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 年秋，湖南周边各省相继掀起了“民治”、“省治”的热潮，而湖南因连年遭遇北洋军阀的残暴统治，希望能恢复民气，实行湖南自治。
谭延闿在各种舆论的影响下，认为实行自治，对他第三次督湘很有利，遂决定利用民意，为“湘人着想”，实行自治。
在省内外的一致呼吁和敦促之下，谭延闿于1920年7月27日，向全国发出通电，宣布“湖南自治”，又建议各省制定省宪，民选省长，采取联邦制统一全国。
1920 年 9 月 13 日，他兴致勃勃地邀集在湖南的官绅名流和省议会议员 30 多人，召开了所谓的“自治会议”，决定由省政府 10 人、旧省议会 11 人组成《湖南省自治法》起草委员会。
随后省议会还以民意机关自居，组织了“自治研究会”。然而，好景不长。不久，谭延闿便对自治不再热心，而他包办制宪的面目也暴露出来了。
1920 年 10 月下旬，盘踞在广州护法军政府的桂系军阀被滇、粤军击败，陆荣廷、岑春煊等人宣布取消“西南自主权”，与此同时，北洋政府也下达了所谓的统一令。
对此，谭延闿感到惶恐，他认为南北对峙的局面一旦结束，“联省自治”就会陷于孤掌难鸣的境地。但他仍故作镇定，不放弃促成私办省宪的活动。
谭延闿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11 月 2 日，谭延闿率湘军全体官兵发出宣言：反对岑春煊等人自行取消广州护法军政府，重申其湖南自治的主张，并打算将这一主张进行到底。
于是，谭延闿擅自命令旧省议会，按照自己在 1913 年第一次督湘期间所定的旧法进行所谓的“选举”，并恢复各县在 1913 年存在过的县议会。
之后，旧省议会在谭延闿的授意下，赶制了《宪法会议组织法》，此举遭到了各界的反对。与此同时，湘军内部的矛盾也达到了白热化的境地。
其实，早在由广西回到湖南的时候，谭延闿曾表示这次回湘后将“军事交赵（恒惕)，民事交林（支字)”，自己决不贪恋权位。然而，驱张运动之后，谭延闿却身兼湖南督军、省长、湘军总司令之职，拒不践其诺言，引起了赵、林等人的不满。
接下来，谭延闿借口“湖南自治”一手包办制宪，遭到湖南各界的强烈反对，更为赵、林等人倒谭提供了有利时机。于是，1920 年11 月发生了“平江兵变”，谭延闿被迫辞职，第三次离湘赴沪，而湘军总司令一职则由赵恒惕担任，林支宇则被推举为临时省长。
谭延闿回顾自己三次督湘的经历，深深地感到：没有孙中山等民主革命派的支持与谅解，是很难实现政治抱负的，所以，他决定追随孙中山。
孙中山采纳了周震麟的建议，派大本营军事参议张国元携亲笔信，嘱咐谭延闿在沪筹划湖南方面的军事。由此，谭延闿与孙中山频频通信，“讨论国是”，而孙中山也对谭延闿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和认识。
1920 年12 月底，孙中山回到广州，重组军政府，同时也开始筹划把陆荣廷赶出广西，以统一广西地区。
1921 年7 月，大规模的讨桂战争打响，军需供给缺乏。此时，谭延闿便利用自己的政治声望联络有关人士讨桂，同时还利用私人关系，在上海“策划筹解湘饷银累数十万”资助孙中山的讨桂斗争。
1922 年5 月，直奉战争爆发，直系获胜，黎元洪出任总统，颜惠庆任内阁总理。由于直系想利用黎元洪与护法军的渊源统一南北，遂任命谭延闿为内务总长。
但是，谭延闿已经坚定了跟随孙中山的决心，拒绝了这一任命。
谭延闿在与孙中山的连续交往中，日益感到孙中山有着渊博的知识，其思想更是博大精深，每每向人说“革命领袖非孙公莫属”，还说：“近与总理常相处，得一教训，即天下事无所谓成败之说也。事前种种着急，皆属多事，与吾平日信天之说合成一片。”
那时，已有流言说他已经派代表赴京接洽北洋政府的任命。针对谣言，谭延闿发表通电说：“报载延闿有代表李德裕，在京接洽。延闿并无派代表赴京之事，特电声明。”至此，谭延闿已经断绝了与桂系及北洋军阀的一切联系，决定衷心拥护孙中山的民主革命主张。
1923 年，孙中山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并召约谭延闿前往广州。
2 月 21 日，谭延闿抵达广州，故地重游，自然有万千思绪，因而作诗一首：小院闲庭熟荔枝，栏杆步步耐寻思。书声未歇茶烟飏，尚友轩前听雨时。
3 月16日，谭延闿正式就任陆海军大元帅府大本营内政部长，着手内政部的组阁工作，委任相关人员，并组织开展正常工作。
5 月7 日，孙中山又任命谭延闿为大本普建设部长，为了组织谭延闿部湘军人湘讨伐赵恒惕部，孙中山于 7月16 日任命谭延闿为湖南省长兼湘军总司令。
对于孙中山的这一任命，谭延闿一方面想报昔日赵恒惕的“逼驾”之仇，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实现孙中山的北伐大业，因此，他非常乐意接受，遂开始了率领部下进入湖南，讨伐赵恒惕的军事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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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赵恒惕坚持在湖南实行所谓的“联省自治”，还与吴佩孚、陈炯明等人同流合污，对内残酷镇压工人、学生等各界群众的爱国民主运动，早就引起了公愤，因而谭延闿的讨赵运动是有一定群众基础的。
经过一段时间的军事部署和大造政治声势之后，一部分原本持观望态度的湘军将领纷纷表示响应孙中山北伐的号召，服从谭延闿的调遣。而有些人虽然坚持中立，但也表示，决不阻止谭延闿的军事讨赵行动。
于是，谭延闿立即下达讨赵令，残酷的战争进行了两个多月，正当谭延闿准备重新部署与赵军决战之时,陈炯明和邓本殷部由广东东江和南路分别进攻广州，方本仁、邓如琢部又由江西大庾侵占粤北南雄、始兴。
为了全力保住广东根据地，孙中山于 11 月12日急电谭延闿，让他急速前往广东支援，谭延闿遂带着部下赶赴广东。
虽然谭延闿没有彻底打垮赵恒惕，但他从湖南带走了两万多人的部队，在削弱赵部势力的同时壮大了自己的力量，而且，也为巩固广东革命根据地作出了贡献。
1924 年 1 月，国民党一大召开，谭延闿由孙中山亲自提名经大会选举为中央执行委员、常务委员，闭幕时,谭延闿又被孙中山指派兼任大本营秘书长一职。
国民党一大主席团合影，谭延闿（右五）、孙中山（右六）
此后，谭延闿坚定地贯彻孙中山三大政策，并积极贯彻国民党一大制定的对内、对外的各项方针政策。
另一方面，陈炯明叛军并不甘心 1923年冬围攻广州的失败，又于 1924 年春，在直系军阀的支持下再次进行整编，企图与孙中山的革命势力对抗到底。
为了彻底击溃陈炯明叛军，湘、粤、滇、桂联军加紧进行战前的各项准备工作。
1924 年 2 月 13 日，谭延闿正式召集湖南各军高级长官誓师出发，宣布加入讨伐陈炯明叛军的东江战役。
在广东革命形势高涨的情况下，孙中山作出了出师北伐的部署，任命谭延闿为北伐军总司令。就在北伐军顺利出兵赣南之时，驻守吉安的方本仁部与陈炯明、赵恒惕勾结，使得北伐军腹背受敌，最终失去了吉安，从赣州、南康一带撤退至大庾、南雄等地。
谭延闿为兵败赣南而深感痛心，先后两次路过大庾，时隔不久，但心情却是截然相反，去时踌躇满志，回时士气低迷，正所谓：“多少苍生泪欲倾，路人犹自说欢迎。伤心掩耳南康道，怕听穷檐爆竹声。”
谭延闿自 1923 年追随孙中山到广东后，患上了疹疾，左腿差点瘫痪，经多方治疗后略有好转。之后又转战湖南、广东、赣南，一直没机会进行彻底治疗。
1925 年3 月 12 日，孙中山在北京逝世，这样一来，谭延闿忽然觉得在政治上失去了一个可靠的人，更加感到抑郁。但他仍坚持孙中山生前既定的方针，表示“仍敬谨庚续孙大元帅成规，戮力同心，并期有以发扬光大，以完成国民革命之工作”。
6 月，谭延闿与胡汉民、廖仲恺等主持讨伐驻广州地区的滇、桂军阀杨希闵、刘震寰叛乱。
1925 年6 月 15 日，在中国共产党的倡议及国民党左派势力的促成之下，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召开全体大会，谭延闿到会并表示赞同改组。
在这次会议决议的指导下，7 月1 日，广州大元帅军政府正式改组为委员制的中华民国国民政府，谭延闿被推选为 16 人组成的委员会成员，并被选为5 位常务中的一员。
7 月 3 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成立，谭延闿又被推选为 8 人委员会成员。至此，谭延闿的心境才略有好转。此后，他与同为国民党左派、力推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廖仲恺合作共事，并且得到廖仲恺的开导和帮助。
廖仲恺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1925 年8月，廖仲恺被刺，引起了谭延闿极大的悲愤，作了一首《廖仲恺墓下作》。
1925 年 10月，谭延闿与汪精卫从广州出发，到广西梧州与李宗仁、黄绍竑等人商议两广统一问题， 月底，东征军一举歼灭陈炯明主力 1 万余人,收复东江全境。
11 月，他们又消灭了盘踞在北江的熊克武部叛军。而南征军也挺进海南，消灭了邓本殷部，邓本人则化装逃上日本兵舰，离开了海南岛。
然而，反对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国民党右派于 1925 年 11 月 23 日在北京西山碧云寺召开了所谓“第四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形成所谓“西山会议派”，并作出了反对国共合作和广州国民政府的决议。
为了反对西山会议派的分裂活动，继续促成国共合作的发展，11 月 27 日，谭延闿与汪精卫、瞿秋白、张国焘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候补执行委员联名通电，反对西山会议派，并决定在广州召开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
在宋庆龄、何香凝、吴玉章、周恩来、陈延年、毛泽东等的努力和推动下，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于12月11日在广州召开。
会议指出，国民党右派于 1925 年 11 月 23 日在北京西山碧云寺召开的会议是非法的，并作出了于 1926 年1 月1 日在广州召开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来处理西山会议派的问题的决议。
1926 年1 月1 日，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在广州正式召开。谭延闿参加了会议，并与汪精卫等人一道，被选为7 人主席团成员。22 日，谭延闿在国民党二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
这次大会继续坚持了国民党一大宣言和孙中山的三大政策，给国民党右派以有力的反击，而谭延闿也在这次大会上，继续被选举进人高层领导集团，担负着极为重要的党、政、军领导职务。
随着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胜利闭幕和两广的统一，广州出现了大好的革命形势，从而使得包括谭延闿在内的国民党左派人物，纷纷陶醉在胜利的喜悦之中，就连苏联顾问鲍罗廷也在给“苏俄观察团”团长布勒诺夫的报告中，极为乐观地写道：
“随着许崇智的出走，梁鸿楷被解除武装，胡汉民被派往莫斯科，在广州似乎形成一个统一而巩固的政权。可以认为6 名军长中,有4 名是可靠的。我们同他们未必会发生误会……有了这些指挥官，就可以做许多工作。”
鲍罗廷所指的 4 名可靠军长，是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蒋介石、第二军军长谭延闿、第三军军长朱培德和第六军军长程潜。
然而，就在国民党左派和苏联顾问对广东局势十分看好的时候，地位急剧提升并已成为国民党重要领袖人物之一的蒋介石，却于 1926 年3 月20 日一手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中山舰事件”，向中国共产党人、苏联顾问及国民党左派发难。
1926 年 3 月 22 日上午，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开会讨论中山舰事件的处置办法，谭延闿出席了这次会议。有人提出惩办李之龙、周恩来、陈公博等人，将共产党人撤出第一军，将苏联顾问驱逐出境的建议。
对此，谭延闿等国民党左派人物并没有表示明确的反对意见。经过讨论，会议最后决定：命令苏联顾问团团长季山嘉回国，撤去第一军第二师各党代表，查办所谓不轨军官。
苏联顾问季山嘉等人表示让步，随即撤回俄国。24日，谭延闿与林伯渠、何香凝等人在国民政府设宴欢送苏联顾问，季山嘉等人当天便回国去了。
蒋介石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这次会议，完全按照蒋介石的意图通过了决议，而苏联顾问以及中共党中央对蒋介石的妥协，使得谭延闿与各军军长不得不表面上对蒋介石的行为表示“赞同”，这就使得原本抱着试探性的态度发动这一事件的蒋介石，愈发地有恃无恐，谭延闿等人也被蒋介石表面上奉行国共合作与三大政策的狡猾伪装所欺骗。
尽管谭延闿希望看到国共两党能够精诚合作，但他也认为国民革命应该由国民党来领导，而共产党人则只能起辅助作用。于是他尽力施展其“药中甘草”的能力，调解各方面的矛看，客观上为蒋介石夺取党权、军权帮忙，尽管他主观上对蒋介石的专横感到不满。
1926 年7月，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蒋介石任总司令，李济深为总参谋长，邓演达为总政治部主任。谭延闿被任命为第二军军长，开赴湖南。
随着北伐的胜利进军，革命形势继续向前发展，全国革命的重心转移到了长江流域。
为了适应革命形势的需要，在谭延闿的主持下，国民党中央于 1926 年11月26日召开了政治会议，决定迁都武汉。
为了限制蒋介石的军事独裁，推动北伐战争的继续深人，在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的推动下，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于 1927 年 3 月 10 日在汉口召开，谭延闿被推选为大会执行主席。
会议主要打击了蒋介石的个人独裁统治，重申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立场和遵循孙中山制定的革命策略。而新成立的武汉国民政府则吸收了共产党人直接参加政权，是国共联合的一种新的政权形式。
1927 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震惊中外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许多共产党人和爱国群众惨死在反动派的屠刀之下。
18 日，蒋介石在南京正式成立了所谓的“国民政府”，而谭延闿则在武汉代理国民政府主席。至此，宁汉分裂。
6 月 10 日，谭延闿与汪精卫、孙科等人从武汉到郑州，与冯玉祥举行会议。会上，冯玉祥一面攻击共产党与工农运动，一面向武汉国民政府要河南省的地盘。
在残酷的现实面前，谭延闿等人感到联冯限蔣的希望渺茫，不得不把第二次北伐的成果、唐生智北伐军主力以很大牺牲换回来的河南省全部让给了冯玉祥。
6 月 19 日，冯玉祥与蒋介石、李宗仁、吴稚晖、胡汉民等宁方要人召开徐州会议，达成了蒋、冯合作协议。这样，武汉国民政府陷入更加孤立的境地。
而善于见风使舵的谭延闿一改左派作风，全力配合汪精卫叛变革命和促成宁、汉合流的活动，并很快走上了同汪精卫一起叛变革命、反共反人民的道路。
在经过细致、周密的策划、布置之后，谭延开与汪精卫于7 月 15 主持召开国民觉中央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正式宣布“分共”，即“七一五”反革命政变。
昔日的同盟者——中国共产党，瞬间被谭延闿视为敌人，昨天还信誓旦旦要坚持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转眼就全都抛到脑后，曾经以左派自居的谭延闿，现在已经站在了革命的对立面。
1927 年8月底，武汉国民政府正式宣布迁都南京，国民党在组织形式上实现了统一。9 月初，宁、汉、沪三方在上海成立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谭延闿被选为大会主席。
9 月 17 日，又举行了第二次会议，决定改组国民政府，推定汪精卫、胡汉民、李烈钧、蔡元培、谭延闿 5人为国民政府常委，成立了由 67 人组成的军事委员会，并任命伍朝枢为外交部长、孙科为财政部长、王伯群为交通部长、王宠惠为司法部长、蔡元培为大学院院长。
9 月 20 日，改组后的国民政府成员在南京宣督就职。至此，宁、汉两个国民政府正式“合流”为南京国民政府。
谭延闿被称为“民国完美男人”，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便是他对妻子的一往情深，他是那个时代少有的不喝花酒不纳妾之人，自妻子病故后，时年38岁的他，全无续弦之念。
1921 年，孙中山经过宋家的同意，将 22 岁的宋美龄介绍给丧偶未娶的谭延闿作续弦。但那时的谭延闿已经 42 岁了，他认为，自己年纪太大，身体也不大好，不敢耽误宋美龄的青春，却又怕对不住孙中山的一片好心。
在进退维谷之中，谭延闿心生一计，他准备了一份厚礼来到宋家，给宋老太太叩了三个响头，拜其为干娘，然后，又认宋美龄为干妹妹，宋对谭延闿大有好感。由此可见，谭延闿的心智，做事滴水不漏，不让人感觉有任何的不爽和尴尬。
接下来，谭延闿更是将这其中所隐含的价值，发挥到了极致，当他感觉到蒋介石有意于宋美龄时，
当蒋介石向她求婚时，宋美龄表示：“非谭延闿做媒我不嫁。”于是，蒋介石只好请谭延闿帮忙，在宋家除宋霭龄外，所有人都反对的情况下，他左右上下的一番斡旋，硬是成就了蒋宋联姻。
1927 年 12 月 1 日，蒋介石在上海与宋美龄举行了隆重的婚礼，谭延闿是这对“新人”的名义介绍人，让蒋介石感激了一生。
1928 年2 月2 日至7日，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在南京召开，这次会议是在蒋介石的操纵下进行的，他在与汪精卫、胡汉民等人的争斗中占了上风，但又不便马上亲自出面总揽大权，因此，他提名谭延闿做主席。
经过选举，谭延闿担任了南京国民政府主席，同时也被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而蒋介石通过二届四中全会，身兼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主席、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数职。
所以，尽管谭延闿名为国民政府主席，但实际的党、政、军大权都操纵在蒋介石手里。
在谭延闿担任国民政府主席期间，他除了处理相关政务外，还花时间临摹了在广州陆海军大元帅府大本营担任代理秘书长等职务时收存的孙中山的书信，并编辑成《总理遗墨》第一辑。
从他临摹的字来看，反映出他书法的熟练淳厚、炉火纯青，从而成为民国四大书法名家之一。
国民党军队北伐占领京津统一全国之后，1928 年 7 月，蒋介石便提出结束“军政时期”，开始“训政时期”。谭延闿全力支持蒋介石提出的“训政”主张，希望能建立起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一党专政。
为了突出蒋介石的领袖地位，谭延闿还将孙中山与蒋介石的往返书信临摹编辑成《总理遗墨》第二辑。
蒋介石为了将大权牢牢地握在自己手中，在 1928 年 10 月召开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会议上提出改组国民政府，成立五院，蒋介石当选为国民政府主席，谭延闿退居行政院长，蒋介石、谭延闿、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等 17 人为国民政府委员。
10 月 10 日，蒋介石在南京中央党部大礼堂出席国民政府主席就职典礼，而谭延闿也结束了为期 8 个月的主席任期。
1929 年，谭延闿因病住进上海宏恩疗养院。在那里，他一边治病，一边临摹《麻姑仙坛记》，书法水平有了更进一步的提高。9 月，病愈返回南京。
1930 年春，蒋介石与阎锡山的矛盾激化，冯玉祥又与阎锡山联手反蒋，中原大战爆发。就在蒋介石即将取得胜利之时，谭延闿于 9 月 21 日午后突发脑溢血，医治无效，第二天上午 9 点去世，终年51 岁。
9月22 日，南京政府发出讣告，之后，蒋介石又亲自指派萧萱选定南京紫金山麓灵谷寺之东作为谭延闿的陵墓。但由于建造陵墓的工程比较耗费时间，便定于 1931 年9 月4 日先行国葬典礼。
举行国葬的当天，南京政府的主要官员、各省各地军政要人以及外国驻中国使馆代表纷纷发表演讲或文章，对谭延闿大加赞扬。
1932 年 12 月，谭延闿墓竣工，墓地及有关纪念堂、祭台、命令碑、纪念牌坊、龙池及石墓等共占地 300 亩。
1933 年 1 月 9 日，南京政府举行谭延闿墓落成典礼，各界要人都赠送了挽联。蒋介石在挽联上写着：“故国仗同心,措拄艰危，大难将夷公竞逝；匡时赉伟略，绸缪建设，群伦失望我逾悲。”
胡汉民写的是：“景星明月归天上，知气春风生眼中。”
从今日的观点来看，谭延闿是一个集士子、官僚、政客三者于一身的典型人物。他作为一个正统的士大夫，虽没有什么造诣颇深的学术著作问世,但士大夫的身影却始终伴随他一生，不仅在社会威望和人脉关系上对他颇有助益。
在他遗留后世的一些诗文、书法、演讲词、电稿、批牍中我们也可以看到旧有的士大夫行文风格，其书法和行文风格更是自成一派。个人生活情趣上，谭延闿以八面玲珑、左右逢源、尽兴游玩、善食豪饮而闻名。
他一介书生能在军阀混战的年代来往于政界、军界而游刃有余，在很大程度上全赖其见风使舵、审时度势的政治权术。至于他晚年的病痛和早逝，无不与其自幼的饮食习惯有关。
谭延闿自小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山珍海昧几乎样样尝过。他的食欲特好，又常自制食谱，由其厨师精制而成，谭延闿死后，其厨师在长沙开业，名菜就有“组庵肉”，后流传甚广。
谭延闿中年时体胖、多病、血压高，但仍坚持“能吃就吃，能喝就喝，何必与自己过不去”的信条，才导致其 51 岁便中风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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