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缨入朝
一九五○年，朝鲜战争爆发。
十月十九日，彭德怀司令员率领第一批志愿军开赴朝鲜，同朝鲜人民并肩作战，连续发动了四次战役，沉重地打击了美国和南韩军队的嚣张气焰。
紧接着，党中央、中央军委又决定组建志愿军第三兵团、第十九兵团及炮兵部队入朝参战。
这一时期，我军正以团为单位，分散于川、滇、黔、康边境七个军分区范围内，纵横共约五百公里的地区，执行剿匪任务。
二野部队南下西南地区后，为了加强地方党政建设，多数部队都兼了地方军区或警备区的任务。四兵团兼云南军区，十三军兼开远军区，十四军兼滇西军区。但十五军没有兼任建设地方武装或党政机关的任务，完全还是野战结构，保持着灵活机动的战斗性能，全力投入剿匪。第一批入朝作战部队的胜利消息传过来，十五军的干部战士一方面很受鼓舞，另一方面心里也痒痒。
我们这支部队，是从战斗中诞生的，也是在战斗中成长的，更是在战斗中壮大的。从无到有，从小到大，都是一个“打”字贯穿始终。打败了日本鬼子，又打跑了蒋介石，西南解放后，十五军虽然一直担负着剿匪任务，但随着我军一遍又一遍地扫荡，股匪眼看已剩无几，再这样剿下去，用不了多久部队就无仗可打了，大家心里难免有些失落感。尤其是师、团指挥员们，一二十年来绷的都是战争弦，骤然松弛，和平气息扑面而来，反而有些不知所措。一听说要组建第二批志愿军入朝参战，大家的情绪一下就上来了。
十月二十九日，中共中央西南局在重庆召开会议，有抽调部队入朝这项议程。我也参加了会议。
在会议之前，我已经得到消息，西南局已经内定我为西南公安军司令员，指挥包括十五军三个师在内的五个满员师。公安军司令部设在重庆。若论安居乐业，这是一个美差。但是朝鲜那边打得不可开交，作为一个戎马半生的军人，岂可等闲视之，安享太平？
我当时的想法是，个人进退去留由组织分配。我当不当司令员，部队改不改公安军，都听组织的。但是，眼下还得争取入朝参战，打走了美国佬之后，回来一切都好说。听说我想请缨，三位师长都给我打电话，表示支持。
在这次会上，我便恳切地请求批准十五军入朝参战。
我的理由有两条，一是十五军干部战士有要求，军心正旺，士气正高，而且十五军始终在剿匪，战斗的弦还绷得很紧，战争弯子转得快；二是十五军没有兼负建设地方政权和地方武装的任务，完全是野战结构，机动性强，说走就能走，说打就能打，没有拖泥带水的羁绊。
但这件事在当天没能定下来。
会上，我慷慨陈词，请缨出征。会后，我又找到兵团政委谢富治，好话也说，硬话也说，请他帮忙。
这一招很快奏效了，谢富治在第二夭讨论时发言说：“我看老秦的意见有道理，十五军没有地方任务，可以考虑去朝鲜。”
他这么一说，就把僵局打破了，最后邓小平同志终于拍板：“好，十五军去！”
任务是请下来了，但这只是一个预先号令。什么时候入朝，这次会议并没有明确，中央也没有明确指示。部队于是在等待中积极地做着入朝准备。
也就是在这二时期，刘伯承同志受毛泽东主席和中央军委的委托，在南京筹办的军事学院即将开学。
刘伯承是二野的重要缔造人之一，是我们的老司令员，他本人一贯严于律己，对部下也是一贯严格要求。国内战争结束了，刘帅办校的夙愿也终于实现了，他要求二野部队的指挥员，上至兵团司令员，下到团长，全部入学，好好地总结一下近年来作战的经验教训，系统地接受战役理论教育。
一九五○年十一月下旬，我带领本军十几名师、团长从重庆乘飞机赶到南京，参加了南京军事学院开学典礼，部队交给各级政治委员和副职掌握，继续做好人朝准备工作。
入校后，我被分在速成系。这个系的学员都是兵团和军级指挥员，又称高级系。教员有我们自己的，也有国民党被俘军官或起义军官，还有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的教官。
这是我第一次走进如此正规、如此肃穆的教室里听课，开始难免有点心猿意马。打了一辈子仗，习惯了上马纵横驰骋、下马摸爬滚打的战斗生活，乍一坐进教室，缩手缩脚，很不自在。有些理论，放在地图上、沙盘上我们可以说了如指掌，一旦形成系统理论，这个术语，那个概念，这个数据，那个论点，搅在一起就被弄糊涂了。
刘伯承院长不仅严格要求，而且管得细致，学习不好的那是一点也不客气，不管你是老部下还是什么人，也不管你有多高的职务，点名站起来批评。
我也有好几次被教员提问槁得十分紧张，好在我的班长是杨勇同志，他是初中毕业生，学习起来相对要进步快些，每当我被提问难住时，他就在下面小声嘀咕，给我通报答案，所以我很少当众出洋相。
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像我这样走运，有一个好的学习班长。有些学员自己答不出来，班长也答不上来，一熊就被熊一窝，以致于有的同志不服气，背地里骂那些被俘的原国民党军官教员：“妈的，打败仗的教打胜仗的。”
更有甚者，有人当面顶撞旧军官教员：“谁的不对？老子当初就是这样打的，不是照样把你们俘虏了吗？”
虽然在课堂上也能过关，但我有自知之明，下课之后，我一定要找比我学得好的同志帮我补课。听课时，只要能记下来的，我一定要记下，记不下来的，下课之后借杨勇的笔记抄下来，反复研读。
军事学院学了三个月，使我开了眼界，明白了许多东西。
过去有许多仗，打得顺手，打胜了，一靠上级决心正确，二靠部队顽强。当然也靠我们各级指挥员的灵活调度。我们有实战经验，有对战场动态和敌情的敏感嗅觉，有把握瞬息万变的战场形势的驾驭能力，也有对付突变的快速反应能力。从战争中走过来的我军多数指挥员都是具备以上能力的。战争年代是条件不行，我们只能边打边学，从战争中学习战争，以感性的经验指导战争，也创造了不少优秀的战例，甚至体现了高超的指挥艺术，但那毕竟有许多成份是跟着感觉走。
如今有了学校，有了教室，战争被关到窗外了，我们能够暂时抽出身来超然于外，转过身，低下头去俯瞰战争，剖析战争，系统地理出个一二三四，找出个优劣长短，是非常必要的。对于指挥员尤其是不愿停止战斗的指挥员来说，目光仅停留在”胜利”这两个字上还是不够的，他还要进一步思考那一仗是怎么胜的？当初选择的那个方案是否就算是最佳方案？如果换一种打法，会不会更圆满，会不会伤亡更小，歼敌更多，对整个战局影响更大？
我的认识是明确的，所以学习起来就特别上心。
三个月的学习时间虽然短暂，但我十分珍惜，也十分怀念。虽然没能把那几本厚厚的教程啃完，但是那种学习气氛，那如饥似渴的学习劲头，那热烈而新鲜的讨论话题，使我的思路很受启发。
学习期间，我们也曾闹过一次小小的“学生运动”，主要是反映伙食问题，不是因为伙食差了，而是因为伙食太好了，好得让人咽不下去。
那时候，新中国刚刚成立，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都还很差，但我们的生活很好。用苏联专家的话说：“你们都是高级将领，营养差了不行。”我们每天上午上四小时课，中间还送糕点牛奶。俄罗斯是“食肉民族”，苏联专家也坚持多让我们吃牛肉。
国内有好多地方连饭都吃不炮，天天让我们喝牛奶吃牛肉，实在有点咽不下去。
我们把意见反映上去，后来刘伯承同志发话了，说中国的情况跟苏联不一样，我们吃不了那么多肉，牛奶喝不来。这才降低了伙食标准，省下一笔经费，用在教学上。
我们在军事学院学习期间，朝鲜战场的形势也有了很大进展，彭老总指挥第一批入朝志愿军，连续发动四次战役，给仁川登陆后嚣张不可一世的美国军队及其盟军劈脸一记耳光。为了乘胜进击，扩大战果，彭老总要求第二批志愿军尽快入朝。
十五军于五○年十一月底接到北上命令。
十二月十八日，西南军区发布命令，正辗转于滇东北剿匪的第四十三师脱离十五军建制，留在云南建设昭通军分区，归云南军区领导。将第二十九师编入十五军序列。
为了加强力量，西南军区又调炮兵第九团配属十五军，并命令四十四师、四十五师各组建一个炮兵营。
一九五一年一月十日，十五军首长致电四十三师：“你们师在滇担任边防任务，不便抽出。⋯⋯四十三师为我军建军以来之骨干部队，对军之成长发展与壮大起到了很大作用，因此，特向四十三师致以敬意⋯⋯”从此，第四十三师即正式脱离十五军的建制。
从个人感情上讲，把四十三师留在云南，我是有点舍不得的。这个师在十五军建制内历史最老，前身是太行军区独一旅。进入解放战争以来，他们打了不少硬仗、苦仗。这次入滇，匪患嚣张，四十三师又是首当其冲，披荆斩棘，使土匪闻风丧胆。从作战出发，我很希望十五军齐装满员入朝，因为干部熟悉，特点熟悉，调度起来心中有数。但因他们肩负剿匪重任，机动起来有一定的难度，所以西南军区用二十九师换下四十三师。对此，我完全理解，并坚决拥护。
二十九师也是一支有着光荣传统的部队，在此后的朝鲜战场上，他们很快就融入十五军中，浑然一体，战斗作风同样过硬，使我深感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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