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接着说道：我必须在这个协定的本文以外，关于人民解放军渡江接收的问题，还要提出几点。
刚才已经和文白先生说过，我想归纳成五点来说。
第一点，人民解放军没有宣布过停战。南京国民政府曾经要求停战议和，我们没有同意；我们只同意这个协定签订之后永无内战，也就是在和平协定签字之日，就对全国人民宣告永远不再有内战。
我们双方代表团应该有这个勇气，以全权代表的资格，宣布不容许再有内战。至于我们中共代表团，是有这个信心、有这个勇气、有这个力量的，只要这个协定签字，我们愿意忠实执行，并且保证：任何人要破坏这个协定，我们一定制止他。
我们认为，和平谈判的本身，就可以产生一个不再有内战的中国。所以我们只说在协定签字之后，永远不再有内战，而不是说在协定签字之前，就可以宣布停战。
但是有一个临时的情况，就是因为南京代表团到了北平，而代表团诸位也是在南京政府中主和的人士，热心和平的人士，这是我们素来知道的，为了使谈判更顺利，所以我们愿意在谈判进行期间，命令人民解放军暂时不渡江。
这一个约束，我们不仅是在南京代表团到北平以后才这样说，就是以前对李德邻先生、白健生先生的私人代表，也同样地告诉过他们。
李任潮先生派到南京去的两位代表朱蕴山、李民欣，我们也托他们这样转达过。但是，我们不能无限期地受到约束，所以我们今天正式地告诉文白先生，请南京代表团回去南京的先生转告李德邻先生和何敬之先生，我们只能约束到本月20日为止，到那时，还不能获得协议签字，那我们就只有渡江，不能再拖延到20日以后了。
再重复说一遍，我们并没有承认停战，但是为了达成和平协定，使中国成为永无内战的国家，我们在协定签字后，应该向全国宣布：我们不能容许再有内战，而在和谈进行中，我们愿意受这个约束，就是暂时不渡江。
不过约束是有限期的，最初我们设想到本月15日可以完成协商，但是经努力后现在不可能了，所以才推到20日为止，这是特别要提出来的第一点。
第二点，为了保证协定签字以后有效实施，我们必须渡江接收。
如何叫有效实施？就是在协定签字之后，要使存心破坏者不敢破坏；如果到时还有敢于称兵作乱的，要很快地把他们讨平。
为了达到这个要求，我们于协定签字之后，必须渡江接收江南地区，来保证这一个和平协定的实施。
这一点，已经口头地、书面地和文白先生说过，就是要在长江下游的扬中、江阴两县，和上游的繁县、南陵、铜陵、青阳、石埭、贵池、东流、至德八县，由解放军和平地渡江，接管这十个县的地区。
这样一来，就可以使得长江以南在国民政府管辖下的要想率部叛乱破坏协定的部队，不能不有所顾虑。如果还是有敢于称兵作乱的，我们就以力量协同南京国民政府所管辖愿意和平的部队，一起讨平它。
这不仅是为了保证和平的实现，也是南京国民政府在它的统辖区域内得到帮助，以利和平协定的执行。
至于如何在这十个县份渡江，南京政府军队如何调开，在协定签订的前后，当然都要商量好。既然是和平解决，办法当然可以商量，我们愿意在这两三天之内就开始研究。
第三点，至于其他的地区，像刚才所提到的苏、浙、皖、湘、鄂、赣、陕、陇东等地如何接收，那就要等到整编委员会成立以后。整编委员会何时成立，根据协定应该立即成立。所谓立即，最少也有几天。协定签字是在20日以前，这个会的成立就可以接在签字之后的几天内。
第四点，在南京国民政府管辖下的部队，如果有不同意和破坏这个协定称兵作乱的，那么为了要协同讨平它，人民解放军就不能受约束在这十个县份之内，我们愿意与南京国民政府管辖下接受和平协定的部队一同动作。
第五点，南京国民政府对于中共代表团所提这一个和平协定定案的回答，我们愿意等到20日。当然，我们很愿意以双方的努力，促成和平协定的签字，所以在和平商谈开始我们就表示过，希望李德邻先生、何敬之先生、于右任先生（本来说今天来，但没有来）、居觉生先生、童冠贤先生五位，到北平来参加签字，使得中国早日变成和平的国度，我们非常热烈地期待这一个日子的来到。
就在这几天之内，给南京方面以千载一时的机会，李任潮先生已经在各党派会议上表示：假使李德邻先生来的话，他愿意保证陪德邻先生回去。意思是有些地方不是德邻先生所能管得到的，但是汉口由白崇禧管辖。
万一的时候，也可以到汉口去，这可以看出他们对和平期待的殷切，我们所以定出限期到20日为止，就是因为适应全国人民热切的期待。
以上这些话，是在这个协定以外需要加以说明的，我们希望回南京去的代表转达给南京政府。
有许多朋友们都知道，中国共产党有时候是很硬的，不过，我们也是根据原则性才这样做的；我们要是从四面八方的讲敷衍，就不会有今天的局面。因为我们要替人民做事，就要对反对人民的分子加以打击，使人民的力量成长起来。
我相信在南京代表团的诸位先生，在交换意见的十五天中，对我们一定有了相当的了解。拿我个人来说，除了李蒸先生是初次见面之外，其他的都是极熟的朋友，我们大家的生平都很清楚。
我们认为，确实只有在这个原则下，才能解决问题，所以我们就不能不有所坚持，以强硬的态度来解决。但是，只要原则上解决，其他还是要大家来协商。
只要协定签订了，以后一切的事情，还是可以像我们今天一样，在一个屋子里商量办理。这一点，我们也希望回南京去的先生给我们转达。
上面所提的五位老先生我们都认得。童冠贤先生除了我们这几位代表没会过外，和我还是很熟的朋友。至于其他的四位先生，就更不用说了。我们今天要和平，就只有以这样老老实实、坦白真诚的态度，才能保证其成功；
我们今天提出来的问题，说一句俗话，是硬绷绷的，也许南京代表团朋友们觉得我们太认真，但是中共朋友都是这样的。刚才文白先生说我们干脆，我们原则上就是这样。最后我们期待着和平的早日实现。我的话完了，文白先生以为怎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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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这地步，对这个协定我自然无话可说，只是简单地发表了我的意见和感想，并声明，明天即派人到南京请示再行答复，全文如下：
刚才听到恩来先生的话语，同时在今天下午大概是七点钟的光景，和恩来先生见面，他交给我这一个《国内和平协定》的文件，恩来先生向我表示：
这是最后的一个文件（刚才恩来先生也说了，这是中国共产党最后提出来的一个定案）。
我当时对恩来先生说：“所谓最后的文件，是不是解释为最后的通牒？是不是只许我们说一个对或者不对？”恩来先生对这点表示是最后的态度。
因此，我说：“也好，干脆！”我说这句话，当然也不是随便地、偶然地说出来。
因为这次到北平来，到今天已经半个月了。在这半个月当中，双方代表团分别经过无数次的会谈，对于最重大的几个问题，已经交换了很详尽的意见。可以说，应该说的话，应该说的理由，通通都说了，说尽了。
到13日恩来提出来这个第一次的文件——《国内和平协定草案》。当然，在中共方面，是根据双方十多天来的会商所提出来的一个草案。
我们代表团接到这个草案后，经过郑重研究的结果，对草案内容的许多原则、文字方面，已经提出来很多修改的意见。这些修改的意见，一方面和恩来先生谈了，同时也用了书面提出来。
直至今天下午7点钟，恩来又当面交给我这个《国内和平协定》，草案两字已经删去了，并且说明这是最后的文件。
我们也清楚，这是双方经过半个月来无数次交换意见后，中共所提出来的最后的定案。我们接到这个文件后，临时作了一个初步的研究，因为会议的时间到了，很仓促，所以还没得结论，还是在慎重研究中。
刚才听到恩来对这个文件的解释，对于我们所提的修正意见，有许多是接受了。诚如恩来先生刚才所说的，譬如在前文里头，文字上有修改的地方。第一条“首要及次要”字样也删去了。在第四、第八两条内，关于“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地位和关系，也接受了我们的意见改变了。其他关于文字方面，也有很多接受了我们的意见。
据恩来说，修改的一共有二十多处。这一点，我们代表团同人是完全了解的。当然，刚才恩来说，有些地方是不能变动的。譬如说，军队改编的原则问题、军队接收地方政权的问题，都是不能变动的。
同时，恩来的解释除了有关这个文件的内容之外，还提到渡江的问题。刚才他和我会面的时候也说，中共方面预定在4月20日渡江。我就问他：“你过去说在和平协定签字后三两天就渡江的话，我是没有同意的，现在和平协定还没签字，你怎么说就预定4月20日渡江呢？”
恩来曾续加解释说：“你们代表团派人把这个最后文件带到南京去请示，如果来电报说可以签字，当然渡江的日期和办法是可以商量的。”
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带回南京请示不能签字后，中共就预定4月20日渡江，是不是这样意思？（周恩来先生答：是的）这一点，刚才恩来先生解释时遗漏了，所以我把它补说出来。
当然，恩来让步的地方，我们很了解，就是不能让步的地方，他所持的理由，我们也是了解的。不过，在我们代表团的立场来说，这个《国内和平协定》既然是最后的文件，我们对它如果认为是完全对的，就答应签字；认为不能签字，就不签字；不是说还有商量，还有字斟句酌的余地。只是同意签字，不同意就拉倒。
如果“最后文件”是照这样解释的话，那么我们代表团同人在现在就没有再发表意见的理由了，也没有发表意见的必要了。
当然，我们的政府正等待着我们代表团的报告，这次会议之后，我们还是继续研究，准备把我们的意见报告政府，请示它作最后的决定，然后再来答复中共代表团。
对于这一个问题，我不能再有话说下去，不过我想略为提出一点个人的意见或感想。我要再说明：这是我个人的意见和感想，而不是代表团的意思和感想。
国共两党的斗争，到今天可以说是告一个结束了。谁胜谁败，谁得谁失，谁是谁非，当然有事实作证明，将来也自有历史作评判。不过，要打个比方来说，我想国共两党之争，好比是兄弟之争。
我们同是中国人，同是一个民族，俗语说“便宜不出外”，今天谁吃了亏，谁讨了便宜，那是不必太认真的。国共两党等于兄弟一样，大哥管家管不好，让给弟弟管，没有关系，“便宜不出外”。
做大哥的人，不但对于弟弟的能干，有这个能耐来担当重责大任，表示敬重，表示高兴，而且要格外的帮助他，使他做得好，做得比哥哥好。表示我当不好，你来当；希望你当得好，一定当得好。这不仅是站在兄弟的立场应该如此，就光是基于人类之爱、同胞之爱、民族之爱，也应该如此。
今天的中国，是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我们的总理说：“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但是，总理去世二十四年了，我们还没有把中国弄成自由、平等、独立的国家；
我们的同胞，在国外受到人家的鄙视轻视，我们实在不知从哪里说起的惭愧与羞辱！我们今天有这个情绪。我们在同一民族里，在兄弟手足里，出来很好的兄弟，能够有这一个能耐，有这一个魄力，来把家当好，使全国人民得到解放，使国家得到独立自由，使邻家看得起我们，这是一家子的光荣，也是做哥哥的光荣。
过去做哥哥的虽有错误，自己感到惭愧，但是自己的弟弟能够担当起来，把家当好，自己也实在觉得光荣。
这是一个通俗的比方，但是我觉得其中有真理存焉。我们今后对于国家民族的前途有这样的看法，我们每个人都具有这一种基本的精神和观点，我觉得是一种最重要的心理建设。
如果大家都有这种存心的话，相信没有什么问题解决不了。现在对于这个《国内和平协定》，如果还想字斟句酌地去辩论，等于白费，是不必要的；我们应该把眼光放大些，胸襟开阔些，重新合作，这才是国家民族之福！
在国民党方面，今后应该有这个眼光，有这个胸襟，有这个态度，这是我个人在自我反省之余的一点感想，愿意提出来请大家指教。
说到这里，我想到中国的一句古话，就是“兄友弟恭”，也许恩来会觉得这话有封建的意味。在中国旧伦理里，所谓“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做哥哥的友爱弟弟，做弟弟的才能恭敬哥哥。我们今天的情形，正好如此。
我们极愿意把眼光放远些，把胸襟放宽些，来迎接这一个新的时代，来接受这一个新时代的转变——历史的转变，同时共同来担当这一个伟大的新的历史的责任。
我们所谓眼光放远些是什么？比方拿主义来讲，今天共产党所主张实行的不是共产主义，而是新民主主义，将来才实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如果眼光放远大一点儿，今后五十年、五百年、五千年的世界，究竟是奉行哪一种主义，抑或是另外一种与现在世界各种主义都有或多或少不同的主义，谁都料不到。
在我们的三民主义来说，它的最后阶段是世界大同。大同之治，与共产主义的最终目标有没有很大的距离和差别，据我个人所知，是没有什么不同的。
就拿三民主义中的民生主义来说，也是和中国共产党现在所谓的新民主主义，乃至共产主义所讨论的民生经济方面，没有多大的差异，最少目标是一致的。
我们所惭愧的，只是没有好好地把它兑现而已。这一点，我们过去常常说到，最近偶尔拜读到毛泽东的一些言论，他对于这个问题，发挥得很多；尤其对“新”“旧”三民主义与新民主主义方面，也说得很多。
总之，从人类的思想潮流来说，今后世界的前途，我们对继往开来的历史的责任，实在都远大得很；我们应该适应时代、创造时代，使中华民国永远自由独立于世界之上！
对于这一点，相信大家都能看到，而且比我看得更清楚、更远大些，这是没有疑义的。我们今天是自我反省，如同一家子的兄弟手足一样，用不着有所隐讳。
我觉得，我们国民党在这二十多年来，尤其是在最近这几年，以国内第一大党的地位，对待共产党实在太狭隘了一点——我们的胸襟和态度，实在有表现得太狭隘之处。
老实地说，是有很多对不起人家的地方，所以今天应该转变过来。我们国民党虽然失败了，但是今后它还有新生和改造的机会；我们还是愿意重新团结合作，来共同担负复兴中华民族的历史的责任。
当然，这要看我们的内部与将来的努力，我今天实在还不敢讲这种话，还没有脸面讲这种话！
这次，到北平来见到毛泽东，我曾经不经意地说：“今后是你们执政了，你们怎样做？”他马上说：“不是的，我们大家来做的，大家合作做的！”
恩来和在座的各位中共代表也曾说过，今后不是一党专政的政权，而是民主联合的政权，各党各派都可以参加。像这些地方，我们可以看出来，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是看到国民党过去的错误的，尤其对于友党胸襟狭隘方面，所以才有今天放开胸襟，汇纳众流的表示。对于这点，我们不能不表示很大的敬意。
最后，我们没有别的，只有祝望两党过去的一切芥蒂、一切误会、一切恩怨，永远结束；过去的让它过去，今后我们应有一个新的意愿。
在我们方面，当然首先作一个自我反省，同时，希望中共方面也保持着这种远大的眼光、开阔的胸襟、明朗的态度，来领导未来的、历史性的、新的政权。中国共产党基于其过去的努力奋斗，到今天已经接近——最少可以说接近——到它当政的理想。也有了成功的把握，用不着我们来恭维。
对于其他方面，没有任何意见。以上只是我个人的意见与感想，假使有不对的地方，希望恩来先生和诸位代表先生们加以原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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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的感想，周有一个驳正，是这样说的：
刚才文白先生说的几句话，我不能不辩白一下。就是对于“兄弟”的比喻。假使文白先生说双方的关系等于兄弟一样，是指两个代表团的立场，那么我们都是为和平而努力的，我们很愿意接受。
过去大家虽有不对，今后大家仍可以一道合作。但是如果拿过去国民党二十多年来，尤其最近两年又九个半月的蒋介石的朝廷来说，这就不是兄弟之争，而是革命与反革命之争！
孙中山先生当年革命的时候，对清那拉氏进行的斗争，就不是兄弟之争，对袁世凯的讨伐，就不是兄弟之争；对曹、吴的声讨，就不是兄弟之争，而都是革命与反革命之争。
如果说是兄弟之争，孙中山先生是不会同意的。对于这一点，中国共产党不能不表示它的严肃性。说是兄弟之争，如果把蒋介石朝廷和一切死硬派也包括进去，就失掉了它的严肃性。
孙中山先生过去领导的多少次革命的失败，这也是教训之一，等到国共合作后，才补救过来了，但是以后蒋介石叛变了。
我们今天，愿意与一切可能合作的人合作，愿意与一切可能团结的人团结在一起；中国现在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是劳动人民，这是最广大的基础，其他如地主阶级的开明分子也可以合作，中、小资产阶级也可以合作；至于知识分子，当然更可以合作。这是最广大的合作，可以达到与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们合作。我们可以概括到这个程度，但是对于蒋介石朝廷，小到四大家族，就不可以包括在一起。这一点，我们是必须加以说明的。
还有一点，就是这个文件本身的问题。因为如果我们没有最后的定稿，就使南京代表团无以说服南京当局；没有这个最后的定稿，就不能使它考虑同意与不同意的问题。我们认为，一个问题一定要有一个结束。
我们提的最后方案，南京代表团乃至南京当局，都有他的自由，就是同意或者不同意。我们提这个方案，是从远大的眼光、从人民的利益出发的，今天南京不同意，明日也会觉得同意。
我们认为，这个方案在南京代表团、在南京当局、在南京方面爱好和平的人士，一定可以接受的；但是我们也料到，南京的好战分子是一定不会接受的——其实，任何的东西他们都不会接受的。我们这几天的争执，都是重要的问题。
至于技术上、文字上的修正，这是极小的问题、微渺的问题，这是我们应该声明的地方。文白先生还有什么意见？如果没有意见，我们就散会。
会议在10点20分就结束了，回到住处后经过代表团郑重的研究，认为这个定稿已经接受了我们所提修正意见四十余处的过半数，特别是关于战争罪犯一项删去“首要次要”字样；原来把南京政府和所属部队置于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指挥统辖之下一句也改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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