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四年的治疗，我的结核病基本稳定以后，恢复了在功德林战犯管理所的正常活动。
那个时候，我们在改造过程中，都有一定的劳动时间，不过我们和一般犯人的劳改不一样，是半天学习，半天劳动，而且是力所能及的。
至于像我这样的病号，健康情况不好的，那只不过是象征性的劳动而已，只做一些轻微的、辅助性的劳动。
比如，其他战犯种菜，我就带着收拾一下菜种呀什么的。种西红柿，我就帮着锄锄草，盖草帘子，以及打打尖、绑一绑架子，都是很有限度的，累了就休息，干不了就不干，并不是非干不可。
杜建时（右）、娄福生在果园为苹果树包扎稻草，通过劳动，改造思想。
我干的最重的活儿是打草垫子。另外，我还养过兔子，对养兔子，我还觉得蛮有意思的哩。
那个时候，功德林战犯管理所组织大家成立了许多劳动专业小组，除喂猪、养鸡、种菜以外，还磨豆腐、卷烟什么的。
杜聿明在国民党军队里带过机械化部队，会修理机器，又曾经组织军队眷属办过缝纫车间，懂得裁剪缝纫技术，于是，就由他领头，成立了一个缝纫小组，有十来个成员，四五部缝纫机。从此，功德林里一百多名战犯春夏秋冬，里里外外的衣物，都由这个缝纫小组生产。
我也参加过缝纫小组，在做棉衣、棉褥的时候，我负责铺棉花的工作。总之，都是干些最轻微的活儿。
后来，大多数战犯都到离北京城四十公里的秦城农场劳动去了，而我和其他少数几个身体有病的战犯没有让去，继续留在功德林养病。
至于历次政治运动，战犯管理所也有，但无非是大家讨论讨论，提提意见。
1958年大炼钢铁，战犯管理所没搞这个。三年困难时期，我们还不困难，我们照样吃，感觉是感觉到了，那时猪肉吃得少了，我们自己还喂猪喂鸡，生活没受到什么影响。粮食虽然也定量，每月四十五斤，但是亏空了另外可以报销，等于不定量。有些年轻的很能吃，我那时也能吃，大馒头一顿要吃四个。
在战犯管理所里，促使我思想发生变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组织我们参观学习，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在旧中国，我做了对不起老百姓的错事，这是无可讳言的。可是，到了功德林以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我并没认识这一点。总认为，带兵打仗嘛，各为其主，无非是兵对兵、枪对枪，不是你死就是我死，谁打胜仗就是谁有本事，打了败仗活该。
过去，我进攻江西苏区，打了多少仗，红军指战员遭受多大牺牲，老百姓遭了多大殃，过去我都不认识。解放后，通过参观、学习，反省自己的所作所为，逐渐对这些问题有所承认。
其中，最大的收获是进行新旧社会的对比。旧社会不讲生产，不发展社会生产，不把发展生产当作为国为民的一件事。解放后，给我教育最深的，就是共产党把发展生产作为头等大事来抓，使旧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从1956年3月开始，战犯管理所就组织我们参观。大家听说要出去参观，都非常高兴，情绪很高。
我记得，最初是参观新中国成立后修建的最大的一个水库——北京郊区的官厅水库。以后，战犯管理所经常组织我们参观各种新建设，而且每年到了“五一”国际劳动节，“十一”国庆节时，还让我们去天安门广场东边的公安部大楼屋顶上专门搭的棚子里，从早晨开始，一直看到晚上放完焰火。
我们观看广场上百万人的群众游行和集会，大家都很高兴，我们有生以来，谁也没有见到过这样大的场面。
解放前，要想搞这样一个上百万人的大集会，那是根本办不到的呀！看看广场上百万群众个个兴高采烈、喜气洋洋，那么整齐，那么有纪律，那么地精神焕发！这不是我们国家、我们中华民族兴旺发达的标志吗？这不能不使我们在思想感情上自然而然地产生共鸣和震动，确实受到很深的教育。
从1956年以后，每隔一二年，就要组织我们进行一次大规模的参观。1957年，我们参观了东北许多大型的重工业项目，印象最深的是参观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
过去，我们中国土地上跑的汽车，无论大小，都是外国货，万国牌汽车，现在我们看到中国人自己生产的“解放牌”汽车，那是很有感触的。
我们这一大群原国民党的高级将领，过去哪一个没有汽车？可是，这个时候一个个就好像从来也没有见到过汽车是什么样子似的，都拥上前去，东瞧瞧，西摸摸，上下左右打量着，称赞不已。
杜聿明竟然情不自禁地钻进了驾驶室，踩着油门，开着它跑了好几百米，大家高兴得拍起掌来了。
在东北参观以后，我们接着南下武汉参观。在武汉，又看到了不少新的大型建设项目。不过，其中印象最深的还是参观武汉长江大桥。
这是我们新中国的第一座长江大桥。参观那天，恰好是大桥正式通车的前一天，大桥建设指挥部的领导亲自陪同，给我们做了详细的讲解和介绍。
对于武汉三镇我是熟悉的。我在担任国民党新制军官学校校长兼陆军第三训练处处长时，以及刚刚组建12兵团司令部时，在这里住过许多时间。
新中国成立才不过几年工夫，就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这是想不到的。特别是武汉长江大桥，那是个了不起的工程，在世界上也是数得着的重大建设项目。这些参观，对我来说是教育非浅！
1959年，是新中国成立的十周年大庆。这一年我们参观了北京的十大建筑。参观完北京之后，过了段时间，我们又南下参观。
这次是到东南沿海，先后参观了南京、上海、杭州一带，参观感受更多。比如，在南京，我们去看了中山陵，看到陵园维护得很好，而且还有新的建筑，这出乎我的意料之外。感到共产党对历史还是尊重的，对孙中山先生还是很崇敬的，并没有把孙先生一脚踢倒。
总统府我们也去了，这是我过去常去的地方，现在旧地重游，回想当年的情景，感触很多，不能不承认失败。
在改造期间，我们前前后后外出到南北各地参观过好多次，特赦出来以后又参观过几次。这些参观概括起来起到什么作用呢？可以说对于我的思想转变起到了决定性的影响。
过去，我对国民党不重视发展生产、不搞建设也看不惯，也知道老百姓生活很苦，对我们不满意。每遇同好，也常暗地里发发牢骚，说：“国民党不亡，没有天理！”
可是呢，当时对国家的前途、人民的生计，又拿不出任何办法来，相反，跟着国民党愈陷愈深。
现在，通过实地参观，亲眼看到了新中国的建设成就，看到祖国的巨大变化，这说明报纸上登的，电台讲的，那都是真的，不是吹牛皮，确有了不起的成就，这使我感到还是共产党有办法。
现在，我谈谈特赦的问题。本来1955年的年底，政府就要实行第一批特赦的，当时把我们集中起来，向我们宣布说，要处理我们了，要加速改造。同时，还宣布从此可以同家属联系等等。
这一来大家都很高兴。可是后来发生了变化，没能兑现。为什么没能兑现呢？没向我们宣布。这一来我又产生了想法，觉得：闹了半天，讲要放我们是不算数的呀！思想又有反复。
那时，战犯们之间常常开展问题辩论，在一次关于“我们应该坚持什么样的民族气节”的大辩论中，我黄某人成了整个功德林战犯管理处的批判中心。
在学习讨论会上，我第一个发言说：“我要坚持文天祥的民族气节，决不向自己的敌人投降！”这一句话说出来以后，遭到了全体战犯整整三天的说理批判，最后我也不得不服输。
一直到1959年，政府才实行第一批特赦。我们功德林得到特赦的大约有十个人，有杜聿明、王耀武、邱行湘等人。当时，我自己给自己算了命：“肯定没有我的份！”
因为，自己的情况自己最了解。在战犯里边，我的表现是最突出的，思想比较顽固，知道自己不会得到特赦，所以心里很安然。
当记者来问我对特赦有什么想法时，我消极地表示说：“这是党的政策问题，就看党的政策怎么决定吧！”
后来，我才了解到，第一批特赦时，周恩来总理点名要特赦我，我的名字是上了特赦名单的，并且，已经通知了我在清华大学教书的大女儿来接我出去，可是，被战犯管理所给顶住了，他们说我没有改造好，不同意特赦我，如果特赦我的话，别的战犯不服呀！
实际情况也确实如此，那时不特赦我是对的。后来，我被转到秦城监狱，继续接受改造。1968年又转到辽宁抚顺。
到抚顺以后，我的思想有了较大的转变，不再和管理人员对立，慢慢向好的方面发展变化。
1975年3月19日，我最后一批得到特赦，可我自己认为还没有改造好，可政府却说我改造好了，也把我宽大释放了。
现在回想起来，我对共产党和政府对我的教育改造是非常感激的，那真可以说是煞费了苦心，对我格外地下了大功夫。
就我来说，思想比较落后，接受新事物和思想转变比较慢，可是共产党和政府对我非常耐心，一点一滴地教育我，启发我，对我的改造费了相当大的力气，最后，总算是把我黄某人改造过来了。
1975年3月19日，正式宣布了对全体战犯的特赦令。那一次宣布特赦的大会开得比任何一次都隆重，许多党、政、军高级领导人都参加了，这是过去没有的。
黄维特赦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在我来说，是整整改造了二十七年呀！也不容易呀！当我拿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发给的特赦通知书，回到自己的房间时，禁不住热泪盈眶，失声痛哭。
抚顺特赦大会开过后，我们到了北京，各地的战犯都到北京集中，住在新建的前门饭店，这是北京几个最高级的饭店之一。
3月25日，党和国家领导人专门接见了我们全体特赦人员，由我代表大家宣读了致毛主席、中共中央的感谢信。
在感谢信中，我代表全体特赦释放的战犯，简单地回顾了二十多年来改造自新的过程，表示今后要尽晚年余力，为祖国的强盛做点事。
这次来到北京，许多过去的老朋友都见面了，大家都很高兴。政府明确宣布：
立即给每个人公民权；劳动全免。有工作能力的安排工作，没有工作能力的，由国家养起来；有病的，一律享受公费医疗，愿意回台湾的，可以回台湾，给足路费，提供方便。去了台湾，又愿意回来的，照样欢迎。
我也一样，被特赦出来之后，面临着一个去向问题。我是江西贵溪人，离开家乡几十年了，一直没有机会回去，那里是生我养我的故土，于是，我就提出请求，让我回江西老家去安度晚年。
可是，政府没有批准，要我留在北京，这也是我没有想到的。北京是祖国的首都，全国政治、文化的中心，能留在北京，晚年还能够为国家、为人民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情，当然很高兴。不久，我就被安排当上了全国政协的文史专员，工资每月二百元。
特赦出来以后，我和妻子儿女得以幸福团聚，政协还为我安排了新居，开始是永定门内东街，环境很好。
我得到特赦这一年，正好碰上美国总统福特来北京访问，我国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欢迎宴会，后来福特总统举行告别宴会，这两次宴会我都应邀参加了。
作为一个刚刚得到特赦释放的人员，受到这样的礼遇，当时的心情是很激动的。回想当年，我在参观人民大会堂时曾经想：“这么好的建筑，都是现在统治者开会的地方，与我无关。即使我将来得到特赦，也进不了这个门。”
现在，事实否定了我当初的想法，1978年3月，我又被推选为全国政协常委。按照周恩来总理生前的指示，政协常委是副部长级的待遇，这真使我受之有愧。
1975年六七月间，我们又在有关部门的关怀和组织下，到延安、西安、宝鸡、三门峡、洛阳、郑州、新乡、辉县等地参观学习。
这些地方是过去比较贫困的地区，经过二十多年的建设，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次在郑州、洛阳等地主要是参观纺织工业发展的情况，我们参观了几个规模很大，设备不错的大纺织厂，绝大部分机器设备都是我们中国自己制造的。
另外，还在洛阳参观了拖拉机制造厂等几个重型工业大厂，在西安参观了一家机械厂，这家机械厂实际上是兵工厂，厂里用自己制造的新式武器，为我们举行了实弹射击表演，这使我们这些带过兵打过仗的人，很感兴趣。
在这里，特别要提一提的，是我参观三门峡水库时的心情。大家都知道，新中国成立以前，历史上黄河多次改道，泛滥成灾，给人民生命财产造成了很大的损失。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十分重视黄河的水利建设，进行了有计划的整治、修理和防汛。新中国成立二十六年来，没有发生过决堤泛滥的祸害，人民的生命财产有了保障。
参观延安，我们感受也很深，延安这个地方，历史上就是人所共知的偏僻、贫困的地方。我们在这里参观了毛主席等共产党领导人当年工作，生活过的窑洞，听了当地群众的亲身介绍，亲自看到了延安生活的艰苦，延安精神的可贵。
当我想到，毛泽东、周恩来等共产党的领袖，当年就是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夺取了全国政权，不能不使我感到敬佩，加深了我对共产党人的了解。
江西是我的老家，是曾经生我养我的故土，感情自然非比一般，我阔别故乡已经有三十多年了，不免十分想念。
1977年的10月份，我不顾已经是七十四岁的高龄，仍然兴致勃勃地回家乡做了一次专程参观访问，探亲访友，感到非常幸福愉快。我每到一个地方，都受到热情接待，可是一想起自己当年进攻江西苏区的往事，又使我感到对不起家乡父老，所以，心情是很复杂的。
这一次回江西，我首先在南昌参观了“八一”起义纪念馆。五十年前，周恩来、朱德以及贺龙、叶挺、刘伯承等人，领导了这次起义。
大家都知道，周恩来总理是当年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是我的老师，他曾一再要我们顺应历史潮流，永远和人民群众站在一起。可我却做了对不起人民的错事。
另外，在南昌我还参观了革命烈士纪念堂，翻阅了革命烈士名册，发现其中有我的老师，也有我的同学，比如大家都知道的方志敏烈士，1924年，我就是和他结伴，一道去上海报考的黄埔军校，我俩都考取了，我入了学，他却没有去，后来才知道，他早在1923年就已加入了共产党，1935年在南昌被杀害了。
参观完南昌，我在江西省政协工作人员和我的小女儿慧南的陪同下，乘车去井冈山参观。
在我想象中，这里应该就是个穷山沟，可是这次来一看，井冈山区人民因地制宜，就地取材，办起了发电厂、造纸厂、农机修配厂等许多工厂，井冈山美术工艺厂生产的产品在国内外都享有声誉。
这次回江西还有一件喜事，我在南昌见到了儿子、儿媳和孙子。二儿子黄理，1961年由浙江大学机械系毕业后，在江西江东机床厂当技术员，儿媳妇是个人民教师。另外，我在贵溪老家工作的外甥女和她的爱人，在彭泽工作的侄女，也都特意赶来南昌看我，一家人济济一堂，很快乐。
黄维夫妇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我被特赦后一到北京，公安部就派人专程到上海接我的妻子到北京，我最小的女儿也从插队的地方赶来接我。谈到这件事时，我需要向诸位谈谈我在1948年淮海战役后，家里的遭遇和现在的情况。
1948年淮海战役前夕，国民党大势已去，许多人做了退居台湾的准备。我的妻子在王叔铭先生的帮助下，也带着几个孩子和保姆，乘飞机去台湾了。
到了淮海战役时，他们在台湾知道我已经被围困了，我妻子又回到上海。当时，天津已经解放，天津守军87军军长刘云翰是我在18军时的同事，我们关系很好，天津战役后，他当了俘虏。
那时，我也当了俘虏，我们两人在石家庄的解放军招待所里不期而遇，因此，刘云翰知道我还活着和我的情况。1949年春，解放军举行渡江战役之前，因为刘云翰是傅作义将军属下的被俘人员而被释放回南京，做说服工作。
这样，他到上海找到了我的妻子，告诉她，我还活着，没有生命危险。到了上海战役时，我妻子又同其他人一道跑到了台湾。
到1950年，她带着全家到了香港，后来又回到了上海，我的妻子原先是家庭妇女，这时，人民政府给她安排在上海图书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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