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由于内战越打越激烈，国民党统治区域的政治、军事、经济一切已露出崩溃前的征象，而蒋也始终拿不出决心来采取果断的措施。
在那种低气压的环境下，心情的苦闷真是难以形容！找朋友商量商量吧，谈得来的又太少，可以说只有邵力子先生一人。
在上述“机密建议”在给蒋看之前，我曾先给邵先生看过。他说：“你说他（指蒋）一面倒亲美的话太重了，恐怕他生气！”
但是，我不愿意把这一点修改，照原样抄好了给蒋。
过几天邵问我：“改了没有？”我说：“还是一字未改。”他说：“有什么反应？”我说：“也没有。他只是表示可以从侧面试试看。”
他又问：“假如蒋同意了，派谁去？”我答：“最好请孙夫人去；假如请不来，就由你去了。孙科要不是以后的反苏态度，倒是可以的。”
邵力子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有一天，我们两人游中山陵，在松林里谈了很多话，总觉得一筹莫展，惟有相与叹息而已。
最后，我说：“我在这里闷得很，要回西北去了，蒋也催我走。”邵说：“走了好，留在这里没有什么用处！”还说：“蒋即有实行民主的意思，也没有实行民主的习惯，和平问题渺茫得很！”
此外，我也和几个人谈过话。
第一个是黄少谷。他当时是《和平日报》（原《扫荡报》）的社长，做事心思细致，也很谨慎，但相当软弱，魄力不够。
我在政治部的几年，他对我直接负责，言论倒相当温和；以后，尤其“戡乱”令下，《和平日报》就显得特别反共，甚至邵先生还和我说：
“《和平日报》反共的激烈，比《中央日报》有过之而无不及，黄是与你有关系的人，为什么不劝劝他？”
有一天，我特别约他到中山陵山坡上谈了几个钟头，说明国民党种种腐化反动，势将招致失败的动向，共产党不是武力所可解决的，尤其不是走下坡路的国民党部队所能解决的，希望他转变态度主张和平。
他说：“我早已几次辞职，但是上头又不许我辞！”以后，他越陷越深，以至于不可自拔。
第二个是熊式辉。他才从东北失败回来，不过，蒋还常常要他研究问题。我也约他到玄武湖八十八师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下谈了几个钟头。
他对蒋的了解相当深刻，认为蒋一切用人行政不外三“缘”（地缘、血缘、学缘），故表示悲观，但是在政治见解上，我们却很难谈得拢。
白崇禧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第三个是白崇禧。在农历元旦那一天，我约他到中山陵谈了几个钟头。我首先对他的反共思想作了一个批判，说明我们都是贫苦农工出身，为什么反而和封建、官僚、买办阶级妥协，助长他们的气焰？
并指出，他不能接近前进青年，显得保守。最后还说到李品仙在安徽的作风，人家都说是你支持的，有替人受过之处。
对于这些，他都表示相当的接受，但也有加以解释之处。最后谈到对蒋和对中共问题，我认为蒋的失败业已注定。他同意我的意见并反问：“蒋失败后怎办？对于收拾残局不能不有一个准备。”
大家研究了很久，并相约不得把今天谈的让任何人知道。我当时倒没料到，他后来有表面主和骨子里倒蒋的一幕。至于南京政府所以拒绝八条二十四款，蒋固然是主要阻力，而白的一贯主张和态度也起了很大的作用，桂系垮了，他自己也就完了！
第四个是陈诚。我们是有私人情谊的，但在政治主张上，他是一向和我走极端的。
1946年冬天，他到我家里，我曾问他：“你公开说三个月内击溃关内中共主力，六个月以后全力解决东北，有这个把握吗？”
他两手交叉在身后背着壁炉说：“如果六个月消灭不了，那就永远消灭不了了！”我笑着说：“这不能算是把握吧？”
1947年决定派我到延安去，他在徐州打电话给白崇禧：“前方打得这样紧张，他（指我）还在后方谈和？用不着啰！等我把共匪剿灭了，让他来当参谋总长好了。”
当时，我就坐在白的旁边。在军事会报上，他常和我针锋相对，常常说：“有人天天在谈和，影响士气，现在的情势就是谈和谈坏的！”
他是个最倔强也是最刚愎的人，从不肯认输，一直到他从东北回来，病倒了，参谋总长职务也辞掉了，他还是不服输。虽然这样，我还是尽可能地想去影响他，但是这又有什么效果呢？
这时，我久住南京，想“和共”既说不上，想“联苏”又办不到，已觉毫无作用，且甚感苦闷万状，于是在1948年元月，突然飞返兰州去了。
那时候，伊宁问题始终僵在那里，回迪化没有必要，就只好驻在兰州。住在兰州的心情也很矛盾，当时西北战事渐渐紧起来，我因常驻新疆对西北行辕的军事指挥一向不过问，完全由陶峙岳（后来由郭寄峤）负责，现在常驻兰州，就碰到许多应问而不愿意问的事情，还是避开吧，于是，经常住到离兰州60多公里的兴隆山上去。
在那里，我对当时的局面作了一个详尽深入的研析，结论更加确定：蒋是一定失败的，他所领导的政权也一定随之同归于尽。这时候，我的心理显得特别变态，每听到中共军队胜利的消息，似乎觉得快慰，但听到国民党军队胜利的消息，反而感到沉默：既然一定失败，便快点失败吧！这是什么样的一种心理？
这时眼看国内两党问题、新疆问题、国民党内部问题都无法解决，满怀愤慨，情不自禁地也就说了好些愤慨的话。
1948年3月1日，我在国民党甘肃省党部扩大纪念周中有一篇讲话。
首先我指出，现在我们正面临着困难的局面。这个局面是病的现象，而不是病的根源。我们病的根源在哪里？我们不可以讳疾忌医而不愿加以检查。如果单从现象上着眼，医药乱投，将是自杀的做法。
然后追问：我们的病根在哪里？一句话，病根就在国民党本身，就在国民党离开了三民主义，丧失了革命主张！我们是革命的政党，但是取得政权之后就不革命了，三民主义的党取得政权之后就不要三民主义了。真是咎由自取，罪有应得！
何以见得我们不革命、不实行三民主义？拿民权主义来讲，在许多省份许多地方，民权变成自欺欺人的话，大部分的权柄都落在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地痞流氓之手，所谓“民权”，变成官权，变成土豪劣绅的权、地痞流氓的权。
所谓民生主义，主要应在实行平均地权，节制资本，而外间盛传我们是官僚资本、豪门资本。当然，我们现在还没有很大的资本家，但是外间所指斥的官僚资本、豪门资本，能说是毫无根据吗？
至于平均地权，不仅孙总理所念念不忘的“耕者有其田”杳不可迹，连起码的“二五减租”也谈不到，二十年来本来很可以做到的事情，一样也没有做，民生主义在哪里？
土地问题是农民问题的核心，而农民人数又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五以上，问题的重要性可想而知，但是，我们虚度了二十多年的光阴，面对着这个核心问题不加解决，这是多么可惜的事情！
最后，我肯定地说，从以上分析，我们的病源很清楚，就是不革命，不实行三民主义。我们的敌人不是别人，正是我们自己，正是国民党本身。
像上述愤慨的话，我讲过好多次。在扩大纪念周上，在各种座谈会上，在甘肃省专员、县长会议上，都痛切地讲到。
甘肃兰州黄河铁桥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尤其到1948年7月15日在甘肃省参议会第一届第六次大会开幕典礼上的讲话，除了上述的话都讲到外，还特别强调农民问题和土地问题。
我举例说，像湟惠渠地区，百分之四十六的土地操在七个大地主手中，而全体农民只占有百分之五十四的土地，这能说是平等吗？
以兰州市言，现在有不少地主在市区内占有一大块一大块地皮，某校为国家造人才，需要地皮修校舍，而地主抬价留难，不肯出让。
以甘肃说，在现在的土地制度下，是否多数农民的痛苦都已解除？可以由自己的劳力得到自己的生活需要？一般佃农、贫农、雇农，贫无立锥，家徒四壁，终年不得温饱，我们是不是要为他们解决问题？大家说要增加生产，生产所得是否归于生产者？生产和分配的关系是否正常？
如果生产品的大部分被不劳动的人拿去了，那就是最不合理的生产和分配关系。农民问题、土地问题终必成为社会上最严重的问题。
在这篇讲话中，我还集中地攻击了土豪劣绅、地痞流氓。我说，人民和政府几乎不可能直接发生关系，因为其中有中间人的存在。
他们上蒙政府，下骗人民。比如拿征兵征实来说，他们不仅是既不出人，又不出粮，而且，政府向人民要一个钱，他们就借此向人民要两个钱。他们武断乡曲，为非作恶，任意摆布老百姓，正直人士敢怒而不敢言。这种中间人正是民权主义的障碍物，如不扫除，还谈什么革命？
最后，我认为当前的问题不是技术方法的问题，而是原则政策的问题，必须在原则上、政策上作革命性的转变。首先一定要使善良人民有讲话的地位，有生活的权利，不受任何压迫，不受任何剥削，真正做到民权平等、民生平等的地步。
如果大家为了实行民权主义而把这种中间人去掉，为了实行民生主义而根本解决土地问题，万一中央说你们违背了法令，有我承担负责！
这篇讲话，引起外间很多批评：有人认为话说错了，有人背后表示不满。其实，这是很自然的，当时的甘肃省参议员，多数是地主阶级和“中间人”，他们不欢迎、不满意我的言论是一点儿不奇怪的。
我为了澄清空气，付之公论，索性就把这篇讲话在兰州《和平日报》上正式发表，名为《认清病源，勇敢革命》。
这篇讲话见报后，我收到一封长信，大意是说：我完全同意你的说法。在国民党有地位的人士中，能够公开为人民说这种话，而且把责任引到国民党本身的就只看到你一个人；
不过，你所寄予希望的人正是革命的对象，那你的话不是变成对牛弹琴白费心思吗？你应该另想别的有效办法才好。这封信不知怎样遗失了，到今天回忆起来，我很感谢这位不知名的先生对我的批评和启发。
正在那个时候，陕西宜川之役发生了，胡宗南的精锐大部被消灭，刘戡战死。胡的弱点完全暴露，南京方面大为震动，蒋接连几个手启电报，要我到西安去统一指挥西北五省军事。
这一着，我当然不能接受，但也使我感到有点困窘，曾列举理由（偏重胡宗南的个性和部队历史），说明我去西安有害而无利。发电后，我仍然悠闲地住在兴隆山上。
后来，由于马军在陇东和中共部队打了一仗，中共部队撤退，蒋才不再勉强我，而兰州的紧张空气也为之缓和下来。不过，这时兰州和南京都很有人怀疑到我的态度了。
从3月29日起，南京政府召开所谓制宪国大，到5月1日，蒋和李宗仁被选为总统、副总统（上次所谓制宪国大举行时，我在迪化，这次在兰州，都没参加）。
我在5月5日，曾经根据在兴隆山这些日子的研究分析，给蒋去了一封长信，认为当前大局已经达到最严重的阶段，目前的形势，士气不振，人心不附，军队不能打仗，政治毫无效能，江河日下，局面全非，力陈必须彻底检讨，设法补救。
我首先指出在根本上的错误方面，是不革命与不实行三民主义。其次说到领导上的缺点，列举对党务、对军事、对外交、对中共问题、对干部、对修养各方面的缺点。最后提出补正之道，请求改革制度，放弃中央集权制。
其次，一定要变更政策：第一，执行亲苏政策；第二，执行和共政策；第三，执行农民政策、改革土地制度；第四，执行社会政策、改革经济制度。并且在结论中指出，这时急起直追，虽嫌过迟，但仍可有万一的希望。
关于对外交、对共党两个问题，我说：
今日最值得检讨之外交政策，厥为抗战胜利后之对苏外交。关于东北方面之对苏问题，职亦多次向钧座陈述所见，钧座虽始终未同意职之观点，但职仍愿重申其说。
今日东北局面之演成，实由于对苏外交之失败，当时外交当局，不知收回东北为政治利益，保全工矿为经济利益，政治利益当然重于经济利益，乃竟着重经济利益忽略政治利益，前提一误，全局皆输。
又如现在政府所执行之对美外交，完全表现“一面倒”之倾向，结果必致愈陷愈深，不能自拔。
职始终认为，我国现阶段之外交政策，仍须彻底检讨。今后世界形势之演变，固不必作过于遥远渺茫之判断，而在第三次世界大战未爆发以前，甚至在第三次世界大战尚未获得解决之时，我国对美苏平时采取两国并重，战时采取善意中立之态度，有百利而无一害，职迭次为钧座所敷陈之此一观点与具体建议，深信此时仍具有正确之价值。
惟今日如何挽回业已造成之“一面倒”之倾向，与为戡乱观念所影响而造成之颓势，反复思维，苦无善策！言念及此，不仅为过去之失去时机而惋惜，更为未来之国家前途而忧虑。
对共党此一问题，过去职深思苦虑，迭为钧座借箸而筹，尤其抗战胜利之后，职之一切建议，与为党国为领袖的一切努力，尽付东流，曷胜浩叹。
窃谓亡羊补牢，虽未为晚，而过去错误之原因，似不能不加以省察，职自信对共党问题认识较深，平日所引以为虑者，事后皆不幸而言中。
职认为，本党对共党问题一向之态度，主要之错误，在于无定见、无远见，且听任惧怕共党之意识不断发展，一般同志早已造成惧怕共党之普遍心理。
故今日本党之失败根源，实由于本党丧失积极斗争之意志，仅基于惧怕之一念而采取消极之防制方式，及至提防乏术，则失其自信而气馁而冲动。
至于其他原因，则估计共党太低，完全忽略共党之国际背景。不思此一具有国际性之组织，决非专恃军事力量所能消灭，况我党政及军事方面所表现力量，皆属不够之至，坐是一着之错，全局皆输。此在钧座之地位似不能不亟加反省者也。
蒋当时对这信相当重视，十二日接到他的手启辰真府机电说：“来函与意见书今始详阅，应再加研究后另行电告。”但以后，便没有下文了。而我这万言书，也不过聊尽心意罢了。
自从拒绝到西安统一指挥五省军事之后，我便深深感觉到自己在兰州的地位对于向来主张是一种不可调和的矛盾。
因为，我到西北是为解决新疆问题来的，现在一旦形成了站在对中共作战的地位，对于自己的主张和人格都感觉发生了问题。
刚好同时，由于蒋的主席改为总统名义，西北行辕（它是国民政府主席西北行辕）也奉令改为“西北绥靖公署”，绥靖者，剿共之别名也，这个名称也是我所不能接受的。
这种种因素，更促成了我离去西北的决心。不过，我又考虑到，单独提出辞职是不容易甚至不可能通过的，此时何应钦从驻联合国军事代表团团长的职位调为国防部长，于是我在五月十六日电蒋请辞，并请调任军事代表团团长职务。
并说，如代表团人选已定，亦请准出洋考察一年。以后又再提出西北继任人选，并电请何应钦从旁促成。
29日，接到蒋的手启辰俭府机电：“前接兄电愿赴美工作一节，因今后党政军主要人事均须更改，故稽延复，决稍缓当约兄来京面商再定。”
细察此电语气，似有允许或商量之处，所以，我在6月初更密函新疆少数负责人，告诉他们，我准备交代工作，但是，何应钦不同意。
在6月12日，接到他巳真复电：“承示各节，经面报总统，奉谕西北关系重要，目下非兄坐镇不可，仍希兄勉为其难。至代表团首席代表，现已由空军代表毛邦初中将担任。”
正是这时，国民党军队在开封吃了一个大败仗，蒋忽然到了西安召开军事会议，并电约我到西安去。
6月下旬，我又向他重申前请，并且正式写了一个签呈给他，详陈我所以坚辞的苦衷，并言西北行辕不宜改为绥靖公署的理由。
他的第一句答复是何应钦不同意，又说实在不容易找到适当的继任人选，至于绥署改称他是可以考虑的（后来很特殊的把西北绥署再改为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在南京方面看，对我是够迁就的，因为他们误认我所以辞职完全是为了这一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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