、张静江、甘乃光、陈果夫、胡汉民、萧佛成、蔡元培、李石曾、邓泽如、何应钦、白崇禧、陈可钰、陈铭枢、贺耀组等人。
吴稚晖任总政治部主任，陈铭枢为副主任。胡汉民担任中央宣传部长。
吴稚晖、蔡元培、李石曾、陈果夫、叶楚伧、甘乃光、陈铭枢、胡汉民、戴季陶等人为中央宣传委员。
张静江、蔡元培、何应钦、马叙伦、蔡梦麟、邵元冲等为浙江政治分会委员。
胡汉民、丁惟芬、伍朝枢、戴季陶、罗家伦、钮永建等为中央法制委员。
古应芬、李济深、黄绍竑、戴季陶、陈孚木、甘乃光、陈可钰、朱家骅、李福林、李宗仁、白崇禧、宋子文、何香凝等为广东政治分会委员。
地方政权和地方党组织，也是蒋介石确立势力的重点，同时也是武汉极力保障的重点。北伐以来，蒋介石已经开始了夺取地方政权和党务的行动。1927年初出现南昌与武汉之争后，在蒋介石的默许下，陈果夫、陈立夫、文建刚等所谓的国民党少壮派，一方面为与武汉破裂准备各项条件，一方面全力夺取其军力所及的各地党政权力。蒋先后委派了江西、安徽、江苏、浙江、福建等省和上海等地的省市政府成员。武汉政府采取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它一方面不承认蒋介石委任的省市官员，一方面重新任命自己的成员，甚至把西南一些省份以及陕西、河南等省的党政官员也加以委任。因为此时蒋介石的重点在军事，依靠军事建立的地方党政权力都没有很持久，这种夺权行动的有效性不高。不过，在未与武汉政府公开决裂之前，蒋介石对其部属的夺权行动主要是暗中支持，即使自行任命地方党政官员，也并没有真正与武汉决裂的公开言论。很多时候，蒋介石对他指使的夺权行动表示佯装不知，或公开表示中立。
自南京政府成立后，蒋介石夺取地方党政权力的行动明显公开化。在打着“清党”的旗号下，他到处任命官员，改组党组织。4月22日，南京政府委派的江苏省政府委员名单正式发表。钮永建兼任民政厅长，何应钦兼任军事，叶楚伧兼任建设，陈光甫兼任财政，张乃燕兼任教育，甘乃光兼任农工，陈和铣兼任司法。此外，浙江、上海等地政府成员也获得重新任命。其地方党组织也彻底改组。
与此相对应，武汉方面的人才相对来说流失得快。根据1927年3月19日至4月29日之间中执委共9次常委扩大会议的统计，其参会人员主要是谭延闿、徐谦、孙科、顾孟余、陈公博、吴玉章、宋庆龄、林祖涵、于树德、王法勤、陈其瑗、詹大悲、谢晋、恽代英、经亨颐、邓演达、毛泽东等人。根据1927年3月14日至4月27日之间的中执委共16次政治委员会议的统计，其参会人员主要是孙科、谭延闿、徐谦、顾孟余、宋庆龄、吴玉章、王法勤、陈友仁、陈公博、林祖涵、邓演达。4月初，汪精卫到达武汉，开始参加政治会议。除了中共人物林祖涵、吴玉章、恽代英、毛泽东之外，左派领导人邓演达、徐谦、宋庆龄等人是真正坚守武汉政权的，而像孙科、宋子文、谭延闿等人则一直处于摇摆状态，也是宁方分化的对象。武汉的人才基本上处于流失状态，尤其是在宁方反共的情况下，很多人转向宁方。
蒋介石一直对武汉采取分化瓦解的策略。这对武汉而言是致命的。尤其是在南京政府成立后，他针对武汉政府的困难和许多将领、国民党领导人对联共的不满，进行利诱拉拢。南京方面不是一概反对武汉方面的所有成员，而是区别对待。南京方面仅仅攻击在他们看来完全“左倾”的邓演达、徐谦，而对孙科、宋子文、谭延闿等大多数委员始终持争取态度。即使对汪精卫，也是一面拉拢，一面揭露他“袒护共产党”的错误行为，以达到既能合作、党权统一，又使汪精卫失去最高领袖位置的双重目的。尤其对武汉的军事将领张发奎、唐生智等人，南京始终没有忘记对其进行分化。对武汉的分化步骤，南京国民党中央有一定的计划。中央宣传部很明确地指出：“对武汉宣传现决分两步：初步先攻击汪、徐、邓及张发奎。余暂不提。俟到相当时期再做次步。”
由于张发奎与广东的渊源，李济深、胡汉民一直利用其关系进行游说。1927年5月25日，胡汉民亲自致电李济深，认为对张发奎的劝说作用不大，抱怨张“已执迷不悟”(13)。可见，张发奎在蒋介石政变之初还是比较坚定地站在汉方。不过，南京方面并没有放弃，派出了更多的人对张发奎进行劝解。1927年7月25日，李宗仁、白崇禧、李济深、黄绍竑、陈可钰共同致电张发奎，其内容无非是要其反共，归宁。其电文如下：
探送张军长向华兄鉴：溯自去年从蒋总司令成军北伐，我辈为党而战，无或后先，即两粤士兵，亦如一家子弟。自共产党徒以挑拨离间之手段，为破坏国民革命之阴谋，而彼此之意向，遂不复相识矣。然以患难旧交，犹冀迷途未远，或终觉悟来归；适当北伐进行，是用缄默。讵近从武汉来者详述各军早由京汉撤回，而兄与汪、顾诸人，尚标反共倒蒋之口号。夫共产惟图破坏国民党之实力，故必欲排革命军之领袖而去之，自非共产爪牙，何至为敌忌才，循声吠影。而况我辈早隶革命军旗帜之下，岂得藉口跨党违法者之伪命，而以犯上作乱为荣。故中外人皆知反共最力者，莫如蒋，今言反共而又反蒋，其进退失据，不待智者而辨之。苏俄党魁，好为矛盾逻辑者，矫此欺人。暂寄生于一种保护色之下，而其目的，仍在集中攻击一点，以中伤我革命之实力。此种狐埋狐搰之伎俩，兄岂不知？或知而甘为所用，自堕其彀中，则宁不令人愤慨？近闻兄处军队且被伪命移动，有所窥伺，岂两湖赤祸荼毒犹为未足，而转欲施诸两粤耶？此诚吾辈所百思而不得其解者，但念往日患难相从之谊，敢尽最后忠告之道。古人有云，凡举事毋为亲厚者所痛，而为见仇者所快。兄果不自绝于国民，不自绝于吾党，当必能大反乎前日之所为，惟熟审而图之。李宗仁、白崇禧、李济深、黄绍竑、陈可钰。感。
显然，这封电文的核心之意，在于分化武汉阵营。如果张发奎倒向南京，武汉就失去了重要的军事力量，也失去了与南京抗衡的基础。
此外，对武汉方面积极反共的人员，蒋介石明令给予嘉奖。1927年6月15日，蒋介石致电李济深，要求其嘉奖反共人员。电文说：“长沙此次反共人员如张翼鹏、张开琏、许克祥、仇鳌、周斓诸同志，应速设法嘉奖联络及派员切商或以中正署名或以在宁粤执委会联名均可，请速办。”并嘱其与杨森、李燊切实联络讨共。从中可看出，蒋介石的分化瓦解策略做得十分细致。
南京方面由于善于拉拢劝说、分化瓦解，加上以军事力量为后盾，各派势力日益向其聚拢，其力量日益增强。武汉方面则相反，由于政府陷入困境，人才流失严重，军事力量不足，其力量日益减弱。两者相比，南京方面明显开始占据上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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