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诺终生
好事多磨。黄镇与朱霖建立恋爱关系后，为表达自己的心意，便托石玉瑛给朱霖捎去自己分得的战利品一支钢笔和一个笔记本等。不料，这却引起了朱霖的误解。她认为，这是黄镇想以物质诱惑她，便生气地当着石玉瑛的面甩到地上。因为，在当时条件下，一支钢笔简直就是一件奢侈品。石玉瑛见此，生气地说朱霖：你怎么能这样，人家是一番好心，你这样会伤害同志感情的。她很了解这位好友的脾气，便把钢笔等悄悄收起来没有退回。过后，朱霖有些后悔，感到自己太神经过敏了。她不知好友是否把这件事告诉过黄镇，事后谁也没再提过此事。
黄镇那个时期给朱霖的信，按说应该是情书了，但满篇的字既没谈情，也没说爱，却让朱霖感受到一个革命同志对她的关心，特别让她感动的是提醒办好党校应该注意的事项以及怎样解决党校所遇困难的建议，使朱霖感到在思想认识和工作方法上都得到不少帮助。她还从来信中知道黄镇还有一个名字叫“佩寰”，使她这个叫“佩卿”的独生女对黄镇这个长征干部除了敬佩之情外，还多了一份好像有了一个长兄的亲切感。这些信朱霖都珍藏着。他们虽然很少见面，通过信件的往来彼此还是更加了解了。
1939年9月下旬，中共晋冀豫区党委在武乡县东堡村举行第一次党代表大会，黄镇作为军区政委是当然代表，朱霖也被党校选为代表与会。会议从9月10日开到28日，他们终于有了较多的时间见面和交谈。
经过近半年的了解，黄镇已经认定了朱霖是自己的革命伴侣，想利用这次难得的机会解决两人的终身大事，便直截了当地向朱霖提出了结婚的要求。朱霖却提出自己的顾虑：第一，你是高干，我信不过，怕被玩弄；第二，我要坚持工作，绝不当首长老婆；第三，不愿生孩子，怕妨碍工作。黄镇听后笑了，一个积极要求进步，一心要干革命事业的女青年有这些顾虑是不奇怪的。他当即表态：我写给你的信已说明，我一定以无产阶级的道德、共产党员的人格对待你。接着，他没提什么条件，但是却谈到两点：“一、有些负责干部结婚后，爱人处事不当，造成不良影响；区党委说，你的表现好，我相信不会发生什么问题。二、过去曾看到有的女同志对恋爱婚姻问题很不严肃，甚至水性杨花，而你肯定不是这样的人。”看来，这就是黄镇选择对象的标准。
两人彼此当面表明了态度，这就当是他们立下了终身承诺。于是黄镇向组织提出结婚的申请，趁这次难得的比较长时间的见面机会，解决这个问题。
简单的婚礼
在当时，解放区还没有什么结婚登记一说，经组织批准，区党委组织部长何英才同志和黄镇、朱霖两人谈过话，就算履行结婚手续了。
结婚那天，除参加会议的晋冀豫区党委李雪峰等领导同志外，中共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的杨尚昆、李伯钊、康克清等同志也来祝贺。老战友们非要黄镇请客。黄镇便掏出仅有的几块钱津贴，在本村小饭馆炒了几个菜，算是喜宴。朱霖和女伴们刚进门，康克清大姐便大声招呼：“黄镇，哪个是你的'迫击炮？’”有人悄悄附耳告诉朱霖，长征时，女红军叫“迫击炮”，男同志叫“机关枪”，羞得她满脸通红，赶紧低下了头。
客散人静，新婚之夜，只剩下他俩。临时借住老百姓的土屋，土炕铺着一围席子，垫上自己带的马搭子，把两人各自唯一的一床棉被合在一起一铺一盖——这就是新婚夫妇的“洞房”了。
婚后，他们还是工作在各自的岗位，很少碰到一起。直到1941年6月，晋冀豫区党委决定把朱霖调到一二九师政治部组织部，他们俩才在同一单位工作了。虽然在一起工作，但夫妻二人平时不住在一起。当时部队领导干部结婚的不多，为注意影响，黄镇要求朱霖住在组织部。黄镇则大部分时间都因工作外出，就是回到机关，也忙得不是开会，就是找人谈话，或是晚上工作到深夜。两人难得会合一次，朱霖也是早早起来赶紧回到组织部自己的住处。朱霖对自己要求也很严格，就是利用饭后休息去看黄镇，一见有人来，马上就出去，绝不影响黄镇的工作。虽然战时环境艰苦，但他们夫妻间互敬互爱，充满着革命和生活的情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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