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写《红色的起点》，前前后后历时一年半。
党的诞生，用老人家的话来说，“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每当我徜徉在上海兴业路上，望着那幢用青砖与红砖相间砌成的李公馆——党的诞生地，在肃然起敬之余，我又感到困惑：这样“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为什么在漫长的七十年间，还没有一部长篇纪实文学细细描述?
作为上海作家协会的专业作家，占着“地利”优势，我在１９８８年冬开始着手这一题材的创作准备工作。
我进入“角色”之后，很快就发现，这一题材错综复杂，有许多“禁区”，特别是对一些重要的“一大”代表评价不一，所以造成多年来无人涉足这一重大题材进行创作。当我来到“一大”会址进行采访时，他们的第一句话，使我十分吃惊：“你们上海作家协会又来？！”
我一问，这才得知：在我之前，两位上海老作家早已注意这一重大的“上海题材”，先后到“一大”会址进行采访。
先是上海作家协会副主席、老作家于伶在５０年代进入这一创作领域。他当时遇到的最大难题是如何正确评价陈 独秀。陈 独秀是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写党的诞生，无法“绕”过陈 独秀。在５０年代，陈 独秀还戴着“中国托派领袖”、“右 倾机会主义头子”之类大帽子。不言而喻，于伶无法写作这一重大“上海题材”。
接着是上海作家协会的另一位副主席、老作家吴强在６０年代着手于这一重大“上海题材”。吴强除了遇上于伶同样的难题之外，还多了一道难题。当时，中苏两党正在展开“大论战”，而党是在共产国际、苏俄共 产 党的帮助下创建的。尽管赫鲁晓夫领导的苏联共 产 党并不等同于列宁领导的苏俄，但是，在当时中苏“LZ”的形势下，这一题材仍是“麻烦”甚多。不言而喻，吴强和于伶一样，在作了许多采访之后，也没有写出作品。
就创作才华和创作资历而言，作为后辈的我，远不如于伶和吴强。但是，我十分幸运的是，恰逢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对历史问题倡导实事求是的原则，使我有可能闯入这一久久难以涉足的创作领域。
我决定闯进这一在当时属于相当敏感的领域。在上海作家协会召开专业作家会议，汇报创作设想的时候，我提出了要写关于党在上海诞生的长篇纪实文学。
记得，老作家白桦说了一段发人深省的话。他说：
“小叶，我相信你写得出来，但是，未必能够出版。这是一个很难处理的大题材。有些问题很难办。比如，陈 独秀就很难处理。他是党的主要创始人。但是，现在说党是老人家谛造的。你能够如实地写吗?又如，共产国际怎么写?在当时，党确实是在共产国际的领导下成立的，党当时承认自己是共产国际之下的一个支部。后来，中S关系紧张了，批判所谓'老 子 党’，就不大提共 产国际了。如何评价共 产国际在党诞生过程中的作用，也是一道难题。再有，党成立之初，经费是共 产国际给的，这是事实。国民党攻击党是'拿卢布的党’，你又将如何对待?……”
我以为，白桦的意见，指出了《红色的起点》创作中的难点，是很值得参考的。
但是，我又以为，这些难点是可以解决的。特别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实事求是的原则得以发扬，许多历史遗留问题得以解决，相信关于“一大”的这些难点也能实事求是得以解决。
我一次次访问了上海“一大”会址纪念馆，得到了热情的帮助。从最初找到这一会址的沈之瑜，到现任馆长倪兴祥、支部书记许玉林，研究人员陈绍康、陈沛存、俞乐滨、任武雄，还有档案保管人员，都给我以鼓励、支持。
我专程前往北京，访问了九旬长者罗章龙、王会悟，也得到李书城夫人薛文淑及其子女，还有包惠僧夫人谢缙云的许多帮助。中国革命博物馆李俊臣同志研究“一大”多年，与我长谈，给予指点。中国人民大学杨云若教授是研究共产国际与关系的专家，正因病住院，她的丈夫林茂生教授陪我前去看望，答复了我许多疑难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李玉贞教授也给我以指教。
在所有的“一大”代表之中，惟刘仁静的资料最少。我求助于他的儿子刘威力，他逐一答复了我的有关问题。
我来到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与馆长于金良同志作了长谈，他非常详尽介绍了“一大”在南湖举行闭慕式的情况。
上海的九旬老人郑超麟，亲历早期活动，尤其是熟悉陈独秀的情况。我多次访问他，每一次他都不厌其烦给予答复。
上海市地名办公室、原大东旅社老职工孙少雄、复旦大学中文系陈光磊等，也给我以帮助。我查阅了大量的有关“一大”的回忆录、访问记、论文、人物传记、档案，党史专家们做出的众多的研究成果。本书是在党史专家们的研究基础上进行创作的。没有他们的细致的研究，就不会有这本书。例如，邵维正的几篇关于“一大”的论文，给了我很多启示。
“一大”是在秘密状态下召开的，当时的档案所存甚少。“一大”的代表们虽然有很多人留下了回忆文章，但大都是事隔多年的回忆，而人的记忆力终究有限，因此对许多事说法不一。陈 公博的《寒风集》中甚至把马林和“斯里佛烈”(马林的原名)当成两个人，而《包惠僧回忆录》中自相矛盾的地方也有多处。
尤为重要的是，由于这些“一大”代表后来走上了不同的道路，政见不一，回忆的观点也有明显分歧。大致上可分三类：一类是后来留在国内的，如董必武、李达、包惠僧的回忆；一类是在海外的，如张国焘的回忆；另一类是成为汉奸的陈公博、周佛海的回忆。仔细、慎重地比较各种回忆录，去除错记之处，剔除虚假，删去某些人的自我吹嘘，弄清某些难言之隐，这番“去伪存真”的功夫颇费时间，但这是必不可少的。我力避“误区”，尽量做到本书史实准确，因为所描述的是重大历史事件；然而，错误的窜入有时往往还是难以避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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