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帆
巴黎和会一举成名
参加巴黎和会是顾维钧外交生涯中最为成功的一幕，他的外交成绩发轫于此，名扬四海的创始亦在于此。
1918年12月4日，顾维钧抵达巴黎，首先遇到的是和会席位问题。会议将各个国家划分为三等，一等的五个大国分别为英、美、法、意、日，各国分别有5个席位；其他一些国家3个席位；一些新成立、新独立的国家只有2个席位。中国被划为最末一等，只能有2个席位。北京政府任命的代表共5人，分别是外交总长陆征祥、驻美公使顾维钧、南方政府代表王正廷、驻英公使施肇基、驻比公使魏宸组。由于英、法阻挠，顾维钧四处奔走争取席位无果，5位代表只能轮流出席会议。
中国准备向和会提出收回山东权利问题，但日本先发制人，率先在5个大国的“十人会”（“十人”包括美总统与国务卿，英首相与外相，法总理与外长，意首相与外长，日西原寺亲王与代表）上提出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应直接由日本继承，妄图在没有中国代表参加的情况下获得会议通过。对此，美国代表没有顺应日本代表的意图，而是表示应该听取中国方面的说明。于是，“十人会”决定邀请中国代表出席当天下午的会议。
这是关系到山东省命运和国家领土主权完整的重大问题，按照国际惯例应由第一代表团长陆征祥亲自参加。但陆征祥只会法语不会英语，而大多数与会代表只懂英语，这显然不利于各国代表了解事情真相，不利于取得各国代表的支持。其他代表或是不足以担此重任，或是为个人名利着想不愿意参加辩论，在这关键时刻，顾维钧站出来承担这副重担。
1919年1月28日，和会举行五国会议，讨论山东问题。日本代表牧野提出德国原在山东的一系列侵华权益应无条件让与日本。顾维钧针对日本代表的无理要求，慨慷陈词，指出中国作为主权国和战胜国，依据国际间的基本准则，完全应该收回本国的领土主权。他强调：“胶州租借地胶州铁路及其他一切权利，应直接交还中国。青岛完全为中国领土，当不容有丝毫损失……且中国对德宣战之文，业已显然声明中德间一切约章，全数因宣战地位而消灭。约章既如是而消灭，则中国本为领土之主，德国在山东所享胶州暨他项权利，于法律上已经早归中国矣。”
接着，他又从经济文化、历史地理等方面阐述山东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并说：“西方出了圣人，他叫耶稣，基督教相信耶稣被钉死在耶路撒冷，使耶路撒冷成为世界闻名的古城。而在东方也出了一个圣人，他叫孔子，连日本人也奉他为东方的圣人，牧野先生你说对吗？”牧野不得不承认：“是的。”顾维钧微笑道：“既然牧野先生也承认孔子是东方的圣人，那么东方的孔子就如同西方的耶稣，孔子的出生地山东也就如耶路撒冷是东方的圣地。因此，中国不能放弃山东正如西方不能失去耶路撒冷一样！”
顾维钧的据法引典，陈情说理，掷地有声。发言一结束，美国总统威尔逊、英国首相劳合·乔治和法国总理克里孟梭——巴黎和会的三巨头一齐走上前和顾维钧握手，对他的发言表示祝贺，并说整个发言是对中国观点的卓越论述。
在顾维钧的雄辩面前，日本代表完全处于了劣势。这是中国代表第一次在国际讲坛上为自己国家主权所作的成功演说，在中国外交史上地位非凡，顾维钧也因此在国内外一举成名。这次雄辩暂时扭转了中国方面的被动局面，形势对中国本来十分有利，然而到了4月，变化陡生。因分赃不均，意大利在争吵中退出了和会。日本借机要挟：如果山东问题得不到满足，就将效法意大利。为了各自的利益，几个大国最终决定牺牲中国的合法权益，先后向日本妥协，并强迫中国无条件接受。这一事件点燃了“五四运动”的火种。
面对如此现实，代表们心灰意冷，有的代表离开了巴黎，团长陆征祥住进了医院。和会最后一段时间里，顾维钧独自担当起了为中国作最后努力的职责，一直坚持到和约签订前的最后一刻。然而，无论顾维钧如何努力，中国的正当要求均一再被拒绝。保留签字不允，附在约后不允，约外声明又不允，只能无条件接受。如此情况下，顾维钧感到：退无可退，只有拒签，以表明中国的立场。
然而，此时的中国政府已经下定决心要签字了，陆征祥对此亦无异议，他忧惧拒签的后果而倾向于签字。与此同时，国内五四运动的浪潮已席卷全国，国内外团体纷纷要求拒签。6月24日以后，北京外交部接连电告代表团：国内形势紧张，人民要求拒签，政府压力极大，签字一事请陆总长自行定夺。而陆征祥此时已住院多日了。
6月27日晚，顾维钧去医院看望陆征祥，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代表团秘书长岳某在看完陆征祥后先行告退，几分钟后却又急匆匆返回来，说在医院外面受到了袭击。原来，花园里聚集着数百名中国男女，拦住他质问为何要签约。人们将他看做是陆总长的心腹，认为陆已决定签约，威胁说要杀死他。一个女学生甚至从大衣口袋里拿出枪对准他。他吓得跑回陆征祥的病房。
顾维钧对他安慰一番后，送他返回。当他们到楼下时，立刻被人群围住。但人们看清是顾维钧时，气氛缓和下来，顾维钧告诉大家：“中国当然不会签字！”多年后顾维钧再次遇到那个女学生，方知大衣口袋里装的不过是一段枯木。
1919年6月28日，当签约仪式在凡尔赛宫举行时，人们惊奇地发现：为中国全权代表准备的两个座位上竟然空无一人！
顾维钧与代表团商议拒绝签字，表现出了高度的爱国主义热忱。这次拒签是中国近代外交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中国第一次坚决地对列强说“不”，终于打破了“始争终让”的外交局面，在国际关系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也是中国外交胜利的起点。以后，中国一步步夺回了丧失的主权。
顾维钧本人因在巴黎和会上的突出表现，被誉为“青年外交家”。巴黎和会之后，顾维钧在巴黎和会委员会中当选为“小国”五代表之一，参与拟定国联公约。
1920年10月，顾维钧被任命为驻英公使，兼任国联行政院中国代表。1921年10月，顾维钧以施肇基率领的中国代表团团员身份出席华盛顿会议。此次会议中国地位与巴黎和会时有所不同，美国不满日本独霸中国，有意抬高中国地位，以继续推行“门户开放”政策。中国代表团正式代表有4人：施肇基、顾维钧、王宠惠、伍朝枢。顾维钧又一次在国际舞台上充分发挥了杰出的外交才能和维系内部团结的才能。
美英两国恐日本退会抵制，压中国与日本直接交涉，由美英居间调停。中日交涉主要由顾维钧出面。1922年2月，顾维钧与日本代表签订了《解决山东悬案问题条约》及《附约》，为后来收回山东权益和胶济铁路打下了基础。
北洋政府的不倒翁
华盛顿会议结束后，1922年5月，顾维钧偕同第三任夫人黄蕙兰女士回国。
黄蕙兰是“亚洲糖业大王”黄仲涵的独生女儿，黄仲涵为英伦华侨第一巨富，后来去世时积财500万镑。黄蕙兰相貌一般，但华美的衣着、贵重的首饰，把她打扮得高贵性感。其前夫是英国的一位爵士，于婚后不久逝世。巴黎和会结束后，顾维钧作为国联中国代表常赴欧洲出席会议，在伦敦的社交场合与黄蕙兰相识。尽管黄蕙兰对他十分满意，他却不满意黄蕙兰的容貌。黄蕙兰坦白地对顾维钧说：“我的金钱力量，可以保证你事业的成功，我们来开始合作吧。”
顾维钧仍旧有些犹豫，翌日他找了一位英伦有名的星卜家，出了一个金镑的酬劳，占卜这门婚姻的后果。卦占结果显示：佳偶天成，大吉大利。顾意始决，于是二人在伦敦结婚，时人称为“一镑缘”。
对于这场婚礼陪嫁的豪华程度，许多参加婚礼的人都印象颇深，仅36件套的金质餐具便花了1万英镑，贵宾参加中国大使的堂皇宴会，无不啧啧称赞。
回国后，黄蕙兰用父亲赞助的25万巨资，买下北京铁狮子胡同内一所华丽大宅，此宅为当年吴三桂为宠妾陈圆圆所置故居，当年孙中山应邀北上以此为行辕。夫妻住进大宅，家佣20余名，可谓风光至极。
时值第一次直奉战争，顾维钧呼吁停战以共同对外。同年8月，在各派系斗争中王宠惠组阁，顾维钧升任外交总长。此后北京政局此起彼落，各届内阁频繁更换，顾维钧从1922年到1928年在七届内阁中出任外交总长（1924年至1926年间约有一年半的中断），并两次代理内阁总理，一次实任内阁总理和北京政府三人摄政之一。
在这期间，顾维钧参加了对苏谈判、“金佛郎案”、“参战结款案”、“临城劫案”等一系列外交谈判工作，在这些谈判中，他坚持国家主权完整的原则，竭尽全力维护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与尊严。
临城劫车案是一件险些引起外国出兵中国的事件，顾维钧通过外交途径，较为合理地予以解决。1923年5月6日，一列自上海至北京的直达列车在山东临城被中国匪徒所劫，车上19名外籍旅客和200多名中国旅客被劫持，其中一名英国公民被枪杀。当时的驻北京外交使团联合向北京政府提出严重抗议，并提出极不公正的照会，其内容为解决问题的条件、赔偿要求和避免发生类似事件的保证，其条件之苛刻，严重损害了中国主权和尊严。英国公使以武力相逼，要求对中国铁路进行国际共管。
顾维钧一方面拒绝外交使团的不合理要求，一方面抓紧督促劫车案的迅速解决。经过4个月的交涉，顾维钧于9月24日答复了外国使团：一、临城劫车案，与政府无关，受害者可得到一部分经济补偿，但不是中国政府的道歉赔偿；二、中国政府自定和加强对铁路治安的管理，但根本谈不上国际共管；三、惩处失职官员及内政，与外国毫无干系。在这个中外冲突事件中，顾维钧的原则性和外交技巧发挥了作用，使外国使团无隙可乘。被劫人员全部获释后，中国政府做出了一定数额的赔偿，此事件得以顺利解决。
1924年10月，冯玉祥发动北京事变，顾维钧辞职并逃到天津租界。当时报端传说顾维钧是化装为女人而逃离北京的，顾维钧予以否认。此后一年多，顾维钧与夫人过起隐居生活，没有参加政治活动。1926年5月颜惠庆组阁，顾维钧回北京任财政总长。10月任代理内阁总理及外交总长。
顾维钧上任伊始，即中国与比利时于1865年所签订不平等条约到期，为维护国家主权，中国政府于11月6日郑重宣布，中国与比利时于1865年11月6日所订之不平等条约到期，不再延长。此举为后来修改不平等条约的运动提供了样板。
1927年张作霖不顾国际后果，派兵进入苏联大使馆搜捕共产党人，顾维钧于6月两度辞职抗议，隐居西山。1928年6月国民党北伐军逼近北京，顾维钧跟随张作霖乘坐专列退往东北，但到天津时顾维钧下了车，专列行至皇姑屯被日本炸毁，张作霖重伤身亡，顾维钧因此幸免于难。不久，国民政府以顾维钧为军阀服务为由，下令通缉“反动政客”顾维钧，顾维钧遂携家眷逃往法国、加拿大。
顾维钧历经袁世凯、黎元洪、冯国璋、段祺瑞、曹锟、徐世昌、张作霖各期北京政府，以及各届内阁，总能身居要职，在各派斗争中始终站得稳，兜得转，可谓官场“不倒翁”。究其原因，有人认为是金钱发挥了作用。认为顾维钧对台上台下各方面都以“和稀泥”的态度应对，与各方面都有拉扯，对一时失败者予以接济，若失败者重新上台，便可得到重用。后来顾维钧要出面组阁，事前有人问章士钊：“顾少川要组阁，你看可能成为事实吗？”章士钊很痛快地回答：“以顾夫人的多金，少川要当总统也不难，岂仅一个国务总理！”未几，顾维钧果然组阁。
事实上，顾维钧对台上台下这些人物以及一些拥兵军人评价都不坏，一是感激他们的知遇之情，二是顾氏认为这些人物都是以不同的方式爱国家。而真正使顾维钧立于不败之地的，还是他的外交才干、学者风度和超党派影响力。顾维钧一向以对外大局为重，稳健自重，周旋有方，具有政治家的独特风范，故能长立政坛。
后来有人问及他何以在北京政府的权力处于风雨飘摇中而不倒翁似的左右逢源，官运亨通？他回答说：“问题很简单，我从不介入派系之争。我的活动纯以国家民族利益为依归。凡是有益国家的事，我必尽绵薄之力。反之，有害的事，我宁愿挂冠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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