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师平郊
张家口战斗的硝烟未散，大境门外的部队还在打扫战场，12 月24 日中午，我军又接到总部的命令：以最快的速度，返回平郊，对北平实施包围。塞外隆冬，风吼雪飘。当天中午，我军便将俘虏和缴获物资全部交华北3 兵团后，立即离开张家口向北平开进。看到刚刚回到人民手中的平绥铁路上，蒸汽机车喘着粗气向北平飞驰。“向着北平，向着天津，胜利进军”的歌声在塞外回荡。途中，红旗猎猎，军号声声，战马嘶鸣。好一派大进军的气势！
29 日，我们到达指定地点——北平西北郊的青龙桥、清河、东北旺、海淀一带。军部驻在海淀。
部队一到，立即把颐和园、八大处、香山、玉泉山等风景区保护起来，禁止随便出入，严格约束部队，贴出布告规定部队不准参观，不准从里面拿任何东西，连一草一木都不准动。那时，我们也无暇观赏这些美丽壮观的风景名胜。只有一次，叶剑英同志在万寿山佛香阁宴请李宗仁的谈判代表黄启汉。因黄是广西人，叶剑英同志特地叫我去作陪。叶剑英同志为我引见黄启汉。我一见，我们不但是同乡，而且是中学时的同学，当时我在19 班，他在20 班。后来，社会浪潮把我们卷进了不同的阵营，走上了不同的道路。叶剑英同志带着我们欣赏了颐和园这闻名于世的园林艺术瑰宝。
当时，我平津前线司令部，已调动两个兵团4 个军的兵力，把北平包围得严严实实。根据兵团的部署，我们军的战斗地段是北平北郊，任务是，尽快肃清西北郊外围敌人的工事、据点，并完成对阜成门至德胜门及城内北半部的侦察工作，作好进攻的准备。随后，我和军里其他领导同志，到阵地前沿了解情况。眼前，就是古都北平，灰色的城墙，耸立的城楼，城楼上隐约可见的青天白日旗，使我想得很多很远。
历史上元、明、清三个朝代都在这里定都，成为三朝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后又成为新旧军阀奴役人民的大本营。“慷慨悲壮士，相传燕赵多”。广大人民群众，一次又一次地进行反抗、斗争。今天我们一定要让它回到人民的手中。我们对进攻北平的工作进行了周密的部署。那些天里，军、师、团的侦察分队，接近敌人，并进行化装侦察。为了顺利攻入城内，负责进攻的121 师在沙河进行了紧张的攻城演练。战士们抬着云梯，爬上旧城墙，一次又一次地演习。在曾被英法联军严重破坏了的圆明园里，不时传来阵阵喊杀声，这是二梯队在演习市内巷战。在玉泉山下的炮兵阵地上，指战员们对射击目标进行精确计算，他们要炮弹准确地落在敌群里，而不落在文物、古迹上。总之，进攻准备一切就绪，只等中央军委一声令下，我们就可把红旗插上古都城头。
1949 年元旦过后的一天，天气晴朗，树枝上挂满了晶莹的霜雪，在阳光下分外好看。我和吴克华军长来到松柏常青、古刹耸立的八大处。在一所四合院内，见到了中央军委总参谋长叶剑英、第四野战军政治部主任谭政和兵团司令员程子华同志。
叶剑英同志神采奕奕，热情地询问部队情况。随后，又给我们谈平津战役的形势。
党中央决定成立北平军事管制委员会和平律卫戍司令部。聂荣臻和薄一波同志分别为平津卫戍司令部司令和政委，叶剑英任北平军管会主任，彭真任中共北平市委第一书记。
领导同志告诉我们，战争的进程，比原来预料的还要快。眼下，平津前线司令部正在和傅作义进行谈判。因此，解放北平可能出现两种情况：如果敌人不接受我方的条件，我们就打进去；如果他晓大义，接受人民的和平条件，北平就可能和平解放。中央和军委都在积极争取其和平解放，创造一个“天津方式”之外的新方式。
领导同志还告诫我们，和平是手段，解放才是目的。没有强大的军事压力，对方是不会在和平协议上签字的，部队需要作好进攻的准备，丝毫不能松懈。尤其是领导干部要作好多方面的思想准备，迎接这场特殊的战斗。
说这场战斗特殊，特殊的情况随着就出现了。1 月18日，我军西直门方向前沿部队报告：西直门内开出一辆挂着白旗的汽车，车子一直开到我方阵地前。经过盘问，知道是原国民党北平市市长何思源先生率北平各界代表来和我方谈判，并要求见叶剑英同志。我们立即将情况报告总部。总部当即回电，指示由我们接待。我和副政委欧阳文同志在海淀接待了他们。这个代表团中有男有女，有老有少。其中有吕复（中国大学教授）、康同壁（康有为之女）、王乔年、马振源、张宝万、卢其然（女）、冯莲溪（女）、刘鸿瑞、郭树棠等11 人。他们推举何思源先生为首席发言人。
何是山东菏泽人，早年留学美国、德国、法国。曾任国民党山东省主席，1946 年11 月调任北平市市长。因追求进步，爱好和平，为蒋介石所忌恨。1948 年6月，被蒋介石罢免了其北平市市长职务。但他继续为和平奔走，多次与傅作义促膝谈心，劝傅作义尽早摆脱蒋介石。他于1 月17 日组成11 人的“华北人民和平促进会和谈代表团”，并通电南京国民政府和中共中央要求和平解决北平问题。蒋介石得到通电，大为恼火。指令保密局长毛人凤：“何思源早已背叛党国，留有何用！”毛人凤心领神会，密令北平特务组织在位于王府井北口锡拉胡同的何思源寓所安放了两枚定时炸弹。
17 日夜，何夫人及长女何鲁丽、长子何理路等被炸伤，次女何鲁美被炸死，何思源先生幸免于难，但左臂也被炸伤。何思源先生是强忍悲痛，臂缠绷带出城谈判的。我党我军对愿意和平的人，向来是以礼相待的。我们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设便宴为他们洗尘，并对他们的行动表示欢迎。当晚，我们和11 名代表进行了交谈。在灯光下，他们的脸上显出不同的神色。有的焦躁，有的疑虑，有的神情淡漠，莫测高深。我觉得，不管怎样，这是宣传我党我军政策的一个好机会。在我致欢迎词后，何先生表明了来意，他说：“现在国共双方，城下对峙，枪炮一响，文化古都将顷刻变为灰烬。我们受200 万北平市民的委托，希望国共双方以大局为重，对北平这座古城实行和平解决。”
随后，吕复，康同壁也相继发言，表达华北民众要求和平的意愿。
我也向他们表明我党我军的立场，我说：“保护文化古都，大家都要尽心尽责，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当然责无旁贷。党中央、毛主席已经提出和平谈判的八项条件，我们当然希望能够和平解决北平，但现在的关键在于傅作义将军的态度。”
何先生说：“傅作义将军为了保护北平这座700 年古都的文化古迹，为了保障200 万市民的生命财产不受损害，他已经表示和平解决的主张。”
我即插言：“我们认为不是傅作义保护了北平城，倒是北平这座古城保护了傅作义。”
停顿一会儿，何先生接着说：“傅作义将军向来是尊重民意的。他的部队一向注重军队纪律，不扰民，不害民。”
听到这里，我严肃地问道：“照何先生这样说，傅作义如此爱民，那么，我们解放军要革傅作义的命是革错了。”
何先生一时无言以对，非常尴尬，他们的代表也为这位团长兼首席发言人捏着一把汗，担心应付不了这种场面，反而会把事情弄僵。这时，一位姓王的先生站起来为何思源先生解围说：“请莫将军不要误会，解放军是为了解放人民的革命军队。傅作义将军的部队根本不能和解放军相比。何先生的意思是说，在国民党各派系军队里面，从纪律方面而言，傅作义将军的部队要比蒋介石嫡系的中央军好多。”
我看了王先生一眼，态度也缓和下来，接着说道：“那么，请诸位告诉傅作义，要看清时局，深明大义，不要把破坏北平文化古城的责任转嫁给中国人民解放军。傅作义将军不是自认为很能打仗吗？那么，请他把部队拉出北平城来，我们让出一片战场，彼此较量一番。”一
个代表提出：“贵军不要逼得太紧了，要给傅作义将军一个考虑时间，给他一条路走。”
欧阳文同志当即回答：“摆在傅作义将军面前有两条路，一条是接受我们的条件，把部队拉出城来改编；另一条是顽抗到底，我们被迫攻城，与其一决雌雄，不过，城破之日，老百姓和文物古迹的损伤，这笔账是要算在傅作义头上的。看来，不是我们给他一条路走的问题，而是他走哪条路的问题。长时间以来，我们围而不打，已给傅作义先生留下了考虑时间，请何先生转告傅作义，我们还可以给他几天时间，等待他的答复。但是，要告诉他，人民不允许他以和谈为名，拖延时间，继续与人民对抗。”
代表们又提出一些问题。我们一一作了答复。最后，我问：“诸位对毛主席的八项条件有何意见和看法？”
何思源先生当即表示：“毛主席的意见本人赞成，只是傅作义将军对惩办战犯的条款，还有疑虑。因此，战犯问题是否待成立人民政府之后，由法庭考虑为好。”
因他们是代表北平各界，而不是代表政府的，所以双方只是交换一些有关解决北平问题的意见，不可能达成任何具体的协议。但代表们要求和平的愿望非常强烈。散会后，还继续找我们的代表交谈。天晚了，我们留他们住了一夜。第二天，我们根据总部的指示，送这些代表回城。我陪同他们看了我们的炮兵阵地，一门门大炮直指蓝天，其中有在塔山阻击战时总部给我们的3 门大口径大炮。他们对我们有这样强大的炮兵而感到惊讶。
我指着一门门竖起的炮口，对他们说：“如果傅作义将军不肯悔悟，我们可以打，而且有精良武器和高超的战术，既能攻下城市，又能尽量保护古都。请代表们转告傅作义将军和北平各界人民，我们力争和平解决北平问题。”代表们点头称是。
康同壁是广东人，她听出我是广西人，就用广东方言对我说：“这些人是各界代表，但大部分都有政治背景。”我很坦率地告诉她：“这在我们的意料之中，不论谁来，我们的政策都是这样的。”临别时，代表们纷纷拿出名片，约我们进城后再见面。他们表示回城后要尽力为和平奔走，争取古都早日解放。平津战役以它紧张的节奏进行着。
我们送走各界代表不久，就接到平津前线司令部的指示：北平解放后，由我们41 军担负警备北平的任务，成立北平警备司令部，彭真同志在北平南郊的良乡向我们具体交代了警备任务，并确定吴克华为警备司令，我为政治委员，欧阳文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警备司令部成立的布告已印制好，让我们进城就把布告贴出去。我们领受任务后，把印好的布告和印章都带了回来。过了两天，上级又通知我们，警备司令部改由兵团组织，兵团司令员程子华任警备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明治、吴克华同志任副司令，我任副政委，刘道生同志为政治部主任。
部队进城后张贴的就是这第二种布告。由于这种布告都已张贴出去了，而第一次印制的布告因变更作废没有使用反倒保留下来了。现在北京档案馆保存的一张北平警备司令部成立的布告，就是第一次印制的布告。警备北平的任务非同一般。我和吴克华、欧阳文、李福泽等同志商量，抓紧时机召开党委会，先让党委一班人统一思想，明确认识。会议开得很短，但确定的问题相当重要。会上吴克华同志明确提出，我们军的工作重心由攻取城市转变为警备大城市，全军干部战士必须适应这个转变。我从政治工作的角度，阐述了这次进城的重要意义。会议形成一个决议，其中写道：“我军进城，是代表我党、我军进城的，因此，我们政策纪律之好坏，不仅是我一个军，而是全党全军对国内国际有极大影响。”
“我全军干部战士，对北平城内的一切工商业市政文化、名胜古迹、国家仓库、财产物资及一切公共设施，只准看管，不得动用；只准保护，不得破坏；空手进，空手出，切实做到秋毫无犯。”军党委会后，立即在全军范围内开展了为期一周的政策纪律教育。颐和园里，佛香阁下，我给团以上干部进行动员。面对还没有解冻的昆明湖，迎着料峭的早春寒风，我对同志们说：“我们今天坐在排云殿下，就说明革命已经发展到战略决战阶段。我们的思想，必须适应这个形势！”各师、团也层层动员，不留死角，结合召开党员代表大会、士兵代表大会，使这场教育更加扎实深入。教育的方法也多种多样。
123 师采取“评入城资格”的做法（后来发展到全军），他们制定了六项纪律：一是爱护城市，不准破坏；二是看守警卫，原封不动；三是空手进去，空手出来；四是立场坚定，不腐化，不被坏分子利用；五是不违反警备规则；六是有责任心，别人犯错误及时制止。从师长、政委到炊事员、驭手，一个一个评，谁不够条件，就不得入城执行任务。这项活动一开展，部队可热闹了，机关、连队都在为某一个人够不够入城资格而争论。
369 团一个大个子的副指导员，在张家口战斗中，缴了一支钢笔，揣在衣袋里。在这次评议中，连部的通信员、司号员、卫生员都认为他没有入城资格。特别是司号员的意见像在他耳边吹号一样，使他坐立不安。司号员说：“你在张家口可以拿到钢笔，到北平谁敢保证你不拿其它东西。我看你没有入城资格。”评议会上，副政治指导员的入城资格没有被他的战士批准。他检查了两次，人们还是不同意他入城。他流着眼泪去找团长、政委，请给他作“保”，这才勉强被通过。
那些解放战士更紧张。过去，他们在国民党军队里，“大炮一响，黄金万两。”现在可着急了。他们反复表示，虽然过去犯过错误，但现在当了解放军，一定要执行解放军的纪律，认真过好政策纪律这一关。后来宣布，过去在国民党部队犯的纪律，不追究，今后不犯就行。这样，解放战士才放心。通过评议，还有极少数人没有评上，部队入城时被留在城外。欧阳文同志对我说：“这次教育，可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了。”如122 师在抓干部教育中，采用的是“干部政策鉴定”的方法。各党支部彻夜开会，检查过去的情况，根据各连队、机关于部的不同情况提出不同的要求，一一给他们作出政策鉴定。
121 师搞了“政策点名”，操场上站满了英姿勃勃的战士，由一个干部拿着花名册，念一个名字，点一条政策纪律，要求战士对答如流。战士们把警备城市的政策和纪律写在小纸片上，贴在枪托上，以便随时背诵。那些天，部队驻地锣鼓声、歌唱声此起彼伏。军和师的宣传队排演了一些宣传遵纪爱民的节目和京剧《闯王进京》，告诫大家吸取历史上农民起义军的经验教训。
一天，叶剑英同志风尘仆仆来到我们军部。他像往常一样，耐心地听取我和吴克华等汇报了警备北平的准备工作。他一边听，一边记，或是提出他的建议，或不时的点头称赞：“这样好！”最后，他说：“你们不仅要在战场上打硬仗，还要在新解放的城市打好警备仗。这次进城不简单哩，正像你们说的，是代表我党我军进城的！”他还认真地审阅了我们的警备方案，并叮嘱我们，不要辜负党和人民的期望，把这项工作做好，不光从精神上，还要从物质上做好进城的准备。晚餐时，叶主任与我边饮边谈，纵论历史和斗争经验，展望光明前途。
叶主任走后，我们便分头到各部队检查准备工作情况。在121 师驻地东北旺、土井一带，我看到不少战士坐在老乡的院子里拆洗棉衣。宣传队、民运队、后勤医务部门的一些女同志，手把手地教他们拆洗。一些性急的小伙子把整个棉衣泡在水里，一时干不了，只得穿着单衣，坐在炉火旁边烤棉袄。师里买来白布，扯成崭新的背包带和绑腿，分发给每一个战士。战士们想出一种新的打背包方法，就是用竹棍绑成一个五星架，把背包往上一搁，既方便，又美观。
在122 师驻地，更是一派繁忙景象。司务长、炊事班的同志忙得脚不着地。烙高粱面饼的，买青菜的，打油的，称盐的，准备马草的，熙熙攘攘，好不热闹。他们买来新锅、新水桶和一些生活用具，备足了3 天的干粮。123 师正抓紧进行礼节教育。战士演习走方队，操正步；干部则练习骑马入城。他们说，我们进城要走出军威来，让人们看看我们是一支什么样的队伍！“爆竹声中旧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时值春节前夕，在繁忙的工作中，警备司令部在颐和园石肪边招待军管会、兵团、华北兄弟部队和我们军的团以上干部。万寿山松柏青葱，昆明湖坚冰未消。
大家聚在石妨附近的湖边，叙友情，谈未来。在热烈的掌声中，叶剑英、程子华等领导同志，举杯给大家敬酒，叶剑英同志祝同志们春节愉快，程子华司令员代表警备司令部给大家敬酒。他说：“北平解放在即，让我们为北平的解放，为全中国人民的解放干杯！”会后，大家到紫光阁参加交谊舞会。
在我强大的军事压力下，加上北平地下党长期的艰苦斗争和各界群众的推动，傅作义将军终于走出了关键性的一步。1 月22 日，他通过华北“剿总”的机关报《平明日报》宣布接受我平津前线司令部关于和平解放北平问题的意见，并且向北平守军发出了《关于全部守城部队开出城外听候和平改编的通告》，城内20 多万军队陆续向城外开拔。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远在千里之外的南京，新闻媒介也在同一天刊登了蒋介石于1 月21 日中常会上宣布引退的特大新闻。消息传来，如春雷唤醒了沉睡的古都，200 万北平市民喜气洋洋，奔走相告，沉浸在幸福与欢乐之中。我们这些为北平和平解放浴血奋战的解放军指战员，更是以无比激动的心情，与北平市民分享着胜利的喜悦。
与此同时，平津前线司令部电令我军的一个师准备进城与傅军交接防务。军里决定由我率121 师进城。就在我们准备进城的时候，总部来电，称傅作义的部队撤离时，为了给市民留下好印象，尽量约束部队不搞破坏活动。我接到电报后，即对参谋长李福泽等人说：“好哇，他们预先给我们敲了警钟，立即通报各师，要求部队以更加严明的政策、纪律，让北平市民认识我们解放军。”1949 年1 月31 日，是平津战役胜利结束的日子。虽是数九寒天，但北平到处弥漫着春的气息。巍峨耸立的北平城楼，披着银装，在冬日的照射下，晶莹闪亮，显得格外高大与雄伟。门楼下，城门大开，行人络绎不绝，一张张绽开的笑脸，互相传递着春到古都的信息：“人民解放军就要进城了！”
12 点30 分，经过一上午的精心准备，我带领121 师出发了。我站在一辆美式敞篷吉普车上、后面是一名战士手擎一面鲜艳的人民解放军的军旗，掌旗兵的两侧，是两名护旗兵挎着冲锋枪，护卫着神圣的军旗。随后是一辆中卡车，车上是警卫班，配有轻机枪、六○炮。接着是前卫连，之后是蔡正国师长、李丙令政委率领的师部，再后是接防的部队。团的干部骑马，指战员个个精神饱满，步履矫健，当我们来到西直门时，城楼上还站着荷枪的傅作义的士兵，他们拒不交出城防，说没有接到上级的命令。后经我严正交涉，他们才同意交接防务。这样，北平城门上，换上了身着草绿军装、臂戴“平警”臂章的解放军战士站岗。古都北平终于回到了人民的怀抱。人民解放军的军旗在城头迎风飘扬！我乘坐的汽车一进入西直门，迎面跑来一大队的学生、工人、市民。他们有的摇着彩色小旗，有的高呼口号。有一辆广播车停在路旁高声播着：“北平得到了真正的和平！热烈欢迎中国人民解放军入城！”
突然间，不知从哪里涌来那么多的人群，包围了我们正在行进的队伍，那些活泼热情的女学生，在队列的左右扭起了大秧歌。她们一边扭，一边唱。还有的女学生的衣服上用粉笔写了很大的两个字：“解放”。看这眼前热烈动人的情景，听着《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的歌声和震耳的爆竹声、锣鼓声，使人真的感到是解放了！是啊，解放了！往日，准敢出来看“兵”，出来迎“兵”？今天，不光是年轻人在和解放军一同欢乐，就连小脚的老太太也站在路边看热闹，高兴地谈论着。“怪不得能打胜仗呢，你瞧他们那枪、那炮多棒呀！”“哟，这些小伙子多精神，那国民党兵，一个个都跟钻炕洞的耗子一样！”
我乘坐汽车来到洋楼林立的东交民巷——这里是当时的领事馆区，一座座各种式样的小洋楼，同北平低矮的四合院，形成鲜明的对比。一走进东交民巷，似乎有一种异样的气氛。在一座日本式样的小楼里，我见到了先期来到这里的平津前线司令部的政治部主任陶铸同志。他是随同傅作义将军的谈判代表一起进城的。我向他汇报了41 军121 师进城的情况。他让我们尽快接防完毕，做好以公开的武装力量对付暗藏敌人的准备，要切实注意遵守群众纪律。
我离开东交民巷，便驱车来到121 师驻地旃坛寺。这里更加热闹，北京大学、东北大学的学生来到这里同部队联欢。师政治部主任何英同志和东北大学学生代表在台上讲话。著名舞蹈家戴爱莲领着一批进步学生，跳起优美的青春舞，博得战士们热烈的掌声。联欢会一直持续到深夜。第二天，吴克华同志率两个师进入北平，我军还有154 师和军后勤部在丰台，没有入城。军部率直属队进驻西单报纸胡同。
到了午夜，爆竹声、歌声还不时传来。望着窗外的万家灯火，我兴奋得久久不能入睡。想到这3 个月来的战斗生活，想到蒋家王朝将彻底覆灭，新中国即将诞生，中国的革命形势发生了何等巨大的变化啊！如果不是能够扭转乾坤的巨手，怎能指挥这般伟大的战争？重温党中央、毛主席关于平津战役的作战方针，使我更加感到毛主席军事战略思想的英明正确和指挥艺术的高超。真是用兵如神，胸中自有百万兵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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