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编换装
离开庆阳红军步兵学校后，我来到连队报到，正赶上部队在陕西省三原县进行整编。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发生后，国共两党在南京举行会谈，我党为促成与国民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最终达成协议，将陕甘宁地区的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又称第十八集团军(简称八路军)。我清晰地记得，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是在8月25日发出改编命令的，宣布中国工农红军第一、第二、第四方面军和陕北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
红军前敌指挥部为第八路军总指挥部，朱德为总指挥，彭德怀为副总指挥，叶剑英为参谋长，左权为副参谋长，任弼时为政治部主任、邓小平为副主任。八路军下辖第115、第120、第129师3个师，每个师辖2个旅，每个旅辖2个团，每师定额为1．5万人。4个月后，南方8省14个游击区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我和红军学校的—'批学员一起被编入第129师386旅771团，师长是刘伯承，副师长是徐向前，政训处主任(后称政委)是张浩。翌年1月，八路军总部任命34岁的邓小平接替张浩任第129师政委。从此，在漫长的战争年代，我和战友们一直在刘、邓首长的指挥下战斗和工作。
真是太巧了，我刚下到连队，就赶上师里发了新军装：灰帽子、灰军装、灰挎包、灰绑带，还有子弹袋等，每人还发了“青天白日”帽徽。
9月6日，第129师在陕西省三原县石桥镇召开抗日誓师大会。可是换装的事，让许多人心里想不通，不愿意执行，有的竟想回家不干了。我心里也不是滋味。红军长征爬雪山过草地，血战河西走廊……战友们牺牲数以万计，血流成河，这都是为了什么?现在突然要化敌为友，并且要脱下红军军装换上国民党的军服，心里怎么想都不是味儿!战士们围在一起，像互相怄气似的，都不说话。抬头看见我，便七嘴八舌说了起来：
“这是沾满人民鲜血的狼皮，我不穿!”
“打来打去，我们也成了国民党军了!”
有的同志指着新发的青天白日军帽徽说：“我们是红军，要是戴上这玩意儿，还有什么脸去见乡亲们，副连长，你说是不是?”
面对战士的问话，我意识到自己的责任，红军步校刚培养出来的干部，应该有更高眼光，要坚信党中央、毛主席的决策是正确的。我想了想，大声对全连的战友们说：“对红军的光荣历史，对军帽上闪闪发光的红星，我们要铭记在心；但更重要的，我们要坚信党中央、毛主席制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的正确，实行国共合作共同抗日，是抗战的形势需要。换帽徽的事，我们一定要按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办，我们三大纪律的第一条就是'一切行动听指挥’，大家做得到吗?”
战友们点点头，表示同意。
第二天一大早，我提前起床，冒着不大不小的秋雨到各排检查，嘱咐同志们按照要求做好准备。
1937年9月6日，这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在陕西省三原县石桥镇附近的广场上，第129师的抗日誓师大会在大雨中举行。
师长刘伯承指定386旅旅长陈赓担任阅兵总指挥。陈赓旅长上午7时来到阅兵场，看到阅兵台不适用，决定用木桌临时搭台。
台刚搭好，约8时许，全师1．3万多人陆续到达。我看到旅长陈赓不停地调遣部队，指挥若定。此时雨还没有停，但人人精神振奋，口号震天，歌声不断，步伐雄壮，等到全师集合完毕，雨下得更大了。
此前，陈赓旅长接到师部电话，因雨停止阅兵。这时他见雨越下越大，便向刘伯承师长报告：“各旅已经到齐。如此大雨，阅兵是否顺延一日?”
刘伯承笔直地站在雨水中，厉声说：“不行!怎能让风雨阴晴来左右既定的军事行动安排呢?何况我们今天是在民族危机、时不我待的紧急关头召开抗日誓师大会，大雨已经把我们打湿了，躲它还有啥子意思嘛!”
“是!”陈赓答道。
阅兵仪式仍按照原计划进行。全师司号员一齐吹响军号，陈赓站在庄严简朴的阅兵台上，以洪亮的声音宣布：“八路军第129师抗日誓师大会开始!”
刘师长发表了激动人心的长篇讲话。他说：“从今天起，我们就是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第129师。同志们!改变番号，只是个形式，我们人民军队的本质是不会改变的。”说到这里，他拿出军帽，指着青天白日帽徽说：“这顶军帽上的帽徽是白的，但是我们红军永远是红军，我们的心是红的，任凭换什么名义，戴什么帽子，我们始终为了共产党的光荣而奋斗，我们今天的一切努力和牺牲都是为将来的社会主义胜利。同志们!为了救国，暂时和红军帽告别吧!”
说罢，刘伯承师长拿起一顶缀着国民党青天白日帽徽的黄军帽，轻轻用手指弹弹，在将士们朦胧的泪眼中，换下红军八角帽，让全师指战员把有红五星的军帽放进挎包里，把青天白日帽子端端正正戴在头上。
“现在我命令，换帽!”
军令如山倒，刚刚还在雨幕中如火焰般燃烧一片的红五星，顷刻间被青天白日帽徽所代替。
风声雷动，大雨滂沱，山河震荡。口号声和欢呼声混成一片，泪水和雨水一道流淌……
我们师刚改编完毕，刘伯承师长、张浩主任就奉命率领386旅的771、772团和385旅的769团以及师直属骑兵营、干部营，于9月底由陕西省三原县出发，经富平、韩城东渡黄河，进入山西省晋东南侯马地区，包括山西省正太铁路以南、同蒲铁路以东，平汉铁路以西、黄河以北的广大地区。
在开往山西太行山地区抗日前线的行进路上，沿途受到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由于我们的地下党组织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做了大量宣传工作，老百姓知道我们是红军，是开赴前线打鬼子的，一路支援我们。记得在经过荣河镇、通化镇时，我们386旅陈赓旅长向欢迎的群众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宣传我们党的抗日主张。我看到，大街小巷贴满了抗日的标语，还有成群结队要求参加抗日的青年，臂上都佩戴着“民族英雄”的臂章。另外，还有许多戴着“少年先锋队”红色标志的男女学生，排着队伍在街上集会游行，高呼抗日口号。
这些学生见到威武雄壮的抗日队伍，围着我们不肯散去，盼望能和我们一起上前线打日本鬼子。八路军勇敢地奔赴抗日前线的行动，教育和激励了这些青年学生。同样，他们的抗日热情、爱国的精神也感动了广大指战员。我和战友们说：“这些情景过去在苏区是经常见到的，但是在即将沦为敌占区的地方，还是第一次见到。”这些青年学生热血沸腾的抗日爱国真情，在八路军官兵的心灵上产生了互动，使我们非常欣慰和振奋。他们燃烧的激情，对渴望上战场杀敌立功的抗日军人也是一个巨大的鼓舞。
敌后游击战
黄土高原的9月，沙枣泛红，金菊飘香，已近收获的季节。
我八路军第129师挥师北上，经陕西韩城渡过黄河。“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还。”我小时候就听说过黄河，她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五千年的历史在她的激流里穿过。大浪淘沙，洗尽往事沧桑无数，这条古老的历史长河，就像一条中华民族滚滚流动的血脉，穿行在神州大地上。
眼前的黄河，比诗歌中的黄河更博大雄浑。人们都说黄河九曲十八弯，她百折不挠，不辞辛劳地绕过一座座高山，默默地载着一切苦难、光荣和梦想，不停地向前、向前。坐在木船上过河，听着船工豪迈的号子，我们为黄河自豪，为她不舍昼夜、气贯长虹、一泻千里的襟怀、勇敢和坚强自豪，更加坚定了广大指战员保卫黄河、保卫华北和保卫全中国的战斗信念。
过了黄河是侯马。此处是晋南重镇，位于正太路南端终点。按照当时与国民党军的协议，我军在此乘火车北—亡。但诡计多端的阎锡山并没有履约派来火车。我军没有因此停止前进的步伐，而坚持沿铁路线步行往北走，一直走到临汾，才坐上火车驶往阳泉。据侦察员收集的情报，阳泉附近还没有驻扎日军，所以日军的飞机就不停地向这一带投弹轰炸。我129师主力为了避免敌机轰炸造成伤亡，命令我们未到阳泉车站即火速下车，徒步往东直插平定县。
在北上的路上，我们看到了不抵抗的国民党军像潮水般地往南撤退，挤满了公路，车流人流拥挤不堪，公路多宽撤退的队伍就有多宽，真是兵败如山倒。我们的队伍往北上，国民党的军队往南跑，谁是真正抗日的队伍，老百姓看得一清二楚。
在战场上，遇到新的作战对象时，常常出现两种截然相反的倾向：一种是畏敌如虎，就像眼前的国民党军狼狈逃窜一样；另一种是麻痹轻敌，我们初战，就犯了这一兵家大忌。
第一次与日军作战，尚不知道日军的强点和弱点，我们还是沿用打国民党军队的战法。有的同志轻敌，只知道日军远离国土，进行的是非正义的侵略战争，人生地不熟，以为他们晚上不敢出来。其实，日军有其本身的作战特点，尤其是经过长期战争准备的头几批“老鬼子”，步炮协同好，那时我们还不知道他们用的是掷弹筒，就叫它“小钢炮”，打得很准，近距离发射有较大的杀伤力。我们过去打伏击战，习惯于把敌人放近了再打，一个冲锋就把敌人压下去消灭了。
日本军队受“武士道”精神灌输，作战时，只许进，不许退，也不怕近战，嗷嗷叫着往前冲，敢于拼刺刀。初战时，宁死也不缴枪当俘虏。另外，日军还擅长夜战，且装备精良，当官的大都有战马，部队配备有汽车、装甲车和火炮等重型装备，轻重机枪也比国民党军的多，三八式大盖枪枪管长，拼刺刀有优势，且打得远，也打得准……这些，都是我们用实战和鲜血换来的经验教训。刘伯承师长在对日军作战中最早提出一个很值得注意的问题，就是要以小的代价，换取大的胜利，消灭更多的日本兵。在后来的作战中，我们就有针对性地研究日军，在战斗中不断探索新战法，克敌制胜。
1937年10月中旬，根据上级通报，日军以一个旅团的兵力从井陉向南经过侧鱼镇、定盘寨、老爷庙、七亘村、马山、营庄、白井镇、石门口一线，由平定县进至阳泉镇，企图截断旧关和娘子关的后路，向太原进犯。上级命令我们771团在营庄、马山阻击从侧鱼镇西进的日军。团长徐深吉带领我们营连干部现地勘察地形后，认为营庄、马山地形不如七亘村前面更有利。师部同意了徐团长的建议。
10月21日，我团一营前进至七亘村以东老爷庙，在后山上没防。第二天上午，日军一个联队3000多人，在强大炮火掩护下向我们团阵地发动猛烈进攻。这是我们与日军的第一次真枪实弹的作战，互相还不摸对方的特点，战斗进行得非常激烈，阵地，上尘烟弥漫，弹片横飞。激战至黄昏，日军在步炮协同下连续多次向我们阵地发起冲锋，我和战友们抱着机关枪狠狠地向敌人扫射，我1营3连在副营长徐其海的带领下，上起刺刀发起反冲锋，把敌人压了下去。夕阳西下时，我们担任阻击的部队完成任务后撤出战斗，回到七亘村归还建制。我部毙伤日军70余人，我伤亡30余人，1营副营长徐其海腿部受重伤。
入夜，天像墨水染的一样黑，伸手不见五指。团首长命令我带领第1连到敌人设防的侧鱼镇、老爷庙一线进行夜间袭扰。我们摸到敌人阵地前，又是投弹，又是打枪。敌人疑为我军主力发动进攻，不停地打枪打炮进行还击，一夜不得安宁。
完成任务后，我们回到驻地休息。连续行军作战，加上晚上的夜袭行动，我和战士们都很疲劳，一躺在老乡为我们烧得热腾腾的土炕上，就很快入睡了。睡梦中，突然听见枪响，我机警地一骨碌站起来，穿好军装，抓起手枪就赶紧带领战士们集合。原来，日本兵也给我们来了一次偷袭。在警戒部队掩护下，我们按预定计划有秩序地转移到集合地点。团长徐深吉清查各营已到齐，指挥部队在拂晓前进入预定的新阵地。上午8时左右，陈再道副旅长来到我们团，在他直接指挥下，我团进行运动防御，继续阻击西进的日军，，这次战斗后，我129师以386旅772团为主在七亘村地区两次伏击日军，都取得了胜利，狠狠打击了日军。
打一仗，进一步。10月底，我由1营调2营任机枪连连长。时日军109师团经昔阳向榆次进犯，该师团135联队1个大队将由九龙关进犯昔阳。刘伯承师长分析说：敌人如果到昔阳，就必然要经过昔阳以东的南、北界都和黄崖底。黄崖底是两侧绝壁下的一条河谷，便于埋伏部队。他当即决定在这一带设伏，并决定让我们771团参加打这一仗。刘师长把指挥所设在黄崖底附近的一个山顶后侧，可用望远镜清楚地观察到黄崖底河谷。
11月1日，我们771团参战部队进入阵地，于黄崖底以南风居村设伏。772团于黄崖底以东巩家庄一带高地设伏。
2日，骄横的日军第109师团的1个大队约700余人趾高气扬大摇大摆地开进黄崖底河谷。待敌人大部进入伏击区后，刘师长下令开火。我们机枪连和兄弟伏击部队率先向敌人射击，敌人在一座庙旁集结，用炮掩护步兵向我冲锋。刘师长用电话指挥我迫击炮部队猛烈还击，几十发炮弹落在敌人阵地上，敌炮被我摧毁。日军又向我团发起第二次冲锋，刚爬到半山腰，就被我们打下山去。
771团主力大部埋伏在高地上，只有几条羊肠小道通向河谷，不便向敌阵地发起冲击。刘师长下令：“集中全部火力，猛烈杀伤敌人!”全团的迫击炮猛烈轰击敌人，我指挥全连的重机枪一起开火，向敌持续射击20分钟，将敌大部歼灭，随即迅速撤出战斗。这次伏击战，我团以伤亡30余人的代价，击毙日军300余人，缴获战马200多匹、步枪百余枝、电台1部。
有的同志觉得这一仗打得还不过瘾，说：“受地形限制，没有把鬼子全部歼灭。要不然更痛快。”刘师长说：“我们用火力大量杀伤了敌人的有生力量，是个大胜利呀!”
我们771团继黄崖底伏击战之后，奉命与772团、769团及115师主力，再次设伏于广阳、户封地区，又给了由沾尚镇、旧关西犯之日军第20师团另一个联队以沉重打击。仅我们师3个团就毙伤日军250余人。此战，771团毙伤日军百余人，缴获机枪2挺、步枪20余枝、掷弹筒2个；我伤亡40余人，一营营长吴宗先负重伤，三营教导员张明建壮烈牺牲。
在不到一个星期内，八路军第129师在黄崖底、广阳、户封等地连续3次成功地伏击了日军，刘伯承师长把这3次战斗称为：“重叠的设伏”。
太原失守后，华北的国民党军队大部分溃败，逃往山西南部中条山区和黄河以南。惟有八路军在华北坚持独立自主的山地和平原游击战争抗击日寇。我们771团兵分3路深入敌人后方，开展群众工作和游击战争，破击同蒲铁路，积极打击敌人，都取得了一些胜利。
771团在敌后的战果和行动，引起了太谷城内日军的警觉。
11月26日拂晓，太谷城日军出动步兵500多人，骑兵百余人，炮6门，汽车2辆，向驻守范村的我团第2营进犯。徐深吉团长遵照刘伯承师长在全师干部会议上提出的战术原则，即对劣势兵力的敌人，集中兵力打歼灭战；对优势兵力的敌人，以少数部队打消耗战。据此，团首长决定以1个连的兵力打消耗战，拖住敌人为主力部队寻机歼敌创造条件；确定2营主力由范村撤至东面山梁上待机，如果敌人上山，相机打击敌人；如果敌人不上山，则由8连对敌进行运动防御，诱敌进山沟，打消耗战。具体部署：以1个排正面诱敌深入，近距离突然开火，杀伤敌人，待敌还击时，就隐蔽撤退，占领新阵地，如此反复，一步一步地牵着敌人的鼻子往里走；另外2个排分成多个战斗小组，埋伏在敌人前进道路左侧的山坡上，以冷枪杀伤敌人。
上午9时许，敌步、骑、炮兵600余人，成一路纵队向范村开来，气焰嚣张，也不派侦察警戒，如人无人之境。这时我8连1排1班已在范村西北阵地待机。当敌距我1班约200米左右时，一个排子枪打过去，撂倒四五个日本兵。敌迅速散开还击，没敢发起冲锋。
这时，日军骑兵约五六十人开始向范村村南前进，估计他们可能迂回范村。我1班立即隐蔽地从范村村边撤至村东占领新的阵地。敌见我没有还击，便一边打枪，一边向村里搜索前进。当敌前进至村东一里多地的小山嘴前，我1排2班、3班突然开火，步枪、机枪一起射击，又撂倒十几个日本兵。敌再次向我猛烈还击，敌骑兵闻声也从村南赶来。这时，我2班、3班已隐蔽地撤至1班新阵地。敌军见我军无动静，便又开始前进。我早已隐伏在范村北面山坡上的8连2班、3排的各个战斗小组抓住战机，从各个侧面侧击敌人，不但使日军先头部队遭到重创，连他们的后续部队也没逃脱挨打的厄运。
战斗到下午3时，日军无心恋战，收拾尸体，带着伤兵，开始撤退。我各战斗小组继续侧击，正面诱敌深人的1排立即转为跟踪追击，一直把鬼子追回范村，敌人慌忙将伤兵和尸体运回了太谷城。
这次战斗持续了6个小时，打死打伤日军100余人，击毁军车1辆。敌人打炮200余发，我部无一伤亡。喜讯传开，军民振奋，很受鼓舞。
刘伯承师长看到范村的战斗报告，称赞我771团2营打得好。并对这一仗的打法，做了一个十分形象的总结说：“这叫作'麻雀战’。”他还说：“这是771团发明的，是771团的成功作品。”“麻雀战”这个军事用语，就这样诞生了。
“麻雀战”，威力大。我们在抗战初期利用敌人骄横狂妄不可一世的麻痹心理，放手进行游击战争，仅一个多月的时间，开辟根据地的工作就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人民群众发动起来了，地方政权、群众组织、人民武装都逐步地建立起来了，大批青壮年踊跃报名参军参战，我们一个团很快就扩充到3853人。部队新战士补充得多，最缺的是枪支弹药。我们主要靠战斗歼灭敌人，缴获敌人的武器来武装自己，正如抗战期间我们广为传唱的《游击队歌》所唱的那样：“没有吃，没有穿，自有那敌人送上前；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
记得那是粉碎敌人对我晋东南根据地九路围攻战斗后的第二天，朱德总司令路过771团。他问我们团长：深吉同志，771团现在有多少人?徐团长报告说：有3853人，但三分之一以上用的武器是长矛。朱总司令充分肯定说：有人就好办，经常保持这样满员就好，去向日本人要枪。说完，总司令喝了一茶缸水就走了。听了徐团长的传达，大家对开展游击战的信心更足了。
后来，我们在与日军作战中，同时创造了“跳蚤战”、“蜜蜂战”、“麻雀战”、“拉锯战”、“飞行神枪手战”等十多种游击战战法；冀中平原的八路军还和群众一起因地制宜创造了“地雷战”、“地道战”等新战法，给了日伪军以沉重的打击，胜利地坚持了敌后抗日游击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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