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8 年1 月 11 日，蔡元培生于人杰地灵的浙江绍兴。蔡元培乳名阿培，入垫后，取名元培。原字鹤卿，后改字仲申，曾化名蔡振、周子余。
他创办爱国学社时，自号民友。任《警钟日报》主编时，自谓“吾亦一民耳，何谓民友?”于是取《诗经·大雅》中“周余黎民，靡有孑遗”两句中各一字，改号孑民，以后便一直沿用。
在绍兴，蔡元培家世代经商，祖父曾任当铺经理，父亲当过钱庄经理。蔡弟兄三人中，属他最聪颖好学，父亲对他着意培养，5岁时，延聘塾师来家中课读。
11 岁时，他的父亲去世，家道中落。母亲周氏，克勤克俭，典卖首饰，抚养稚子成人，并经常以“自立”和“不依赖”勉励他们。父母的言行，对蔡元培的性格有很大影响。
他一生勤奋，为人宽厚和不苟取，就是从小在这样的家庭环境的潜移默化下养成的。
父亲去世后，蔡家请不起家庭教师，他便到别处附读，他从 12 岁开始习作八股文。因他在写文章时常用古书中的通假字换常字，用古书中奇特的句法换常调，被人笑称“怪八股”。
17 岁时，参加小考，文章“笔轻而灵，意曲而达”，“论尤警当，与众不同，诗亦有动日句”，“简洁名贵，滴滴归原”，考中秀才。
从此，他结束了私塾学习生涯，在家乡设馆教书，当起了塾师。
蔡元培旧照
两年之后，蔡元培到同乡徐树兰家当陪读，并帮助校勘所刻藏书。四年里,蔡元培翻阅了徐家十余万卷藏书，博览群书，学识大长。
1889 年秋，蔡元培赴杭州参加乡试，得中举人，同科举人有徐维则、王佐、童学琦、汪大燮、汪康年等。
第二年春，蔡元培和徐维则一道北上京城，参加为光绪皇帝亲政所举行的恩科会试。他金榜题名，在本科录取的 327名贡士中名列第 80 位。
不过，会试中被录取贡士后，还需经殿试合格，方可称进士出身。“因殿试朝考的名次均以字为标准，我自量写得不好”，蔡元培未参加本科殿试。
三年后，蔡元培补行股试，被录取为第二甲第 34 名进士。之后，在朝考中列名第一等，被点为翰林院庶吉士。1894年，蔡元培通过散官考试，升格为翰林院编修。
此时，年仅 27 岁的蔡元培，已是一名才华横溢，“声闻当代，朝野争相结纳”的士大夫了。
翰林院编修是个闲职，蔡元培没有多少事可做，每日足不出户，钻研古文诗词,“都无做官意，唯有读书声”。
就在年轻的蔡元培在科举仕途上一帆风顺、平步青云之时，清王朝却由于外国侵略者的一再打击和它自身的腐朽，正处于风雨飘摇、日趋没落中。
甲午战败,《中日马关条约》签订，国势衰微，维新运动随之兴起，蔡元培在严重的民族危机面前，幡然觉醒，摆脱仕途，开始涉猎“新学”，思想为之一变，走向革命。
戊戌变法失败后，蔡元培“知清廷之不足为，革命之不可已，乃浩然弃官归里，主持教育以启发民智”。1898 年 9 月，蔡元培携眷回到绍兴老家。
归乡后，蔡元培先后被聘为绍兴中西学堂监督、嵊县剡山书院院长，这是蔡元培教育救国思想的萌芽，也是他委身教育服务于新式学校的开始。
蔡元培热心家乡的教育事业，实地考察之后，写成《浙江筹办学堂节略》，主张在省城杭州设一高等师范学堂、一高等学堂、一中学堂，以及若干小学堂和蒙学堂，在县城各设一小学堂和若干蒙学堂，在各乡设若干蒙学堂。
1901 年8 月，蔡元培应聘为上海南洋公学特班教授。
南洋公学是盛宣怀创办的一所训练洋务人才的学校，也就是今天上海交通大学的前身。特班于 1901年增设，主要是培养高材生，其章程第一条规定：“特设—班以待成材之有志西学者。”
在南洋公学，蔡元培培养的学生中有黄炎培、邵力子、洪允祥、李叔同等 40 余位名人。
在教学的同时，蔡元培开始涉足报界和出版界。10 月，他与好友张元济合议创办《开先报》（后改名为《外交报》)。同时，他选录梁启超、严复等名士著译文章42 篇，编辑为《文变》一书。
这时，蔡元培还兼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负责制定国文、历史、地理三科教科书的编纂体例。
1902 年4月，蔡元培和叶瀚、蒋观云等上海教育界人士发起成立了中国教育会，蔡为会长。
中国教育会以教育中国男女青年，开发其智识，而增进其国家观念，以为他日恢复国权之基础为目的，“表面办理教育，暗中鼓吹革命”，是20 世纪初年国内最早的革命团体。
教育会成立不久，即创办了一所爱国女校。随后，为了接纳南洋公学学潮中的退学学生，蔡元培又创办了爱国学社，并被推选为学社总理，爱国女校和爱国学社以倡言革命为己任，是革命党人活动的重要场所。
与此同时，蔡元培还和吴稚晖、章太炎等在《苏报》上连续发表鼓吹反清革命的评论文章，“崇论横议，震撼一世”。
1903 年4 月，拒俄运动兴起，中国教育会与东京留日学界紧密呼应，在上海开展了拒法、拒俄运动，蔡元培是这一运动的主要领导者之一。
他还创办了刊物《俄事警闻》（后改为《警钟日报》)，专门登载俄兵侵犯满洲的消息，并抨击清政府外交的失败，以通过反帝爱国的宣传，激发人们的反清革命意志。
中国教育会在张园举行演说会，1200 多人参加了集会。蔡元培首先作了慷慨激昂的演讲，接着，他宣读东京留日学生的来电，当读到“俄祸日急，留日学生已电北洋主战，结义勇队赴敌，望协助”时，全体与会者列队向东行一鞠躬，以表示对留日学生的支持和敬意。
上海《字林西报》对此称赞说：“夫中国立国以来二千余年，其人民有爱国心者，自此次会议开始。”
会后，蔡元培以爱国学社学生为基础组成义勇队，进行军事训练，他本人也剪短头发，身穿制服，与师生同受军训。
在上海张园的集会，引起清政府的嫉恨，要求江苏巡抚“即将为首之人密拿严办”。尽管蔡元培身处险境，临危不惧，仍热心爱国学社工作。
这时，爱国学社学生发生内讧，蔡元培痛心疾首，愤然辞职，离开上海前往青岛。十余天后，《苏报》案发，章太炎、邹容被捕人狱，蔡元培因远在青岛而幸免。
此时，蔡元培认为，革命只有两途，一是暴动，一是暗杀。受俄国民粹派的影响，他思想上倾向于暗杀。
《苏报》案凤波过后，蔡元培回到上海，继续从事革命活动，并加入暗杀团。当时，因武装起义计划泄露，黄兴等华兴会会员避难上海，蔡元培参与了华兴会在上海的活动，深受启发，决定仿照华兴会成立光复会。
蔡元培和狱中的章太炎详细筹划，经各方努力，光复会很快成立，蔡元培被推为会长。光复会以“光复汉族，还我山河，以身许国，功成身退”为宗旨，发展很快，徐锡麟、陶成章、柳亚子、黄炎培、刘师培、秋瑾、孙毓筠等都是光复会会员，而蔡元培逐渐成为东南地区革命活动的核心人物。
同盟会成立后，光复会纳人同盟会的领导之下，蔡元培任同盟会上海分会会长。
1906 年夏，清政府拟派翰林院编修出国，蔡元培一直希望能到欧洲国家学习，得此消息，便将同盟会上海分会会长一职委托黄炎培代理，于8月底只身一人来到北京等候派遣。
就在蔡元培准备赴欧之际，清廷却因经费短缺，决定改派日本，蔡元培不愿去日本，决意赴德游学，只好暂时留京，从长计议。
天赐良机，次年春，蔡元培故交孙宝瑄之兄孙宝琦出任驻德公使，孙宝琦答应接纳他为驻德公使职员，并允以每月资助学费 30 两。
7 月初，蔡元培随孙宝琦一行来到柏林，半工半读由此开始了他为期四年多的留学生活。
留学德国的蔡元培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在柏林生活一年之后，蔡元培迁居莱比锡，进入莱比锡大学主修哲学，在异国他乡，他如饥似渴地学习新知识，从哲学到文学，从心理学到美学，从民族学到比较文明史，从美术史到自然科学发展史，几乎涵盖了所有的人文学科。
1909 年，蔡元培破例进入莱比锡大学文明史和世界史研究所学习。
留学期间，蔡元培依据西洋学术史的原则，在日本学者研究东洋伦理学史的基础上，系统整理了我国传统的伦理学说，写成《中国伦理学史》。
全书将中国伦理学史的发展分为“先秦创始时代”、“汉唐继承时代”和“宋明理学时代”。
蔡元培认为，我国四千年来的伦理学说，先秦最盛，伦理学说是儒、道、农、墨、法、名各家的重要组成部分。汉代以后，儒、道、释三教并存，儒教始终是伦理学的正宗。自汉而唐，伦理学方面成一家之言者屈指可数。宋、明两代，朱熹、陆九渊两派，一直是伦理学的主流。
此外，蔡元培还翻译了康德派哲学家包尔生的著作《伦理学原理》，该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后，引起国内学者的关注，被一些学校采用为伦理学教科书。
蔡元培在研究伦理学的同时，对国学中素不重视的“美学”也产生了极大兴趣。“美育者，子民在德国受有极深之印象，而愿出全力以提倡之者也”。
“美育”一词，即是蔡元培从德文 Asthetiache Erziehung 译得，蔡元培毕生都不遗余力地提倡美育，强调美育是养成健全人格所不可缺少的因素。
“中国之有美学，实以蔡元培先生提倡为最早”，“以美有代宗教”是蔡元培美育思想中的一个重要理论。
辛亥革命爆发后，蔡元培于 1911 年 12 月，结束其在德国的工读生活回到上海，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后，蔡元培出任教育总长。
出任教育总长时的蔡元培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民国初建，百废待兴。1912 年初，蔡元培主持教育部先后颁布了《普通教育暂行办法》、《普通教育暂行课程标准》、《民国教育部官职令》以及一些教育法令，改革清末旧学制，以确保近代教育思想和方针的实施。
其主要内容有：小学废止读经；废禁清廷颁布的教科书，各科教科书必须符合共和国国民宗旨；称呼上改学堂为学校；初等小学男女不分校；废止奖励出身的旧制等。
蔡元培极为提倡社会教育，致力于普及教育、有教无类，他在教育部内设有社会教育司，由教育部通令各省推行社会教育，使社会教育首次在教育行政上获得了独立地位。
南北议和告成后，蔡元培受命率领迎袁专使团，北上迎袁南下就任民国临时大总统，袁世凯不肯南下，大耍两面派伎俩，使得蔡元培对其一手导演的京、津、保地区“兵变”信以为真，最终，袁世凯在北京宣布就职。
袁世凯上台后，蔡元培在唐绍仪内阁中，继续担任教育总长。
1912 年2 月，蔡元培就任教育总长期间写过《对于新教育之意见》一文，提出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及美感教育五项为今后的教育方针。
该文一举否定了前清教育宗旨中“忠君”、“尊孔”最重要的两条，指出“忠君与共和政体不合，尊孔与信教自由相违”，从而打破了两千年来中国传统的封建教育两条不可动摇的信条。
除了“破”的功劳外，该文还有“立”的意义，蔡元培首倡德、智、体、美四育，从而为民主共和教育奠定了第一块基石。
《对于新教育之意见》一文，实际上承担了中国新兴资产阶级在教育方面的纲领性作用，体现出辛亥革命的伟大成果和民主共和精神，不仅具有反封建的进步意义，对民国以后教育的影响也很大。
针对传统封建专制影响下的一些军政人员私德不够、缺乏民主共和思想素养的社会现象，蔡元培等在上海发起成立“进德会”。随后，他又和宋教仁等发起组织“社会改良会”，阐明宗旨在以人道主义及科学知识为标准而定改良社会之条件，列举改革社会上种种恶习，提出不狎妓、不置婢妾、不赌博，破除迷信、为官不受馈赠等共 36 条，以图通过这一组织的提倡，为新的民主共和社会树立新风。
在蔡元培及同仁的竭诚努力下，全国临时教育会议于 1912 年7 月10 日在北京正式开幕。
这次会议历时一个月，通过了 23 项提案，在我国近代教育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开创了中国近代教育的先河，新的教育制度在我国以法律的形式开始确定下来，奠定了中国近代教育体制的基础，是对清朝教育制度的一次彻底否定。
接着，他因不满袁氏独裁专政，在全国临时教育会议期间，辞去教育总长职务。蔡元培卸职后，携眷赴莱比锡大学文明史和世界史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
宋教仁案发生后，蔡元培接到孙中山的电召，邀他回国共商讨袁对策，便迅速返国参加二次革命。
虽然蔡元培主张反袁，但在方法上却不赞成孙中山提出的武力讨袁之法，而想通过和平调解来解决南北方的冲突。后调停不成，他又写了一系列文章抨击袁世凯专制。
二次革命失败后，蔡元培无法继续留在国内，只好游学法国。前后两次西方留学的经历，使得他主张向西方学习，反对闭关自守。
旅法期间，蔡元培学习之余，协助李石曾、汪精卫、吴稚晖和吴玉章等人办理留法俭学会，帮助留法青年。
1916 年 3 月，中法两国合办的华法教育会在巴黎成立，蔡元培任中方会长，并在该会开办的华工学校亲自授课，前后为华工学校编了德育、智育讲义40 篇左右，讲义内容多含哲理和积极的辩证法因素，具有启迪民智的作用。
蔡元培是旅法学界的一面旗帜，华法教育会的创立既为中国有志青年提供了留法勤工俭学的机会，更促进了法国文化科学在中国的传播。留法勤工俭学，在中国近代教育史和留学史上，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创举，也是国人向西方学习的十分有益的新形式。
随后，这种形式在五四前后获得了较大发展，为国内许多无力出国求学的青年提供了半工半读留学法国的机会，也促成了中西文化的进一步碰撞与交融。
1916 年9 月初，蔡元培收到教育部总长范源濂来电，电云：“国事渐平，教育宜急。现在首都最高学府，尤賴大贤主宰，师表群伦。海内人士，咸深景仰，用特专电敦请我公担北京大学校长一席，务祈鉴允，早日归国，以慰瞻望。启行在即，先祈电告。”
蔡元培接电报后，心情难以平静，当即决定归国就职。
12 月 26 日，北洋政府正式任命蔡元培为北京大学校长。1917 年元月，北大举行开学典礼，蔡元培发表著名的《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
蔡元培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北京大学的前身是京师大学堂，这个全国最高学府的官僚腐败习气是出了名的，蔡元培在开学典礼上与北大学生约法三章：一是抱定宗旨，二是砥砺德行，三是敬爱师友。
他教导北大学子，要“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抱定宗旨”是要“为求学而来”，“宗旨既定，自趋正轨”。
蔡元培的到来，给暮气沉沉的北京大学带来新的气息。当时，北京大学“像个衙门，没有多少学术气氛。有的教师不学无术，一心只想当官；有的教师本身就是北洋政府的官僚，学问不大，架子不小;有的教师死守本分，不允许有新思想”。学生则大多是官僚和富人子弟。
蔡元培根据多年办学经验，认为“大约大学之所以不满人意者，一在学课之凌杂，二在风纪之败坏。救第一弊，在延聘纯粹之学问家，一面教授，一面与学生共同研究，以改造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救第二弊，在延聘学生之模范人物，以整饬学风”。
上任伊始，蔡元培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他破“年龄”和“资格”限制，广揽人才。文科方面，聘请陈独秀为文科学长，钱玄同为教授兼国文门研究所教员，刘半农为预科国文教授兼国文门研究所教员，周作人为教授兼国史编纂处编纂员，胡适为文科教授兼哲学研究所主任，李大钊为图书馆主任，兼任经济、史学等系的教授。
他力排众议，聘请梁漱溟到北大讲授印度哲学，理科方面，蔡元培聘用国内第一个介绍爱因斯坦相对论的物理学家夏元琛为理科学长，另陆续聘请李四光、丁文江、朱家骅等知名学者任教。
法科方面，蔡元培留任司法部的王宠惠和罗文干为讲师，解聘了不称职的教员，并规定专任教员不得在他校兼课，政府官员不得为专任教员。一时间，北京大学名家云集，可谓群星闪烁。
在“兼容并包”、“思想自由”八
字方针指导下，蔡元培极力打造北大为“囊括大典，网罗众家”的学府，使各派思想并存北大，百家争鸣，争奇斗妍，讨论、研究之风盛极一时。
他认为，墨守成规，守一家之言，思想一元独裁，是不可能使学术得到真正发展的。他还认为，学术上派别林立是相对的，各学科教员即使主张不同，只要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就应该并存，让学生在思想的百家争鸣中自由选择。
正是在蔡元培的鼓励下，在北大“为学同而学问的精神蓬勃一时，保守派、维新派和激进派都同样有机会争一日之短长。背后托着长辫，心理眷恋帝制的老先生，与思想激进的新人物并坐讨论，同席笑谑。
教室里、座谈会上、社交场合里，到处讨论着知识、文化家庭、社会关系和政治制度等等问题。这情形很像中国先秦时代，或者古希腊苏格拉底和亚里斯多德时代的重演”。
此外，蔡元培热心延请中外著名学者来校讲演。梁启超、章太炎、杜威、罗素、泰戈尔等都曾到北大讲演，北大成为名副其实的全国最高学府。
随着陈独秀、胡适、鲁迅等新文化运动的猛将的到来，北大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阵地。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北大教员中除了提倡新文化运动的进步人士，还有许多思想保守却学术造诣颇深的著名学者，比如辜鸿铭、刘师培、黄侃、崔适等。
在蔡元培力倡下，1917 年底，北大文、理、法三科各学门先后分别成立了研究所。
文科研究所分哲学门、国文门和英文门，由胡适、沈尹默、黄振声任主任；理科研究所分数学门、物理门和化学门，由秦汾、张大椿、俞同奎任主任；法科研究所由法律门、政治门、经济门组成，依次由黄右昌、陈启修、马寅初负责。
后来，北大在1919 年12 月又增设地质学研究所，何杰任主任，这些研究所的创立，开国内大学设立研究所之先河，具有开创性意义。
蔡元培积极引导北大学生创造进取活泼的精神生活，支持全校师生创办刊物，组织各类学术研究团体。
一时之间，各类团体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北大校园，“学生们打麻将、吃花酒的越来越少，研究学向和关心国家前途命运的越来越多”。
到 1919 年初，北大已有各种团体 20 多个，打破了改革前沉闷、颓废、腐朽的局面，学术讨论和思想争辩蔚为风气，学校出现了生机勃勃的景象。
在管理方面，蔡元培仿效德国大学制度，改校长大权独揽为民主办校，设立评议会，实行教授治校。
评议会是全校的最高立法机构和权力机构，评议员除校长外，包括各科学长和主任教员，各本科、预科教授二人，由教授自行互选，任期一年。1919 年后，评议员的产生按名额分配，每5 名教授选举产生1 名评议员。
为扩大教授治校的范围，1917 年 12 月，蔡元培主持召开评议会会议，决定设立各学科教授会，教授会会员由各科的教授和讲师组成，教授会主任由会员选举产生，任期两年。
1919 年，北大采用分系制后，改由各系成立教授会，各系主任由教授会投票选举。由此加强了各学科专家学者的责任心，调动了他们的积极性，提高了行政效率和教学质量，从而促进了学校的蓬勃发展。
1919 年4 月，各科教授主任组成全校统一的教务处，负责领导全校的教学工作，文、理、法各科学长制从此废止。教务处设教务长，教务长从各系教授会主任中推选，任期一年。
9 月，设立行政会议，作为全校最高行政机构和执行机关，负责实施评议会的各项决议。蔡元培建立的这套“教授治校”领导体制，最大限度地排除了外界对教学工作的影响，保证了正常的教学工作。
蔡元培坚持平民教育、择优录取的招生原则，使许多出身贫寒、学业优秀的青年学子进入了北京大学。他还主张开门办学，学校的学术活动和课堂的教学活动，都可以向社会公开，每年招收一定数量的旁听生、选科生。
同时，北大打破陈规，正式招收女生人学，开我国大学男女同校之先河。在学制和体制方面，蔡元培也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
在学制改革方面，首先，扩大了文理两科，增设史学门和地质学门；法科独立，商科则并入法科；工科与北洋大学合并，预科改属本科。
其次，撤销文理科界限，将各科所属的专业一律改称为系，学长制也因此废除。
另外，改年级制为选科制。大学本科应学满80约分，必修、选修各占一半，可提前修满毕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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