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伊方委员撤回伊宁，何时才会回来没有把握，同时，麦斯武德当了主席以后，外间又有了一种谣言，说麦不过是傀儡，我仍是太上主席。
这样，我没有再停留迪化的必要，所以就向南京政府提出，请求暂时回南京小住。
在提出请求时，我并且声明：
我对新疆问题没有躲避的意思，仍旧积极负责。如果伊方愿回迪化继续合作，我还回新疆。现在他们走了又没有回来的日期，我就不如离开迪化回到南京来较为适宜，并且和行政院接洽新疆建设问题。
我还说：我担任西北行辕主任是为了解决新疆问题来的，当我对新疆的作用将要消失之日，即我应该离开新疆之时，不过现在新疆问题还没到最后阶段，我还不敢轻言辞职，只是看到时机渐迫，早为陈明而已。这是我出处应有之义，也是实践对新疆人民执行和平政策而来的诺言。
得到南京政府的许可，我在1947年9月回到南京。
我到南京以后，新疆局面即陷于僵持，内陆国共两党问题又复回天乏术，心中郁积，苦闷达于极点，于是想到从事旅行，借以排遣舒散。
先到无锡、苏州、上海、杭州，然后到达台湾。我知道张学良被关禁在台湾的新竹，我就专诚去访问他，畅谈盘桓了一天。这次是他在关禁期中，我对他的第三次访问了。
在南京期间，我也曾为国内和平问题和有关各方人士，特别和苏联方面作了多次的接触谈话。
这次在南京住了五个多月，已进入1948年了，蒋不断催促我回西北去。我想，留在南京既没有什么作用，回迪化又没有意义，只好先到兰州小住吧。
此时，国共两党问题、新疆问题、国民党内部问题，都无法解决，心中非常苦闷，情不自禁地说了好些愤慨的话。总说一句：
国民党不革命，不实行三民主义，我们的敌人不是别人，正是我们自己，正是国民党本身。
我从南京回到兰州，心里就潜伏下求去的念头，适蒋将任总统，国民政府主席不存在，主席行辕将改为绥靖公署，此事给我莫大的刺激。
我是一向反对以武力方式解决中共问题的，二十年来历次反共战争我都极力避免，我现在怎能担任以对共军作战为目标的绥靖公署主任？
张治中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此时，我在兰州虽然不过问反共军事问题，行辕另有副主任郭寄峤负责，但是，下达命令仍然用我的名义，比如，陇东对共军作战一役就是这样，这在我心中究竟是一块疙瘩。
再加上宁青两马的军阀作风，胡作非为，反动到极点，我坐视无法，处境矛盾，内心痛苦。我反复考虑，认为根据以下理由我必须求去：
第一，我到西北是为解决新疆问题来的，不是为对中共军队作战而来的，目前，新疆问题虽然还没有得到根本的解决，但是已成僵持而又相对安定的局面（它的根本解决和南京政府的政策息息相关，如南京政府继续反苏反共，两党问题继续紧张，新疆问题是不可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的）；
我即留，亦不过维持现状；我虽去，亦不致有若何影响。
第二，我既不宜于到迪化去，只有住在兰州。但住在兰州的话，我的任务又将会由解决新疆问题转移到对共军作战，由于名义上甚至行为上的矛盾所造成的内心痛苦，日益加深，我已感到发生信仰上、人格上的问题。
第三，行辕已奉到命令，改为西北绥靖公署，我的地位即将由中央代表一变而为地方负责绥靖的长官，任务不同，面目全非，即对新疆亦难发挥领导的作用，在责任上和道义上我都应该离去。
第四，我继续住在兰州，既不能改变历史、环境与时局的牵掣，就无法不被迫放弃革命的主张，而与封建势力妥协。
因为，从西北特别是甘肃情势说，既然军事反共，就不能不借助封建的马家军力量，一切措施过于迁就，不啻助长封建势力，违反广大人民利益，实更加深我内心的矛盾与痛苦。
第五，南京政府执行反苏政策，而我在新疆则实行亲苏政策，这是一个最大的矛盾。这个矛盾在当前情况下，只有与日俱增而无法消除，这也是促成我决心求去的一个因素。
我经过郑重考虑之后，在5月16日给南京政府去电，请求解除现有职务。
我还想到，在当时情况下，单纯请求辞职，不但不合适，而且还会引起别的误解，所以，我提出请求调充驻联合国代表团团长（团长何应钦已调回国内任国防部长）。还说，如果代表团人选业已另定，亦请准予出洋考察一年。
1947年10月，在台湾新竹看望张学良
电报发出后，29日接到蒋的复电：“前接兄电，愿赴美工作一节，因今后党、政、军主要人事均须更改，故稽延未复，决稍缓当约兄来京面商再定。”
从此电口气看，似有准许调动之意。但到6月12日，忽接国防部长何应钦巳真电：
“奉谕，西北关系重要，目下非兄坐镇不可，仍祈勉为其难。代表团首席人选已由毛邦初担任。”
到6月23日，我又给蒋去电，除重申前请外，并说明不一定想担任代表团团长，只要求出国一行。
我还说：我现在情绪不安，心中苦闷，已达极点，即使继续留任，亦深感无补时艰，但求短期离开西北出国一行，俾得变更环境，以资调节，并借此考察世界形势，增益见闻；
至于继任人选，如认为一时难得适当，亦可暂不开缺，我仍负名义，由专职副主任陶峙岳负责代理。
但是，蒋仍即来电慰留，同时，南京政府来电撤回西北绥靖公署的命令，改为西北军政长官公署，这是对我最大的迁就。
各地都是绥靖公署，当时特设军政长官公署的只有西北，我至此再无法作脱身之计，只好带着苦闷的心情，常常待在离兰州60公里外的兴隆山上，从长考虑吧。
为了唤起大家对时局和西北经济文化建设问题的重视，并推动大家深入研究，我曾经在兰州组织过几种座谈会。如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社会问题等，每种座谈会推出两位召集人主持。
还通过西北文化协会，组织一些学术讲演会，请一些专家学者作专题讲演。有些座谈会我亲自主持，有些讲演会我也去听讲。
同时，拟订了一个计划，邀请国内文化学术界知名之士，到兰州、迪化来讲学，但这件事因时局关系未能实现。
座谈会比较着重时局问题。当时，国内情势日趋紧张，时局问题是大家所关怀的。我有意识地但又不太露痕迹地诱导大家讨论如何保全西北的问题，预作退后地步。因为我已经胸有成竹，认为国民党失败是肯定的，但是我为西北人民着想，应该如何作和平交代，使西北人民的生命财产得以保全，地方元气不受损失，我才能对得起西北人民。当然，在当时，这些话我不能毫无保留地畅所欲言。
文化座谈也是我所感兴趣的：我一向对文艺活动有兴趣，如戏剧、音乐、歌咏等，因为它对人民生活可以起调节的作用，对人民的政治情绪可以起鼓舞的作用，当时我下意识里也包含苦闷中找些排遣的因素在内。
在戏剧节的一天，我特别在西北大厦邀请兰州的文艺界人士几百人举行庆祝、聚餐，馈送礼品，我还讲了话，对他们的艺术活动和创造表示敬意。
在国民党统治下，尤其在偏远的西北，作为一个高级负责人对文艺界如此推重，礼遇，他们认为是第一次，大家很兴奋。以后，我特从西安邀请常香玉剧团到兰州演出，大受兰州市民的欢迎。
接着，我又邀请国内著名女高音管喻宜萱教授先后到兰州、迪化举行多次独唱会。她还特在五泉山谷内举行大规模的独唱会，参加者达二三万人之多，盛况空前。内陆如上海、南京报纸都大事宣扬，报上甚至用《管夫人的歌唱疯迷了西北人》这样的标题。
的确，像这样规模的音乐活动在国内是少有的，而向来作为一位著名歌咏家是从来不肯在露天表演的。
此外，又曾邀请上海的青年音乐团体到兰州，主要到迪化演出，如钢琴家吴乐懿、小提琴家马思宏、男高音黄源尹等，每次演出都大受欢迎。这样较高水平的音乐团体在边疆是很难听到的，苏联朋友也大为赞赏，曾两次请他们到总领事馆演出，给予很高的评价。
对新疆和内陆的文化交流工作，我曾组织了天山歌舞团到南京、上海、杭州、天津、北平、台湾等地演出，团员包括有名的舞蹈家康巴尔汉、米娜娃等人。内陆人民对新疆歌舞本来就很少见过，尤其像这样人才众多、节目丰富的歌舞团，不禁大为欣赏，各地为之轰动。
记得，我还特别邀请素有交往的田汉先生到兰州来领导西北的文艺工作，他答应了，我很高兴，已经为他准备了住宅，想好好接待他。但他屡次更改由上海起飞日期，终于未能成行。我也没问他是什么原因，或许是时局的关系吧？
不过，我老在兴隆山独居也是苦闷，就想去河西走廊各县走一趟。从兰州到迪化来回多少次，但都是飞来飞去，看不到实际情况，河西早有金张掖、银武威之称，又有敦煌、玉门之胜，我是早就想去一游的。
所以，这次走了永登、山丹、武威、张掖、酒泉、玉门、安西、敦煌等十几个县份，沿途见闻很多，印象也很复杂。
比较好的一个印象是教育。所经过的县份我都注意看教育，中学都看了，小学也看了不少。除了鼎新[和古浪两县正在筹办中学外，每县都有一所中学，规模也不差，教职员的教学和服务精神都不错。
尤其是学生们个个健康、俊秀、活泼可爱。我和同行的同志说：“有了这样俊秀的后一代，我们是没有理由悲观的。”
但是，给我以坏印象的地方就很多了。比如，党务方面，我所看到各县的党部，工作几乎陷于完全停顿状态，每月办公费仅折合金圆券一元，连一份报纸都订不起。党部的工作人员，不是在县政府就是在县中学挂名兼差，维持生活。这样的党组织能起什么作用？成了什么党？
其间，最使我感到不安的，是人民生活之坏，许多老百姓过着非人的生活，山丹、安西、民乐等县特别苦，有些甚至一家人连一床被子都没有，吃的是洋芋杂粮，有时还和上观音土，住的固然差，卫生情况也差。
我也曾聘请兰州大学和西北师范学院的两位教授李化方、谷苞两先生在山丹进行社会调查，他们对我说了很多农民的困苦情形，真叫人不能想像，这就是人的生活，就是作为一个现代国家的人民的生活！
为什么会这样？不外是由于人祸天灾，而人祸尤重于天灾。
比如：除了苛捐杂税外，还有凶狠的高利贷。有春放五斗、秋收一石（甚至一石五）的所谓折粮，有春季作价、秋节还钱的所谓折钱，有春季作价、秋工还工的所谓折工，重利盘剥，滚来滚去，农民粮食一登场，几乎全数还完了。
据调查，一个村庄有一百三十多户，高利贷者仅百分之五六，而百分之九十几的人备受剥削，过着非人的痛苦生活。这真是人与人之间的剥削，是富户对穷人的剥削，人民承受灾难，真是一言难尽。
据山丹县志，山丹在乾隆时，人口24万，到同治剩了9万，现在只剩3万，乾隆至今不到三百年，同治算起也不过七八十年，从人口的锐减，就可以想像到人祸天灾所加于人民的灾难了。
这次，我视察还到了玉门油矿，看到职工们辛勤劳动的情形，他们那样辛勤，待遇很低。不过，福利办得还好，我看到他们组织的福利委员会，由职工推举代表组成，开会时，人人都有发言权，人人都有要求福利的权利。
我还看到，职工的宿舍虽然比较简陋，但是职员和工人的住宅宿舍距离不大，表现了待遇的平等，而且，能在生活上打成一片。他们自办的中小学校相当完全，工人的子女占学生人数的百分之七八十，这使我很兴奋。
过去，穷人子弟是没有机会读书的，而这个学校的工人子弟学生占的百分比这样大，在别的地方是很少看到的。
我在矿上参观了两天，在油井旁、在炼油厂和工人们合照了相，也访问了工人和家属，和他们进行了谈话。
1948年5月23日，在兰州黄河滩野餐
最后，他们请我在礼堂对职工讲话。就在1948年9月17日这天上午9时，我着重谈一谈政治自由与经济民主的重要性，提出今日玉门油矿的好些优点，值得发扬，提出现存的许多困难，不久可以解决，矿的规模、设备和作用将大大增加。他们的辛苦没有白费，是有贡献的，也是有希望的，要把希望寄托在将来，寄托在儿女身上。
这篇讲话，并在矿上自办的《塞上日报》印出，又寄了一份给我，原文如下：
各位工程师，各位职员先生，各位工友们！
这一次，兄弟到玉门油矿来参观，同时，也是来看望诸位的，在抗战期间，玉门油矿的各位员工共同努力之下，出了很大的力量，对国家尽了很大的贡献。
抗战胜利以后，近几年来，我们西北和京沪间的交通非常困难，唯一的陇海铁路，也已中断，而西北的一切交通运输，无论是一般的经济的，特别在军事交通运输方面，完全仰赖玉门油矿供应油料，就是说，完全仰赖玉门油矿各位员工们这一个宝贵的贡献。
所以，在今天，我愿意借此机会，向各位表示诚恳的敬意和感谢。
这两天在各处参观，首先感到的是矿厂各位员工们创造力、开发力的具体表现。石油河在历史上是有这样的名词，但只是一片荒凉，经过各位不断地创造、开发，现在已成了我们西北的油矿大城，这一个油城的建立，都是由各位实干苦干所成功的。
其次，我们感到这一个油矿大城的建立创造，还在不断地继续努力进行中。看到矿场、炼厂，都在紧张认真地切实工作着，使我们看到这一幅伟大的图画，益觉非常感动。
我们也参观了福利部门，听到关于矿厂员工享受福利的办法，感到很大的兴趣。这说明了玉门油矿的一个民主精神，这是一个接近社会政策的，也是民主主义政策的民主精神。兄弟对国内各种事业、各种建设部门，时常发表个人的意见，
我认为：一种事业要使它扩大永远不会动摇，不会遭到挫折，真正的事业成长和发展，能成为千万人事业的基础，最主要的条件，当推民主制度和民主精神。
我们是三民主义的国家，我们不能走上资本主义的道路，使劳资阶级对立，而要按照民生主义政策实施，应当首先打破劳资对立的界限。大家都是一个建立者、创造者，不过，每人的学历技术以及工作的不同，成为各种不同的名称，若干不同的部门与需要，这种待遇和需要上的不同，就是世界上的各先进国家，像正在执行社会政策的英国与苏联也不能免。
这次，我们听说玉门油矿能在员工待遇生活以及民主精神上面，不断地求进步，不断地改良。矿上的福利委员会，是由职员和工友中推选代表组成，大家在会议时都有发言的权利和要求福利的权利。
假使说，我们今后还要在福利方面加以进步和充实，我们玉门油矿，可说是全国建国事业的模范。我们认为，像这样的建设事业，对福利部门，对民主精神——就是大家的民主精神——共同生活，共同工作的方法，不特可为国内其他事业的模范，且也为民生主义政策作一良好基础。
我们的陇海路已通至天水，如二年不战争，一定可修到兰州或酒泉。我在南京事，曾为此事要求中央，三年内修到哈密，五年修到迪化，总统已答应，在民国三十七年年底修到兰州，民国四十年时，可到达安西，交通部负责人也答应修到酒泉。
由此，我们可看到玉门油矿的前途是多么的远大。我说这话的缘故，因在我所接触到的各位工程师们，都为许多困难不易解决的问题发愁发急，这种精神是值得钦佩的，不过，中国的战争是不会持续多么久的，和平以后的发展就可以突飞猛进，各位工程师们便不愁英雄无用武之地。
再次，我在参观学校中，见中学及小学设备都很完善，学生百分之七十到八十为工友们的子弟，个人听到以后特别兴奋。
在过去封建时代，读书只是有钱人的事情，穷人的儿女读书的机会很少，也可说没有读书的条件。但矿上的学校，讲堂里有职员的儿女，也有工人的儿女，我们认为，国家民族文化的发展，主要靠是每人应有自己的知识和能力，拿来贡献国家和民族，这一个国家民族才能有进步、有发展，才能一代胜似一代。
现在，做一个工友和技工，应希望自己的儿子都能做一个工程师，自己虽已年高，没有机会到学校去求高深学问和技能，但一定希望自己的儿子在将来有机会求高深学问和高深的技能，做一个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儿女，这是做父母对儿女应有的希望。
我们今天在这里，各位看到我是一个大官，地位也相当高的军人，但我诚恳地告诉各位，我的家庭是农工家庭，我的父亲是工人，祖父是农民，父母经年辛苦让我读书，希望儿子做官，那时我的父亲和祖父都是这种思想，现在已经不合时代了，这只能代表那个时代的思想。
当时，我个人曾身受其苦，我在私塾读书时也很聪明，读得很好，但因科举废除，即不能入当时洋学堂读书，只有自己出来从军，参加辛亥革命与革命党，进入了陆军学校，这样才学过了一点科学知识和常识。
说实话，拿我个人来说实在是不足为训的一个人，不过是因缘时会，在几千年来的专制打倒以后，陶冶出来的革命军人和革命党人。
今后，我们的国家不同了，时代也不同了，一定要从国家科学工业上和世界上的先进国家竞争，要和现代先进国家竞争，使中国不再是大时代的落伍者，那么，今天就是要建设国家复兴民族。
我们希望后一代儿女，个个成为工程师，都能在工厂里面，矿山里面，实验室里，做教授和工程师，为革命建国努力工作。这不是很应该的吗？所以我们劝告各位亲爱的工友们，不要以为现在生活苦。做一个工人是有希望的，而且希望很大。
今天玉门油矿是哪个的呢？从法律上说是属于国家的，而实际上说是你们的，是工程师工友们共同有的油矿，任何一工友都有一份，所有利益应由各位工程师与工友们享受，同时可有这个机会，把自己的儿女培养成功。
我们相信，这次抗战胜利以后，国家民族的危机已经成为过去，从今以后，世界上再没有像日本帝国主义那样再来侵略我们中国了。问题就是怎样把我们的国家建设起来，把地下的宝藏开发出来，使人民生活水准提高，整个国家民族文化发展起来，使现在人家所说的五强之一的中华民国而名副其实。
希望各位员工诸君，要担负起来这伟大的责任！
据后来有人反映，我这次在矿上的访问和讲话，很得到职工的好评。他们说：“国民党中有对我们工人这样客气的将军！”
当时，玉门油矿是个边远偏僻的地方，少人去，尤其高级军政负责人员是更没人去，而我去了，还和他们一起照相，亲切谈话，关怀他们的生活和前途，他们自然表示高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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