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帆
余汉无谋，大意失广州
全面抗战爆发后，余汉谋就任第四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十二集团军总司令，指挥闽、粤两省军事。在此后一年中，他奉蒋介石的命令，先后派出所部四个军的兵力赴上海、南京、陇海、赣北南浔线等地区参战，大部分官兵牺牲在抗日战场上。尽管后来蒋介石为其补充了兵力，并恢复建制，增编两个步兵师，但余汉谋的嫡系部队已元气大伤。
1938年4月，余汉谋得到消息：日军在台湾集结海陆空7万余人，准备对广东大举进犯。于是，余汉谋全力以赴地布置防御，广东军政当局成立了国防工程委员会、抗战动员委员会，在各地建造工事，发放国防公债，一派准备抗战的景象。但不久又有情报说：日军改变战略，已将主力师团调往长江地区作战。广东军政当局为此大松了一口气，应战警报解除，各界开始歌舞升平，各级军官将领纷纷擅离防地到广州、香港等地游玩。
10月上旬，日军为策应武汉会战，牵制中方华南兵力，并切断中方从内陆经广州至香港转往海外的国际联络线，集结在澎湖列岛的7万余兵力，大小舰艇30多艘，飞机60架，开始向广州发起袭击。而此时，广东仍在歌舞升平之中，毫无应战准备。10月10日晚，日军舰艇出现在大亚湾海面，位于最前线的一五一师师长莫希德首先发现敌情，立刻惊慌失措地向上级报告，同时打电话到广州和香港，请各电影院放映字幕，通知所属军官赶快返回驻地。
12日凌晨，日军一个师团在强大海、空炮火掩护下，在大亚湾附近的下涌、盐灶等处强行登陆；同日上午，日军另一师团也在大亚湾东岸玻璃厂登陆。余汉谋在大亚湾基本没有设防，只有一五一师的一个营担任海岸警戒任务。该营被日军轻松歼灭，全部牺牲。
紧接着，日军攻陷淡水，再攻惠州，余部在惠州稍作抵抗便奉命向增城退去。而增城也只有小股部队驻防，日军没费吹灰之力便占领了增城。之后，日军准备进犯广州，而余汉谋奉蒋介石之命，将广州及附近守军全部转移到粤北，以图阻击日军北犯，使日军兵不血刃便进入广州城内，很快便控制了珠江及广州附近地区。
日军从大亚湾登陆到占领广州，仅用了10天的时间。当时国民党驻粤军队有13万多人，还有地方武装可以配合。而日军只有7万余人，应该说，中方在军队数量上占有很大优势。但是，余汉谋在战前奉蒋介石之命抽调近5万兵力北调参加武汉保卫战，严重削弱了广东的防务力量。当然，最主要的失败原因是对日军的进犯放松了防备，而且，在大敌当前，余汉谋与广东省长吴铁城、广州市长曾养甫带领广东省的党政军机关撤离广州，最终因诸多原因导致广州等地陷落日本鬼子手中。时人皆讥讽当局道：“余汉无谋，吴铁失城，曾养无谱。”（粤语甫谱同音）
广州本是当年孙中山革命的策源地，竟然在10天之内陷于敌手，这激起了粤籍国民党元老、将领、华侨对蒋介石、余汉谋的不满和谴责。由于余汉谋在“西安事变”中第一个通电讨伐张、杨，为蒋介石立过大功，所以此次蒋介石只是给余汉谋记了一次大过，革职留用。
余汉谋带领驻粤的党政军机关撤退至粤北曲江，作为临时省会，开始设置防线，准备抵抗日军，以雪丢失广州之耻。1939年末，日军为了配合对广西南部的攻势，从广州向粤北韶关进攻，企图打开交通线。12月下旬，日军的近卫旅团逼近曲江，这是第一次粤北战役最危险的时刻，倘若不能击退日军的进犯，广东军政高层只能再次搬家。余汉谋在向蒋介石呈报粤北战局的电报中宣称：决心率直属部队上火线，与日军拼个你死我活。
当时，日军进犯兵力7万之余，余汉谋的兵力达12万，虽然武器方面比不上日军，但依托粤北大山大岭的有利地形，加上失守广州一年带来的耻辱，使余汉谋和他的将士们斗志冲天。至1940年1月，终于把日军赶回战前的阵地，彻底粉碎了日寇第一次进犯粤北的战略企图，赢得了广东军民自抗战以来的第一场大胜利。
但日军并不就此罢休，经过4个多月的准备，日军于5月又派出4万精兵，第二次向粤北防线扑来。日军先以小部分兵力，由广从路直攻翁源，余汉谋则集中优势兵力，诱敌深入，在石床背、石岭圩将敌军包围。日军为挽救颓势，于21日大举增兵，扑向良口。余汉谋指挥部队在良口一带与日军激战20余天，终于使良口失而复得。接着，余汉谋指挥所部全线反攻，将敌军包围，同时，又派劲旅直逼广州，动摇敌军军心。日军四面受击，不得不夺路败回广州。余部乘机追击，终于取得第二次粤北会战的胜利。
余汉谋率第十二集团军取得两次粤北大捷，不但粉碎了日军的进攻，也为他自己恢复了声誉。何应钦从中周旋，在蒋介石面前替余汉谋说好话，最终使蒋介石取消了之前对余汉谋记大过的处分。战事结束后，原属第四战区管辖的两广地区，被划分为四、七两个战区，余汉谋被蒋介石提升为第七战区司令长官，驻扎韶关，仍兼十二集团军总司令，统辖广东全省的军事力量。
抗战8年中，余汉谋部前后参加江苏、河南、江西、湖南、广西等各省的抗战，有力地支援了各省友军作战。1945年5月，余汉谋当选为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
被解兵权，当了光杆总司令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余汉谋与民同庆，以为终于可以重返广州了，并通知司令长官部的参谋人员，让他们随时做好接收广州的准备。然而事与愿违，在重庆的蒋介石却另有打算。就在余汉谋与其部下兴致勃勃准备返回广州的时候，接到重庆方面命其为广东曲江、潮汕及惠阳等地区的受降主官，接受日本投降。然后由曲江返回韶关，办理第七战区司令长官部战后事宜，以待后命。
与此同时，蒋介石任命张发奎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广州行营主任，令其从广西前往广州，接受日军投降，掌管广东军事。广东全省各地区，全部划入张发奎的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广州行营辖区。粤军期盼已久的大本营被鹊巢鸠占。
对此，余汉谋所部官兵都非常气愤，余汉谋在抗战前已领教过蒋介石排斥异己的阴毒手段，知道蒋介石对非嫡系将领与军队历来“过河拆桥”，而此次其目的更在于在他与张发奎之间挑拨矛盾，制造是非，以此达到削弱、分化、瓦解粤军的目的。
既如此，余汉谋对部下坦荡相劝：“抗战已经胜利，洗雪了我国甲午以来50多年的奇耻大辱，我们的任务已经完成。此后大家如能团结一致，遵照总理遗训，做个老百姓也是光荣的。”为了抚慰愤愤不平的官兵，余汉谋把部队的大部分公积金以及可以公开变卖的东西，如运输汽车、剩余战争物资等，统统分给各级军官，以防蒋介石一旦解散粤军，这些军官们也可以靠着这些自谋生计。
果然没过多久，1946年初，蒋介石下令同时撤销了余汉谋的第七战区、第十二集团军，余汉谋的第七战区司令长官、第十二集团军总司令的职务自动被解除。余汉谋所指挥的第六十三军、六十五军和闽粤边区部队，有的被划归张发奎指挥，有的被蒋介石调到江苏、山东参加打内战，全部脱离了余汉谋的掌握，余汉谋苦心经营20余年的粤系军队被蒋介石彻底拆散。
为了安抚余汉谋，蒋介石特意晋升余汉谋为二级陆军上将，又委任他为有名无实的衢州绥靖公署主任，而这个绥靖公署主任的主要任务，就是帮蒋介石看护浙赣铁路，实际等于无事可做。
在1948年5月的伪“国民大会”上，余汉谋又被委任为陆军总司令。这个职务听起来大得吓人，实际则有名无实，根本没有任何实权。余汉谋本身非常识时务，他知道连何应钦、顾祝同等人也不过是充当高一级的“传声筒”，何况他一个被解除兵权的非嫡系将领。因此上任后就摆出一副清心寡欲的样子，整天赋闲在家，无所事事。后来他回忆说：“在这段时间我是饱食终日，无所事事，什么都不想，也不容我想。”
蒋介石下野前，又任命余汉谋为广东绥靖主任，薛岳为广东省政府主席，复任张发奎为陆军总司令。能回到广东，余汉谋非常高兴，他对蒋介石和南京政府烦透了，他后来曾不无愤慨地对朋友说：“我以前没有做过京官，很少接触党国要人，总以为他们对国家大事会有一套办法。去年我在南京搞了几个月陆总，和他们接触多些，才使我认识到这班官僚饭桶，二三十年来，他们除了树立私人势力，争权夺利，对国家大事确实毫无办法，根本谈不上为国家人民做好事。
照我看，只要共军渡过长江，势必马上解体，可以肯定是无法再坚持下去了。我这次回来为桑梓服务，希望团结广东军政人员，进而与广西合作，支持李宗仁收拾残局，如不可能，只好认输，绝不陈兵边境，做最后挣扎，使广东同胞重受战祸，加重我的罪责。”他与张发奎、薛岳商量后，提出了几个能打动、鼓舞广东人心的口号：团结大广东！继承粤军第一师精神！四、七、九战区大联合（抗战时，张发奎、余汉谋、薛岳分别是这三个战区的司令长官）！
与此同时，余汉谋还和薛岳一起，扩充部队，充实装备，将旧部布置在湛江、高要、海南等地，以图万不得已时，能退到湛江，以海南为基地，雷州半岛为外围，喘息待援。
1949年4月，人民解放军准备渡江南下，蒋家王朝已处于风雨飘摇中。华南各地都在积极准备迎接解放。余汉谋旧部罗梓材等人与中共方面取得联系，想利用他们与余汉谋的老交情，发动起义或设法保全广东，以迎接解放。
但余汉谋对起义的事情疑虑重重，他对罗梓材说：“这是谈何容易的事，且不顾念自己的历史问题，即对那班特工人员方面，行动上也有许多危险。只有将李振球的六十五军调回广州，有了可靠的兵力之后，在有利的条件下，才能考虑这些问题。”最后又叹息道：“到时候我不抵抗，自己走就算了。”
解放军很快便兵临广州城下，余汉谋深知国民党大势已去，自己是无能为力了，决定放弃广州，他指挥部队从粤北、花县直到广州，一枪不发，节节退却，既不起义，也不抵抗。此时，余汉谋内心十分矛盾，思想一片混乱，他曾想过挣扎到底，但又深知自己无法对抗解放军；既知大势已去，又不敢弃暗投明，甚至潜意识里还抱有一丝希望，希望张发奎、薛岳能够挽救败局。但形势已定，余汉谋无奈下之在广州自掏腰包，发放三个月薪水的遣送费，把其绥靖公署的职员分批遣散，令其各自逃走。他自带部分随从于10月13日从虎门坐海轮经湛江逃往海口。
此时的海南岛，俨然成为国民党的反共战略基地和大西南逃台的空中航线中转站，这个一向被南京方面冷落的中国第二大岛顿时热闹起来。余汉谋到海南后，自动请求取消了自己广东绥靖主任的头衔，表示愿意当薛岳的副手，协助薛岳在海南岛做最后挣扎。1950年4月16日，人民解放军渡过琼州海峡，国民党军一触即溃，余汉谋、薛岳等率部逃往台湾。
为避猜疑，隐居郊区北投
尽管余汉谋与薛岳丢失海南，但由于是在蒋介石同意的情况下撤退的，且撤退计划周密，组织撤退有序，国军主力得以全部上船撤往台湾，因此蒋介石对丢失海南未予追究。国民党《中央日报》为挽回刚“复位”的蒋介石的声望，把海南岛的失守说成是“歼匪逾万”后的“转进”。蒋介石对余汉谋非但没有任何责难，反而对其进行了表彰。
到台湾不久，余汉谋被晋升“陆军一级上将”，并被任命为“总统府”战略顾问。
在国民党改造运动中，余汉谋从海南带到台湾的粤军经过接二连三的整编后，早已与蒋介石的嫡系部队混在一起，变得面目全非，兵不识将，将不识兵，可以说“粤军”已经不存在了，余汉谋也已经一无所有。
国民党改造运动结束后，余汉谋在保留“总统府”战略顾问外，1952年又被任命为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尽管都是荣誉虚职，并无实际工作可做，但余汉谋仍乐于接受。环顾周围，大陆时期国民党军界高官元老，以往身份显赫的顶级人物，包括蒋介石的嫡系将领何应钦等人也都赋闲在家，像他这样非嫡系一向受排挤的粤籍将领，还能有什么奢求呢？
为了躲避政坛纷争，避免蒋介石父子的猜忌，增加蒋介石的好感，余汉谋干脆搬到台北的北投郊区居住，平时除了偶尔出门在近处游览一番外，据余汉谋的姻亲赖景瑚透露，每天以欣赏名人字画和读书看报为消遣，过着“种菜未容终老去，赌棋时约故人来”的闲适生活。
后来，曾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的梁寒操也搬到北投居住，成为余汉谋的邻居。梁寒操是余汉谋的小学同学，此刻两位粤籍同乡比邻而居，乡音联话，有不少的共同语言。从此两个怅怀故乡的老人结为莫逆，朝夕过从。1975年，梁寒操因心脏病突发猝死，余汉谋十分难过，为此伤心了很久。
余汉谋有一妻二妾，夫人上官德贤是他的保定军校同学兼密友上官云相的胞妹，又先后纳如夫人吴桂琼、林秀珍。其子女四人均学有所成，长子余国栋，次子余国梁，长女余肇文，次女余穗文，四人皆先后赴美国攻读学士学位和硕士学位。
由于长期无所事事，儿女又大多时间不在身边，余汉谋不免精神空虚，无所寄托。妻兄上官云相便劝他加入佛教。上官云相在抗战期间曾奉蒋介石之命参与制造了“皖南事变”，对新四军官兵大肆杀戮。抗战胜利后，却被蒋介石打入冷宫。到台湾后，上官云相笃信佛教，自称“古穆和尚”，他常常以佛教中的“四大皆空”来开导余汉谋。余汉谋不信佛教，但在上官云相的影响下，与夫人上官德贤一起皈依了基督，成为了一名虔诚的基督教徒，企求上帝赦免他以往犯下的罪孽。于是，余汉谋每天有了固定的生活习惯，那就是到教堂中去唱圣歌、做祷告，他像军人一样严格遵守时间，风雨无阻。
1975年蒋介石的去世，对于余汉谋的生活没有什么影响，他的时钟每天照常运转。到1980年4月4日，台湾当局为纪念蒋介石去世五周年，举行中正纪念堂落成典礼，余汉谋作为军界元老被邀请前往出席。当时虽是春天，当日却骄阳当空，炎热如盛夏，会场上也没有遮蔽阳光的帐篷，余汉谋以85岁高龄，全身戎装，正襟危坐了两个多小时，集会结束后又进入纪念堂向蒋介石的铜像行礼，这时余汉谋已经有些体力不支，但他还是勉强撑持着参加完所有仪式。
回到家后，余汉谋感到胸部不适。家人急忙把他送到“荣民总医院”检查，被确诊为患了肺癌，从此，余汉谋再也没离开过医院病床。在以后的一年多时间里，余汉谋在“三军总医院”接受治疗，病情时好时坏。
患病后，余汉谋对大陆老家的思念更甚以往。1981年，余汉谋在香港的姐姐余淑贤提出，要返回大陆定居。余汉谋从病床上听到这个消息，非常高兴。他说：“落叶归根是对的，我支持你这一行动，如果有什么困难，可以帮助解决。”并马上派他的第三夫人林秀珍从台湾赴香港，办理余淑贤返回大陆定居事宜。
此时的余汉谋虽然身患癌症，但仍旧忍着疾病的痛楚作了周密考虑和安排。由于余淑贤曾遭遇车祸，行走困难，余汉谋便让三夫人林秀珍给姐姐购买了轮椅及回国后所需的一切生活用品，并支付一笔预备金，作为今后姐姐返穗定居的一切生活开支。
那时余淑贤女士已经98岁高龄了，在余汉谋的大力支持下，终于在1981年底由香港回到广州定居。余淑贤抵穗后，民革广州市委领导同志登门慰问，并协助解决房屋问题和办理有关定居事项。当她搬进广州市东山百子横路的旧居时，十分动情地表示：“感谢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照顾关怀！”可惜余汉谋已经没法看到这个动人的场面了。
1981年12月27日，余汉谋终因癌细胞扩散，医生回天乏术，带着对故乡的思念离开了人世，享年85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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