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伊方委员撤回伊宁,何时才会回来没有把握,同时,麦斯武德当了主席以后,外间又有了一种谣言,说麦不过是傀儡,我仍是太上主席。
这样,我没有再停留迪化的必要,所以就向南京政府提出,请求暂时回南京小住。
在提出请求时,我并且声明:
我对新疆问题没有躲避的意思,仍旧积极负责。如果伊方愿回迪化继续合作,我还回新疆。现在他们走了又没有回来的日期,我就不如离开迪化回到南京来较为适宜,并且和行政院接洽新疆建设问题。
我还说:我担任西北行辕主任是为了解决新疆问题来的,当我对新疆的作用将要消失之日,即我应该离开新疆之时,不过现在新疆问题还没到最后阶段,我还不敢轻言辞职,只是看到时机渐迫,早为陈明而已。这是我出处应有之义,也是实践对新疆人民执行和平政策而来的诺言。
得到南京政府的许可,我在1947年9月回到南京。
我到南京以后,新疆局面即陷于僵持,内陆国共两党问题又复回天乏术,心中郁积,苦闷达于极点,于是想到从事旅行,借以排遣舒散。
先到无锡、苏州、上海、杭州,然后到达台湾。我知道张学良被关禁在台湾的新竹,我就专诚去访问他,畅谈盘桓了一天。这次是他在关禁期中,我对他的第三次访问了。
在南京期间,我也曾为国内和平问题和有关各方人士,特别和苏联方面作了多次的接触谈话。
这次在南京住了五个多月,已进入1948年了,蒋不断催促我回西北去。我想,留在南京既没有什么作用,回迪化又没有意义,只好先到兰州小住吧。
此时,国共两党问题、新疆问题、国民党内部问题,都无法解决,心中非常苦闷,情不自禁地说了好些愤慨的话。总说一句:
国民党不革命,不实行三民主义,我们的敌人不是别人,正是我们自己,正是国民党本身。
我从南京回到兰州,心里就潜伏下求去的念头,适蒋将任总统,国民政府主席不存在,主席行辕将改为绥靖公署,此事给我莫大的刺激。
我是一向反对以武力方式解决中共问题的,二十年来历次反共战争我都极力避免,我现在怎能担任以对共军作战为目标的绥靖公署主任?
张治中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此时,我在兰州虽然不过问反共军事问题,行辕另有副主任郭寄峤负责,但是,下达命令仍然用我的名义,比如,陇东对共军作战一役就是这样,这在我心中究竟是一块疙瘩。
再加上宁青两马的军阀作风,胡作非为,反动到极点,我坐视无法,处境矛盾,内心痛苦。我反复考虑,认为根据以下理由我必须求去:
第一,我到西北是为解决新疆问题来的,不是为对中共军队作战而来的,目前,新疆问题虽然还没有得到根本的解决,但是已成僵持而又相对安定的局面(它的根本解决和南京政府的政策息息相关,如南京政府继续反苏反共,两党问题继续紧张,新疆问题是不可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的);
我即留,亦不过维持现状;我虽去,亦不致有若何影响。
第二,我既不宜于到迪化去,只有住在兰州。但住在兰州的话,我的任务又将会由解决新疆问题转移到对共军作战,由于名义上甚至行为上的矛盾所造成的内心痛苦,日益加深,我已感到发生信仰上、人格上的问题。
第三,行辕已奉到命令,改为西北绥靖公署,我的地位即将由中央代表一变而为地方负责绥靖的长官,任务不同,面目全非,即对新疆亦难发挥领导的作用,在责任上和道义上我都应该离去。
第四,我继续住在兰州,既不能改变历史、环境与时局的牵掣,就无法不被迫放弃革命的主张,而与封建势力妥协。
因为,从西北特别是甘肃情势说,既然军事反共,就不能不借助封建的马家军力量,一切措施过于迁就,不啻助长封建势力,违反广大人民利益,实更加深我内心的矛盾与痛苦。
第五,南京政府执行反苏政策,而我在新疆则实行亲苏政策,这是一个最大的矛盾。这个矛盾在当前情况下,只有与日俱增而无法消除,这也是促成我决心求去的一个因素。
我经过郑重考虑之后,在5月16日给南京政府去电,请求解除现有职务。
我还想到,在当时情况下,单纯请求辞职,不但不合适,而且还会引起别的误解,所以,我提出请求调充驻联合国代表团团长(团长何应钦已调回国内任国防部长)。还说,如果代表团人选业已另定,亦请准予出洋考察一年。
1947年10月,在台湾新竹看望张学良
电报发出后,29日接到蒋的复电:“前接兄电,愿赴美工作一节,因今后党、政、军主要人事均须更改,故稽延未复,决稍缓当约兄来京面商再定。”
从此电口气看,似有准许调动之意。但到6月12日,忽接国防部长何应钦巳真电:
“奉谕,西北关系重要,目下非兄坐镇不可,仍祈勉为其难。代表团首席人选已由毛邦初担任。”
到6月23日,我又给蒋去电,除重申前请外,并说明不一定想担任代表团团长,只要求出国一行。
我还说:我现在情绪不安,心中苦闷,已达极点,即使继续留任,亦深感无补时艰,但求短期离开西北出国一行,俾得变更环境,以资调节,并借此考察世界形势,增益见闻;
至于继任人选,如认为一时难得适当,亦可暂不开缺,我仍负名义,由专职副主任陶峙岳负责代理。
但是,蒋仍即来电慰留,同时,南京政府来电撤回西北绥靖公署的命令,改为西北军政长官公署,这是对我最大的迁就。
各地都是绥靖公署,当时特设军政长官公署的只有西北,我至此再无法作脱身之计,只好带着苦闷的心情,常常待在离兰州60公里外的兴隆山上,从长考虑吧。
为了唤起大家对时局和西北经济文化建设问题的重视,并推动大家深入研究,我曾经在兰州组织过几种座谈会。如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社会问题等,每种座谈会推出两位召集人主持。
还通过西北文化协会,组织一些学术讲演会,请一些专家学者作专题讲演。有些座谈会我亲自主持,有些讲演会我也去听讲。
同时,拟订了一个计划,邀请国内文化学术界知名之士,到兰州、迪化来讲学,但这件事因时局关系未能实现。
座谈会比较着重时局问题。当时,国内情势日趋紧张,时局问题是大家所关怀的。我有意识地但又不太露痕迹地诱导大家讨论如何保全西北的问题,预作退后地步。因为我已经胸有成竹,认为国民党失败是肯定的,但是我为西北人民着想,应该如何作和平交代,使西北人民的生命财产得以保全,地方元气不受损失,我才能对得起西北人民。当然,在当时,这些话我不能毫无保留地畅所欲言。
文化座谈也是我所感兴趣的:我一向对文艺活动有兴趣,如戏剧、音乐、歌咏等,因为它对人民生活可以起调节的作用,对人民的政治情绪可以起鼓舞的作用,当时我下意识里也包含苦闷中找些排遣的因素在内。
在戏剧节的一天,我特别在西北大厦邀请兰州的文艺界人士几百人举行庆祝、聚餐,馈送礼品,我还讲了话,对他们的艺术活动和创造表示敬意。
在国民党统治下,尤其在偏远的西北,作为一个高级负责人对文艺界如此推重,礼遇,他们认为是第一次,大家很兴奋。以后,我特从西安邀请常香玉剧团到兰州演出,大受兰州市民的欢迎。
接着,我又邀请国内著名女高音管喻宜萱教授先后到兰州、迪化举行多次独唱会。她还特在五泉山谷内举行大规模的独唱会,参加者达二三万人之多,盛况空前。内陆如上海、南京报纸都大事宣扬,报上甚至用《管夫人的歌唱疯迷了西北人》这样的标题。
的确,像这样规模的音乐活动在国内是少有的,而向来作为一位著名歌咏家是从来不肯在露天表演的。
此外,又曾邀请上海的青年音乐团体到兰州,主要到迪化演出,如钢琴家吴乐懿、小提琴家马思宏、男高音黄源尹等,每次演出都大受欢迎。这样较高水平的音乐团体在边疆是很难听到的,苏联朋友也大为赞赏,曾两次请他们到总领事馆演出,给予很高的评价。
对新疆和内陆的文化交流工作,我曾组织了天山歌舞团到南京、上海、杭州、天津、北平、台湾等地演出,团员包括有名的舞蹈家康巴尔汉、米娜娃等人。内陆人民对新疆歌舞本来就很少见过,尤其像这样人才众多、节目丰富的歌舞团,不禁大为欣赏,各地为之轰动。
记得,我还特别邀请素有交往的田汉先生到兰州来领导西北的文艺工作,他答应了,我很高兴,已经为他准备了住宅,想好好接待他。但他屡次更改由上海起飞日期,终于未能成行。我也没问他是什么原因,或许是时局的关系吧?
不过,我老在兴隆山独居也是苦闷,就想去河西走廊各县走一趟。从兰州到迪化来回多少次,但都是飞来飞去,看不到实际情况,河西早有金张掖、银武威之称,又有敦煌、玉门之胜,我是早就想去一游的。
所以,这次走了永登、山丹、武威、张掖、酒泉、玉门、安西、敦煌等十几个县份,沿途见闻很多,印象也很复杂。
比较好的一个印象是教育。所经过的县份我都注意看教育,中学都看了,小学也看了不少。除了鼎新[和古浪两县正在筹办中学外,每县都有一所中学,规模也不差,教职员的教学和服务精神都不错。
尤其是学生们个个健康、俊秀、活泼可爱。我和同行的同志说:“有了这样俊秀的后一代,我们是没有理由悲观的。”
但是,给我以坏印象的地方就很多了。比如,党务方面,我所看到各县的党部,工作几乎陷于完全停顿状态,每月办公费仅折合金圆券一元,连一份报纸都订不起。党部的工作人员,不是在县政府就是在县中学挂名兼差,维持生活。这样的党组织能起什么作用?成了什么党?
其间,最使我感到不安的,是人民生活之坏,许多老百姓过着非人的生活,山丹、安西、民乐等县特别苦,有些甚至一家人连一床被子都没有,吃的是洋芋杂粮,有时还和上观音土,住的固然差,卫生情况也差。
我也曾聘请兰州大学和西北师范学院的两位教授李化方、谷苞两先生在山丹进行社会调查,他们对我说了很多农民的困苦情形,真叫人不能想像,这就是人的生活,就是作为一个现代国家的人民的生活!
为什么会这样?不外是由于人祸天灾,而人祸尤重于天灾。
比如:除了苛捐杂税外,还有凶狠的高利贷。有春放五斗、秋收一石(甚至一石五)的所谓折粮,有春季作价、秋节还钱的所谓折钱,有春季作价、秋工还工的所谓折工,重利盘剥,滚来滚去,农民粮食一登场,几乎全数还完了。
据调查,一个村庄有一百三十多户,高利贷者仅百分之五六,而百分之九十几的人备受剥削,过着非人的痛苦生活。这真是人与人之间的剥削,是富户对穷人的剥削,人民承受灾难,真是一言难尽。
据山丹县志,山丹在乾隆时,人口24万,到同治剩了9万,现在只剩3万,乾隆至今不到三百年,同治算起也不过七八十年,从人口的锐减,就可以想像到人祸天灾所加于人民的灾难了。
这次,我视察还到了玉门油矿,看到职工们辛勤劳动的情形,他们那样辛勤,待遇很低。不过,福利办得还好,我看到他们组织的福利委员会,由职工推举代表组成,开会时,人人都有发言权,人人都有要求福利的权利。
我还看到,职工的宿舍虽然比较简陋,但是职员和工人的住宅宿舍距离不大,表现了待遇的平等,而且,能在生活上打成一片。他们自办的中小学校相当完全,工人的子女占学生人数的百分之七八十,这使我很兴奋。
过去,穷人子弟是没有机会读书的,而这个学校的工人子弟学生占的百分比这样大,在别的地方是很少看到的。
我在矿上参观了两天,在油井旁、在炼油厂和工人们合照了相,也访问了工人和家属,和他们进行了谈话。
1948年5月23日,在兰州黄河滩野餐
最后,他们请我在礼堂对职工讲话。就在1948年9月17日这天上午9时,我着重谈一谈政治自由与经济民主的重要性,提出今日玉门油矿的好些优点,值得发扬,提出现存的许多困难,不久可以解决,矿的规模、设备和作用将大大增加。他们的辛苦没有白费,是有贡献的,也是有希望的,要把希望寄托在将来,寄托在儿女身上。
这篇讲话,并在矿上自办的《塞上日报》印出,又寄了一份给我,原文如下:
各位工程师,各位职员先生,各位工友们!
这一次,兄弟到玉门油矿来参观,同时,也是来看望诸位的,在抗战期间,玉门油矿的各位员工共同努力之下,出了很大的力量,对国家尽了很大的贡献。
抗战胜利以后,近几年来,我们西北和京沪间的交通非常困难,唯一的陇海铁路,也已中断,而西北的一切交通运输,无论是一般的经济的,特别在军事交通运输方面,完全仰赖玉门油矿供应油料,就是说,完全仰赖玉门油矿各位员工们这一个宝贵的贡献。
所以,在今天,我愿意借此机会,向各位表示诚恳的敬意和感谢。
这两天在各处参观,首先感到的是矿厂各位员工们创造力、开发力的具体表现。石油河在历史上是有这样的名词,但只是一片荒凉,经过各位不断地创造、开发,现在已成了我们西北的油矿大城,这一个油城的建立,都是由各位实干苦干所成功的。
其次,我们感到这一个油矿大城的建立创造,还在不断地继续努力进行中。看到矿场、炼厂,都在紧张认真地切实工作着,使我们看到这一幅伟大的图画,益觉非常感动。
我们也参观了福利部门,听到关于矿厂员工享受福利的办法,感到很大的兴趣。这说明了玉门油矿的一个民主精神,这是一个接近社会政策的,也是民主主义政策的民主精神。兄弟对国内各种事业、各种建设部门,时常发表个人的意见,
我认为:一种事业要使它扩大永远不会动摇,不会遭到挫折,真正的事业成长和发展,能成为千万人事业的基础,最主要的条件,当推民主制度和民主精神。
我们是三民主义的国家,我们不能走上资本主义的道路,使劳资阶级对立,而要按照民生主义政策实施,应当首先打破劳资对立的界限。大家都是一个建立者、创造者,不过,每人的学历技术以及工作的不同,成为各种不同的名称,若干不同的部门与需要,这种待遇和需要上的不同,就是世界上的各先进国家,像正在执行社会政策的英国与苏联也不能免。
这次,我们听说玉门油矿能在员工待遇生活以及民主精神上面,不断地求进步,不断地改良。矿上的福利委员会,是由职员和工友中推选代表组成,大家在会议时都有发言的权利和要求福利的权利。
假使说,我们今后还要在福利方面加以进步和充实,我们玉门油矿,可说是全国建国事业的模范。我们认为,像这样的建设事业,对福利部门,对民主精神——就是大家的民主精神——共同生活,共同工作的方法,不特可为国内其他事业的模范,且也为民生主义政策作一良好基础。
我们的陇海路已通至天水,如二年不战争,一定可修到兰州或酒泉。我在南京事,曾为此事要求中央,三年内修到哈密,五年修到迪化,总统已答应,在民国三十七年年底修到兰州,民国四十年时,可到达安西,交通部负责人也答应修到酒泉。
由此,我们可看到玉门油矿的前途是多么的远大。我说这话的缘故,因在我所接触到的各位工程师们,都为许多困难不易解决的问题发愁发急,这种精神是值得钦佩的,不过,中国的战争是不会持续多么久的,和平以后的发展就可以突飞猛进,各位工程师们便不愁英雄无用武之地。
再次,我在参观学校中,见中学及小学设备都很完善,学生百分之七十到八十为工友们的子弟,个人听到以后特别兴奋。
在过去封建时代,读书只是有钱人的事情,穷人的儿女读书的机会很少,也可说没有读书的条件。但矿上的学校,讲堂里有职员的儿女,也有工人的儿女,我们认为,国家民族文化的发展,主要靠是每人应有自己的知识和能力,拿来贡献国家和民族,这一个国家民族才能有进步、有发展,才能一代胜似一代。
现在,做一个工友和技工,应希望自己的儿子都能做一个工程师,自己虽已年高,没有机会到学校去求高深学问和技能,但一定希望自己的儿子在将来有机会求高深学问和高深的技能,做一个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儿女,这是做父母对儿女应有的希望。
我们今天在这里,各位看到我是一个大官,地位也相当高的军人,但我诚恳地告诉各位,我的家庭是农工家庭,我的父亲是工人,祖父是农民,父母经年辛苦让我读书,希望儿子做官,那时我的父亲和祖父都是这种思想,现在已经不合时代了,这只能代表那个时代的思想。
当时,我个人曾身受其苦,我在私塾读书时也很聪明,读得很好,但因科举废除,即不能入当时洋学堂读书,只有自己出来从军,参加辛亥革命与革命党,进入了陆军学校,这样才学过了一点科学知识和常识。
说实话,拿我个人来说实在是不足为训的一个人,不过是因缘时会,在几千年来的专制打倒以后,陶冶出来的革命军人和革命党人。
今后,我们的国家不同了,时代也不同了,一定要从国家科学工业上和世界上的先进国家竞争,要和现代先进国家竞争,使中国不再是大时代的落伍者,那么,今天就是要建设国家复兴民族。
我们希望后一代儿女,个个成为工程师,都能在工厂里面,矿山里面,实验室里,做教授和工程师,为革命建国努力工作。这不是很应该的吗?所以我们劝告各位亲爱的工友们,不要以为现在生活苦。做一个工人是有希望的,而且希望很大。
今天玉门油矿是哪个的呢?从法律上说是属于国家的,而实际上说是你们的,是工程师工友们共同有的油矿,任何一工友都有一份,所有利益应由各位工程师与工友们享受,同时可有这个机会,把自己的儿女培养成功。
我们相信,这次抗战胜利以后,国家民族的危机已经成为过去,从今以后,世界上再没有像日本帝国主义那样再来侵略我们中国了。问题就是怎样把我们的国家建设起来,把地下的宝藏开发出来,使人民生活水准提高,整个国家民族文化发展起来,使现在人家所说的五强之一的中华民国而名副其实。
希望各位员工诸君,要担负起来这伟大的责任!
据后来有人反映,我这次在矿上的访问和讲话,很得到职工的好评。他们说:“国民党中有对我们工人这样客气的将军!”
当时,玉门油矿是个边远偏僻的地方,少人去,尤其高级军政负责人员是更没人去,而我去了,还和他们一起照相,亲切谈话,关怀他们的生活和前途,他们自然表示高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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