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留苏的三个月内，见到了苏联朝野的许多人士：工人、农人、文人、妇孺以及军政界的领袖。
从和这些人的会谈，以及我自己对于革命理论与实践的潜心研究和考察的结果，深切地领悟到，要想革命成功，非有鲜明的主义与参加为行动中心的党的组织不可。
在我留苏期间，我自己和国民军全体官兵，都正式登记加入领导中国革命的国民党了，当国民军与军阀集团在南口浴血鏖战的时候，国民革命军也在广东誓师，出发韶关，实行北伐了。
当时，全国各地弥漫着革命的云烟，而我们困斗数月，弹尽粮绝的国民军，此时，又有放弃南口向西北退却之讯。
石筱山代表国民军全体将领到库伦，连电促我归国，在此情形中，势已不容我再在莫斯科逗留。我同顾问乌斯马诺夫等几位朋友讨论，他们也都赞同我回国的计划。于是，略作准备，立刻动身。
启行前的一切准备，都是顾问乌斯马诺夫代办的，为防备日本帝国主义或其他方面歹人的暗算，我们极力保持行踪的秘密。
此次我们未乘专车，仅在西伯利亚东行列车的后面挂了一辆客车，上车之后，沿途各站都不下车，深恐被人知道。
这样静悄悄地离了苏联，和去时的热烈情形大不相同，车在广漠辽阔的原野中穿行而过，所见惟有一望无际的麦田，浓荫夹道的树林，还有各种芳菲美丽的花草，迎风摇曳，也好像在欢迎我们的归国。
列车很长，我们的车挂在最后，每逢到站，我们挂的车正好停在站外。此时，我也常常下车，在野地里转转走走，以恢复身心的疲劳。有一天，车停在乌拉尔山西侧的一个大站上，我正在野地中闲步的时候，护卫我的四个警卫催我赶紧地上车。
我也不知这是什么事，回头即看见他们拔出手枪，迫令一个人也上了车。原来，他们发觉那人身带手枪，形迹可疑，所以要弄他上车盘问。他们问那人道：
“你是做什么的？”
“我是政治局的戈别乌！”那人回答道。
“你既然是戈别乌，为什么把手枪露在外面呢？”
戈别乌是苏联的特殊部门，那人回答不出理由来，于是将那戈别乌的队长找来，当即把他送回莫斯科，加以处分并重新训练，这桩疑案总算了结。
经过这件事，我才知道苏联于每个站上，每列车上，都派有很多的密探，他们和普通乘客完全一样，也是穿着便服，也是买票坐车，严密地侦缉各种情况；尤注意军人行动，若有越轨行为，立刻逮捕严办。
西伯利亚铁路线老照片 图片来自网络
我在西伯利亚铁路线上，十几天的长途旅行中，所以轻易不发生意外者，都因侦察严密，报告确实的缘故。这种严密的办法，是苏联的政治精神与党的纪律的表现。
列车静悄悄地到达上乌金斯克，我们挂的车便停了下来，为回避站上的人多眼众，我特意到车站北面一个大树林里去休息，一切出发库伦事宜，如接洽汽车等，仍由乌斯马诺夫他们去筹备。
我在树林里住着，看看书报和公文，或和朋友们谈谈话。那时，中国驻上乌金斯克的领事为毛以亨，此时以事他往，负责人为科长戈定远。
戈先生浙江人，高个儿，三十多岁，说话极有条理，我住的树林里距领事馆约有十里之遥，戈先生一日三次，亲自步行，送饭给我吃。饭盒、菜罐足有三四十斤重量，都是他自己携拿，不用差役，免得被人注意。
以一个文弱学生，有此耐劳吃苦的精神，觉得真不容易。那时，正在八月天气，中午时候颇为燠热，但树林中倒十分凉快。
这次，随我同行的有刘伯坚（留法学生，转入苏联东方大学，五原誓师任为政治部副部长）、李兴中（军官学校第一期毕业后由参谋长升至军长）、任右民（随我为英文书记，曾为我代表见中山先生）、何其巩（为我秘书，后任至北平市长）、赵亦云（随我为工兵营学生，善摄影）、李连海（本军学兵，送苏联学炮兵，后毕业陆大）和乌斯马诺夫及他带来的一位党代表，另外还有一位顾问，一位翻译官和一些卫兵。
汽车找妥后，我们一行人便即离开上乌金斯克，向库伦进发，这一条汽车路，当上次经过还没有架设完成的桥梁，现在都已修造得完完整整，匆匆三月的光景，情形已大不同。
到了库伦，仍住在我上次住过的二道巷寓所，我们国民军在此设有办事处，张允荣（曾为十六混成旅书记长，擢任副官长）同陈继淹（二十镇学兵，任副官，由陆大高级教导团毕业）两位原都住在那儿。
我们到时，张允荣已走，他因接到我回国的消息，同时，又知道南口退却，故赶往包头，一方面把我的行迹告诉他们，一方面探看那方面的实况，预备回头来给我报告。
这个联络的任务，似乎并无什么困难，其实殊不容易。因为从库伦到包头这条路，可以说从开天辟地以来没有人走过，苟非敢于冒险，不畏艰苦之人，简直会胆丧气沮，无法胜任。
张允荣自动地欣然而去，真是个热血赤心的革命者。
我们在库伦住了两天，因为对于国民党开会的仪式还不熟悉，我便和刘伯坚、何其巩、李兴中、任右民、乌斯马诺夫及秘书、顾问、翻译等从事练习。
有一次练习开会时，乌斯马诺夫站起来，很郑重地说：“开会这是革命工作之一，大家不可随便嬉笑。”说了几句。当时，我尚不知有何所指，后来才有人告诉我，有一回正当开会的时候，何其巩轻率谈笑，颇有视为儿戏的样子。
刘伯坚是个严肃的革命青年，对何之态度，视为应当纠正，于是，把此事告诉了乌斯马诺夫，因此惹得他说了这番话，这完全是何其巩的错误。此等处大可看出当时人们的心理，而刘伯坚与乌顾问的严肃不苟的精神，尤值得我们佩服的。
我们在库伦准备好了汽车粮秣，便即动身赴包头。此时，漠北气候夜间已很寒冷，衣服方面也略作筹备。往包头去的这条路，最快也需七整昼夜，若走得慢，就说不定要费多少时日。
汽车行走本当很快，可是，我们动身的这一天，就走错了方向。往包头应该往南走，但行经之处全是一望无际的平原草地，毫无标识可以凭记，因此最易迷失方向。
引路人不知不觉指引汽车向正西到阿尔泰的路上开了去。午后一点钟出发，车行极速，尽快开驶，直到五点多钟才发觉方向走错，及至掉转车循原路走回，到那岔路之地的时候，已是夜间八点钟了。
那晚，即在这岔路地方住宿。其地有一条小河，不见人烟，无法找得住处，大家便在河畔露宿。略作安顿，便找了些于牛粪做燃料，烧了茶来吃。我忍着满身疲劳，蜷伏在车上写了日记，和大家或坐或谈。
所谓“凉秋九月，塞外草衰。”此时这里气候已经寒冷，我穿着皮裤，还是冻得受不了。天空晴明高爽，布满了灿烂的星斗，冷飕飕的秋风吹着，严霜已开始下降。旷野中死一般的寂静，什么声息也没有，只有草中唧唧的秋虫和河中淙淙的流水应和着，奏着和谐而悲凉的音乐。
我和随行的朋友看着天上的星斗，哪是北斗星，哪是北极星，如何依据星的部位辨认方向。大家喝着用牛粪烧的热茶，静静地围坐着。后来，乌斯马诺夫忽然问我说：
“冯先生，你的部队这回在南口一败涂地，投降的投降了，溃散的溃散了，现在你带着我们回去。究竟怎样办理呢？”
我很自信地回答他道：
“只要我们能遇着一两股，有个二三百人，我就可以有办法。就算跑到山上去当个山大王，我也一定有把握将原有队伍慢慢召集起来。”
他听了我的话，十分兴奋，微笑地说道：
“不但可以遇到二三百，我们一定可以遇到成千成万的人马！”
当晚直到大家疲倦得不能支持，才各人胡乱找了一个地方躺下。有的躺在车上，有的躺在车下，有的索性就躺在露天之中。这一晚，恐怕谁也没有入梦。
我们 9月10日从库伦动身，第二天才离开这留宿一宵的岔路口，找到了向南的正路往包头出发。于路上又遇着许多群黄羊，每群三四千头或成万头，不知道我的汽车是什么东西，一路争先恐后地追跑。
有几位看着有趣，就开枪打，并开着汽车追赶，但是跑得飞快，无法赶得上。听说，曾有外国旅客团追赶它们，因速度太快以致翻车出险者颇多。
我曾想过它们的生活，这里一片平地，究在何处做窝？晚上宿在何处？何以繁殖力如此之大？我想它们全仗着跑得快的一副本领，所以才能生存。
我们在白天，路上有两个难题：一是喝水找不着水源，二是吃饭找不着食粮和烧煮的地方。但到看见有牧放的家羊，就知道不远处定有人烟，于是，下车找着那人家向他们买羊，用牛粪烧煮。
蒙古朋友宰羊的方法很妙，在羊的胸口上刺一刀，便伸手在脊骨上一椎，那羊立刻死掉。手法便捷，可惜我们没有学会。
我们吃饭时候，常有妇人骑着马来，后面跟一个孩子，也是骑着一匹马，他们走到跟前，就眼瞪瞪地呆望着，看我们吃饭。
我们就找他们谈谈，问问地方的风俗民情。一会儿工夫，他们即掉转马头，教那马放开“大把”（四蹄放平），狂奔而去，宛如我们骑自行车一般。
12日启行不久，途见王镇淮（第二十镇的人，后随我由参谋升至旅长）、宋式颜（军官学校学生，甚精干）、黄中汉（军官学校学生，由参谋任至宋哲元部参谋长）等乘着汽车，迎面而来。
因为各走一边，两下错过，及后看见，方把他们拦回。乃问他们三位何往，回说打算到上乌金斯克去，因为队伍退却，秩序大乱，简直不能收拾，必须另想新的办法才好。
我劝他们跟我回来，共同设法，于是他们掉回头，与我同行。由此可见大军受挫，人心动摇，简直成了土崩瓦解的局面。他们都是很有知识能力的人，看见局势如此，即各人打各人的主意，想自己的办法，恐亦实有不得已者！
虽然走了二百多里，平原一带广阔可数千里，远处看见南面前右方又有一辆车在走，恐怕也是熟人，于是忙着按喇叭招呼，及至赶上，乃是于右任先生，相见极是欢喜。
我问他到哪里去，他说打算取道库伦往海参崴，再绕海道赴广东。我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究竟受了什么刺激，他不肯说。
后来，听别人转述，才知道他这次到了包头，看见我们部队涣散狼狈的情形，实在已至不能维持军纪的程度。
他在包头时，与鹿瑞伯的卫队荣光兴部同住在一个教堂里，那些弟兄在饥寒交迫之中煎熬得无法可想，部队精神已经不能顾全。
一天，他放在桌子上的一只金手表，竞被一个士兵进来一声不响地拿了就走。他说：“这是我的表！”但那个兵却不管，依然扬长而去，他一看，部队已经到了这个地步，还可以有什么作为？于是就静悄悄地由后门上了汽车，离开包头来了。
我明白了这些原因，素知于先生富有革命精神，我们多年相契，我诚心地敬佩他，于是极力劝他和我再回去。乌斯马诺夫也从旁劝说，告诉他，冯先生只要有五百支枪在手，就定有办法。他听我们一说，也觉得高兴了，于是又偕同赶路往包头前进。
沿途，我们随同众人寻捡牛粪以为燃料，买着羊，就放在汽油桶中煮而食之。若遇到蒙古包，无论里面多么脏，也要蹲到里面去，写写字，作作诗——于右任先生的诗兴更是浓厚，成天地吟咏着。
走人内蒙的边界，再往南便是绥远地方，绿色草原渐多，到处都看见牧放的马群和羊群，马牛羊便是蒙古人的财产，他们还是过的牧畜生活。
这一带随处都可以行车，因为随处都是平沙漠漠，一望无涯，所以一不小心，就会把路走错。尤怕沙堆多的地方，一座座有如坟头，高四五尺、大七八尺，汽车在上面简直是无法走动。
若遇沙深之地，必须用几条毡毯，垫在沙面，大家下来推着车往前走，毡毯一步步轮流往前替移，车也一步步往前推行，宛如北方接新娘子下轿的方法。艰难的情况，真比“难于上青天”的蜀道还要艰难。
沿途喝水，沿着前清设有驿站的地方，都可以找着水井。若能循着驿站走，喝水不成问题；一脱开驿站，就没有办法。井不甚深，都只有四五尺左右。其所以不能多凿井者，是因为人烟稀少，没有人工的缘故。
再往前行，就遇见从包头参加会议回来迎我的张允荣，见面之后，他详谈包头会议的情形。
因为张作霖、吴佩孚、李景林，张宗昌、褚玉璞等联军以帝国主义势力为背景，集中全力攻打我们国民军，第二、第三军都先后失败，他们掉头又打一军。
南口失守后，势力穷促，又加一退就是一二千里路下来，西北这一带如此荒僻，士兵如此疲敝，大家当然不免懊丧。
在会议时候，大家免不掉自诉枪弹缺乏，人马不济的意思。那时，张之江为督办，他为人耿直老实，因见大家都说困难，诉穷苦，要钱，要弹，张弄得急了，就说：“今天是要命有命，要钱没钱！”
这是一句北方的土话，不应该用来对部属说，因此大家听了都不高兴，在席者有赵守钰先生，他见此情形，就笑起来。问他笑什么，他说道：
“你们忘记是干什么的了！我们是革命，革命就是克服困难，不是坐享安逸舒服。若是百事顺遂，毫无困难，还要革命做什么？
我们现在处境当然不顺，可是并未至绝望之地。往西有甘肃刘督办、薛省长，那么大的土地，难道我们真的饿死冻死？
二军、三军也都在那边，力量上也很有可观，总司令又打苏联回来了，我们克服了困难，前途立刻就是光明，何必这样懊丧！”
生姜还是老的辣，赵先生久经风波，把得稳大舵，几句话又把在席的人说出劲儿来了。
接着，张允荣又把南口失败的原因，韩、石暂投晋阎的经过以及官兵的饥寒交迫和渴望我回来的情形，一一详谈。
我又知道，佟麟阁、孙连仲、刘汝明等都率部开往甘肃，已过五原。张之江、鹿瑞伯都已见面，鹿瑞伯则带着队伍驻五原等我。
这天晚上，我们便在往绥远的一个岔路口上住下。我坐在荒野里，细听张允荣报告这次令人痛心的经过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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