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几次专门抽时间来领导我们学习的申伯纯，发言都是肯定地说：'第三次世界大战不可避免总是要打一场，问题要说明是早打的好，还是晚打的好？'我记得溥仪曾对此举手要发言，那次他好像并没有和平日学文件一样先写好发言提纲，而是临时想讲话。那天他是用严肃的口吻说的：'我认为最好是不打，要万一不可避免，也是晚打，这样我们有充分的准备，早打会对我们不利。'在抗日战争中曾三次负过伤、并参加中国远征军打到缅甸援助英国军队的原国民党四十九军军长郑庭笈则认为：早打对我们有利，因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和民兵真是一片汪洋大海，任何侵略将全军覆没。统帅过大军的杜聿明、宋希濂两位国民党将领都认为这种提法不对，因为我们不会去发动战争，早打晚打的主动权不握在我们手中，没有必要在早打或晚打的问题上去费时间讨论，我们只能是采取积极防御，敌人要不来，你怎么能早打，敌人只要入侵，就不存在早打或晚打的问题，只能说敌人什么时候来我们就什么时候打了。大家认为这些意见很有道理，这个问题，就算有了结论，以后再没有谈过了。
溥仪在政协座谈会上
由于周总理曾指示过政协几位领导人，对溥仪在学习发言上如有不妥或错误的地方要大家耐心帮助他，切不可随便去批评指责，要启发他多发言，并要注意经常帮助他如何待人接物。申伯纯每当溥仪和溥杰不在场的时候，总是叮嘱我们多帮助他们。
在当时，一些外国元首和重要人员访华时，听说共产党把中国末代皇帝、国民党近百万大军的统帅、以及杀人不眨眼的特务头子都改造好了时，都希望能亲自见见他们。特别是溥仪，要求见他的人最多。有时他是和另外几位专员一同去接见，我们发觉溥仪在回答问题时使翻译很为难，外国人也不容易听得懂。如总理或政协领导人向客人介绍：'这位就是中国末代皇帝溥仪。'溥仪这时总是站了起来，很严肃认真的回答：'过去的溥仪已经死了，今天是新生的溥仪！'这句话中国人听了还可以理解他是忏悔的表示，但外国人经过翻译，特别是不高明的翻译译出之后，就使人听不明白是怎么一回事。既说已经死了，怎么又能新生呢？我们在学习时的闲谈中，便认为这样回答很不合适，既要表现谦虚，又要能让人听懂，溥仪对这一意见认真考虑过之后，才琢磨出一句比较合适的话来。有次周总理向一位外宾介绍：'这位便是过去中国的宣统皇帝！'溥仪马上站了起来大声回答：'今日是光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溥仪！'总理和在场的许多人都为之鼓掌，认为他这一回答很恰当，既谦虚又有感激与满足之情。从此以后，他就用这句话来代替过去那句死了又新生的回答了。
不少外国贵宾常爱进一步追问他为什么愿意接受改造等问题时，他也慢慢琢磨出一套较为合适的回答内容，有时他也在小组内提出来，征求别人的意见，大家也爱在这方面替他考虑出主意，所以后来一直受到周总理和见过他的一些外国元首和贵宾对他的赞扬。有一件事，是所有的专员都不如溥仪的。那时，我们都要常去中央广播电台对台湾和海外亲友播音，当时广播录音是要去电台一间密封的恒温室内进行，不像现在这样方便，可以到家里来录音。在那里说话不能停顿间断，要一气呵成。我们都是自己起的稿，去广播前还先读过一两遍，等到去录音室录音时，往往会感到某一句话欠妥或用别的词汇可以更好地表达内心的感情时，便会无意中停顿一下，这样便得重复前面一段话再一气说下去。一般总要这样重复两次甚至三次，才能完成一篇讲话。连过去经常在电台讲话的杜建时，也常得再来一两次。只有溥仪总是一次完成，他讲话从来不停顿，所以没有再来过。杜聿明便笑着说：大溥常常白谦，要向我们学习，这一点，我们真要向你学习才行。一向性格很直爽的溥仪，听到后，便放声大笑，接着慢慢地说：'我这一点，你们不必学，也肯定学不到，我是从小就养成了这个本领，别人写好什么叫我念，我就从不考虑对不对，更从不考虑如何修改一下更好些，任何文件我拿起就照念不误，念完为止，一字不差，绝不会念错。'我们听了之后都连连点头，等溥仪一转身，就有两人同时轻轻地说：'这一套当傀儡的本领，我们这一辈子的确没有办法能学到。'
1963年，周总理接见溥仪夫妇
文史专员的主要工作是自己写回忆录，凡是过去亲身经历的、亲眼看到的、亲自听到的，即'亲历'、'亲见'、'亲闻'的重大事件的资料都要写出来。但各人亲身经历的重大事件，能够有条件列入《中国历史大事年表》的却不多。如杜聿明一生中可列入大事年表的只有：'昆仑关战役'、'淮海战役'、'远征军赴缅参战'，范汉杰只有'锦州战役'，王耀武只有'莱芜战役'，廖耀湘只有'东北战役',而溥仪一生经历的许多历史大事，几乎都可以列入历史大事年表。从他三岁登基起，到他被俘、特赦，其中'三亲'资料，真可以说俯拾皆是。但我们在一起时，没有见到过他埋头写过长篇东西。《文史资料选辑》上发表的《张勋复辟前后》、《我怎样当上伪满'执政'》、《我第三次做皇帝》等三篇，都是由别人写的，他署一个名。我们都以为他有顾虑，不敢写东西，他才告诉我们：他过去在抚顺战犯改造所时的零零星星交代罪行材料，和别人代为整理的东西，都交由北京群众出版社李文达同志重新改写，准备编在《我的前半生》那本书上，当时负责文史工作的申伯纯副主任还特地告诉过我们，溥仪准备出一本书，他的资料一般不在《选辑》上发表，都是提请李文达同志全权去取舍，并由溥仪作点口头补充，所以他只等李文达把书写出来就可以了。
吴稚辉书写碑文的戴笠墓碑已无存
不久，一部震惊全球的巨著《我的前半生》由北京群众出版社出版了。中国末代皇帝一部自传性的创作，立即引起了全国人民的重视，外国人也感到惊诧，外文出版社也译成多国文字向全世界发行，中外文版都是一版再版，周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看后无一不赞好。当时专员室的专员每人都得到了一本，不少人拿着书去请溥仪签名。他不管是政协领导还是一般工作人员，甚至连专员室的专员，他都一概婉谢，不肯签名。他总是很谦虚而又带悔罪的口吻说：'我这个臭名不愿意再留下来，请原谅！'别人看到他写的毛笔字很秀丽，向他求字的人也很多，他都是那样拒绝了。我曾劝过他，不应这样拒人于千里之外，他也是摇摇头：'我认为这不是光彩的事。'不过我在溥杰家中见到他写的一张小条幅，是一句格言，溥杰连装裱也没装裱便贴在会客室中，他看了要溥杰马上收藏起来，怕别人见了又让他写，就不便再推辞了。
我当时在文史专员室是和康泽、杜建时分配在政治组，组长和副组长是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焦石斋和许宝骏，他们是应申伯纯之邀，尽义务兼的职。溥仪和溥杰、董益三是分配到北洋组，组长是政协常委阎宝航。还有一个军事组，这组人最多，因专员中大部分是国民党的高级将领，所以写的战争史也多。有一段时期人们戏称这不是《文史选辑》而是《武史选辑》，说'文史专员'应当是'武史专员'，杜聿明写的一篇《淮海战役亲历记》，连周总理、陈老总看后都连连称赞写得好。
我们当时的工作除了自己写以外，还有一项重要任务是审阅别人写的史料。溥仪所在的北洋组便是审阅北洋和清末史料。写史料的人如有乱写或写错，在审稿时便可以指出来。一篇稿件有无价值是要经过审阅、评议才能定出稿酬和能不能够条件刊入《选辑》或留参考。每天上班都是相当忙的，因为来稿很多，都得及时处理。我们有资料可写的人，大都要利用星期日或晚上在家写。那时无电视可看，晚上是写东西的最好时间。
1963年11月10日，周总理和陈副总理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并设宴招待在京特赦的第一、二、三批人员，并连同他们的妻子。请了傅作义、张治中夫妇作陪。随同参加接见和赴宴会的还有中央统战部长徐冰、副部长兼政协秘书长张执一，副部长童小鹏，北京市统战部长廖沫沙，以及鲁迅先生的夫人许广平等，共四十多人。宴会前后，周总理和陈副总理向特赦人员及家属讲了话，还问了一下这些人的身体、生活、工作、学习等情况，并一再说，大家如果有困难，可以随时写信给他们两人。吃完饭后，周总理宣布：等明年春暖花开时，所有在京特赦人员可以带家眷先去东南、后去西北参观游览一次，看看祖国大好山河的崭新面貌。大家听了都高兴异常。能有机会带家眷去旅游，这比一些政协委员出去视察参观不能带家眷更加优待，这是我们过去想都没有想过的事。最后，总理还要和大家照一张相，并让溥仪和溥杰夫妇都站在前排，这一历史珍贵照片，多年来我一直珍藏着。
1964年3月7日，全国政协秘书长张执一又集合我们去政协礼堂开会并设宴招待，并宣布：3月10日，我们由北京乘京沪特快车先去南京，有妻子的带妻子，没有妻子而需要人照顾的可以带一名子侄陪去，并且每人发200元作为零用。政协除派民革陈此生为领队外，还派有工作人员多名及人民医院医护人员各一名随行照料。
我们未出发之前，政协便先行与各参观地的领导和地方政协联系好，除安排我们参观项目外，还请地方加派医护人员协助。这些都是由周总理亲自关照的。还一再提到，一定要保证来去安全，伙食要清淡，乘软卧要睡下铺等都一一交代清楚。我们知道后，无不感动异常。
参观团的名义是'全国政协文史专员参观团'，但不少人，就连政协一些干部都戏称它是'帝、王、将、相'参观团。因为其中有末代皇帝溥仪、末代亲王溥杰，有指挥过淮海战役的统帅、国民党名将杜聿明，以及宋希濂、范汉杰、廖耀湘、王耀武等将领。文的有天津市直辖市长杜建时，伪满洲国大臣王子衡，还有特务头子康泽等十多人，连家眷二十多人。家眷中也有几个一向为人们注目的。如日本天皇皇族嵯峨胜侯爵女儿、溥杰的夫人嵯峨浩子，世界有名的大科学家杨振宁博士的岳母大人、杜聿明夫人曹秀清，以及杜建时新婚夫人、名画家李念淑等。所以这个参观团所到之处，当地许多好奇的人都争着想看看这些传奇人物究竟是什么样子。不过听说一些人看过之后，都感到很失望，原来这些在他们心目中的传奇人物，也和普通人一个模样。
溥仪夫妇和周振强夫妇在杭州
3月10日，我们从北京出发时，北海公园的许多偏僻角落里的残雪尚未全消，而我们一觉醒来，已是一片江南春色了。那次是包了两节软卧车厢，有家眷的两人一房，我和范汉杰、康泽、廖耀湘四条老光棍住在一房，自然是我和廖耀湘两人睡上铺。到南京时，江苏省政协的领导已到车站迎接，把我们安排在新街口一个专门招待外宾的旅馆。第三天是孙先生逝世39周年纪念日，我们都去中山陵参加谒陵仪式。
溥仪和溥杰夫妇是第一次到江南。溥仪看到什么都感到新奇，遇事都要问一个仔细，所以我们给他取了一个临时绰号叫'每事问'。同时，他也能恰当地联系一下自己的思想，当他看到明朝开国皇帝朱洪武的陵墓那么大，而明朝末代皇帝朱由检的墓，在北京十三陵中是最小最小，他竟不自觉地感慨起来：'还是开国创业的君王的气魄大，到了后代就一代不如一代了……'我们想听听他有什么想法，他只把头一摇，不再往下说了。因为有他这样感想的人，全国人民中只有他一个人。
在参观梅花山时，陪同我们的江苏省政协的一位干部指着一堆荒土告诉我们，那里曾是汪精卫的埋葬处，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政府在'还都'南京之前，便先派一个工兵营把这座墓炸毁了，我们都知道这件事，听了并不感到新奇，而溥仪却追着问：'好好的一座坟为什么要炸掉？'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那位介绍情况的干部竟冲口而出：'因为汪精卫是投靠日本帝国主义当了汉奸的卖国贼，是伪政府主席，不配埋在孙先生的陵墓附近，所以派人把它先炸掉。'
溥仪夫妇与杜聿明在武汉参观人民公社
这句话别人绝对不会有溥仪那样的感触，他一听马上把头低了下去，因为我们平日学习时，他常自我检讨，说不应该投靠日本帝国主义去当伪满皇帝，申伯纯则常说：'投靠日本帝国主义不光彩，投靠美帝国主义也一样不是光彩的事（指国民党投靠美帝）。'不过今天摆在他面前的这一段历史，不能不引起他满腔心事来，所以他把头低着时，聪明的溥杰立即接过话来，以便打开这一尴尬局面：'炸坟时，不是把汪精卫的尸体也炸成粉末了？'介绍人告诉他，只把坟炸开，棺木还是好好的。溥杰才接着问：'打开棺木看了没有？''打开看了，汪的尸体已腐烂，穿的是长袍马褂。'溥仪又问：发现了什么陪葬物？答复是：只在汪精卫穿的马褂上面小口袋中，找到汪精卫妻子陈璧君写的一张字条'魂兮归来'四个字。别的什么也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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