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9月23日，苏炳文召集手下重要将领吴德霖、王尔瞻、高俊岭、郎国琛、董书鸿等十余人举行秘密会议，他详细分析了日伪图谋海满的企图，表明了自己抗日反满的态度。会议还就起事后的军饷物资问题及作战计划作了研究，为了麻痹和稳住敌人，争取从容的准备时间，谢珂给韩云阶发出电报，佯称“昨晚到，与苏密谈甚久，情形颇为顺利，详情请容再续陈”。
苏炳文也随之发出电文，谎报军心不稳，缘于军饷拖欠日久，请速派大员前来补发云云。韩云阶果然信以为真，连忙打发伪警备司令部参谋长金奎壁、伪参议陈鸿猷携军饷来到海拉尔。金、陈二人久有脱离日伪之念，得此机会如鱼入海，便加入了苏炳文领导的抗日行列。同时，苏又电邀张殿九来到海拉尔，共商起兵事宜。
苏炳文暗蓄抗日的风声传到日伪当局的耳中。9月25日，日方突然派关东军驻齐齐哈尔特务机关长林义秀少佐飞来海拉尔探风。苏炳文得知情报后，立即躲在家里装病，同时严饬所部不得吐露半点消息。林义秀见海拉尔市面平静，各部队也无有异常所见，便跑到苏炳文私邸“探视”。
苏卧在病榻，佯称病愈后一定去省，自愿辞去职务，颐养天年。林义秀信以为真，便回去复命。林义秀刚一离开海拉尔，苏炳文立即返回司令部，秘密布置起义计划。9月27日晨，满洲里市长及驻军团长吴德霖等人，依计划“邀请”日本驻满洲里领事山崎诚一、特务机关长小原重寿、国际警察队长宇吁及曹长以上军官出席孔子诞辰纪念大会。
当他们刚刚步入司令部的楼上，事先埋伏的士兵一拥而上，将其悉数擒拿扣押起来。接着，两营士兵迅速出动，包围了国际警察队营房，二十余名伪警被毙伤，残敌举起白旗投降。
与此同时，满洲里、海拉尔、博克图、扎兰屯、富拉尔基等地驻军一起行动，扯下伪国旗，武装占领了各车站、要道、关卡，封锁一切列车开出，切断通往内陆的电线。日伪当局得知海满地区发生变故，急派渡边秀少佐等人乘飞机到海拉尔上空侦察。当日机飞至朱家坎一带时，因汽油耗尽迫降，附近民众一拥而上，当场击毙渡边等十几名日本官兵。
10月1日，海拉尔的四千名爱国官兵和当地民众隆重举行“东北民众救国军”成立大会，公推苏炳文为总司令、张殿九为副总司令、谢珂为总参谋长，金奎壁为副参谋长，张玉廷为前敌总指挥，大会还由苏炳文领衔向国民党南京政府及全国各报馆、团体、机关发出了抗日讨逆通电，号召东北子弟袍泽，“敌忾同仇，共纾国难。乡居锄镬皆兵，协从者毅然归汉，复我国土，还我山河”。
“东北民众救国军”一成立，敌下党员宁匡列就组织海满地区爱国官吏、士绅、知识分子，成立“东北民众救国军”抗敌后援会，广泛进行抗日宣传，动员爱国募捐，清查特务汉奸。还在海拉尔举行了三万余人的游行示威活动，支持东北民众救国军。游行群众来到救国军司令部门前，向苏炳文赠送一面印有“抗日到底”的锦旗。苏深深为群众的爱国激情所鼓舞，庄严地接过锦旗，郑重地表示了自己抗日到底的决心。
苏炳文宣誓就职救国军总司令后，发电联络马占山、朴炳珊、李海青、邓文等抗日将领，约同会攻黑龙江省城齐齐哈尔。接着，令步兵第二旅一团，由嫩江下游渡江往攻昂昂溪，步兵第一旅六团沿铁路线经嫩江桥直逼齐齐哈尔，担任正面作战。日伪急忙出动长谷部旅团沿嫩江东岸布防，同时破坏富拉尔基江桥，以阻止救国军渡江。
10月3日拂晓，日伪军二千余人，在飞机、野炮掩护下，抢夺富拉尔基车站。救国军的前方总指挥张玉廷指挥所部沉着应战，坚守阵地。日军出动三十余只橡皮船强行渡江，被救国军击沉数艘。敌军又增五百余人，继续猛攻，苏炳文急令步兵第一团前往增援，将日伪军击退。
7日，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武滕信一抽调第十四师团编成中山支队，在飞机和重炮掩护下，再次向富拉尔基发起猛烈攻势。救国军官兵浴血苦战，伤亡惨重，被迫向碾子山撤退。苏炳文偕同谢珂、金奎壁等总司令部人员前往碾子山劳军，同时下令步兵第四团速往碾子山增援。
10月14日，苏炳文在朱家坎召开前线军事会议，根据冬季嫩江封冻的特点，制定阻止日军铁甲车进攻的防务计划，并决定会同马占山等部，利用天时，东西分进，反攻齐齐哈尔。22日夜半，他命救国军三个团突袭日军少佐原加寿雄支队，一举收复了富拉尔基。可是，未等救国军休整，日军又将城池夺回，双方在富拉尔基展开拉锯战，这时，马占山、邓文、朴炳珊、李海青等部也在作战中受挫。
日军解去齐齐哈尔之威胁后，便集中兵力对付苏炳文率领的救国军。首先，唆使汉奸出马，全面展开诱降攻势。许以高官，劝其归顺。但是，苏炳文不为高官厚禄所动。严辞一一回绝。
日伪当局见说无效，又出动飞机往海拉尔等地投掷宣传品和劝降信，妄图造成强大舆论攻势，迫使苏炳文就范。苏针对日军的卑劣伎俩，在报界发表声明，指出，“我方决无对日言和之意，请速向中外宣传，庶免误会。”
日方黔驴技穷，只好通过苏联领事斡旋。请求苏炳文释放被扣压的人员以及日侨。苏本着人道主义精神，依战时国际法，同意将日侨分成三批交给苏联，其交接手续由日、苏两方领事直接进行。对日侨财产能携带者准其带走，不能携带者登记造册，交由当地警察机关封门保护。苏炳文妥善处理日侨，保护其财产的作法博得国际上称赞。
11月，北满严寒，嫩江封冻，日军出动第十师团，服部骑兵旅团，由飞机、坦克、重炮配合，向嫩江两岸的救国军阵地腰库勒地区扑来，先以重炮猛轰，接着飞机轮番轰炸，随后步、骑兵发起迭次冲锋。苏炳文指挥救国军官兵奋勇反击，连续鏖战四昼夜。为了保存实力，他令前线部队放弃阵地，撤至朱家坎第二道防线。
而日军的骑兵及装甲车队又绕过江面，对朱家坎阵地实行包抄。驻守在这里的步兵第一、四团官兵浴血厮杀，伤亡六百余人，残部撤往碾子山第三道防线。这时，救国军枪弹匮乏，粮草告急，敌人又重兵压境，局势万分危急。
苏炳文向南京政府发出急电：“……海满窘荒，军实堪虞，接济已断，饷械两亏……万祈激励邦人，速筹救济，借义师饷源，无虞中断，救国工作，及早立成，东北民众深切感戴”。但如泥牛入海，音信杳无，只好动员海满地区的力量应付眼前的困境。
11月中旬，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武腾信一大将调动其第八师团、第十四师团、平贺旅团、服部支队(由混成第十四旅团及骑兵第一旅团组成）、骑兵第四旅团，以及伪蒙军、黑龙江省伪军计三万余人，向救国军发起大规模的“围剿”。
苏炳文与诸抗日将领亲临前线，带领官兵拚死抵抗。怎奈势薄力单，屡战不支，扎兰屯、碾子山接连沦陷，兴安岭隘口被破，海满地区门户洞开。他见大势已去，便将总司令部撤往满洲里，准备进入苏联边境。这时，海满地区的一些爱国官吏、士绅及铁路员工纷纷要求随同苏炳文入苏。他同苏联领事会晤，得到苏方应允后，于12月4日带领救国军官兵、眷属等四千余人，分批乘车进入苏境。
苏炳文等人进入苏境后，住在苏联的边远城市多木斯克。日伪当局通过外交手段向苏联提出“引渡”苏炳文的要求，遭到苏联政府的严词拒绝，在这期间，其部官兵假路苏境进入新疆，被盛世才改编，大多遭受非遇和迫害。随往的妇女、儿童则由海参崴乘船回到内陆。
苏炳文则与先后进入苏境的马占山、李杜、王德林等义勇军将领在苏住了四个月之久。
1933年4月14日，苏炳文与马占山等将领前往莫斯科，转道欧洲回国。一路上受到沿途各国的中国使馆人员及留学生、外国朋友的热烈欢迎，将他们称作当代中国的民族英雄。5月8日，受时在国外的张学良电召，前往罗马与其晤叙。张盛赞他们的抗日之举，6月5日，苏炳文与马占山先期到达上海，受到万余民众的热烈欢迎。
第二天到达南京，国民党政府院部及各团体民众代表，青年学生到车站迎接。苏炳文感慨万端，挥毫写下一篇诗文，表达渴望重征沙场的壮志胸怀：
旌旗光拥万夫营，胡骑啸啸彻夜呜。
御扶还期酬素志，安边未忍负苍生。
战云过眼空千里，棋劫伤心又一秤。
勒马西山高处望，雄关何处是长城。
这年6月下旬，国民党中常委会议决定，委任苏炳文为军事委员会中将委员。不久，蒋介石电召苏炳文和马占山到南昌晤叙。蒋慰勉他们几句后说：“现在塘沽协定已经签字，华北战事结束，你们二人不必回北方去啦，将来可在中央服务。…一年来，你们为国宣劳，极为辛苦，先送你们到庐山暂时休息吧……”。于是，苏炳文便在南方赋闲起来。
“七七”事变以后，苏炳文以为报国有期，屡次请缨奔赴前线，但国民党政府不理不问。南京失守后，他随国民党政府迁居重庆，就任上将军事参议官。1938年8月，任军委会战区军风纪巡察团第三团主任委员，奉命巡视鄂、赣、湘、桂等省部队的风纪。
1940年初，巡察团撤销，他又退隐重庆。抗战胜利后，当局以其“思想异动，不满现状”为由，迫其退出军籍。这使他更加认识到国民党政府的面目，便只身返回东北的新民故里，以筹办工厂为业。
苏炳文投身抗日后，留在东北的产业被日伪以“逆产”没收，遣送到北平的家眷受到日伪迫害，不得不隐姓埋名分居各处。其父忧愤而终，老母只好入道德会，收养在安老院。长子毕业于朝阳大学，因贫病交加，与妻子先后死于北平。长女、次子也受尽颠沛和磨难。
1948年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新民，与解放军相处甚善。而国民党政府却大造谣言，声称苏炳文被俘，已解往哈尔滨云云。3月解放军“让开大路，占领两厢”。苏炳文留新民安然无恙，谣言不攻自破。时进驻沈阳的国民党东北行辕主任卫立煌邀他赴沈面谈，并电请国民党政府委他为东北剿总司令部中将总参议。值解放军兵临城下之际，他为沈阳和平解放积极奔走。
沈阳解放以后，苏炳文参加了工作，并在起义将官招待所学习数月，随后住北京奉养老母。1975年5月22日，病故于哈尔滨黑龙江省医院，终年83岁。
苏炳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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