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学习班圆满结束
外交部举办的培训班，从最早到的学员袁仲贤、王幼平等算起，于1949年11月初开班，到1950年7月圆满结束，共8个多月。参加培训的全体同志不仅学习领会了新中国外交的大政方针，武装了头脑，并初步掌握了从事外交工作的各种业务知识、技能，有了底气；而且原先存在的一些顾虑，如将军们不会外文怕“当不好大使”，特别是女同志们不愿意当“专职夫人”，都得到了化解。在学习班结束后，他们都以崭新的面貌，满怀信心地奔赴外交前线。
新中国外交坚持独立自主，不搞下跪外交，自然没有平坦大道可走。正是这些将军大使，和筹建外交部时就已调来的曾在延安做外事工作和在蒋管区曾随周总理做统战工作的同志们，以及随后从部队和地方新调来的其他外交干部们，作为新中国的第一代外交战士，在毛主席和周总理以及稍后还有陈毅副总理兼外交部长的指引下，开创了新中国的新型外交，为今日中国外交事业的辉煌奠定了基础。女同志的烦恼烟消云散
培训班开始，有位领导同志讲话中提到，女同志到使馆后，不要分配什么工作了，学习外文，配合外交官，参加对外活动就可以了；在外交场合，称你们为夫人，华侨叫你们太太，你们不要忌讳，这是革命的需要。他这一说，可就捅了马蜂窝了。因为，女同志们一听，感到十分不顺耳，立刻就不干了。说，我们是为了革命、为了工作而来的，怎么是去当夫人、太太呢？于是，就闹起来，有些家庭还为此吵着闹离婚。
于是就在住地开起了女同志紧急会议，大家慷慨激昂，满腹怨气，坚决反对当夫人、太太，表示如不分配工作就不出国。因为朱霖和王珍（韩念龙夫人）1948年9月作为二野和三野的代表，参加过在西柏坡召开的全国各根据地妇女大会。因此，大家当场推举她俩为代表，到部办公厅去见王炳南主任反映意见，并提出一定要见兼外长的周总理。
在女同志会上，朱霖作了发言。她说，我们参加革命，就是为翻身解放，经过党多年的教育，一心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解放了，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召开了，妇女代表大会也召开了，提出了妇女彻底解放，对我们是极大的鼓舞和深刻的教育。进城后，决心要干一番事业，迫切希望为国家建设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现在，却让我们去当夫人，当附属品，那对我们简直是罪恶，是侮辱！对不起党的培养，也对不起我们家。说到这里，朱霖的眼里噙着泪花。她动情地讲起，自从1937年参加革命，解放后第一次回家，见到二叔爷，说：“爷爷，我回来了！”二叔爷说：“好！我儿木兰从军一十二载呀！”朱霖擦了擦眼睛，继续说，再则，我也对不起根据地的老百姓啊。他们见到我们妇女干部、战士，总是竖起大拇哥。另外，到了外交部，看到有些年轻女翻译，她们是堂堂正正地工作。我们不懂外文，只能当夫人，叫我们脸面往哪儿放嘛！
调干党支部觉得女同志们的意见应该重视，他们也向部领导作了反映。黄镇对王炳南说，这些女干部是经过战争考验的，如果弄得不好，她们真敢不出国。离婚的事，她们也是做得出来的。她们如果真要离婚，我们也没办法。王炳南表示，一定要把女同志的意见向周总理报告转达。
没过几天，邓颖超大姐就到培训班讲话。她开门见山地说：总理派我来告诉大家，外交是一条特殊的战线，“男女同工同酬，同工同名”，男同志能当外交官，女同志也能当外交官，男同志按职务级别拿多少工资，女同志也按职务级别拿多少工资，男、女同志是平等的，要安心学习，安心工作。听到这里，女同志们都松了一口气，热烈地、长时间地鼓起掌来。
邓大姐还特别讲到，在国外从事外交工作，人手少，任务重，事情多，出去后一定不要闹名誉地位。到了使馆，根据工作需要，叫干什么，就干什么，把工作搞好。到新的工作岗位后，你们会体会到与过去的工作、斗争完全不同，只有努力学习，才能完成任务。
邓大姐还现身说法，教育大家。她说，她在国民党统治区中共代表团工作时，也不习惯人家称她太太，还闹过笑话。有一次，人家来电话找周太太，她脑子还没有转过来，回答说我们这儿没有周太太；放下电话一想，他找谁呀？后来人家又来电话，才醒悟过来，找的就是自己。邓大姐说，为了工作需要，人家叫你太太就太太吧，不要忌讳。在外面，夫人地位高，因为是夫人、太太，人家不给下面官员讲的话，却给夫人、太太讲，因为他们觉得枕头边的话可以影响丈夫，这是个有利条件，做好这一工作对国家有利。出去后，环境特殊，人手少，什么工作都要做。我在中共代表团时，在内部也兼做过其他工作：做会计，熟悉了算盘，对数字计算有了锻炼，以后都用得着；有时帮助抄写、刻蜡版，趁机练了字，对党有利，对自己也有利嘛！何乐而不为呢？
最后，邓大姐要求大家，出国后一定要注意保持解放军的优良作风，不要邋遢，服饰要整齐、清洁、朴素、大方，这样人家才能尊敬你们。邓大姐说，她在大后方也是这样，要让人家看你的确是中共代表团的代表。你们出去，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新中国的外交人员。
女同志们听了邓大姐这番语重心长的话，个个心服口服，思想一下子就通了。男同志们听了也觉得很受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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