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相湘（1912年1月～2007年9月），湖南省常德人，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著名历史学家。曾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北京故宫整理史料。1949年，来到台湾，在台湾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国近代史，其学生包括作家李敖。他阅历丰厚，交游广阔，足履遍及日本、韩国．东南亚与欧美各国。
吴相湘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近八十五年来，中国和日本有两次战争，这两次战争发生的原因、进行的经过、最后的结果以及它们对于亚洲和世界全局产生的影响都完全不同。
但是，古今中外战争史上一项主要原则，不仅没有因此需要修正改变，并且又一次获得证明，这就是任何战争的最后结果决定于哪一方面的错误比较少，它就是胜利者。
七十多年以前，梁启超评论第一次中日（甲午）战争时指陈：
这只是李鸿章和日本作战，绝大多数的中国人没有参与这一战争，这是中国之所以失败的主因。
十年前，日本藤原彰教授对于梁氏这一论点加以引申：当时，日本已演进为近代国家，中国还在封建君主统治之下，没有国家军队，只有李鸿章个人的淮军。
这位日本教授在这同一篇论文中又指陈，日本陆军在发动第二次中日战争（1937年—1945年）之初就犯了严重的错误：
面对两大敌国（中、俄），始终没有全盘政策。
在秦郁彦撰写的《日中战争》中，更是坦白的指出：日本陆军在第二次中日战争中，最初是战争指导混乱、动摇、不彻底，政略与战略更不相配合；后来，竟是“无为”“无策”！
战争第一年，他们使用七十万军队在中国大陆，却没有能在徐州会战包围歼灭中国军主力，只有夸耀“战术的胜利”。
而伊藤正德并且愤激地指责日本军人在卢沟桥点燃战火是“亡国战争的开端”！日本军阀在深陷中国泥沼四年、十九万人战死、九十五万人伤病之后，竟又发动对英、美的攻击。这样“无谋的战争”，实在是历史上最大的冒险，是军国主义下的日本军人支配政治的恶果。
中国、日本在这两次战争中的胜败，完全系于是否有总体战略或者这一总体战略是否正确，事实是如此显明。
但更值得指出的是：日本既自称是近代国家，在第二次中日战争中，竟没有全盘政策，即总体战略，最大的原因是在第一次中日战争以后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对中国更加轻侮，只知利用中国传统的弱点加紧侵略，根本没有平心、虚心去注意认识了解中国进步的大方向。
1894年，孙中山先生倡导国民革命；1898年，康有为推动百日维新，这都是中国人在第一次中日战争以后奋发图强的救国运动。
辛亥革命的成功，更是中华民族觉醒的标志。不幸的是，日本竟提出若干特殊权利的要求，作为承认中华民国的交换条件。
1915年，又利用第一次世界大战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要求，这对于中国人是一个很大的刺激。
1918年5月，日本胁迫中国北京政府签订《共同防敌（苏俄）军事协定》，引起北京学生的反对。一年以后，五四运动发生，各地商人、工人也群起响应支持。
1928年，国民革命军出兵北伐，日本出兵山东，中国人的民族意识更加增涨，而日本人却讥讽中国人“只有五分钟的爱国热度”！
到了1932年，日本代表在国际联合会上更公开宣称：中国只是一地理名词，不是有组织的国家。
1934年，胡适曾经几次在他主编的《独立评论》上发表文章，反复说明，中华民国成立二十三年来，固然有许多不能尽满人意的现象，其中，也有许多真正有价值的大进步：
（一）帝制的推翻；
（二）教育的革新；
（三）家庭的变化；
（四）社会风俗的改革；
（五）政治组织的新试验；
（六）新法典的颁行；
（七）妇女的解放。
这些进步，大部分都是受了辛亥革命以来革命潮流的解放作用的恩惠。
当胡适说明这些进步的事实与意义时，蒋百里也指陈1894年（甲午年）以来中国社会受环境的影响所发生的重大变化，即知识与武力的结合：
（一）知识分子投身为军人；
（二）军人入学取得知识；
（三）社会中知识分子与当政分子的合作。
而且，中国的政治与军队，都因此变化而更加进步。
其时，日本对华北侵略行动正步步加紧，蒋百里根据他对中国历史及现代总体战争观念和总动员的实际等的综合研究心得，提示“生活条件与战斗条件一致”的原则，郑重指出，实行这一原则首赖国民之道德力与自发自动的纪律，其次，即政府与社会的组织力。
蒋百里又指陈：“为求世界和平，一民族的生存不应被剥夺，否则那一民族为求生存，自然会结成一个生活与战斗一致的总体来争生存，结果是大家都受害。”
他这不只是提出中国国防建设的基本原则，也是很诚恳且坦白地告知日本：要注意重新认识中国！
胡适以为，许多人不注意认识这些进步及变化的事实，完全是缺乏历史的眼光，也就是不了解时间会带来改变和进步。
1936年2月15日，日本华裔贵族院议员辜显荣在台北与日本松井石根大将会晤时，也提示这一要点。
辜强调，中国情势已经大有变化，日本必须认识蒋介石的地位，与蒋氏切实提携合作，东亚大局才可保全。
但是，这个建议并没有引起松井的重视（1937年8月，中日全面战争开始时，松井担任上海战场日军司令官）。
而日本国内的所谓“中国通”，在轻侮中国的空气下，绝少研究中国历史文化的优美，大多注意过去如何利用汉人做统治工具的经验。
这些“中国通”的食古不化与在中国各地活动的日本间谍摭拾流言的情报，同样对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国的演进大方向以及中国人的真正心理，都缺乏认识。
这正是孙子所谓“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
自1898年以后，成千上万的中国青年赴日本留学或游历。孙逸仙、蒋介石、梁启超、戴季陶、蒋百里、王芃生等且都曾久居日本，注意研究日本。
1932年至1933年，中国军队在上海及长城线抵抗日军的战斗，是第一次中日（甲午）战争以后，中国考验自己力量的首次机会，对于知己知彼大有助益。
1934年夏，蒋介石在庐山军官训练团演讲，强调说明民族战争取胜的要诀：（一）立于主动地位；（二）必求指挥统一；（三）精神胜过物质；（四）要预想将来战况，破除中西新旧的偏见，研究最进步的战术以制胜克敌；（五）平时全国有一个相当的整个准备，利用所有的物资、人力来抵抗侵略。
这是蒋对日总体战略指导原则的最初透露。1935年春夏，蒋在四川、云南、贵州、陕西各省详细视察以后，实行这些原则的具体步骤和若干计划也逐渐形成。
当时，策订对日战争指导方针：“我以维护国家领土主权之独立完整，争取民族之生存自由，建立富强康乐之新中国为目的，一面呼吁和平，期求集体安全；一面整备国防，充实军备，至和平绝望时举全国力量从事持久消耗战，争取最后胜利。”
基于上述指导方针，各种计划即开始积极进行，预计1938年年底，完成下列各项工作：
（一）内政：绥靖地方，安抚边疆。
（二）外交：中日问题提请国际联合会调处，争取与国，建立国际集体安全关系，确保世界和平。
（三）财政经济：改革币制，实施法币政策，力求粮食自给自足。
（四）教育：推行新生活运动，展开国民军事训练，以提高国民传统道德，培育国民作战精神，发展国民经济建设，以奠立长期作战之基础。
（五）军事：甲、全国各战略要点，构筑永久国防工事；乙、完成若干铁路干线及西北、西南、东南各省公路线及通信网；丙、发展军需工业设备，调查储蓄军需原料；丁、统一陆海空军训练，整编部队，充实战备；戊、确立兵役制度；己、实施庐山、峨眉山训练，促进精神团结。
这些工作都是中国对日总体战略——“举全国力量从事持久消耗战，争取最后胜利”的基础，而中国有宽广纵深、山川错综的国土与众多的人力，是能够实施这一战略的大前提。
而众所周知的“以空间换取时间”即这一战略的通俗说明，在军事学上说，这是向国内退军。
自1901年孙逸仙先生在日本注意南非战争，对于布耳人不断用游击战以打击英国军队，特感重要，即取作中国革命党武装起义的借镜。而我留日学习陆军的中国学生研读西方兵学及战史的兴趣也日渐浓厚，还有若干人更综合中西兵学战史经验，提出了中国国防的建议。
1919年，梁启超等将蔡锷辑录的《曾胡治兵语录》刊印，蔡锷赞扬曾国藩、胡林翼对攻守的卓越见解（攻者为客，守者为主人，可以逸待劳），“虽以近世战术之日新月异，而大旨不外乎此”。
蔡锷并且在是书结论中根据布耳人及1812年拿破仑攻俄失败诸战史经验，郑重指陈：“鄙意我国数年之内，若与他邦以兵戎相见，与其为孤注一掷之举，不如据险以守，节节为防，以全（我）军而劳敌师为主，俟其深入无继乃一举歼除之。”
这是“以空间换取时间”对日战略最早公开发表。
蔡锷的同学蒋百里在日本、德国学习陆军回国以后，1913年著《孙子新释》，引用西方兵学名著及战史做注释，企盼中国军人认识“西方兵学的精义原则，亦即中国所固有，无所用其疑骇，更无所用其赧愧”。
这就是说：中国军人对中国传统兵学应有信心，更应该平心虚衷去研读西方兵学战史。
1922年，蒋百里又撰文指出：
面对我邻近富于侵略性国家的制胜唯一方法，“即是事事与之相反：彼利速战，我恃之以久，使其疲弊；彼之武力中心在第一线，我侪则置之第二线，使其一时有力无处用”。
从此以至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蒋百里对国民政府的多次建议，都是再三说明“拖”的战略能以拖垮日本。
蔡锷、蒋百里的论著中都提到普鲁士人克劳塞维茨的名著《战争论》，尤以蒋百里的著述更常常引据这一名著的精义——这一名著迄今仍在西方兵学界具最高地位。
二十世纪初，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刊印日文译本，不公开发行，但中国留学生都设法觅得这一日译本来阅读。蒋介石自述：获得这书以后，曾用红笔圈点用心读过几遍，是最喜爱读物之一。1915年，此书中文译本在中国出版。
中国军人对于《战争论》一书特具兴趣，不只是以其为最具影响力的西洋近代兵学名著，实因其中若干重要观念与中国兵学颇多不谋而合。
1932年8月，五四运动主将傅斯年教授撰文刊载在《独立评论》，倡导积极抵抗日本侵略：
“中国在开战之初，不能打胜日本，却可以长久支持，支持愈久，对我们越有利。”
中国人之力量在三四亿农民的潜力，而不在大城市的统治者，中国的命运在死里求生，不是贪生而就死。
历史告诉我们：中华不是一个可以灭亡的民族。而事实告诉我们：日本不是一个能成大器的国家。”
这是中国高级知识分子最早和最有力提倡长期抗日的主张。
1933年4月，日本宣布退出国际联合会，胡适因而撰文刊载在《独立评论》上，他大声疾呼“我们要准备更大更惨的牺牲！同时我们要保存信心，才经得起大牺牲！”“全世界道德的贬议是在我们敌人的头上，我们最后的胜利是丝毫无可疑的”。
当日本积极进行“华北特殊化”阴谋时，1935年6月27日，胡适又写信给南京教育部长王世杰，力言中国非下绝大牺牲决心不可：
我们试平心估计这个绝大牺牲的限度，总得先下决心做三年或四年的混战、苦战、失地、毁灭。
我们必须准备：
（一）沿海口岸与长江下游的全部被毁灭，那就是要敌人海军的大动员。
（二）华北的奋斗，以至河北省、山东省、察哈尔省、绥远省、山西省、河南省的沦亡、被侵占毁坏，那就是要敌人陆军的大动员。
（三）长江的被封锁、财政的总崩溃、天津上海的被侵占毁坏……
……我们必须要准备三四年的苦战。我们必须咬定牙根，认定在这三年之中，我们不能期望他国加入战争，我们只能期望在我们打得稀烂而敌人也打得疲于奔命的时候，才可以有国际的参加与援助。
胡适在信中，希望王世杰“必须使政府与军事领袖深信此长期苦斗为必不可避免的复兴条件”。
他并且认为，蒋只有“等我们预备好了再打的算盘，似乎还没有不顾一切破釜沉舟的决心”。因此，胡适在致王世杰这一长信中反复强调：
我们若要作战，必须决心放弃准备好了再打的根本错误心理。我们必须决心打三年的败仗，必须不惜牺牲最精最好的军队去打头阵，必须不惜牺牲，一切工商业中心做战场，一切文化中心做鲁汶大学。
但必须步步战，必须虽步步败而步步战，必须虽处处败而处处战。此外别无作战之法。
是年7月11日，王世杰复信胡适：戴季陶、孙科、居正等都同意胡的主张，“前途动向自仍视决心如何”。
事实上，蒋早在1932年11月即已决定对日大计：
“强国之国防重边疆，取攻势；弱国之国防重核心，取守势”“战时以努力经营长江流域，掌握陇海铁路为第一要旨”。
后来，四川、贵州诸省地方军阀也归南京掌握，国内局势日渐稳定，蒋对未来抗日战争再做深长考虑后决定：
“对日应以长江以南与平汉铁路以西地区为主要阵线，以洛阳、襄樊、荆宜、常德为最后阵线；而以四川、贵州、陕西三省为核心，甘肃、云南为后方。”
这就是“举全国力量从事持久消耗战”最高战略方针的由来。
胡适的信件、蒋的计划，在当时都是不公开的最高机密。但是，放年7月21日，天津《大公报》刊载丁文江教授的论文却公开疾呼：
“华北是我们的乌克兰，湖南、四川、江西是我们的乌拉尔，云南、贵州是我们的堪察加……大家准备到堪察加去！”
丁文江这一悲壮的呼声，充分表现出高级知识分子不惜任何牺牲代价，向国内退军的主张。
丁文江是国际知名的地质学家，他的足迹遍及中国大部分土地，其丰富学识与亲身经验极受国人敬佩。他发表这一主张后，胡适、傅斯年诸名教授也参加讨论，并且很快地形成舆论，这和蒋的秘密计划不谋而合。
接着，毛泽东发表《论持久战》也指出：
“抗日战争是整个处于内线作战的地位的，但是主力军和游击队的关系，则是主力军在内线，游击队在外线……战略上内线作战的正规军是后退的，……外线作战的游击队则将广泛地向着敌人后方大踏步前进。”
实际上，政府和国民的意见协调，是取得胜利的第一要件，而且，中国具备防卫的自然有利条件。
我国国土自东徂西横跨经度逾六十度，自北至南包括寒冷、温和、炎热三地带。内陆及西部充满河川、山岭、沙漠，严寒与酷热交替更迭。地形与气候将和过去时代一样结合起来对抗侵略中国的敌人，这样的结合，加上中国国民坚定决心及强大力量，世界上还没有一种武器可以有效制服。
自古论，中国形势都以四川省比喻人的首脑，湖北省荆州、襄阳为人的胸部，江苏、浙江为下肢。这是由于中国地形西北高耸，东南低平，势成倾斜，河川也因此自西倾向东流。
四川省居中国西部，山河雄壮奇伟，气候温和畅适，物产富饶丰盛，都是其他各省所罕见，这里还有伟大悠久的水利工程，得以减少水旱灾荒，全省人口达五千余万，约占中国总人口数八分之一，特别是民众勤劳优秀，文化根基深厚，所谓“天府之国”，名不虚传。
就军事上说，四川具备长期抵御侵略者的各种条件。公元263年，三国姜维应用向内陆退军战略没有成功，是因为蜀国政治腐败所致。而南宋余玠充分利用四川峻拔山险建筑坚城十余座，并使居民生活条件与战斗条件一致，得以抵抗曾经横扫欧洲的蒙古骑兵，他的后继者因此获得成功，英勇善战的蒙哥汗遂致困死于四川境内（公元1259年）。
这是四川天时、地利、人和三位一体发出的非常光辉，符合近代地缘政治学及克劳塞维茨理论。
余玠与他的后继者在四川的战守，延长了南宋国命二十年，只以因南宋朝廷早已播迁海隅，蒙古攻蜀不克，就自湖北利用居高临下形势席卷东南，南宋因此覆亡。
因此，对于中国国防地理最有研究的明人顾祖禹手著《读史方舆纪要》，即很叹惜南宋未能退守四川、云南、贵州，以为复兴基地。
明末形势比较南宋晚年好，可惜四川遭张献忠扰乱，但顾祖禹对于残破的四川仍极力主张整顿，杜绝敌人的利用，做恢复的张本，不幸，南明当局未能见及此要点，终不免于败灭。
四川的治乱关系全中国的治乱，在中国历史上的教训太多。1911年，四川绅士地主反抗清朝廷宣布的铁道国有政策，成为辛亥革命的导火线。
1934年秋冬，中央军进入四川，这里从此由“乱”转向“治”，府之国开始迈向担任中国对日持久抗战核心基地的重大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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