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笠那次当他的面骂我太年轻不懂事，是一个十分任性的人，天天骂也骂不好。还说我十几岁就跟着他，没有好好读过书，所以一点政治头脑都没有，请他不要计较。张国焘也只好言不由衷地夸了我几句，戴笠却一再当他的面叮嘱我：'张先生以后需要什么，你都得照办，不准你自作主张。'我虽满口答应，心里却是有数，这是在敷衍面子，因为张还有一点点可利用的地方，同时要注意到不能影响到想来投奔国民党的人。
的确是这样，只要有一点用处，戴笠是决不会放过张国焘的。也可以说，戴对如何去运用这个大叛徒，真是心机用尽。为了想把张培养成为军统的高级情报员，便推荐他担任当时由各党派及民主人士与社会贤达（即社会知名人士）等组成的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希望他在这样一个组织中去搜集情报，主要是先摸一摸国民党以外的参政员，对国民党政府有些什么意见和不满的地方，以便开会时能早做好对付的准备工作。据说，这一着棋又是失败了。因为共产党的几位参政员如周恩来等他根本不敢去接近，这几位见了他也从来不理睬。民主党派几位头头，也不屑与他交往，只有国民党的几位参政员还和他招呼一下，他自己也感到在那种场合中太孤立了。
每次国民参政会开会时，军统局党政情报处、军统外勤单位和渝特区等都特别忙，戴笠总是要我一定要很好地配合他们的工作。主要是由我派人在大会会场附近的夫子池安排几间临时工作组的特务办公、住宿的房子，除由电话局安装一部电话外，还得由军统局电话队装一部与军统局总机直通的电话，以便戴笠、毛人凤可以随时与这个临时工作组联系，除询问开会有关情况还可发出种种指示。军统党政情报处处长、副处长、党政科长等，往往亲自带一部分主管情报编审与分析研究的特务去那里工作，一直要等大会结束才能回家，所以要给他们安排好食宿，并派儿辆专用小车供他们使用，我也从开始布置到结束得去检查几次，看看是否都安排得妥善，当时军统花钱不在乎，只要都把工作做好就行。记得有次我去检查生活方面的工作时，一个副处长和处长正在整理各方面送去的有关大会的情报，他们对我是不会保密的，我问什么他们也都如实回答。我一面随手翻阅堆在桌上的情报，一边问他们张国焘得到什么重要情报没有。出乎我的意料之外，他们一听我问到张国焘，便用不满意的口吻回答我一个字：'屁！'
抗战胜利后，军统头子戴笠乘飞机摔死了。郑介民继任军统局局长后，便决定改组缩编裁员，许多发了接收财和能自找出路的大特务都借此请求自谋工作，离开这个只有'家法'而无'国法'的罪恶集团。张国焘也因早不受军统重视，自知再呆下去也没有什么好处，不知他通过什么关系，居然弄到了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江西分署署长这样一个美差。当我和几个大特务为他走马上任而饯行时，他在酒足饭饱之后，还不忘记要讨好国民党和诬蔑共产党一番。他说他去当这个分署长，主要是感到过去在共产党内工作时，对不住江西老乡，给江西人民造成了许多损失，他现在可以利用美国这些救济物资，来帮助老乡们一下，以表示自己的一点歉意而求家乡同胞对他的谅解！真是不知人间尚有羞耻事！也亏他能说出这种颠倒黑白、不分是非的话来！
抗战期间，国民党把各地许多名贵古文物等运到四川珍藏，抢运时不管用什么办法，只求不落入日本人手中。而胜利后要运出四川，考虑就多了。从水上运太危险，川江水急滩多，万一落水就捞不起来，字画、书籍一类东西即使捞起来也损坏了。飞机也有出事时，所以认为最安全是从陆路运送，汽车抛锚甚至翻车，东西也不会损失。刚好当时军统接收中美合作所，有2000辆十轮大卡车，并配有修理专车、吊车等。军统许多重要档案也是要求陆路运往南京，便拨出1000辆卡车，承包运输古物和档案，毛人凤派我负责这一工作。当我带着这支庞大的车队经过南昌，见了在江西的几个军统负责人后，本不想去看张国焘，不知是谁告诉了他，他便邀我到他分署去一趟，说有要事和我商量，我只好去看他了。
戴笠摔死
我真没有想到，这位自封为中国的'真正老牌子布尔什维克'会讲出那种话来。他一听说我带的车队有那么多车，一路之上的检查所、哨长不是我的学生就是我的旧部和旧同事，便说'你的车队过关卡，不但不会受到检查，恐怕迎送都来不及，你要是带上几卡车的四川'土产'（指鸦片烟等毒品），不用说你这一辈子花不完，连子孙也够用的了！'听他这一语双关的话，我也就用俏皮的口吻回敬他几句：'四川土产，这么多年大家都吃厌了，谁稀罕那些榨菜、曲酒，现在兴'吃洋货'（指分配美国救济物资的）了，所以我没有带它，还想找你来换换胃口呢！'他听了放声大笑，连说：'谁相信你那么清廉？'我便告诉他，我的确是一个贪官，不过我是利用办总务与商人打交道的机会多，而做大生意，可自己从来不出面，我不会亲自带什么'四川土产'发横财，因为沿途检查人员虽不会检查军统局的车队，但那些专门搜查毒品的警犬可不懂礼貌，它们要嗅出哪辆车有这类东西，会对着它狂吠不停，即使检查人员不搜查，我的脸放到什么地方去？所以每次过关卡，我都故意让那些警犬自己到处去嗅嗅，以示无毒品。他听了便把大拇指对我一翘：'高明，高明！'玩笑话讲完之后，他把椅子拖到我身边，小声对我说，他希望见我，主要是他当了这个分署长后，虽然分配到手的救济物资不少，但都是一些军用剩余东西和美国人捐赠的旧衣服鞋帽等，可是军统江西省站的大小特务和在江西担任公职的军统分子，如南昌市长、省训团教育长、警察局长、检查所长等，不断以照顾家乡各县为名，来要求多给分配些东西，使他很感为难，因为这个县分多了，那个县分少了，就会吵闹起来说他分配不公平、舞弊。我听完了他这番诉苦的话之后，也仰天大笑，还开玩笑地说：'没有关系，完全不用担心，你多分点东西给他们，他们分到家乡去时，保准会把你多分的部分放进腰包，结果和别的县一样，甚至还会少一些，你落得做个顺水人情？既不得罪人又照样做了工作，这有什么困难？'但他却不同意我的说法。因为还有人要来查对账目，最后他表示，明天请我吃午饭，邀请那些凶神恶煞们来作陪，请我当面叮嘱他们，多帮他的忙，不要给他出难题。我一听他第二天要请客，使告诉他：'第二天一早我就得走，因为横跨赣江的车行公路木桥年久失修，怕出事。这么多的车如不能全部过江，我负责不起，所以必须连夜过完，这么多的车又不能停在市区，过完之后第二天早上就得离开。'听了我的话之后，他一面请我见到那些大特务时一定要告诉他们不能再向他要东西，一面叫人从他办公室后面抬出两大箱子罐头食品等送给我，我连连摆手，说车内装'四川土产'太多，装不下这些'洋货'了。他请我随意挑点我的孩子们爱吃的东西带回去，以表表他的心意。我一看尽是五磅大罐头装的黄油、奶粉等，我笑笑说：这里面没有我和我孩子爱吃的东西，这些我家里成堆放在那里没有人动。他不服气，问我和孩子爱吃什么，我说我爱喝的咖啡是' S · W '牌子的，另外爱吃火鸡和芦笋罐头，小孩子爱吃芒果、草莓、金钱鲍鱼等。他听后也承认救济物资里没有这些，他的一番盛情，我只能心领了。我和张国焘认识后的几年中，我对这个人的印象是狂妄自大，骄傲异常，生活上却相当腐化。特别是听不得别人的意见，自以为是。有些情况当然并不是我直接知道的，主要是当时派到他家中去照顾他生活的勤杂人员说出来的；他们都是由军统总务处经我挑选后才派去的。这些人既是去照顾他的生活，也兼有'照顾'他思想言行的任务。可能他也意识到这一点，所以为了表示他对国民党的忠心诚意，不使人有怀疑之处，凡去见他的客人在会客室和他谈话时，从不把门关上，有时还故意把声音放大，怕别人误会。这种苦痛心情，可能是出于不得已。寄人篱下的滋味，使他变得如此小心谨慎。我听了有时也为他感到羞愧。
戴笠摔死后，接替他的郑介民
凡派在他家的工作人员，除了可以向领导他们的总务处主管人员汇报外，还有资格在发现重大情况时可直接向戴笠和毛人凤写'小报告'。他们常借口到总务处领东西、薪饷等机会找总务处庶务科长或勤杂士兵管训股长口头汇报一下张的日常生活情况，他们认为重要点的便向我汇报，我也只听听，从来没有听到他在背地里发牢骚讲怪话，更没有听到他骂戴笠或蒋介石等重大情况。一般总是对家里的人发发脾气，或对菜饭不合口味而训斥一下做饭的厨师等。
记得有次我听到他在电话中和人吵了起来，我便指示一定要继续注意弄清楚他是和什么人、为了什么事而吵闹，后来得到的情况是怎样我已记不清楚，总之没有什么重大的事，所以我印象不深，也没有向戴笠和毛人风去汇报。
戴笠对于这些也不很重视，只问过我派去张家的人可不可靠？我说都是经过我亲自认真挑选和考核过的，相信不会有什么问题，他也就不再过问了。
有次我在毛人风的办公室内与几个处长一起闲聊天，当我谈到张国焘许多生活方面的事时，我说想不到这位仁兄很爱享受，和我们一样，毛人凤听了笑了笑说：'如果他不和我们一样，就不会跑到我们这边来了。'
我和张国焘的最后一次见面是1949年春初。毛人风在上海蒲石路他家中请张吃便饭也邀我去了，那次是他们俩人谈话多，我除了向他问好外，没有和他多谈。饭吃完后，毛人凤似乎是在重复他们原来谈话的主题：希望他能留在大陆不要走，并说明这不只是他的意见而且是'老头子'亲自决定的。他听了之后立即表示：他已考虑过了，他现在再也不想干什么，只希望到台湾山明水秀处当老百姓，写一点东西，其他的事都不想做了。毛人凤却一再劝他留下来好，并说经过多方研究、分析，共产党来了决不会杀害他，而留下便能在共产党内有一位共事多年的老朋友，这比去台湾的作用要大得多。
他听了之后，低着头在沉思。我和毛人凤都一声不作，等待他的回答。
好几分钟以后，他才把头抬起来。不难看出，他当时的心情是十分沉重的，也可能是很痛苦的。谁都懂得，这虽不是命令，但也是不好推托的麻烦事。他几乎是在尽力克制自己，用很低沉的声音说：'你们的考虑是对的，他们来了，决不会置我于死地，但是批和斗肯定少不了。我年岁大了，听听几个老同事的批评，我还可以接受，要是落到那些年轻人手里，我实在受不了。人总是要面子的，这些人就专爱扫面子。'他特别提到他过去在党内受到过的批斗时，用眼瞟了我一下说：'批斗我倒习惯了，如果见到一些老朋友不是批斗我而是讽刺几句，那比戳我一刀还不好受。'我完全没有料到，我前几年讽刺他的话，到此刻他还没忘记。俗话说的：'利刀割体伤犹合，言语伤人恨不休。'我过去讲话有时也真够缺德了。
那次他和毛人风的谈话可说是不欢而散。毛人凤已示意过，如他不愿留下，台湾是不欢迎他去的。我和毛人凤送他出门登车后，毛人风回来刚坐下点燃一支香烟，我就迫不及待地问他：'为什么要让他落入共产党之手？'毛人凤反问我一句：'过去他就没有做出过什么，让他去台湾还能做出什么呢？'
不过听人说，他在上海解放前还是去过台湾，有人看到他一副丧家犬的样子，和他当年从延安逃到武汉时的情景完全相反，根本没有人理睬他，所以他没有呆多久便到香港。估计他当一届江西省救济分署长任内，油水也不会多，香港生活水平那么高，他别无所长，便得靠笔杆子来维持生活。他最得意而且赚过不少钱的，是他大肆吹嘘自己的《我的回忆》，分三大册出版，不过他全文几十万字中，却没有把我以上所写的这些收集进去，相信这不是忘记了，而是不好意思写，因与他大吹自己如何如何太不相称了，我念与他有过一番同事之谊，特为他补述一下，这也算是弥补了我对他那一次的讽刺吧！
他的回忆录写完后，于1968年和他妻子杨子烈，从香港迁往加拿大多伦多。解放后，我弟弟从加拿大来京，我才听说，张国焘在加拿大患了半身瘫痪病，因为没有钱，被送到一个官办的免费老人病院，住了两三年。有一天突然从病床上掉下来，等护士发现，没有来得及抢救，这位被毛主席指为'大不老实的人'便悄悄地与世长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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