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帆
汤恩伯逃到台湾后，被任命为“东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为陈诚的副手。作为蒋介石的嫡系将领，汤恩伯本应继续受到蒋介石的恩宠，尽管屡有败绩，但在解放战争中蒋介石的将领哪一个又不是如此呢，何况汤恩伯出卖恩师有功。然而，一个人的出现，给汤恩伯带来了厄运。
上海解放后不多天，汤恩伯遗弃在上海的第三十七军军长罗泽闿搭乘一艘外国轮船前往香港并转赴台湾。原来，上海准备撤退时，三十七军接到汤恩伯的命令，命该部在江湾待命，准备撤离。可是等了很久也没有汤恩伯的消息，军长罗泽闿派人四处联络，终于打听到汤恩伯等人早已乘军舰逃离上海。抛弃在江湾的上万人马，上天无路，下海无船，只有成为解放军的俘虏。罗泽闿趁乱换上便衣，躲到一个朋友家。等到市区平静后托朋友买到一张到香港的船票，才设法逃了出来。
罗泽闿死里逃生来到台湾后，第一件事便是对汤恩伯发起猛烈进攻，抨击其只顾自己逃跑，不管部下死活。汤恩伯的亲信则反唇相讥，双方越闹越大，官司终于打到蒋介石那里。虽然上海失守汤恩伯有一定的责任，但连蒋介石都无法扭转国民党在大陆的命运，何况一个汤恩伯。而且汤恩伯也完成了蒋介石布置的抢运计划，最后的撤退命令也是蒋介石下达的。但撤退秩序混乱，以致将已经集结待命准备撤离的一个军的人马遗弃，汤恩伯难辞其咎。蒋介石闻之也对此耿耿于怀，下令召开会议，对上海之战进行检讨。
1949年7月2日，检讨会在台北一所宾馆举行。出席会议的有军政大员以及参加过上海防卫战的师级以上军官，会议由陈诚主持。汤恩伯被邀与会作情况报告。罗泽闿指责汤恩伯身为战场最高指挥官，却率先逃跑，弃部队于不顾，此种行为，何以对党国，应自杀以谢天下。几句话骂得汤恩伯暴怒起来，指责罗泽闿作战不力，失去阵地，也应自杀。两人激烈对骂，以致别人无法插嘴。
经过一番对骂，汤恩伯仍余怒未消，回到家大发牢骚说：“国民党在大陆打了那么多败仗，死伤的人比上海防卫战要多得多，为什么一次检讨会也没有开，而独开上海防卫战的检讨会？”汤恩伯心里已经很清楚，他以后在台湾的处境肯定不会很好。
后来，罗泽闿见一直未处分汤恩伯，就到军事法庭告状。蒋介石觉得不妥，指示陈诚劝罗泽闿撤回状纸，并私下告诉罗泽闿，开检讨会其实就是批判汤恩伯，没必要再纠缠。在这种情况下，罗泽闿只好就此罢休，这桩官司就这样不了了之。
罗泽闿的攻击事件刚刚结束，一桩令汤恩伯更为难堪的事件接踵而来。当初蒋介石下令逮捕陈仪时，汤恩伯曾向蒋介石要求保陈仪一条性命，据说蒋介石曾表示同意。国民党败逃台湾前，陈仪由毛人凤被押解到台湾，囚禁在吉隆的要塞司令部。汤恩伯到台湾后曾派亲信带着日用品去看望他，而汤恩伯本人自知没有脸面再见恩师。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前夕，台海形势危急，蒋介石担心解放军攻打台湾，却下令组织军事法庭，对陈仪进行审判。得到这个消息，汤恩伯目瞪口呆。当初汤恩伯出卖恩师，以为蒋介石会顾念他的一片忠心，对陈仪最多也就是撤销职务。毛人凤押解陈仪来台时也曾告诉汤恩伯：“总裁的意见，送陈先生到台湾更安全，不会对他怎么样。”如今要交军事法庭审判，则陈仪必死无疑。
汤恩伯立刻去面见蒋介石，但蒋介石已经去了台南，汤恩伯立刻赶到台南求见。可是一连等了三天，蒋介石避而不见。第四天，蒋介石的随从告诉他：“总裁已去台中，临走时留下话，等陈仪的问题解决了，再见你。”
“解决了”再见还有什么意义呢？汤恩伯急忙赶回台北，四处找人营救陈仪。他找到了曾在上海共患难的谷正纲、雷震、方治，还拜托原上海市长陈良，希望他们能在蒋介石面前帮忙求情，可是这些人都表示无能为力，都认为陈仪必死无疑，已无回旋余地。
汤恩伯只好再次找到毛人凤，当初也是因为毛人凤向蒋介石告密，才导致汤恩伯出卖恩师的。毛人凤倒是愿意帮忙，没几天就带来了找蒋介石求情的结果：“我找到总裁，当面求情，总裁将我臭骂一顿。天威难测，我再无办法。”此间，汤恩伯还几次找到“政学系”首领张群，请求面见蒋介石。蒋介石闻知大怒：“陈仪犯那么大的罪，他汤恩伯心里不清楚吗？这事任何人求情都不行！汤恩伯活堕落了，他要为陈仪说话，我不见他！”
蒋介石不但不见汤恩伯，还要他亲自处决陈仪，以此来检验他是否忠诚于蒋介石。显然汤恩伯的答复令蒋介石十分不满，蒋介石又下令由陈仪的妹夫、“国防部”政务次长袁守谦等人执行陈仪的死刑。
1950年6月18日凌晨，陈仪被押赴刑场，执行枪决。陈仪在大步走向刑场的时候，嘴里一直在说：“人死，精神不死！”
陈仪死后，汤恩伯在大哭一场之后，在家中设了灵堂，晨昏祭奠，以求心灵安慰。不料，第三天，蒋介石召见汤恩伯，一见面便说：“陈仪已发处置，死有余辜，你还哭什么！听说你为陈设了灵堂，回去以后赶快撤掉。”汤恩伯回家后只好撤掉陈仪的灵牌。
陈仪之死使汤恩伯良心备受谴责，加上他在台湾军政界背上了“卖师求荣”的恶名，从此长期处于外界压力和内心矛盾之中。他隐居在台北乡间寓所中，足不出户，据说常精神恍惚，绕室彷徨，不知所以。妻子王竟文整日不离左右，精心照顾饮食，并尽力劝说开导。儿女也都懂事孝顺，长女汤丽娜，在南京时由宋美龄做媒，与山东东平人赵永昌结婚。二人育有一子。但国民党败走台湾时，耽搁在宁波的赵永昌未能及时逃走，一个人留在了大陆，从此夫妻父子分别。尽管儿孙承欢膝前，却不能使汤恩伯心情好转。
◇日本求医遭意外
由于长期情绪低落，心情压抑，导致汤恩伯身体日渐消瘦。医生说他肝脏有问题，于是汤恩伯趁机申请去日本治病，蒋介石说：“有大过的人，还要到日本去治病！”随后，在汤恩伯的申请报告上签了“就地医治”四个字。
而蒋介石之所以不同意汤恩伯去日本，也是有原因的。
早在上海防卫战时，汤恩伯就在做逃往日本的准备。据谷正纲等人透露，那时，汤恩伯知道守不住上海，便将其亲信王文成、龙佐良偷偷派往日本，为其寻找避难所。并令亲信从上海将50万美元军费秘密汇到美国一个朋友的账户上，再由这位朋友转汇给日本的王文成、龙佐良。王文成初到日本时，未与蒋介石集团的驻日机构取得联系。
后来，汤恩伯考虑到王文成、龙佐良无处领薪，便建议将两人吸收到驻日军事代表团工作，担任编外顾问。之后，王文成、龙佐良一门心思为汤恩伯寻找退路，这两人花了3万美元在日本东京近郊给汤恩伯买了一栋有22间房间的豪宅。可此事不慎走漏风声，1950年2月2日，路透社从东京发出一条新闻：《蒋介石透过一个中国高层官员在日本东京近郊购豪宅》。蒋介石得知后大骂道：“混账！怪不得上海和东南沿海败得那么快，原来他（汤恩伯）早做了逃往日本的准备！”
1950年3月，汤恩伯以召募日籍志愿军反攻大陆为由，准备去日本。汤恩伯上飞机后，机上验票人员要他出示赴日证件。汤恩伯声称是受“政府”委派到日本执行特殊任务，未办签证。机上工作人员要他下飞机，他坚决不下，并与工作人员发生激烈争吵。
蒋介石得知后，判断汤恩伯是想逃往日本，立刻下令阻止。几名军警接到命令后，强行将汤恩伯拉下了飞机。因此，蒋介石不会轻易放走汤恩伯。
逃日梦想破碎，汤恩伯的情绪更加糟糕。汤恩伯本就患有十二指肠溃疡，医生叮嘱他，要放松心情才能避免病情恶化。可是来台后，麻烦事一桩接一桩，且权柄尽失，落差太大，他的心情如何放松得起来，特别是陈仪之死对他造成的心理压力，使他整天沦陷于这种精神重负之中，使他的病情逐渐加重。
1953年10月，雷震动员汤恩伯住院。汤恩伯愤愤地说：“我的病在台湾治不好，住院也无益。要治病，只有到国外。我申请到日本治病，总裁又不同意，没有办法，只有等着死！”
到1954年4月，汤恩伯突感腹部疼痛，医生发现他的十二指肠部有一个肿瘤，判断汤恩伯的十二指肠溃疡已演变成癌症，建议他到国外做手术。汤恩伯的家人立即给“总统府”打报告。这一次蒋介石总算是同意了，派汤恩伯去日本担任驻日本军事代表，以便在那里医治。
在日本住院期间，汤恩伯手头已没什么钱，只好写信向陈诚告贷。汤恩伯在日本做了三次手术，1954年5月于日本东京的庆应大学进行第三次手术时，因医疗事故死在了手术台上。
关于他的死，有人说他是被日本医生谋杀的。汤恩伯是“抗日名将”，杀过无数日本人，医生中有战死日军的亲属，该人迁怒于汤恩伯，趁机下手进行报复。
也有人说汤恩伯自感愧对恩师陈仪，此时突然产生了轻生的念头。手术完毕后，他突然用手撕开腹部的刀口，自杀身亡。
据目击者称，汤恩伯在手术时，虽然上了麻药，但仍旧十分痛苦，他在手术台上不停地挣扎、哀嚎，几个日本医生、护士用力将他按住，他仍然挣扎、哀号不止，最终力竭而亡。
1954年6月29日，汤恩伯病逝于日本东京，终年55岁。
汤恩伯去世后，台湾当局追赠他为“陆军上将”，蒋介石参加了在台北极乐殡仪馆举行的公祭，显得极为悲痛。
可是一个月后，蒋介石在一次国民党高级干部培训班上讲话说：“这几日来，由于汤恩伯同志病逝日本，使我更加感觉革命哲学的重要。本来汤恩伯在我们同志中，是一位极忠诚、极勇敢的同志，今日我对他只有想念、感慨，而无追论置评的意思。我之所以要对大家说我的感想，亦只是要提醒大家，对生死成败这一关，总要看得透，也要看得破才行。汤同志之死距离他指挥上海保卫战的时候，只有五年光景。这五年时间，还不到2000天，照我个人看法，假使汤同志当时能够在他指挥上海保卫战最后一个决战阶段，牺牲殉国的话，那对他个人将是如何地悲壮，对革命历史将是如何地光耀！我想他弥留的时候，回忆前尘，内心之感慨、懊悔和抱恨终天的心情，一定是非常难过，所以是值得我们检讨痛惜和警惕的。”
透过这番话，可以看到蒋介石对汤恩伯当年丢失上海一直耿耿于怀。
汤恩伯的老朋友黄杰在挽诗中写道：“最怜墓草青还在，风雨年年怆客魂”，恰似对汤恩伯末路凄清的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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