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胞兄陈布雷（1890年生）在其早年求学时期，性格活泼，思想敏锐。
他所处的清季末叶，国家深受外力侵略，他反应强烈，是一个勇于接受维新思想和反清革命思想而奋进的青年。
他十四岁成秀才，先后就读于慈湖中学、宁波府中学堂、浙江高等学堂，直到毕业的七八年中，由于受到父兄（主要是从兄陈屺怀）之参与辛亥革命与尽瘁地方教育的影响，受到师友（主要是沈士远、邵裴子、张宗禅诸师）之开明思想的启迪，加上他本人之好学努力，在同学中算是个高才，早露锋芒。
当他还在浙江高等学堂求学时，曾去上海，其时从兄屺怀正在沪办《天铎报》，他就曾在报馆中试代写作，颇受重视。
等到辛亥革命前夕，在浙高毕业后，即应聘于《天铎报》，任撰写社评的编辑，从此，逞其青年锐利之笔锋，议论风发，被视为敢言，与邑人洪允祥（佛矢）、吴兴、戴传贤（季陶）一道，使《天铎报》成为在推翻清朝专制、建立共和的斗争中的一支新军。
次年，他因故辞归宁波，担任邑中老辈创立的效实中学的教师，但还同上海新闻界有联系，受《申报》陈陶遗之委聘，任该报的特约译述记者，并参加柳亚子等主持的“南社”的活动。
这都说明他在当时是个比较活跃、富有朝气的人，这样一个原是奋发前进、早露头角的青年，不意在他二十五岁时，突遭父丧，起了一个突变。这对他精神的折磨、身心的挫伤，是十分严重的。
先得从我们家庭状况说起。
我们的家乡在浙江慈溪县西乡（今划归余姚县）的官桥，原是个聚族而居的小村子。
先世务农，至先祖父克介公始出门经商，后来以一行商贩茶往来浙赣间，晚年以盈余渐置田产，即分其半约百亩为陈氏的义庄，用以救济族中孤贫。
先父依仁公，在其兄弟三人中为第三，两兄皆早亡。先大伯父遗有独子，即陈屺怀（名训正）；二伯父最早丧，无子，我父即以长子训恩（即布雷）出继为二伯父之后，但二伯母隔月又逝，故仍归住一家。
当时，先祖父退老故里，躬自经纪所创之义田会、义学及族里其他公益诸务；又为三房析产，谓大房长孙（屺怀）好学，当使就傅上进，而要三房我父住在家里，继续他管理族里公益诸务。
迨祖父殁后，我父即“继志述事”，一生致力于族里农利、教育、义田救恤及其他地方公益诸务，并改义塾为鸡山村校。
我父自以为体力方壮，对出继二房的长子训恩，任他求学上进，以后即在外工作。所以，布雷自沪返甬任教，也就优游自适。
岂料，突遭父丧，弟妹多而且幼，又须承遗愿继理族中事务。在封建宗法制度的影响下，他不能不挑起家庭与宗族事务的沉重负担，这对他真是一个意外的精神打击。
陈布雷故居旧址 图片来自网络
我们的父亲是1914年阴历六月以肺炎病故的，布雷以长子承家，除了次姐、次兄先故、长姐早嫁外，以下有弟妹共十人。
时最长的三妹二十二岁初嫁，以次递减两岁，至十六岁者共四人。我十四岁，五弟训恕十岁，以下是三个四至八岁的异母弟，最幼的季妹实生才两月，多是稚弱无知的一群。
而庶母又多病懦怯，不久又病故，这样一大群弟妹繁重教养之责，只得由布雷和他才娶五年的嫂嫂杨隽人承担下来。这使他不能不将宁波的教职完全辞去，重新学起家务来。
如此历一年余，甬上旧友见其忧劳憔悴，恐成心疾，经力劝，始又在甬校兼课，仍经常家居，有课则去甬。讵知祸不单行，1919年，嫂嫂杨隽人以难产褥热不治而死，遗下数月至六岁的三男二女，又是一群幼儿。
这一家庭创伤，使布雷又一次受到打击。为了摆脱牵累，他终于与在甬友人创立一儿童公育社，将三个儿子送公育社寄养，又商请族人，另请一族中长者接管族里事务，改为有给职。
次年，我亦成婚，经常家务由我夫妇承担，布雷才得以离家去沪工作。
1921年，朋友劝其续弦，又应新创立的《商报》之聘，在上海重建小家庭，开始其第二度的记者生活。
他除了夜里在报馆工作（一般于深夜1时始归）外，还一直带一日间兼职（上午10时顷上班），繁忙可知，但对诸弟妹的教育任务，仍由他继续负责主持。
父丧后布雷对诸弟妹的衣食、教养、婚嫁之操持，不尽缕述。这里仅就他对我、对五弟训恕（行叔）的培养为例，作些回忆。
我在父丧那年，离高小毕业尚差一年。当时，亲属长辈有以为布雷已承继于二房，且在外文教界已有资望，我在宗法上为三房长子，还是改计业商为好，将来在近处商店做事，便于带管家务。
盖甬人重商，以为生意人精明，善理家务。众口成理，到秋季开学时，即准备让我辍学从商，而让训恕独自仍去慈城住校就学。
当时他只十岁，家里陪去的人回来说，当替他铺好床位后，他哭了，布雷和我闻之都感不安，这才决定让我仍去原校读毕业，后还读完中学。
1915年夏，我考入效实中学，毕业后又去上海大同学院专修英语，目的似仍在想学好英语后在沪从商。
五四运动那年，因学校罢课停考而返里，我以为没有续学希望了。原来，布雷认为几年来大家庭以有限的恒产岁入（包括田产及合资之店息所入），应付全家日用及诸弟妹学费，有入不敷出之虞，故不能不作一规定，弟妹人人只可读完中学为止，并要从我开始。
他对我说，除非有什么可以不付学费的高校可考，否则，就不能再求学了。谁知，恰巧这年报纸广告载南京高等师范招生，果真不收学膳各费，布雷一见，喜出望外，立即要我去考，其爱护培育之心令人感奋。
我经一番复习，竟得考取南京高师，以后该校又扩建为东南大学，我又于1923年续读大学学分，次年以东南大学史学系毕业而为文学士。如非胞兄布雷之着意培育，我是不能达到如此文化水平的。
五弟训恕，在我手足十余人中是最慧敏的。他在中学毕业时，名列第一，亲友都主张应让他升学。可是，既有诸弟妹皆读完中学为止的成议，而布雷又甚拘谨，以为对诸弟要一视同仁，不可例外。
这时，行叔以效实第一名毕业可保送升入圣约翰大学，而圣约翰是教会学校，学费较高，布雷即毅然决定由他个人负担，不在大家庭内开支。
此时，布雷已有子女五人，续娶嫂嫂还将生育，凭他夜里工作、白天兼任他职之所入，省吃俭用，始能供给行叔学费。如此满四年后，行叔又发生了出国留学的问题。
原来，五卅运动那年，上海学生发起反帝爱国运动，而圣约翰美籍校长卜舫济禁止学运、侮辱我国旗，致使爱国学生抗议离校。在这次学生的爱国行动中，行叔虽只有一个月就可毕业，但他和许体纲等同学，热心奔走宣传，不惜放弃教会大学文凭，与其他同学一致行动，退学以示抗议。
陈布雷家庭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当时，爱国教育家和民族资本家对他们的爱国行动给予大力支持，捐地捐款，即在当年秋季，创办了光华大学，接纳所有圣约翰大学退学的同学，原圣约翰毕业班即由光华补考，发给光华大学毕业证书。
行叔因在这一收回教育权的斗争中表现较好，参与了创校之劳，乃受聘为光华大学秘书，并在低年级任教。
这年冬天，他结婚成家，所入原可自给，但当时有一惯例，在大学任教须有留学资历（中文除外），他自己又好学，光华教授中如孟宪承、李石岑等也都劝他留学英国或法国。
这事，他向布雷提出，布雷实在犯难了：因为在上海“信交”风潮中，我们家两房的投资，折损甚巨，虽然采取拢会、举债等办法，犹未清偿，又因他于暑夏中重病两月，经济拮据异常。
但是，尽管困难很多，他为了弟弟的前途，还是勉力为行叔筹措学费旅费，留学法国，除借贷于亲友外，凑集千元以助之。使行叔得于1926年8月赴法，进巴黎大学，研制经济学。
原定三至四年为期，却因他嗜学若渴，本已着手写博士论文，又于1930年秋，前往德国进汉堡大学听课半年。不料返巴黎后，已患肠结核，竟于1931年5月3日不治去世。
噩耗传来（时布雷在教育部任职，我在中央大学任教），对我们一家打击极大，布雷更陷于深深的悲痛中。总计此五年，为五弟留学所费当有五六千元之巨。
但布雷得弟耗后，只在其《回忆录》记下“此为余毕生一大憾事，亦一最大伤心事”二语，而于平时绝不对人述及五年所费及对其个人经济之损耗。
我们弟妹，则于丧弟之痛的同时，莫不感喟兄长为手足尽心竭力的深情厚谊。
关于其他弟妹升学的事，后来由于时势的发展，实际没有按中学毕业为止的成议去做。
六弟训悆即升入上海同文书院，七弟训惠（叔时）也进过同文，后由屺怀设法公费使他留日三年，八弟叔同也随着去日。季妹玲娟，高中毕业后曾任小教，后考入杭州艺专，转入中央大学美术系毕业，不过她的学费已由几位哥哥协力负担了。
另如弟妹的婚嫁，我和我以上的三位姐姐及以下的三个弟弟，都在不同程度上由布雷操办。
最小的季妹在南京成婚时，他亲自主持，自任大部分费用。事后，他才高兴地对我们说：
三十余年前先父临终时心许办完诸弟妹教养成家之责，今日总算了此夙愿，始可告慰于先父。
由此可见，布雷除于日夜工作外，对我们这个父母早故、弟妹成群的大家庭，是竭尽其家长的沉重责任的。但从丧父、丧妻、丧弟等不断的打击与折磨中，也使他的思想、性格因受了很大的挫折而至于忧郁善感。
此外，从族里救恤、教育等公益，推广及于乡邑若干学校、医卫等事业，布雷亦悉心尽力为助。
这里仅从教育方面举述其要：
先是先父所创立的官桥村鸡山小学，父殁后，即由我兄继任校长，1920年由我继任，1936年增建教室，1946年，扩建礼堂办公室、教员宿舍等。两次筹募，均得布雷全力支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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