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路上，我猜不出，今天还有人会照顾我们。到了杜家，宋希濂、郑庭笈听到都十分惊喜。我又把唐生明的送去，并告诉他，本月起我们的工资不再减发，唐不是专员，也不是特教人员，他是起义将领、政协委员，每月工资240元，没有扣他的。他听到后，便告诉我们，前几天便听人说：周总理知道这件事很生气，不但不准他们再扣，还要他们把扣的补发。大家一听，都异常激动，几十元事小，而在那个时候，有人能如此关怀我们，真太难得了。尤其是日理万机，自身的日子也不好过的周总理，还为这种小事操心，我们怎会不感动。
溥仪与夫人李淑贤
当我送工资给董益三后，转一个弯便到溥仪家。他夫人还没有去领工资，我便先把这一情况告诉他们。溥仪已生病躺在床上，他听到后竟激动得流出眼泪来，并紧紧地握着我的手说：'周总理对我们真是太好了！'
溥仪生病后，我常和妻子杜雪洁去看望他。我妻子和溥仪夫人都是搞医务工作的，她两人也谈得很投机。好几年前，董益三在帮助整理溥仪日记时，他摘了一段送给我，日记是1967年1月22日记的。'早上10时许，沈醉夫妇来看我，谈到我这次得病，沈老（指文史会一位新来的领导沈德纯，曾任湖北省委统战部长和董必武副主席秘书）向周总理报告，总理立即电告平杰三部长（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兼全国政协秘书长）召集有名医生抢救我，谈到这里，我的眼泪夺眶而出….'
对这段日记，我得稍加说明。'十年浩劫'前，因为周总理曾经有手令规定过：全国政协文史专员的医疗，一律按高级干部待遇。所以我们看病不用去排队挂号，只要打一个电话到医院保健室，告诉他们自己的医疗证号码和姓名，要看什么病，他们就会在电话中回答你什么时候去保健室，他们到时便先把病历调出放在那里。按他们告诉的时间就可由一些医术较精的老医生诊治。看完病取药，也是在药房专设的窗口去取。如要住院，只要经过保健室的医生决定，就可住进高干病房。'十年浩劫'一开始，红卫兵就把这一规定取消。保健室也关闭了，高干病房一律改成普通病房，连中央各部部长看病也得排队，原配给许多中央首长的医护人员全部撤走，我们这些真的帝、王、将、相，则被改称为牛、鬼、蛇、神黑五类分子。如去看病，连排队挂号都挂不上，即使耐心等几次挂上了号，轮到去看病时，个别'左'字号医生一看是'黑五类'，有时随便开点药，有时连药也不开，还骂上一句：'不给药，死一个，少一个，回去等死吧！'病没看上，反受了一肚子气。一些医德高尚的医师，则只要是病人，也不分你红五类黑五类，一样从人道主义出发，认真看病给药。有时还能悄悄安慰几句，遇到这样的好医师，不服药，病也可以好几分。
1967年1月20日，我和妻子去看望溥仪。她又和溥仪的夫人李淑贤研究，如何自己买点药给溥仪治病，免得去医院碰到那些'左'字号医生，反而受气更使病加重。她俩正在悄悄商量，我走到溥仪身边，看他躺在床上那么有气无力的样子，比上几次来看他时，更加沉重。我心里很难过，如不及早治疗会耽误成大病，就更加不好治了。我安慰了他几句，便赶到政协机关找文史负责人，没有找到。直到21日下午，好不容易找到了沈德纯，因为政协一些负责人的家，我从来没有去过，只能在机关找到。沈德纯一向对溥仪很不错，加上他为人正直、热情，一听我向他反映溥仪病重需及早医治的紧急情况，也十分焦急，连说：你放心，我一定向中央领导去反映让溥仪早日住上医院。当时中央统战部几位领导都在挨批斗，都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最后总算找到一位从批斗场上回来的平杰三，他一听也很急，马上给周总理打电话。那时周总理十分忙，电话老占线，我在旁边看平杰三副部长拨电话时很耐心，十分感动，他一遍又一遍不停地拨，一直拨了半个小时，才算拨通，总理一听到溥仪病重，马上要平杰三立即召集北京几位名医一定要设法抢救溥仪。平杰三放下电话，呆了一会儿才说：'有周总理的指示，我才好说话一点。'因为那时谁也不会听他的。
22日，我又去看溥仪时，把昨天的经过告诉他，而我上面抄的溥仪22日的日记，说'沈老向周总理报告'，实际是平杰三向周总理报告，因沈德纯还不能直接与周总理通话。溥仪那天的日记记得不够详细准确。
那天，我还告诉溥仪，中央统战部几位领导和申伯纯，都被红卫兵押在卡车上游行。善良的溥大哥，听到这些竟失声痛哭。他的夫人连忙让我少说这些。我也感到不应该告诉他。
临走，溥仪还抓着我的手，边哭边问：'究竟为什么要这样干？好端端的一个国家弄成这个样子，是谁的主意啊！'一位特赦后的皇帝，自己那么病重，还这样注意国家大事，如不是亲眼所见，是不能想像到的。他在病中，一直是这样关心革命老干部，痛恨那些胡作非为的'四人帮'。他一生气，什么江青一类人都敢骂。我怕惹事，总是竭力劝慰他，养病要紧，不要管这些。他却老惦念着祖国的前途和老干部的命运。
当我把溥仪生病情况和平杰三报告周总理、总理对他的关怀又去告诉杜聿明等人时，他们也表示，一定去多看看他，劝慰他，不宜再发牢骚骂人，因为这在当时是会惹来杀身之祸的。
溥仪由于不能住进医院，而外地到北京来串联的红卫兵，便可随时找到溥仪家去看看这位末代皇帝，以满足他们的好奇心。有人告诉我，许多人认为皇帝一定有与别人不同之处，但见到他之后，见他对人那样客气，还戴一副深度近视眼镜。便和几个见过杜聿明的红卫兵编了几句顺口溜：'久闻大名，特别惊人。今日一见，普普通通。和我一样，戴副眼镜。'
有些本地红卫兵去找他时，看到他客厅里摆有那么多好沙发，使他还在过剥削阶级生活。由于平日溥仪和他夫人李淑贤两人和附近的街坊邻居都相处得很好，特别是管那条街的福绥境派出所的负责人，常常来向红卫兵说明，因为溥仪常接待外宾，需要有沙发，而且这些沙发是政协为他布置的，但有些什么都不懂得的红卫兵，却还是认为'文化大革命'期间，不应接待外宾，沙发应当退还政协，派出所的负责人坚决不同意红卫兵的意见，红卫兵虽然天不怕、地不怕，但对派出所还不敢太放肆，所以没有让取走沙发，后来溥仪自己害怕惹事，还是通知了政协造反派，把沙发搬走了。
有天我去看他时，见他还把毛主席和他一同照的那张照片挂在家里，估计是想以此作为挡箭牌，对付一下红卫兵，我便劝他最好收藏起来，以免被人拿走。他问：'连和毛主席照的相也会拿走？'我说他们只要找个借口，说我们这些人不够格和毛主席照相，不就可拿走了嘛。他听了很以为然，马上收藏起来。
由于得不到好的治疗，溥仪的病一天天重起来，我去看他，见他睡在床上还在看一些'小字报'。那个时候，每一个'造反派'都自印一份或几份'小字报'。不是随意给一些老革命干部扣上一大堆莫须有的罪名，任意指为'叛徒'、'特务'、'汉奸'等外，就是大捧江青等'四人帮'，说上一大堆看了使人肉麻的话。我看溥仪那么爱看这些，便劝他多休息，这些不可靠的东西少看。他随手拿起一张'小字报'问我：'这里说某人是军统特务，奉命打入党内的，你认识她吗？'我说她根本与军统无关，这是造谣中伤、陷害，他便建议我写篇文章去更正。我说：'如果有人找我写材料，我可以证明她与军统无关；如不找我，我的东西，谁会给我发表呢？'他听了很难过，连说：'这是什么世道啊！公理在哪里？!'
最后，溥仪的病已到了非住院不可的地步了。他夫人到处去求人，谁有这本领能让医院收留他呢？有天她去政协找人，托邻居一位老大妈照顾溥仪一下。她刚出门，溥仪一口痰塞在喉头吐不出来，胀得满脸通红，那位老大妈看到他那难受的样子，毫不犹豫，立即把嘴对着他的嘴把那口痰帮他吸了出来。李淑贤回来一再向这位老大妈致谢，这位老大妈连说：'这不用谢，谁见了都会这样做，你们夫妇平日待人那么好，有困难时我们能不帮一下！'
自1966年8月以后，我替几位专员去政协领工资送给他们时，总要在董益三家中聊上一会儿。因董与我是军统局的旧同事，解放前就是好朋友，又同在一起改造多年，所以无话不谈。当时他家住在草厂胡同，转一个弯就到溥仪家。他的夫人朱伯兰，是一位热心助人的能干妇女，也是溥仪家的常客。董为人很正派，在专员中间有'智多星'之称，溥仪夫妇非常敬重他，有事也常找他商量。他曾留学美国，是搞无线电工作出身，知识丰富，我每次去他家，他都要和我谈溥仪的事。溥仪几次住过协和医院和人民医院，每次他都到医院看溥仪。他虽是军统旧人，但比我目标小得多，他去医院看溥仪时很少受到红卫兵们的阻拦。有天，董气冲冲地跑到我家，告诉我一个使人十分不安的消息，他说东北来了一批人，要把溥仪揪到东北去批斗，溥仪非常害怕，幸好政协的领导和一个造反组织都不同意，总算没让他们揪走。
溥仪过去住过几次医院，都没等病完全好就被送回家了。当时医院的造反派表面上不得不遵照周总理指示，要收留他。但他进去并未认真治疗过，几进几出，病反而越拖越重。如果当时能真正遵照总理的指示医治他，溥仪是不会那么早就去世的。
到了1967年的10月初，溥仪痛得在床上滚来滚去。他夫人急得没法，到处奔走，东求西请，总算把他送到了人民医院急诊室。当时医院的造反派头头们，只同意急诊抢救，想住院，没有门！李淑贤又跑到政协请求，最后才由周总理的秘书打电话给人民医院造反派头头，说这是周总理的命令，医院才同意把他安置在第九号病房。这事太凑巧了，在中国历史上一直把九当成极数，所以对皇帝常常爱用九，如九五之尊、九重天子……而溥仪这位末代皇帝住院的病房为九号，这种无心的安排，好在出自造反派头头，要是别人，他们一旦听到读书人一指点，那还得了！
他住院的消息，周总理一直很关心，曾让许多有名的大夫去看他。但那时几位名大夫也正在挨批斗，所以去的少，只有蒲辅周老大夫去医院为他切脉后，认为病情严重，需要长期治疗，好生护理。最令人气愤万分的，是溥仪病成那样，东北还有人带着红卫兵到医院批斗他，致使他病上加病，如果不是同住医院的几位红卫兵小头目，还懂点政策，讲点人道，能把东北来的那些人赶走，否则真会把他当场折腾死。
当时人民医院的医护人员在造反派的控制下，对溥仪不敢好好照顾，怕被那些家伙扣帽子，同情帝、王、将、相。有时他的尿排不出去，如有造反派在场，便让他难受得大汗满头，痛苦万分，那些家伙反以此为乐。只有这群披人皮的畜生不在场，医护人员才敢为他导导尿。溥杰常常去陪伴他，也遭到造反派的刁难和呵斥。专员中常去的有董益三、杜聿明、范汉杰等，也只能悄悄去看看。唯独我去看他时，被发觉了，总是被连推带骂赶了出来。有次我看到原在保健室工作的一位护士在值班，她和我与溥仪过去都很熟识。我溜进去，以为她不会赶我走。她也无可奈何地说：'头头们早关照过，不准你这个'严醉'去看溥仪，我让你去了我得挨批。说我到今天还划不清界限，我过去为你们服务，都是我的罪行，你原谅我吧！'听了她这番话，我只好走了。因我当时住在西黄城根，离医院不远，我就常常找机会，有天我趁他们不备时溜了进去，看到溥仪鼻子里插着氧气管，眼神无力，见我走过去，便拉着我的手，泪珠不断流出来。我也是泪珠滚滚，我强忍着心头的悲痛，劝他不要难过，总理很关心他，病一定会治好，到了那种程度，他仍然相信党不会不给他治病。我还想和他讲几句，一只冰凉的手，伸进了我的后衣领内，'给我滚出去！'我本能地想转身反击，他那只手的骨头就可能断成两截，但一想那是什么时候，什么地方，我和他拼了，对溥仪更不利，我只好挥手向溥仪告别。他又用了大把大把眼泪看着我被人推走。我当时真心如刀割，这是一幕'生死离别'，我到今天还没有能忘记。
从10月中旬开始，自西北高原随大风刮来的大量黄沙，在北京上空盘旋了几天。汽车停下来，一会儿就落上一层薄薄的黄土。许多关心'小皇帝'的北京老人，早知道溥仪病重入院，看到满天黄沙，便纷纷谣传'天发黄、小皇帝怕快……'老人们连最后一个'死'字都不忍说出来，都是这么爱他。而医院造反派却加重对他的折磨，让这位被中国共产党改造过来了的中国末代皇帝，终于在10月17日凌晨悄悄与世长辞。我们知道后都去医院与他的遗体告别，政协造反派竟然不准，只让他几位家属去了一下。那时候，这些人为什么会失去人性而与禽兽无异呢？
周总理知道后，也很难过，他指示一定要在报纸上公布溥仪去世的消息。《人民日报》才不得不在第二天很不显眼处刊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爱新觉罗．溥仪先生，因患肾癌、尿毒症、贫血性心脏病，经长期治疗无效，于10月17日2时30分于北京逝世，终年60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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