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滇西缅北抗战:鲜为人知的怒江惠通桥阻击战

引子

*本文原作者沈定当时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驻滇参谋团参谋处少校通信参谋。

正文

惠通桥阻击战

1942年三、四月间,中、日展开滇缅战役。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罗卓英、副司令长官兼第五军军长杜聿明率领所属第五、第六、第六十六军及特种兵部队,在缅甸中部同古至棠吉之线,阻击日军北进。在正面阵地同古,目军在主力部队第五十五师团与第五军血战10余日后,以第五十六师团猛攻我军薄弱部分——左翼第六军(军长甘丽初)。在4月的一天,突破了第六军防线棠吉。

日军的意图是:(1)第五十六师团突破棠吉以后,立即由腊戍到达中、缅交界的门户——畹町,堵塞杜聿明部主力的退路,使之不能退回云南省内。其后续部队沿滇缅公路北进,准备迅速占领下关。因日军得到确切情报,滇西中国部队已全部至缅境作战,后方已无正规部队。云南多山地,要想调滇东南及四川部队到滇西应战,至少要3天以上时间。(2)另派部队从棠吉迁回杜聿明部后方,切断杜军向缅北撤退之路,企图彻底围歼杜军。

但是由于我指挥中心通信灵敏,行动迅速(杜之第五军是当时中国机械化程度最高的部队),所以杜军和参谋团的转移都抢在日军堵截行动之前,使其企图落空。当时在远征军长官部驻地(缅甸中部古都曼德勒附近)与畹町之间,有一军事重镇——腊戍,军事委员会派出的驻滇参谋团就驻在这里。这个参谋团于1941年派到昆明,主要的任务是部署中、越边境防务(当时日军已入侵越南,尚未占领缅甸)。任务完成后。大部分人员已返回重庆,只留下团长林蔚及部分将、校级参谋,在昆明协助昆明行营主任龙云处理军务。1942年2月,日军入侵缅甸,英国政府要求中国军队入缅。原驻昆明的杜聿明第五军和甘丽初的第六军奉令组成中国远征军,与参谋团同时入缅。远征军司令长官部驻曼德勒附近,参谋团驻腊戍。随后编入远征军,正在调来缅甸,尚在途中的第六十六军(军长张轸)也准备驻腊成,作总预备队。参谋团在名义上是远征军的咨询机构,实际上是可以代表蒋介石指挥远征军的一个指挥机构。这种机构别的战区都没有,因为远征军初次出国作战,任务艰巨,所以临时派参谋团一同入缅指导作战。我当时是参谋团主管通信的少校参谋。因为人少,第一、三科合并,所以又管作战业务。我带的几部无线电台中,有当时中国新购进的功率最大的一台移动电台。通信兵亦堪称当时优秀的无线电部队。指挥机构发挥作用全靠通信,所以当时驻在腊戍(Lashio)的参谋团人数虽少,却是指挥中心和通信中心。

参谋团团长林蔚是军令部的次长,可以用蒋介石的名义发布命令,权力很大。当日军突破左翼防线后,第六军军长甘丽初率部退到山地,立即用无线电向参谋团报告。电报的内容大意是部队已被日机械化部队(即第五十六师团)冲垮、他身边只带有一部无线电台和一个警卫排,等电报发出以后,就收容残部,向景东地区撤退,请从速处置,挽救危机。林蔚与参谋处长萧毅肃看过电报,一面用电话告诉杜单明立即兵分两路向缅北密支那方向撤退,用一个师担任掩护(当时时间紧迫,十几万人要从畹町退回国内,已不可能);一面派刚开抵缅境的总预备队第六十六军以一个团守腊戍,一部守畹町,其余部队沿滇缅公路逐次抵抗,并破坏桥梁,设置障碍,阻滞日军前进,以争取时间。参谋人员则携带通信及工兵器材乘汽车由腊戍经畹町向国内转移。

被炸毁前的惠通桥

参谋团比日军早2小时赶到怒江桥(又名惠通桥,是横跨在怒江上的大型铁索桥),及时炸毁铁索桥,收容从缅甸退回的残部(以第六十六军为主),临时编组成守备部队,在怒江东岸的高山峭壁上布防。参谋团全体参谋参加作战指挥,由萧毅肃任总指挥,并向收容来的官兵说明死守惠通桥的重要意义:如果让日军渡过怒江,西南4省人民就要遭殃,只要能据险死守3天,就有援军赶到,战局就可以稳定;给养及医务由保山县政府供应,请大家安心防守。

怒江是云南省西部的第一条大河,发源于西藏,直穿云南西部,流入缅甸后称萨尔温江,在毛淡棉附近注人印度洋。

怒江

在云南境内部分,属该江上游,水流湍急,数里外就可听到轰隆隆的水声,不能通船,以木头或铁筒投入水中,就像飞一样飘向下游。日军到达江边,见桥已炸毁,对岸高耸的峭壁上严密布防,显系正规部队,所以怀疑日军指挥部给他们的情报“从畹町到下关无(中国)正规部队”可能不确实。日军一再试用橡皮舟载人强渡,都被居高临下的密集火力击沉或击毙。就算有几个兵到达东岸,没等爬上峭壁,就被山上掷下的手榴弹炸死了。所以,就打消了渡江的念头。当时日军并不知道我们在兵力上是演了一出空城计①。

原文注:①据宋希濂(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杨肇骧(第十一集团军作战参谋)等回忆,1942年5月5日,日军进抵惠通桥,约400余人强渡怒江东犯。宋希濂奉蒋介石紧急命令率部阻击。该集团军第七十一军第三十六师第一O六团由样云及时赶到,与渡江日军激战、控制东岸高地。至8日,第三十六师全歼渡江之敌,稳定了怒江前线的战局。

在炸桥以后,我即乘吉普车到保山县电报局,他们正准备撤退,我告诉他们参谋团已炸毁惠通桥,据险死守。他们一听参谋团不退,便安定下来,愿共生死。我要他们把电话线架到参谋团指挥所(惠通桥与保山县之间的一个村庄内),接通与昆明的长途电话。同时,参谋团所带之无线电台也已恢复工作。

重庆军委会接到参谋团的电报后,急电驻滇东南文山的第九集团军(总司令关麟徵)和驻川南、滇北的部队,星夜开往保山县,接替怒江防务。此时,参谋团的任务是率领临时组成的部队血战3天,待第九集团军到达接防后,返回昆明。在第九集团军到达之前,昆明行营也急调一个团由昆明用汽车星夜赶运至惠通桥,阻击日军,初步稳住了阵脚。待大部队援军到后,惠通桥东岸阵地更加稳如泰山。

惠通桥之战扭转危局,重要因素之一就是行动迅速,赶在日军未到之前炸毁了该桥。执行这一任务的是参谋团在前线的12个参谋人员中的3人,其中最主要的是中将高参、留日工兵专家马崇六(字晋三)。另外2人是中校工兵参谋罗崇典和少校工兵参谋时道玄(都是从工兵学校调来的教官)。马崇六是炸桥指挥官,罗、时两位是爆破执行者。这次炸桥任务十分艰豆,因为日军有机械化工兵部队,故对桥必须炸毁,而不能仅仅炸断。如仅炸断,日军可以用起重机把断的部分吊起,在火力掩护下修复,如此则后患无穷。因此,这项爆破任务对于用药份量、爆破位置和技术操作要求都很高。但在这两位技术娴熟的工兵军官努力下,仅用20分钟就准备完毕,再由马崇六检查一遍准确无误后,即由萧毅肃下令封锁西桥头,阻止车辆人员上桥,已上桥的车辆人员催促其快速通过。等到桥上无人时,又喊话叫两岸的人员再后退几米,卧倒隐蔽。然后,萧毅肃命令炸桥,马崇六手拉点火机(实际是-种手拉发电机),只听轰隆一声巨响,如天崩地裂,一条长约1公里的大铁索桥(当时滇缅公路上最大的铁索桥),被炸成条条片片,掉入江中,使日军到此,再也无法在短期内修复。

几个重要情况与内幕

(一)为何远征军杜聿明部不能退回国境?为何当时滇西成了空虚地带?

杜聿明率部开进缅甸以后,第六十六军新编第三十八师师长孙立人率部为在仁安羌地区被日军包围的英缅第一师解了围,首战告捷;在正面同古一线,第五军抵住了日军机械化部队的猛攻达10余日之久,日军伤亡甚大,盟国报纸纷纷赞扬。蒋介石被胜利冲昏了头脑,还想多守若干天,使美、英知道中国军队的战斗力,以增加对中国的援助。

参谋团却早已看到我军在缅甸战场推进得离中、缅边境太远,我军的机动力量比日军弱得多,万一防线被日军突破一点,抢先占领畹町,封锁国门,杜聿明等部就不能退回国内,且有被包围的危险。所以林蔚一再向蒋介石建议:我军初战歼敌目的已达到,应按持久战的原则,撒守腊戍一线,如此则离畹町较近,必要时可退守国境,有险可据,日军不易入侵滇境,以保万全。但蒋介石执意不听。从昆明到畹町原来就没有重兵驻守,当时在云南的兵力部署是第一集团军(总司令卢汉)驻开远,第九集团军驻文山。开远及文山,在云南省东南部,是离滇越边境较近的战略要地,在此筑有坚固工事,所以直到抗战胜利,盘踞越南的日军也未能从这个地方人侵滇省一步。当时第五军驻昆明,作为机动兵力,既可备日军由越南入侵时支援第一、九两个集团军,又可在日军由缅甸入侵时,沿滇缅公路迅速直驱滇西门户畹町,固守国境。

1942年3月,日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在缅甸首都仰光登陆,驻缅英军不堪一击英缅第一师已被日军包围,英政府急电我国派兵入缅救援。当时蒋介石急命以杜聿明第五军为主及第六军组成远征军,迅速由滇缅公路开入缅甸,在同古至棠吉一线布防,阻止日军北进。另由黔西南调第六十六军开入云南,作预备队(因当时交通不便,直到半个月后才经滇入缅),也归远征军司令长官部指挥。这样部署,人缅远征军进可以攻击侵缅日军,退可以守畹町,本来也是合理的。但是杜军的第一线部队离国境太远(约400公里),所以在杜军固守同古旬日,基本上达到消耗日军之目的后,参谋团一再建议其转移到腊戍一线,以保万全,但未蒙采纳。

危机很快就发生了。左翼第六军驻守棠吉,被日军机械化部队第五十六师团突破。机械化部队行动迅速,几小时后,日军就可抢先封锁我国滇西门户畹町。杜军除机械化汽车兵团外,其余已无法退回国内,造成极大危机。在棠吉被日军突破数分钟后,参谋团已接到第六军的电报,并立即由腊戍经畹町退回滇境,迅速炸毁了怒江上的惠通桥,组织退入国境的少数残余部队,在怒江东岸据险阻止日军强渡怒江。另一方面,杜聿明接到参谋团的电报后,迅速组织所部分两路向缅北山区撤退。在后面追击的日军机械化部队,只好望山兴叹。这两方面的行动,都比日军抢先了一步,使日军企图迂回围歼杜军和乘滇西空虚以机械化部队长驱直人,由下关直捣西昌、成都的计划落空。

中国远征军抗击日军

能够把溃军阻止,重新编组作战,也是有其特殊原因的。参谋团有用蒋介石名义下命令的特权,所以扯起蒋的大旗,下令不准再后退。同时,萧毅肃对全体官兵晓以大义,感动了大家。由连、营长带头高呼“一切听命令!”“与阵地共存亡!”在那种动人的场面下,人人奋勇,很快编组成连、营单位,立刻进入阵地。滇缅公路两侧,有许多临时军械仓库,因转运不及,也有露天雄放的。原在腊戍负责武器、弹药、器材转运的军政部器材总库负责人沈宗元与转运联络专员张诗依,也跟参谋团一起行动。此时他们率工作人员从各仓库搬出武器弹药,由保山县政府组织运输队运给山上守军,所以弹药十分充足。由保山县医院组织的临时医疗队,也在山下开设医疗所,收治受伤的官兵。从后方来支援的群众亦越来越多,他们见到军官就问:有什么事情给我们去做?还缺什么东西?由我们去办。他们那股抵御外侮、保家卫国的热情,令广大官兵无比感动。

(二)重庆当局得悉日军突破棠吉后召开紧急军事会议的情况

在缅甸作战时期,参谋团与重庆军委会之间除用无线电联络外,重庆每天派军用飞机一架,传送参谋团给蒋介石亲阅的书面报告(附作战情况要图)和蒋介石给参谋团团长林蔚的手令。另有长途电话,因距离远声音不清楚,规定蒋介石与林蔚的通话,由驻昆明空军第五路司令王叔铭转。可是长途电话有被汉奸窃听的危险,所以只能传有时间性的简要通知,不能说机密事件。参谋团接到第六军的电报后,只能即刻由林蔚用长途电话告诉昆明王叔铭“左翼棠吉被突破”,其他的事情多不能谈。参谋团及远征军司令长官部驻地移动后,与重庆联络中断,重庆得不到任何消息。

蒋介石接到王叔铭告知的消息后,立即召开紧急军事会议,只有少数高级将领如何应钦、白崇禧、刘峙、钱大钧、刘斐等)参加,摊开地图研究,断定杜聿明主力已无法撤回国内,有被包围的危险。滇西无正规部队,日军机械化部队从畹町进入云南后,长驱直入,有从下关、西昌进袭成都的可能。万一成都陷于敌手,切断重庆与西北的通道,则后果不堪设想。有人提出国民政府立即迁都甘肃兰州的意见,但情况不明,未能立刻作出决定。蒋介石离开会议室,到隔壁房间踱来踱去,唉声叹气。开会的高级将领既不敢离开会议桌,又提不出好的办法,只有苦等昆明的消息。

参谋团的车队在撤退中曾遭到缅奸与汉奸的袭击,译电员被冲散,密电本遗失。到达惠通桥以后,幸好我的背包内带有与重庆军训部通信兵指挥官华振麟联系的专用密电本(我是由通信兵指挥部调来的),即建议林蔚速拟电文,报告撤退的有关情况,由我用该密电本译成密码,迅速发往重庆,由华振麟译出后亲呈蒋介石。当时军事会议已开了20多个小时,虽然停顿下来,但还没有散会。蒋介石看了电报,喜出望外(他原以为参谋团也未能撤回国内),重新开会,决定即调滇东南的第九集团军及驻川南的某部队星夜赶赴怒江东岸接替防务。另电复参谋团林蔚,令其在西南川、滇、黔地区代行“本委员长职权”,可以直接调动部队,指挥作战。同时又对参谋团及怒江临时守军传令嘉奖。第二天用飞机派出译电员并带上新密电本,遗失的密电本通令有关单位作废。

(三)杜聿明部队向缅北转移的情况

远征军司令长官部接到参谋团电话,知道日军己突破左翼第六军防线棠吉,几小时后,就可以占领中缅边境的门户畹町,远征军前线主力已不可能由滇缅路退回国内,除机械化汽车兵团可迅速由滇缅公路撤回境内,步兵部队只有向缅北山地撤退,方能甩开日军的迂回包围。

于是,按照参谋团的建议,分两路向缅北密支那方向撤退。在缅北山地行军的最大困难是粮食问题,幸好英国治缅时期,在交通线沿途都设有粮库,储粮备用。撤退部队太多,当然不够饱餐,只能吃一点稀饭果腹。直到数天后通过无线电与国内取得联系,才由昆明空军第五路司令部及驻印美军分别派飞机空投给食品及药品,从而解决了粮食及医疗问题。

参谋团到达惠通桥东岸以后,就架设无线电台与各方面联络,但惟独听不到杜聿明部电台的信号(白天行军,晚上是一定要架设电台的),此事引起重庆军委会的焦虑。蒋介石每天打电报给参谋团,催问为什么还收不到杜聿明的电报,他怀疑杜军是否全军覆没了。林蔚就催问我这个主管通信的参谋,每日数次。但对此我也百思不得其解。杜聿明的副长官部有许多电台,即使全损坏了,还有各师的电台可以使用,何以听不到信号呢?

到了第三天晚上,林蔚被蒋介石催问得没有办法,只得下了一道命令:到明晨天明为止,如仍不能与杜部电台取得联络,电台台长与主管通信的参谋,均以失职误机论罪。当萧毅肃派他的卫土谢家锦坐吉普车将命令送到电台来时,我恰好收到杜部电台发来的第一份电报,立即将杜的电报交他带回去。谢说:这下他们(指林、萧)可以睡个好觉了。

电报译出来后,得知杜军损失惨重,要求空投粮食、药品。该部现已到达密支那附近,据报密支那已驻有日军,所以绕过密支那向孙布拉蚌前进。数日来通过原始森林一边开路,一边行进,速度很慢。原始森林树高叶密,不见天日,无线电波被密林吸收,发射不出去,所以几天不通电报。

参谋团把杜聿明的电报转给重庆蒋介石后,蒋立即安排空投接济,并计划接引杜军经滇北福贡县撤回云南整训。

(四)惠通桥阻击战既然如此重要,为何知道实情者这样少呢?

原因之一:参谋团入缅多战的将、校军官仅12人。在惠通桥战役中,想任通信炸桥、作战指挥及与重庆、昆明各方面联络工作的,都是这12人。解放前夕,除我一人在成都参加起义留在大陆外,其余都赴台湾。现在知道下落者,仅邱渊在香港(常与我通信),已80多岁。马崇六现住日本,前年来过北京,我不知道他在日本的通信地址,未能通信其他旧日同事都年事已高,是否健在,不得而知。因此惠通桥之战的亲历者太少,纵有也难找到。

原因之二:滇西局势稳定后,参谋团回驻昆明,重庆军委会令参谋团编撰《滇缅战史》:林蔚已先回重庆,由萧毅肃主稿,我当助手,参谋处副处长邱渊及其他参谋处理日常工作。林蔚离昆明赴重庆时曾密嘱萧毅肃将杜聿明部主力被明在缅甸不能退回国内的责任,由参谋团承担起来,以免将介石受谤(其实是蒋介石不听参谋团的建议,以全力争一城一地之得失,不顾大局的战略上失误)。因此这个文件,就变成了极机密文件,连邱渊都未能过目。最初收集资料草拟初稿时,只有萧毅肃和我参加。我将重庆的指示、参谋团的计划部署等都用电文或原文件,按时间顺序排列好,送萧详阅,决定选用及不用部分。第一稿由他口述,我作记录,然后他作了大量修改或部分重写,最后由他亲笔写成初稿,焚毁记录稿。要图部分由他授意,让我先画成草图,经他核定后,交专职绘图员精绘三份(二份订入正本,一份订入初稿),草图焚毁。

这部战史初稿经一个多月时间完成,约6万余字,由萧毅肃带往重庆与林蔚研究,作部分修改后定稿。两份正本,由我和上校科长袁进机用毛笔各缮写一份,缮写办公室除我们两人外,别人不准入内。每抄完一部分,由萧毅肃亲自校对,做到一字不错。约半个多月缮、校完毕,装订成册。正本二份,一本封面写“呈委员长蒋亲阅”,一本封面写“呈参谋总长何、副参谋总长白亲阅”字样。密封后派专人乘飞机送给林蔚,由林蔚亲呈蒋介石及何应钦、白崇禧。蒋、何、白阅后作为极机密文件归档。现在,知道这部《滇缅战史》内容的,只我一人尚健在,还记得一些(当然也不全面)。这部战史,关于敌我形势、作战部署、战况等主体部分,都引用当时的电报、文件的原文,略加说明,真实性是相当高的。在结论中对惠通桥阻击战使整个战局转危为安的主要原因归纳为三点:(1)通信灵敏,在时间上争得主动。(2)及时炸毁惠通桥,阻敌东进。(3)临时编组散兵,抵住日军渡江,官兵英勇抗击,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的英勇卫国精神。

1943年春,在昆明重组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部,由陈诚任司令长官,萧毅肃任参谋长,邱渊任参谋处长。陈诚原想全部留用参谋团人员,但何应钦、白崇禧只同意留用4人,其余仍须各回原部供职。参谋团至此宣告结束。

(1987年11月7日)

资料来源:

《文史资料存稿选编》抗日战争(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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