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夜传来的“命令”
一九六九年秋天，林彪搞了个所谓的一号战备命令，在这个借口下，我们这些“靠边站”干部都被逐出北京。
九月下旬的一天深夜，突然来了几个人找我们这些人逐一个别谈话，宣布军委办事组的决定，要我们第二天就离开北京去外地，并且不得互相打听将要去的地方。这几个人一走，楼里顿时陷入一片混乱之中，经交谈，得知我们被分得四面八方。昆明军区的我、李成芳、张子明、胡荣贵、张力雄和南京军区参谋长王蕴瑞这六个人被通知到广州军区。
宣布的是命令，非走不可，一点商量的余地也不可能有。大家面面相觑，心情都很沉重，谁也闹不清这次流放意味着什么，命运又将如何。
我回到自己的房间，推醒了酣睡中的女儿告诉她上面有命令，让我们明天就离开北京。畹江被吓懵了，哭了起来。头天洗澡换下的脏衣服还堆在卫生间，她赶紧起床去洗衣服，边洗边擦泪，我对她说：孩子，不要哭，你要相信爸爸没问题，没做过对不起党和人民的事，这一切会搞清楚的。你要坚决相信。
说罢，我们就收拾行李。我的东西少，很快就收拾完毕。
同楼的乌鲁木齐军区副政委左齐是独臂将军。我与他在这两年的生活中结下了友谊。他全家都从乌市搬来北京，行李多，捆不及，我又主动去帮助他家捆绑行李。天亮了，开始有人上汽车了。先走的和待走的，车上的和车下的，大家依依不舍地含泪告别，都说不知何时能再相见。
我们上火车的时候，又发生了一件让人意外的事，去广州方向的六个人中，他们五人都是软卧票，唯独给我的是硬卧票，什么原因呢？原来是因为我带着女儿，所以就把我的软卧票换成了两张硬卧票。我想，林彪的爪牙平时是不会珍惜国家钱财的，现在却在我的一张火车票上做文章，这让我十分气愤。
就这样，我在来不及通知家人的情况下，就糊里糊涂地匆匆离开了北京。在北京靠边两年又七个多月的时间里，没有任何专案人员来找过我，要我交待问题。
落户西湖
在火车上，我的卧铺对面是8341 部队的一名排长，是专门监视我的。白天，他寸步不离我，晚上，我在床上动一下，他就要翻身起来看个究竟，可能整晚就没合眼。这位青年是纯洁的，他是在忠实执行上级交给他的任务。
我把他也看成受害者。后来我听说，在这批被勒令离京的高级干部中，有的甚至连与他同行的爱人也受到监视，在火车上去厕所不准关门，说是怕自杀，这种剥夺人的尊严的荒唐绝顶的事也只有在那个年代才能出现。
说是到广州军区，可车到长沙后就让我们下车。在省委招待所住了三天，来了一个人给我们介绍情况，他把洞庭湖吹得天花乱坠，最后宣布我们将被安排在洞庭湖边劳动。要去劳动，总得准备些劳动生活用品。但我们不能上街，而是交钱由别人代买来电筒、胶鞋、雨衣之类。很快，我们就被送往汉寿县境内的一个部队农场——西湖农场。六个人被分到六个连队，规定相互间不准来往。
西湖农场最早是湖南的一个劳改农场，是在洞庭湖西面围湖造田建立起来的。房子是犯人们打坯盖的草房，简陋不堪，经过多年风雨的侵蚀，更是破败得不成样子。地面坑坑洼洼，加上南方多雨潮湿，用力踩几下，就会踩出水来。屋顶与房梁间是空的，顶上到处是洞。晴天，麻雀穿流不息地飞进来啄茅草上残存的稻谷。雨天，屋内屋外一齐下雨，地上泥泞一片。每个人的蚊帐顶上都铺着遮雨的塑料布。雨大时，塑料布上可接上好几斤水。我刚去时，正是南方秋老虎逞威的季节，炎热难当，可班长只给我三块高低不平的木板当床，连床草席也不给，我就在光床板上睡了一段时间。一到冬天，四壁透风的营房又冷得要命，洗脸毛巾往铁丝上一搭，转眼间冻得硬邦邦的。
我的抗寒能力当然不能同年轻战士比，晚上，我要把被子卷成筒状，用绳子捆住下面一头，再从另一头钻进去，裹得严严实实的，才能慢慢入睡。
在西湖农场劳动的部队是新组建的，底子薄，没积蓄，加上林彪一伙及其爪牙们把精力和钱财都用在争权夺利，整老干部上面，不可能关心战士的疾苦。因此连队伙食极差，几乎成月不沾油荤。
生活条件艰苦我不在乎。我就是从艰苦环境中走过来的，这样的生活，战士们能过，我有什么不能过的。但是对这样的不明不白地下放监督劳动，我感到愤懑。另一方面，我又很坦然，我知道自己没有问题，坚信总有一天会还我清白。
种出了37 斤重的大冬瓜
西湖农场的劳动量是很大的，我虽分在种菜班，但农忙时照样参加大田劳动，而且我这个五十多岁的人的劳动任务一点不比战士们少。在菜地，有时我一天要挑三十几担大粪。双抢时，割了稻子又插秧，早上打着电筒出工，晚上打着电筒收工，再苦再累，我也坚持下来了。在劳动中，我还遭遇过一桩惊险事，一次收完稻后我赶牛犁田，天气炎热得让牛也受不了。因为是围湖造的田，田埂下一般都有水沟。
牛一见水沟就不听牛鞭指挥了，径直往水沟奔，任我怎么拉也拉不回来。我知道，如果我一撒手，那么牛跳下沟时，牛身后的犁头就可能把牛戳伤，我甚至因此还可能被栽上有意破坏生产的罪名。于是我当机立断，紧拽住犁头，纵身随着牛一起跳下去，跳下后我的双脚深陷在烂泥里，拔出脚时连塑料凉鞋的鞋襻也拔断了。万幸的是，牛安然无恙，一到沟里就悠然自得地卧在水里休息。我也没受伤。
由于自幼就劳动，我在农场称得上是劳动的全把式。我会犁田，会双手拔秧，这些让战士们称奇不已。在种菜上，我也比他们高几着。我这人干事一向认真，菜种几时下地、几时出苗，菜苗几时移栽、几时施肥，这些我都有登记，并且不断琢磨，因此菜总是长得很好。种冬瓜，我事先施足底肥，花枯刚结瓜时，一株瓜蔓上我只留下一朵结瓜的花，精心照看，结果瓜长得又好又大，眼看瓜沉得要坠垮瓜架了，我又自己用稻草搓成草绳编成网兜，把爪兜住吊在树上，任其轻轻松松的疯长。谁经过那块菜地，都要惊呼：这么大的瓜！待到瓜熟蒂落，一称，最大的一个竟有三十七斤。班长把它扛在肩上照了像，像片送到广州军区去参加展览。当然，解说词中不会说是我种的，而是把它作为抓革命促生产的例证。
在西湖的最初一段时间，我的女儿畹江虽然住在营部，但也曾一度跟我们一起劳动。有一次，班长故意把一挑大粪泼在菜地上，刚泼下就叫畹江去种菜，很明显，他是想看看畹江会是什么态度。当时，我的心情很复杂“也很难过。畹江还是十四、五岁的孩子，自小又没干过这类活，现在因为我而受连累，我感到对不起孩子，但我也相信，我的女儿不是软骨头，决不会临场退却。孩子真的争气，她毫不犹豫地走上去，刨开大粪就栽起菜来，而且栽得很好。班长见状无话可说，言不由衷地表扬了几句。我则在心底为女儿叫好。
“老秦，你真乐观”
在连队，我这个五十多岁的人生活在一群年轻战士中间，当然是很突出的。战士们不知道我的底细，只知道我是个被打倒的大官，都喊我老秦。
和战士们同吃同住同劳动，时间长了，战士们见我劳动出色，平时没有一点垂头丧气、消极悲观的样子，有的就问我：“老奏，你是个大官，来这里生活这样苦，劳动这样重，你为什么还这么乐观？”有的夸奖我：“老秦，你真乐观，这不简单。”我总是说：“我是劳动人民出身，从小就喜欢劳动，参加红军是为了穷人翻身求解放，不是为了当官，现在来劳动，有什么不乐观的。”的确，我讲的是真心话，我没有向战士们讲明的是，我乐观还因为我知道自己没问题，我相信当前这种形势总会改变，坏人自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我是信这一条的。
有几名战士对我很友好。有的在路上与我相遇，一见周围没人，有时会急匆匆地往我衣服口袋里塞个水果或塞块糕点；有的会向我说几句宽慰我的话，有的还会悄悄告诉我一点消息，但只要上面发现谁对我好，谁就很快会被调走。
我也把战士们当成自己的小兄弟，有的战士不会缝被子，补衣服，我都主动帮他们做。有的战士用钱没计划，还不到发津贴的时候就没钱花了，要我买烟给他们抽，我也从不拒绝。有一名战士从小是孤儿，因他额上留有小时遭狼咬的伤疤，有些战士叫他“狼孩”。我很同情他，也可以说是疼爱他。一次他挑大粪时，扁担断了，粪便溅了他一身。收工后他可能是累极了，把脏衣服一脱，倒头便睡，我便悄悄帮他把衣服洗净。
现在回想起来，和战士们的那段情谊还是令人难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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