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7月，勃列日涅夫奉召来到莫斯科。这时，赫鲁晓夫已经在莫斯科担任联共（布）中央书记，他接受委托，为摩尔达维亚物色新的第一书记，于是，将勃列日涅夫派往基什尼奥夫 。
在摩尔达维亚共产党中央全会上，宣读了联共（布）中央的推荐书：
“勃列日涅夫入党已超过20年，是一位比较年轻的同志，目前堪称年富力强。他是土地规划师、冶金专家，熟悉工业和农业，多年期间担任州委第一书记的工作即可资证明。他经验丰富，精力充沛，行事敏捷，经历了整个战争，具有将军军衔，意志坚定……”
1950年7月，摩尔达维亚共产党中央全会讨论苏共中央关于共和国党组织工作缺点的决议，前第一书记科瓦利战后即担任此职，他作了自我批评，承认错误。
勃列日涅夫接任后，并未伤害自己的前任，科瓦利一直留在共和国，担任国家计委主任多年。
勃列日涅夫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1924年建立的摩尔达维亚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在莫斯科看来，没有比萨拉比亚，摩尔达维亚的领土便不完整。
此前，比萨拉比亚归属于土耳其达300年之久，自1812年起，并入俄罗斯帝国版图，1918年，罗马尼亚又将比萨拉比亚吞并。
斯大林与希特勒达成协议后，1940年夏季，红军进入比萨拉比亚境域，罗马尼亚军队未予抵抗，于是，比萨拉比亚成为苏联的成员。
1940年8月2日，苏联的成员国中，出现了摩尔达维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但由于战争的爆发，未能来得及将其经济改造为社会主义样式，这些区域重又落入与希特勒德国共同战斗的罗马尼亚的管辖之下。
战后，在共和国中着手实行全面合作化，这本身对农业极为有害，1946年又发布命令，对粮食征购赋予了“阶级”的性质——剥夺“富农和殷实阶层”的粮食。
实际上，则是将所有有点粮食之人的粮食强行收走，被授予全权的县党委搜查农民的住宅，将不肯交出粮食的人关进地窖，农民不得不卖掉牲畜、家产，用来购买粮食上交国家，以几公斤玉米就能买到一匹马或一只羊。
1945年，尤其是1946年，共和国遭受半个世纪中前所未有的严重旱灾，这也导致普遍性的饥荒，但是，胆怯地摩尔达维亚领导人不敢向莫斯科求助。
时至1946年底，粮食连供应票证所需都已不够。想出的办法是：削减领取票证的人数，降低发放面包的定额。
受赡养的人（即不工作的人）每天发给250克面包，儿童则发300克。面包中，几乎一半都是燕麦、大麦和玉米粉，商业买卖的面包已不见踪影，这对市民是一个打击。
在商店门前，排起了长队，队伍中时不时发生殴斗，运来的面包太少，只有力气大的人才能抢到手。
人们吃草根、芦苇，往面粉里掺和油渣、山芥、磨碎的葡萄籽。这导致严重的胃肠疾病，小孩们死于极度虚弱。接着，摩尔达维亚人想方设法逃往邻国罗马尼亚，但这是不被允许的，边防军人成百上千地抓捕逃荒者。
最后，不得不为那些已濒临衰竭边沿的人，设立成百上千的免费饮食站点，来自苏联政府的为数不多的援助被浪费和盗窃一空。
共和国的党政机关无力以他们所拥有的手段，安排对饥民的医疗救护，只能为那些可以自己前来村苏维埃或医院的人进行治疗。
病人被径直放到地板上，病人身上的虱子乱爬，他们之间互相传染疥疮、肠胃病，大人孩子也一起安置在同一个病房，大人便抢夺孩子的食物，而两三岁的小孩子也吃不动烤焦了的面包。
根据官方的资料，共和国五分之一的居民——约40万人患有营养不良症，死亡的确切人数无法判定，摩尔达维亚学者们的宣布的数字为20万人，有几个月，每天死亡多达三四百人。
按照党的原则和对政权忠诚程度选拔的官员，在遇到现实问题时完全束手无策。然而，党政机关依旧在继续进行对敌斗争。
1948年10月4日，联共（布）中央通过关于摩尔达维亚的决议，命令地方政权机关：“提高政治警惕性，及时揭露、清除富农和民族主义分子的敌对活动，开展对集体农庄制度的宣传……”
根据中央委员会的决议，在摩尔达维亚要像1930年代在全苏联那样，建立机器拖拉机站政治处，作为对凭空臆造的富农进行斗争的示范点，并动员共产党员担任政治部主任、副主任、妇女基层干部和政治处报纸的编辑。
于是，这里开展了一场清除农村中“敌对分子”的运动，1949年6月5日至6日夜间，在摩尔达维亚采取了大规模行动：将6000余个“富农”家庭连同孩子共35000人迁出共和国，驱逐到苏联的偏远地区。
他们的生产资料被剥夺，亦即明目张胆地劫掠一空，这对摩尔达维亚人留下了极其痛苦的印象，他们可没有经历过战前的集体化和大规模镇压。
事到如今，他们便开始递交申请，要求加入农业劳动组合，因为已经向农民们宣布：集体农庄庄员不会被强制外迁，一个半月之内，加入组合的农民超过以往三年半的总和。
这是因为，共和国部长会议和中央委员会1949年8月5日《关于调整摩尔达维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西部地区集体农庄的土地使用》的决议，成为了最新的由头。
单干农户分布在集体农庄地面上的地块（花园、葡萄园、耕地），被调换到别的地方——公有农田的范围之外，换而言之，就是强行夺走农民的花园、葡萄园和已经熟耕的好地。
勃列日涅夫来到摩尔达维亚之前，强迫性的合作化实际上已经完成，农业依旧处于灾难性状况，但他们却将此归罪于敌人的阴谋破坏。
“集体农庄制度存在着敌人，”以勃列日涅夫名义写成的《摩尔达维亚的春天》中说。
“他们通常是暗中进行破坏：造谣诽谤，挑拨离间，有时还混入各部门的领导班子，将自己的人塞进去，想方设法破坏人们对集体农庄的信心。他们也动用枪械，虽然此类行为尚不具备普遍性质……”
勃列日涅夫并不是天生的恶人，但他像斯大林时代其他官员一样，已经养成了对周围人的痛苦和不幸，视而不见的积习。
这里起作用的，是自我保护的本能：真心诚意易动感情的人，在机关中是站不住脚的。
在摩尔达维亚，第一书记身边聚集了一批将要与他一道工作多年的人。
契尔年科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契尔年科领导宣传部，萧洛科夫任职于共和国部长会议，特拉别兹尼科夫主持高级党校，戈利科夫担任第一书记的助手，茨维贡先是摩尔达维亚国家安全部的局长，1951年10月起出任副部长。
共和国的安全部部长是莫尔多韦茨少将，作为勃列日涅夫的同乡，他也可望有远大前程。
但是，莫尔多夫韦茨在1955年，却被从机关中调走，任命为摩尔达维亚公用事业部干部局局长，一年之后又奉命退休。不过，勃列日涅夫的其他战友都逐步在莫斯科担任了领导职务，最为飞黄腾达者首推契尔年科。
勃列日涅夫的回忆录《摩尔达维亚的春天》中说：
共和国党组织的意识形态工作，对缔造新的摩尔达维亚具有重大意义。这里必须表现出说服民众、寻求正确的组织形式的才能，而最重要的则是自身要成为信念坚定的战士，成为对同志体贴入微、对自己严格要求的干部。
因而，我想指出，摩尔达维亚共产党（布）中央宣传鼓动部部长康斯坦丁·乌斯季诺维奇·契尔年科便具备所有这些党性原则。他是一位年富力强的共产党员，早在来共和国工作之前即已获得丰富的党务工作经验，总是将全部力量贡献给交付于他的工作。
后来，康·乌·契尔年科担任一系列党和苏维埃的重要职务，处处都表现出他的这种才干和经验。
契尔年科1911年出生在叶尼塞省（现今的克拉斯诺雅尔斯克边疆区）米努辛斯克县大捷西村。数月之后，1929年，他奉派主管共青团的宣传科。
对叶赛宁的热爱，使他与勃列日涅夫亲近起来，契尔年科甚至因为阅读这位“富农”诗人的作品而受到警告处分。
在克拉斯诺雅尔斯克当地，契尔年科领导边疆区的教育之家，后又担任边疆区党委宣传鼓动部副部长。1941年他被任命为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委书记。
有趣的是，一个实际上没有受过什么教育的人，偏偏踏上了意识形态的道路，临近战争爆发时，契尔年科正在舒申斯科耶镇 筹建列宁博物馆。
1942年秋，克拉斯诺雅尔斯克边疆区出版社出版了《约·维·斯大林在西伯利亚流放地》一书，出版资料中载明：责任编辑——康·乌·契尔年科。
据说，莫斯科不喜欢该书，于是印数大受影响，而契尔年科则被解除州委书记职务，派往莫斯科的中央委员会直属高级党校学习，他本人对此讳莫如深。
随即，又让他进入第二期，结果便学习了两年，获得毕业证书之后，契尔年科带着马林科夫签发的派遣证前往奔萨，就任州党委书记。
1948年，他被调到基什尼奥夫，缺乏教育并未妨碍契尔年科神话般地一路上升，个中原因不单是有幸结识了勃列日涅夫，而且，也得意于他无可争议的天生的一套本领：
首先是唯命是从，随时准备为上司的利益奋不顾身地工作……
早在战前的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勃列日涅夫即已与谢洛夫相识，战后，谢洛夫在乌克兰工作。
1943年5月26日，在小地登陆场，勃列日涅夫与战友合影
1951年，他被派往邻近的摩尔达维亚担任该共和国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谢洛夫颇得勃列日涅夫的欢心。
贫嘴薄舌之人硬说，勃列日涅夫喜欢谢洛夫的妻子。不过，有关勃列日涅夫风流韵事的闲话，向来广为流传。
他去世多年之后，《共青团真理报》女记者在基什尼奥夫找到他昔日的一位女秘书——阿拉·莫霍娃，直言不讳地问她：
“基什尼奥夫的人都说，您的女儿塔基扬娜实际上是勃列日涅夫的女儿，长得与他非常相像。”
“胡说八道，”莫霍娃回答道，“不是事实，并不相像。他的年纪比我大得多。而且，我和他的夫人维多利亚·彼得罗夫娜交往密切。”
勃列日涅夫在中央委员会食堂发现了阿拉，便吩咐将姑娘调到书记处他那里，按照她的说法，勃列日涅夫常常工作到深夜，只有星期六辛劳一整天之后，才选定一些影片，带领自己的女秘书们去电影放映厅。
1974年的时候，总书记又来到摩尔达维亚，找到阿拉，劝说她跟他一道飞往莫斯科，阿拉·莫霍娃并不是第一位讲过勃列日涅夫曾劝说其抛弃一切跟他走的女人。
同样的故事，也发生在勃列日涅夫与他在阿拉木图时的女秘书内莉之间，第一频道的摄制组找到了她。她也怀着赞叹之情回忆起勃列日涅夫：
“他总是处于人人注目的中心。他就有这种格外令人倾倒的气质。他既和我们一块儿合唱，也参加我们的体育活动。他很会恭维人和亲吻女人的小手。”
她同样被问及女儿，人们断言，这位女儿也酷似勃列日涅夫。
“我知道这些议论，”内莉回答说。“我为这一切感到非常痛苦！甚至不得不加以解释：列昂尼德·伊里奇1956年2月就离开了共和国，而我的女儿是1957年底出生的。可是闲话仍然传个不罢。我非常难受，简直可怕极了！”
克格勃前主席谢米恰斯内，在接受报纸的采访时回忆道：
“他从不放过任何一个女人！克格勃第9局局长沃洛佳·切卡洛夫对我讲过，有一次农业合作社的两名女裁剪师被领来量西装尺寸。
沃洛佳还没来得及回头看上一眼，勃列日涅夫已经在这两个女孩子身上到处乱摸了，他对女性绝不会无动于衷。
顺便说说，这也是影响干部选配的一个因素。比如，他与某个人的夫人关系亲密，或者他对她怀有好感——他便会开始提拔她的丈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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