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极反对共产党义又最害怕共产党1
一九四六年十月一日，军统局改组为国防部保密局，蒋介石派郑为局长，毛人风为副局长。正式编制发下以后，组织、人事、经费等都比军统局时期大为缩减，不到以前的三分之一。军委会结束，改组为国防部，各厅局部在七月间先后成立，郑介民的第二厅厅长也在那时发表，而保密局却拖了三个多月才决定下来。郑介民对这个改头换面新成立的特务机构，是极力主张紧缩的。他对戴笠那种不受编制和经费约束乱来的作风一向反对，戴在世时他管不了，戴死后要他来顶这个破摊子，他感到无法维持，不能不管。
郑从北平回到重庆，在军统局准备迁往南京之前，曾召集军统各部门负责人开会。他在会上强调今后军统工作是和共产党作斗争，必须有精明强干的人才能担负起这项重大任务，所以宁可少些但要精干一些，目标不宜太大。他在会上还提到朱德总司令早有电报要蒋介石撤销一切特务机关，为了不增加蒋介石的困难，应主动提出“汰弱留强”和“紧缩开支”的办法，并且一定要把工作做好。当时以毛人风为首的军统各单位负责人，都希望能保持原来的庞大机构和众多人员，所以他针对这个问题提出这些意见。
郑介民在北平期间，他的国防部二厅厅长的职务先后由侯腾和龚愚代理，保密局局长则由毛人凤代理。一九四六年六月以后，他经常回到南京，照例只召集两个单位的负责人开开会，简单讲讲他在军调部工作的情况。他一贯诬蔑中共，企图掩饰蒋介石“假和谈，真备战”的阴谋。他多次举出国民党的一个组员在宴城被流弹击毙的事，作为中共不守信用枪杀军调部调处小组国民党人员的例子，对中共进行诽谤。
当蒋介石发动大规模内战的部署已经完成时，军调部工作停顿下来，郑把参谋长蔡文治留在北平，自己坐着飞机回南京。蒋介石交给他“恢复铁路交通”的任务没有完成，受到蒋介石的严厉责备之后，他对中共更加仇恨。一九四七年，郑主持保密局对各地中共地下党的迫害，达到了空前的程度。他几乎把大部分精力用在这方面，以发泄他对中共的愤恨和配合蒋介石的军事进攻。
这年九月初，保密局北平站发现中共北平地下党组织和电台的线索，郑介民和毛人风研究之后，立即派保密局行动处（主管侦防、行动、策反、心战等）处长叶翔之赶到北平，主持破坏工作。叶到平后，以案情重大涉及保定绥靖公署许多高级人员，郑便立刻亲自飞到北平指挥工作。
由于这一案件的发展，以后又在西安、兰州等处破坏了电台，逮捕了十多位中共地下工作人员，还在东北也破坏了一处地下党组织。
郑对这次破坏极感兴奋，除随时向蒋介石报告外，并连续在保密局召集大特务们开会研究，认为这是最得意的大事。他强调今后为了配合前方军事进攻，对后方活动的中共党组织必须用全力来进行破坏，以安定后方秩序。他最感兴趣的是搜查出来的中共地下电台。他在没有看到以前，曾断定这些地下电台一定是苏联供给中共专作秘密活动的新型电台，很不容易侦测出来。当特务们把搜获的文件和电台送到南京后，他急于要看一看，结果使他大出意外，这些电台不但不是苏联制造的什么新型秘密电台，而且做得很粗糙。他看了以后，先是用讽刺的口吻说：“这些东西我们早就扔到垃圾箱里去了，他们还当作宝贝在使用。”等他翻过一些档案材料之后，他又改口说：“用这样的电台能做出这么多的工作，真不简单，这是人家比我们强的地方。”
同年十一月间，军统在上海破坏中共的一个补给机构，也是郑亲自赶去指挥的。
这一事件的经过大致上是这样：军统派在第一绥靖区司令部第二处的特务们，
在苏北射阳口检查来往船只时，发现一只可疑的木船，装了一些禁止运往苏北解放区的物资。特务们将全船人员扣留，在细密搜查和酷刑逼供下，知道这是与中共地下补给单位有关系，除继续搜寻线索外，并向保密局报告。毛人凤马上把这一情况告诉郑介民，郑便亲拟电稿，指示该处处长蒋剑民务必追出有关人员，扩大破坏。蒋剑民对被捕人员多方威逼利诱之后，有一人动摇叛变，供出了上级领导机关设在上海，但不知详细地点，只了解接头办法。郑得报后，即嘱蒋将该叛徒带往上海。
他自己也连夜赶去，召集在上海的大特务淞沪警备司令部稽查处长陶一珊，保密局上海站长刘芳雄，以及在上海市警察局工作的张师等密商选派精干特务，会同蒋剑民在上海搜捕中共地下工作人员。第二天，蒋剑民带着那个叛徒和几个特务来到上海，郑立即接见了他，并叫他和陶一珊等密切配合。在郑亲自领导下，先将中共设在上海的后勤补给总站破坏，总站长冯伯昌。柳明等二十余人被捕，抄出大批文件和存在仓库中的布匹一千多匹，颜料几十桶以及许多其他物资，并在吴淞口外查出一艘小火轮和物资。
当陶一珊、蒋剑民等兴高采烈地认为收获不少的时候，郑却认为这不够，必须“趁热打铁”继续猛打穷追。结果又在上海XX路破坏了中共华中局、苏皖边区政府、华中银行等单位设在上海的联合办事处，又搜捕了十多人。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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