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击游击，又游又击”
我129师取得反日军“九路围攻”斗争胜利的经验证明，日军虽有机动方便的条件，但兵力有限，不敷分配，占了城镇，控制不了乡村，顾了前面，顾不了后面。我军依托广大乡村，分散游击，与敌周旋，零敲碎打，避实击虚，变被动为主动，弄得敌人疲于奔命，捉襟见肘。久而久之，敌人经不起兵员、物力的消耗，只得结束“扫荡”，仓皇撤走，天下还是我们的。由此可见，平原游击战争大有文章可做，毛主席关于“发展平原游击战争”的指示是完全正确的。
抗日战争初期和相持阶段的斗争实践告诉我们，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在冀南平原地区，我军要想保存自己消灭敌人，最有效的战法就是坚持游击战。这是我八路军将士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经验总结，也是以小打大、以弱胜强、克敌制胜的法宝。
游击战，顾名思义，游即是走，击就是打。刘伯承师长说：“所谓游击战，是使用小的队伍，少至几人，多至几百人的队伍，在敌军后方活动的”。“要游要击，并使游与击相互配合”。
那时，我们没有装备车辆，别说摩托化、机械化，就连仅有的几匹战马，因为容易暴露目标，也“精简”掉了。八路军的武器装备大都还是小米加步枪，行军主要靠两条腿。我们正年轻，人人都练出了一副铁脚板，一双飞毛腿，一夜走下来，走个百十里路不在话下。
走，是为了更好地打。我八路军真正是掌握了走与打的辩证法，这是游击战的真谛。在漫漫夜幕掩护下，我们时而向东，时而向西，有时在北，有时在南，声东击西，神出鬼没，敌人也不知道我们的确实住处和行动目标，被我军牵着鼻子走，弄得日军晕头转向，打得敌人魂飞胆丧。
但是，逃跑到大后方的国民党军却不懂我军的战法，在—边指手画脚，评头品足，胡说什么八路军的游击战是“游而不击”。这实在是一派胡言。在我亲身经历的八年艰苦抗战中，我们是天天在“游”，也天天在“击”，走打结合，边走边打，才使敌人在我军游击战中不断损兵折将，是游击战打出了敌后平原作战的辉煌战果。
据不完全统计，仅陈赓任386旅旅长的两年间，我们这支部队先后对日伪军作战210多次，以灵活的游击战战略战术，大量消灭日伪军，给侵略者以沉重的打击和震撼。所以，当时“扫荡”的日军装甲车外专门贴上“专打386旅”的标语。美国驻华武官卡尔逊上校到晋东南视察后，称赞说：“386旅是中国最好的一个旅!”后任太岳纵队司令员的陈赓首长，在指挥太岳军民反“扫荡”作战中，一举歼灭日本“皇军观战团”，击毙服部直臣少将和6名大佐，极大地震惊了日本朝野。所以，日本军国主义者一提到陈赓的名字，就咬牙切齿，不寒而栗。
同年6月，我771团奉命东进冀南，与先期到达冀南的徐向前副师长率领的第769团、689团及由陈再道司令员、宋任穷政委率领的挺进纵队会合，共同打击日伪军，消灭顽军、伪组织和土匪，收编游杂武装，巩固和发展冀南抗日根据地。7月，邓小平政委决定，第771团与几支游击武装合编为“八路军青年抗日游击纵队”，原“青纵”司令段海洲仍任司令员，徐深吉任副司令员，李聚奎任政委，第771团的番号仍保留。随着部队的扩大，我于8月被任命为第771团特务营营长。
特务营系原河北民军起义过来的，官兵的成分比较复杂，其中还混入了一些地痞、流氓。我和教导员苏明(起义部队中的地下党员)、副教导员田涛逐个找干部、战士谈话，从近600多人中，筛选出了200多名铁心跟共产党打鬼子的同志。经过整顿，人员数量减少了，战斗力却提高了，我与营的其他干部十分重视加强新建特务营的全面建设，从老连队调来一批党员和老战士做骨干，健全组织，开展政治工作，严格组织纪律，抓紧战术技术训练，迅速提高了部队素质和战斗力。
1939年2月，我调任第771团第2营营长，率部参加了冀南地区多次反“扫荡”。这时日军3万多人由平汉、津浦两线，分11路对冀南进行大规模“扫荡”，侵占冀南所有县城和重要集镇，实行分割、封锁、“扫荡”，妄图摧毁抗日根据地。根据上级的指示，在白天避开大股敌人，注意消灭分散活动的小股敌人；在夜间，则利用夜暗积极活动，袭扰敌人，消耗敌人，限制敌人于点线内，以控制广大农村，从而坚持平原抗日根据地。
6月9日，我带领2营在巨鹿城北一带活动，获悉日军100余人乘4辆汽车外出“扫荡”，就在敌必经之地北无尘设伏，当场毙伤敌40余人，击毁汽车2辆，缴获轻机枪2挺、掷弹筒2个、步枪20余枝。等到日军援军闻讯赶来时，我已带领部队胜利回撤。在半年多的日引司里，频繁的反“扫荡”作战，使2营得到很大的锻炼，能攻善守，战斗·力有很大提高，全营多次受到上级的表扬。
进入9月份，夏去秋来，冀南大地一片金黄，这是一个丰收的季节。我们发现，盘踞在巨鹿、新河、宁晋等地的日军正在换防，每天有三五辆满载日军的汽车来往于巨鹿、新河之间，气势十分猖狂。
“青纵”徐深吉副司令员认为，这是打击日军的极好战机，决定771团在新河至巨鹿公路上东、西凌石屯之间伏击。我率所属5个连的干部到现场侦察，区分任务，研究打法。决定2营和3营主力埋伏在公路东侧，担任主要突击任务；3营另两个连埋伏在公路西侧西凌石屯村边，准备歼灭向西逃窜之敌；1营埋伏于凌石屯村以南六七卫的老虎张庄，放巨鹿之敌北上，由团主力负责歼灭；如果巨鹿城内之敌向凌石屯村增援，就将其消灭或击溃，以掩护团主力完成歼敌任务。
9月15日凌晨，雨后初睛，天上的星星格外明亮。部队很快到达伏击地点——巨鹿至新河公路上的凌石屯村。我率2营埋伏在公路东侧，第3营主力埋伏在公路西侧。公路从东、西凌石屯村之间穿过，公路旁的打谷场上堆放着大量的高梁秆和谷草，为部队隐蔽埋伏提供了有利条件。
天放亮了，村里的老乡早起准备打谷子，见部队埋伏在谷草堆后面，知道是打埋伏，就不打谷子厂，还主动帮助八路军进行伪装。
太阳升起来了，晒得战上们直流汗，但大家坚持埋伏在草堆后面，一动也不动，一直等到上午11点，仍未见日军来：我估计敌人可能下午来，便命令部队要耐心隐蔽，切勿松劲。
13时许，隐隐听到南而有汽车马达的声音·、我轻声地叮嘱各连长：“敌人的汽车已经开过来了，大家准备战斗!”
汽车声音越来越响，战士们一个个精神振奋，斗志昂扬，手榴弹拧松了盖子，重机枪压上厂子弹带，步枪上了刺刀。
日军越来越近，战士们瞪大眼睛，紧盯着接近的日军汽车。日军3辆汽车相距六七十米，以每小时三四十公里的速度，向我埋伏地段开进。
为使日军无还手之力，我要求当敌接近时，射手们以几挺机关枪瞄准一辆汽车打，一举将敌人消灭在车厢里。
很快，敌人3辆汽车进入了我们伏击地段内。吴成忠团长高喊一声：“打!”顷刻间，我指挥2营各连一起向敌人开火，敌人死的死，伤的伤，残敌滚下午来，企图在两边道沟里逃命。
哪知头两天下过大雨，道沟里虽没有明水，但淤泥似胶，逃敌鞋子和衣服全粘上了泥巴，跑不动，也爬不出来，有的被打死，有的被活捉。有十几个鬼子兵丢掉武器弹药，脱掉满身泥污的衣裤，光着身子拼命南逃，结果又进入了1营伏击圈。最后只剩下一个光着屁股的鬼子兵逃到巨鹿城。
企图钻进路边青纱帐里的日军，也就被我神枪手一枪个，全部击毙。
这时，公路上的3辆汽车变成了3个飞腾的火团和烟柱，熊熊燃烧，浓烟滚滚。
整个战斗只用了1个多小时，歼灭日军70余人，缴获重机枪1挺、轻机枪2挺、步枪50余枝、掷弹筒3个、弹药1万余发、战刀3把，击毁汽车3辆。
这次战斗共俘获日军12名，除2名轻伤外，其余都是重伤，当夜死了3人，剩下7人经过军医清洗伤口、上药包扎好，换上我军衣服，带上传单、宣传品，于当晚送回巨鹿城外让敌人收容，对2名负轻伤的俘虏，经过宣传教育后来也释放了。
日军的报复性很大，每次吃了败仗后，总要进行烧、杀报复。这一次日军失利后，巨鹿之敌再次纠集在一起，打算血洗凌石屯村，但打开城门之后，见到我军送回的7名伤兵躺在木板床上，身穿八路军军服，伤口包扎得好好的，身边还放有食品和传单。日军中队长也不得不说：“八路军对俘虏大大的好!”于是，来到凌石屯村放了一阵枪后，就返回巨鹿城去了，没有放火烧房屋。这证明，我军的俘虏政策还是有效的，影响是很好的。
1939年冬到1940年春，国民党顽固派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蒋介石主持召开的国民党五届六中全会，确定采取军事为主的反共方针，相继派兵进攻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边等抗日根据地，破坏抗日民主政权，杀害抗日军民。刘、邓首长遵照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和八路军总部命令，决定集中13个团的兵力，在乎汉路西发起磁(县)武(安)涉(县)林(县)战役，打击进攻太行抗日根据地的国民党军第97军朱怀冰部。我所在的第771团奉命参加这次战役，由冀南赶赴平汉路西武安县阳邑镇地区待命。
在战役发起的前一天，即3月4日，邓小平政委到阳邑镇看望了第771团干部战士，并向排以上干部讲了话。他首先对从冀南昼夜兼程赶到太行来参战的771团指战员，表示亲切的慰问。
他说，第771团是由老红军改编的主力部队之一，保持和发扬了红军的光荣传统，战斗作风英勇顽强，敢于打硬仗、打恶仗，党指到哪里，你们就打到哪里，不论在山地还是在平原都能征善战，打击日伪军，铲除伪政权，为创建和发展太行、冀南抗日根据地，战功卓著。如今，国民党顽固派破坏抗战，制造“磨擦”，杀害我地方干部，袭击我分散部队人员和后方机关，形成了我们八路军在前面十丁日本、后面遭国民党顽军袭击，前面打虎、后面进狼的局面，实在是忍无可忍。为了坚持抗战，改变我军腹背受敌的状况，我们必须遵循党中央、毛主席确定的“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原则和八路军总部命令，坚决进行武装自卫。
大家听了邓政委的讲话后，深受教育和鼓舞，对整个形势和对这次战役的意义认识得更清楚了。
战役于3月5日发起。我率全营在第771团的编成内，和兄弟部队一起，向顽军发动了猛攻。仅用4天时间，就歼顽军1万余名，缴获轻重机枪110余挺、炮5门、步枪4000余枝，迫使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同八路军进行谈判，达成停战协议。国民党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被彻底打退。
1940年6月，第129师部队整编，原青年游击纵队在山西省榆社县城整编为新编第4旅，第771团番号不变，归新4旅建制。我仍任771团第2营营长。整编后，新4旅奉命开赴冀南，7月上旬到达巨鹿地区。此时，国民党消极抗战、积极反共、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虽被粉碎，但投降倾向依然很严重。特别是在冀南的第39集团军石友二部，借着日军对抗日根据地“扫荡”之机，于6月下旬重新占领由八路军控制的濮阳、清丰、观城和范县等地区，企图建立反共基地，隔断华北和华中、山东抗日根据地的联系。据此，八路军总部和第129师首长指示，在冀南举行反顽作战。我参加了这次作战，率领全营在上级的统一指挥下，多次参与痛击、围歼顽军，多方揭露石友三勾结日寇的叛国罪行。反顽作战的胜利，有效地改善了冀南和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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