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帆
钱大钧出生于江苏省昆山县一个商人家庭，少年时代颇为不幸。4岁时父亲经营的小商业破产，举家迁往苏州，全家生活陷入贫困之中。14岁时父亲病故，家境更加清贫。此时钱大钧已经读完私塾、初等小学，正在长洲高等小学堂就读。不料，两年后母亲去世，使这个家庭雪上加霜，为生活所迫，钱大钧只好终止学业，随次兄去上海经商。
但是，钱大钧一直学习成绩优秀，深受老师喜爱，他最终舍不得中断学业，以志趣不投为由返回苏州，重新进入长洲高等小学堂。1909年，钱大钧因成绩优异被学校保送入设于南京的江苏陆军小学第四期。从此，钱大钧开始了一生的军旅生涯。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陆军小学也在这场政治变动中停办。钱大钧随即去上海参加学生军，投身到反清活动之中。当时，上海革命党人钮永建在淞江军政分府创办了一所淞军干部学校，钱大钧便与蔡熙盛等人进入该校学习。1913年江苏陆军小学堂改为学校，钱大钧返回学校，完成陆军基础教育，毕业后回到钮永建的淞军别动队任排长。
二次革命时，钱大钧随淞江钮永建组织的学生军和敢死队攻克上海郊区龙华，进而攻打上海制造局（现为江南造船厂），二次革命失败后由钮永建介绍逃往日本，在东京与同是因二次革命失败逃亡日本的孙中山相识，得以聆听孙中山的教导，亲承孙中山的革命熏陶。孙中山总结革命失败的教训，认为二次革命的失败“非袁氏兵力之强，实同党人心之涣散”，于是决心解散国民党，建立一个新的政党——中华革命党，再举革命。钱大钧宣誓加入该党并表示完全服从孙中山的领导。其间，钱大钧在东京还加入了东京大森浩然学社，研究军事学术。
钱大钧于1914年末回国，考入武昌陆军第二预备学校。其后，袁世凯复辟帝制，引起全国人民的愤慨。钱大钧遂投身于护国运动之中，他联合同志，发表演讲，积极从事倒袁运动。袁世凯派兵镇压护国运动，到处搜捕革命党人，钱大钧被湖北都督王占元怀疑，只好离开武汉，秘密转到上海。适逢钮永建在淞江重建旧部，钱大钧便前往淞江协助钮永建组训新军，配合蔡锷等在云南发动的护国运动，开展活动。
第二年袁世凯在国人的唾骂声中死去后，钱大钧又回到湖北军校恢复学业，毕业后递升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由于成绩优异，1917年4月被选送日本士官学校第十二期炮兵科深造。
1919年6月，钱大钧在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回国后任保定军官学校第八期、第九期炮兵队长。1921年孙中山在广州重组革命政权，钱大钧辞去第九期炮兵队长之职南下广州，担任粤军第一师少校参谋，当时师长为邓铿。其间，钱大钧先后参加了讨伐西江战役，赣州战役，讨伐沈鸿英、林虎战役。这些战役的作战计划与命令均出自钱大钧之手，因而深得师长邓铿的信任，遂于1923年晋升为中校参谋。
1924年，孙中山在广州创办黄埔军校，钱大钧与邓演达、顾祝同等人参加了黄埔军校的筹建工作。他因精于兵器学，被任为中校兵器学教官，不久，升为代理上校总教官，同年升任校本部参谋处少将处长，得到了蒋介石的信任。
钱大钧具有儒将风度，他有两方面才能：一是具有较坚实的军事基础知识，步炮射击和器械体操，均有较高技艺；二是具有较高文学素养，尤其对古文有较深造诣，深受蒋介石宠爱和器重。
1925年1月第一次东征时，钱大钧为校本部少将参谋长。东征途中，他协助蒋介石、周恩来指挥部队与陈炯明部进行了英勇战斗。2月12日，东征军进攻淡水，受敌钳制，态势不利。第二教导团团长王柏龄缺乏指挥作战能力，没有掌握好部队，贻误了战机，遂被撤职。钱大钧代理该团团长，终将敌军击败。
但2月13日棉湖之战，钱大钧却贻误了战机。当日第一教导团千余人，在棉湖的西北山地，遭到数十倍于己的敌军林虎部主力的围攻，伤亡惨重。钱大钧本应率第二团驰援，按照一般作战原则，一团与敌接火后，二团这时应加快速度，按预定方案迅速果断地攻击敌人的侧背。但团长钱大钧听到枪声，反而命令部队在山谷中休息，静候上级命令。但此时指挥部派出的信使，根本找不到他们。
一团孤军苦战的情形二团官兵已经察觉到了，各级军官纷纷来找钱大钧请战，要求出击增援一团。而钱大钧向来为人谨慎，这次又是他第一次单独指挥实际作战，于是就更是谨小慎微，生怕一步走错，会带来什么闪失。他当时的看法是，虽然一团正在和敌人激战，但并不能断定敌人的主攻方向就是一团，万一敌人对一团采取的只是佯攻，把主要兵力部署在针对二团的方向呢？那样莽莽撞撞地把二团带上去不是自投罗网吗？因此，这第一仗，还是不求有功但求无过。
眼见团长优柔寡断，二营营长刘尧宸气冲冲返回营队，当即召集排以上军官开会，宣布二营的任务是担任正面攻击，四、五两连是第一线，六连为预备队。于是，刘尧宸率部冒着弹雨冲上去。事已至此，钱大钧知道再不增援一团，大家都难获善果，于是下令出击。
在一团打得最艰苦已经展开肉搏战的时候，二团在二营长刘尧宸的带动下，终于全部投入了战斗，马上有效地减轻了一团正面所受到的压力。敌军在腹背受敌的情况下，终于全线溃败，学生军大获全胜。此次战役，由于二营长刘尧宸及时率部增援一团，致使钱大钧命令全团出击，总算未给钱大钧带来坏的影响。
4月底，钱大钧被调回黄埔军校训练新兵，组建第三教导团，代理教育长并代行校长职务，旋出任党军第一旅第三团少将团长，6月参加了平定军阀杨希闵和刘震寰叛乱的战斗。10月，陈炯明勾结英国人兴兵报复革命军，钱大钧率领第三团参加二次东征，与何应钦扩编后的第一旅合编为第一师，由何应钦兼任师长，钱大钧兼任东征军前锋。在此次东征中，钱大钧曾以六连士兵破陈炯明四千之众，震惊一时。10月22日，钱大钧率部攻打海陆丰，配合主力将陈炯明部彻底消灭，第二次东征胜利。
此后，钱大钧升任第一师副师长兼参谋长。1926年初，何应钦升任第一军军长，钱大钧升任第一军第一师中将师长。
在随后的日子里，钱大钧成了蒋介石黄埔系中最亲信的干将之一——“八大金刚”之一。黄埔军校是蒋介石的“八大金刚”崛起之地，从黄埔初创到北伐时期，正是蒋介石的“八大金刚”的发迹、崛起时期，钱大钧作为“八大金刚”之一，与何应钦、顾祝同、蒋鼎文、陈诚、陈继承、刘峙、张治中七人，正是从这一时期开始，一步步登上权力顶峰的。
侍从室幕僚风光一时
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但钱大钧没有参加北伐，被蒋介石留在了广州，任命为广州警备司令，兼广州市公安局局长和广州市戒严司令，一方面负责维持广州治安，把守大本营，而另一方面，蒋介石已蓄意叛变革命，一旦举事，钱大钧可在广州积极响应。
果然，1927年4月，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钱大钧在广州立刻行动，配合李济深发动了四一五政变，派兵包围了中华全国总工会广东办事处和省港罢工委员会，解除工人纠察队武装，查封工会、农会、学生会、妇女会等革命群众组织，杀害邓培、肖楚女、熊雄、李启汉、刘尔崧等大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并派兵搜捕黄埔军校，抓捕左翼人士并予以杀害。
一时间，白色恐怖笼罩广州上空。随后，钱大钧又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北路军总指挥，受命巩固北粤，并去曲江、江西省赣县等地遣散改编部队，同时兼任新编第一师师长。
南昌起义爆发后，钱大钧奉蒋介石之命，力图堵截叶挺、贺龙率领的南下广东的南昌起义部队。8月25日，钱大钧率部在瑞金的壬田与起义部队发生激战，结果，钱部两个团被击溃；8月30日，又在会昌激战，又有4个团被起义部队消灭。但钱大钧仍不甘心失败，又多次对起义军进行堵截、战斗，始终未能消灭起义部队。10月初，起义军胜利突围。
由于钱大钧“剿共”有功，钱部改编为第三十二军，钱大钧擢升该军上将军长并任军事委员会委员，在广东梅县宣誓就职。
1928年二次北伐结束后，为了控制及遏制桂系、晋系以及冯系等军阀，蒋介石以整编军队为名，开始实行“削藩”。钱大钧奉命率部北上，先后兼任淞沪警备司令和江苏省政府委员，第一编遣区主任，所部第三十二军缩编为陆军第三师，任师长，并兼任江南“剿匪”司令。在担任淞沪警备司令期间，钱大钧对上海实行恐怖统治，中共领导人罗亦农因被叛徒出卖，在公共租界被捕，引渡给淞沪警备司令部后，于4月21日惨遭杀害。此后不久，共产党员陈乔年也被淞沪警备司令部杀害。钱大钧还于当年7月在上海创办了第一所训练治安人员与秘密警察的学校。
在1929年爆发的蒋桂之战中，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总参议的钱大钧发挥了重要作用。蒋介石为了控制湖南，任命鲁涤平为湖南省主席兼省“清乡”督办。而李宗仁的第四集团军总部设于武汉，桂系同样要控制湖南。于是，由桂系控制的武汉政治分会于2月19日发出决议，罢免了鲁涤平湖南省主席等职。蒋介石一面派蔡元培、李济深等人前往“查办”，一面派钱大钧秘密去鄂北随县，策动收买当时驻武汉的第四集团军夏威的部下李明瑞，并大功告成。当蒋介石以此为借口挑起蒋桂之战后，作为桂系基础力量的李明瑞部的倒戈，给桂系带来沉重打击，使桂系很快撤出武汉，溃逃广西。
蒋桂战争胜利后，蒋介石将李宗仁在武昌创办的军官学校改编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武汉分校，并任命钱大钧为教育长。
钱大钧作为蒋介石的心腹干将，一直在蒋介石的指挥棒下转来转去，但作为一名军事将领，他的胆量却似乎没有增加。在1930年4月爆发的蒋冯阎中原大战中，蒋介石任命钱大钧为总指挥，夏斗寅为副总指挥，在湖南羊楼司一带部署兵力，严阵以待。钱大钧乘专车到前线督战，不料途中“遇险”，车行至湖南省通城附近时忽然枪声大作，钱大钧吓得赶紧躲进树林。然而所遇只是一小股反蒋部队，且南有追兵断其退路，北有部队阻其入湘，钱大钧并无生命之虞，只是虚惊一场。
中原大战以蒋军获胜之后，钱大钧所部第十四师编入陈诚的第十八军，并由陈诚兼任师长。钱大钧仍任武汉分校教育长，并兼武汉要塞司令官。在此任期间，1931年2月武汉100多名伤兵闹饷，3月武昌第一纱厂、震寰纱厂工人强烈要求增加工资。钱大钧按照蒋介石“严惩首犯，格杀勿论”的指示，不顾伤兵与工人的死活，蛮不讲理地认为是共产党支持闹事的，派兵逮捕了一部分伤兵和工人，枪毙了领头的12名伤兵。
同年秋武汉发生大水，钱大钧奉蒋介石“防共比防水更重要，不得任意抽调兵力参加防汛”的手谕，坐视洪水泛滥，未出一兵一卒参加防汛抗洪，致使洪水进入汉口市区，100万难民无家可归，造成汉口有史以来最大劫难。钱大钧却因反共有功，于12月召开的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
1932年，蒋介石成立“鄂豫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自兼总司令兼中路军总司令，任命已升任第十三军军长的钱大钧兼任中路军总预备队指挥官。其间，蒋介石“围剿”红军的计划、方略、命令均出自钱大钧之手，而钱大钧的十三军所辖孙元良八十八师、汤恩伯的八十九师和三十三师，也是“围剿”苏区的主力。此后，钱大钧又调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办公厅主任，协助蒋介石制定第四次“围剿”红军的方略；1933年又调任保定行营主任兼保定编练处主任，指挥五个军，与北平行辕主任何应钦并驾齐驱，可谓风光一时。
与此同时，钱大钧时时不忘敛财。他在担任淞沪警备司令、武汉要塞司令以及现任保定行营主任期间，大肆搜刮国财民脂，在上海、苏州、南京以及北平、保定均购置了豪华私邸。在保定行营主任任上，为了笼络人心，还经常用金钱和礼物馈赠河北将领，而费用则从“行营开支特别费”中支取，每次至少数万元。当时，人们给他起了个绰号，把他的名字倒过来，并改“钧”字为“钩”，讥讽他为“钩大钱”。
1936年1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在南京正式成立。侍从室下辖侍一、侍二两处，钱大钧被任命为侍一处主任兼侍卫长，主管总务、参谋和警卫工作，其工作直接对蒋介石负责，其侍一处成为直接秉承蒋介石意旨办事的实际权力机构，其地位凌驾于国民政府各部门之上。经过这一任命，钱大钧成为了蒋介石最为亲密的高级军事幕僚。
钱大钧自知责任重大，不敢有丝毫怠慢与疏忽，无论在蒋介石身边处理文件，还是跟随蒋介石外出，所有有关蒋介石的警卫、食宿安排、行动安排，都格外谨慎精细，每遇大事必定要亲自过问。作为蒋介石的高级军事幕僚，接触军事机密甚多，但他深知自身职责，从不对人讲起，平日里多是沉默寡言。他以效忠蒋介石为己任，对蒋介石奉之如神，百依百顺，因而颇称蒋介石的心意。
由于权大任重，钱大钧非常忙碌，既要批阅重要军事电文，又要拟出中肯办法供蒋介石批阅。他拟的作战计划，不仅为蒋介石所欣赏，也使号称“小诸葛”的白崇禧和“半个军事家”的刘斐等人深为折服。
在此后平息“两广事变”中，钱大钧又为蒋介石立了一大功。当年6月广东军阀陈济棠联合桂系李宗仁、白崇禧，打着“抗日救国”的旗号，发出倒蒋通电，出兵湖南。蒋介石为了剪除异己，一方面向两广调兵遣将，施加军事压力；一方面利用各种关系瓦解陈济棠部队。钱大钧与陈济棠部重要骨干第一军军长余汉谋是保定军校同学，又是粤军第一师同事，两人私交甚好。蒋介石命令钱大钧利用这个关系，策动余汉谋反正。钱大钧即前往江西大庾，不遗余力说服余汉谋，终于不负蒋介石重望，余汉谋于7月通电反陈拥蒋。同时，广州的空军也弃陈投蒋，陈济棠的军事力量大为削弱，被迫下野逃往香港，广东割据局面结束，钱大钧因此更得蒋介石的赏识和恩宠。
蒋介石为了巩固广东局势，准备在广州成立行营，任命陈诚为行营主任，钱大钧为参谋长。但却担心如此任命会让钱大钧受委屈，便找钱大钧谈话，蒋说：“修辞（陈诚）经常要下部队奔走，想请你为侍从室主任兼行营参谋长，这样可以坐镇行营，全权处理行营重要军事决策。并不是以你是老师之尊而降格于学生陈诚之下，事先你以修辞（陈诚）为主任之选，足见你是胸有谋略的高级幕僚。
因此我非要用像你这样具有谋略、宽怀阔度、博大胸襟的人才不可！你可以每天上午过江到行营办公，下午回到侍从室工作，行营对侍从室还是要用呈文行文的，实际上你还是修辞的上级。我想你亦当乐于而为之。”蒋介石如此费尽心机的解释，钱大钧哪敢有不乐于接受之理，何况钱大钧对蒋介石历来都是百分百服从。事实上，尽管陈诚是广州行营主任，但钱大钧仍可全权行使行营的重大军事决策权。
此时，钱大钧可谓达到一生中权力地位的顶峰，在继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后，钱大钧于1936年9月晋升陆军中将加上将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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