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调 驻 武 汉
1937年七月七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芦沟桥 事变”,抗日救亡的浪潮遍及全国。为了加强党对南方各省抗日斗 争的领导，党中央派王明、周恩来、董必武、博古、凯丰、邓颖 超等组成“中共中央驻武汉代表团”(当时党内称“中共中央长江 局'),负责领导南方各省党组织的抗战以及开展广泛的抗日统一 战线的工作。我当时也作为代表团的成员被调来武汉。
当时长江 局书记是王明；周恩来分管上层统战工作，他当时兼任国民党军 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下辖有管宣教方面工作的第三厅，厅长 是郭沫若);组织部长是博古；黄文杰当时也在组织部工作，他曾代表长江局来广东工作过一段时间；民运部长是董必武(也兼管 湖北地区党组织工作);凯丰主管宣传；邓颖超大姐负责妇运等。
“长江局”对外是打着“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的招牌来进行活动， 办事处主任是钱之光。李克农当时对外是办事处的秘书长，实际 上是搞情报工作的。当时叶剑英也在武汉，他是十八集团军的总 代表，是分工管军队的。
“长江局”内设有工委、青委、妇委，但 对外则分别以“陕甘宁边区总工会代表团”、“陕甘宁边区青年学 生联合会代表团”和“陕甘宁边区妇女联合会代表团”的名义活 动。在延安时，我是陕甘宁边区总工会的劳保部长，调来武汉后， 被指派在“长江局”工委担任职务，并协助邓颖超大姐分管妇运 工作。
“长江局”工委由刘群先(博古爱人，原陕甘宁边区总工会副主席兼组织部长)、蔡树彬(中共湖北省委委员、湖北省委工委书 记)和我三人组成，以刘群先为主任，我和蔡树彬为副主任。我 和刘群先都是外来干部，工委每有公开社交活动或对外往来，我们就打着“陕甘宁边区总工会代表团”的招牌，由我和刘群先两 个人出面应酬，而蔡树彬当时担负着湖北地方党组织的职务，身份不便公开暴露，所以平时他尽量没有在公开场所抛头露面，只 是在工委中负责联系基层组织的秘密工作。
那时，周恩来直接给 我们工委布置任务，他要求我们以“陕甘宁边区总工会”代表的 身份，与“中国劳动协会”负责人朱学范等通力合作，共同发起 组织“全国工人抗敌总会”,并在这基础上，积极筹备召开“第六 次全国劳动大会”,以便广泛地团结全国工人参加抗日救亡运动， 掀起一个全面抗战的新高潮。
遵照周恩来的指示，我们同朱学范 以及“劳协”其他负责人取得密切的联系。为了方便工作，我和 刘群先还参加了“劳协”。那时，我们一方面以“劳协”的名义通 电全国，发动全国工人起来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另一方面我们又 在武汉市内，以几个纺织厂、面粉厂和汉冶萍公司汉阳钢铁厂等 为重点，组织了“工人抗敌后援会”或“抗日救亡工作团”等团 体，使武汉当时的工人运动搞得很活跃。
1938年“五一 ”前夕，我们同“劳协”商量，准备以“全国 工人抗敌总会筹备会”的名义，向国民党政府申报召开纪念“五 一 ”群众大会。几经交涉，均被拒绝。但我们毫不示弱，据理力 争，最后国民党政府被迫同意举行纪念大会，但要以第三厅民运 科(科长刘培初是军统分子)和黄色工会(头子陆京士，也是特务)的名义召开，并由他们派人主持。
我们经过研究，认为能开 纪念大会总比不开好。开了大会，我们可以争取在会上发言，阐 述我们党抗战的主张，因而我们也做了些适当的退让，由他们主 持开纪念大会。为了使大会开得规模大一些，有声有势，我们还 发动工人群众踊跃参加。结果，开会那天，约有二万人参加了大 会，这在武汉历史上是空前的。
大会开始时，先由刘培初代表国 民党官方讲话，这自然是一派欺骗群众的胡言乱语。刘培初讲完后，我就代表陕甘宁边区总工会上台讲话。我一上台，与会群众 听说是陕甘宁边区总工会的代表，马上就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
但 反动分子看到这情况，赶紧从中进行刁难和捣乱，他们故意把扬 声器弄坏，不能扩音，有些无赖之徒还故意起哄，制造混乱，工 人群众对他们的卑劣行为都感到气愤。会后，朱学范为了争取国 际工会的支持，他把“劳协”的一切事务，暂交给副理事长水祥 云处理，自己则四出活动，积极的同“国际工会联合会”(当时 “世界工联”还未成立)联系。
所以有一段时间，“劳协”方面是 由水祥云来和我们联系、洽谈工作问题。由于我们同“中国劳 协”紧密合作，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全国工人抗敌总会”已基 本筹备成熟。在向国民党政府申请正式成立的时候，国民党反动 派生怕工人群众组织起来，硬是不给备案，也不给批准，并于1938 年八、九月间，把水祥云调离武汉。“全国工人抗敌总会”终于无 法正式成立，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也只好展期了。
“长江局”妇委的负责人是邓颖超大姐，我当时也是妇委中的 一个成员。这时期，我们妇委的主要工作是团结各界妇女，开展 抗日救亡运动。当时，全国妇女界社会名流、爱国民主人士、各 种妇女抗日救国团体都云集武汉，武汉的妇女救亡运动也开展得 很有声色。
为了适应这种新的斗争形势，需要有一个公开而又有 权威的妇女组织来领导这方面的工作。因此，党中央就决定以邓 颖超、孟庆树、刘群先、卢竞如和我等五人组成“陕甘宁边区各 界妇女联合会代表团”,其任务是团结和发动各阶层妇女参加抗日 救国的行列。
我们首先是团结妇女界上层的知名人士，如史良、许 广平、沈兹九、李德全、刘清扬、曹孟君、胡子婴、罗叔章等，要 求她们共同发起组织全国妇女抗日联合会，并通过她们的活动来 推动全国妇女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
周恩来也是要求我们几位负 责妇女工作的同志以“陕甘宁边区各界妇女联合会代表团”的身份参加“全国妇女抗日救国联合会”的筹备工作。为了体现第二 次国共合作，更好地团结各阶层妇女起来抗战，我们让宋美龄来 当“全国妇女抗日救国联合会”的理事长，邓颖超、李德全、史 良等为副理事长。那时，邓颖超大姐经常被各妇女团体邀请去讲 话，她那朴实通俗而又富有鼓动性的语言，深受广大妇女群众的 欢迎和赞赏。
在武汉期间，我们妇女界做了两件比较出色的工作：第一件 是动员组织各界妇女，收容、抢救难童，搞义卖，搞募捐，筹款 为难童创办保育院。抗战爆发后，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大地上狂 轰滥炸，大批中国儿童横遭战争劫难，他们流离失所，无家可归。 这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因此抢救难童这一工作，各界妇女都 表示积极的支持和拥护；第二件是发动青年学生组织战地服务团、 慰劳队到前线去慰问抗日将士和伤病员。当时很多士兵和伤病员 接到我们的慰劳品时，都感动得流下眼泪，纷纷表示：伤病好后， 要重返战场，杀敌立功，以报答全国民众的关怀。
1938年初，“长江局”还在武汉举办了一个“抗战常识研究 班”,其目的主要是为了培养青年抗日救亡干部。“抗日常识研究 班'学习的内容有民族解放基本理论、军事技术和群众工作方法 等三部分。当时董必武还成立了一个招生委员会，公开招收国统 区的青年学生到延安的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 陕北大学、女子大学等院校去学习。
董必武是招生委员会的主任， 罗炳辉也是该委会的负责人之一。他们两个人亲自主持招收学生， 并具体落实送学生到延安去的路线。其时，华东、华南各省大批 的有志青年都纷纷前来报名，我们就严格审查，择优录取，并组 织他们分期分批到延安去。有的是直接被送到延安，有的则先送 到西安附近的安吴堡青训班去受训一段时间，然后再由西安八路 军办事处派专人送往延安去。
说到这里，我想对“长江局”期间的工作做一个粗略的估价。 过去有人一提到“长江局”,就必然同王明的名字连起来，把当时 “长江局”的全部工作都说得一无是处，贬得一钱不值。我觉得这 不够客观。
当然，王明当时身为国际代表，又是“长江局”的主 要领导人，他对当时全国抗日形势估计不足，过高地估计了国民 党的力量，提出了“一切通过统一战线， 一切服从统一战线”这 一错误的口号，对党的工作确实是带来了很大的影响。
但是，我 们也应该看到，王明在“长江局”的时间不长，他于1938年初到 武汉，同年8月左右，党中央就把他夫妇俩调回延安去了， 一直 没有再回来。实际上，王明在“长江局”只呆半年左右的时间，而 且我党在同年10月召开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就已经对王明的错误 进行了批评。所以，我个人认为，当时“长江局”是做了不少工 作的，成绩是主要的。我们要看主流，不能因为王明曾是“长江 局”的主要领导人，就把“长江局”所做的全部工作全盘否定掉。
七、在 南 方 局
1938年八、九月间，日军集中大量兵力于长江下游一带，然 后遣兵西向，溯江而上，进逼武汉。国民党军队及其驻汉机关纷 纷撤出武汉，退避西南一隅。10月间，中共武汉代表团和八路军 驻武汉办事处也一起离开武汉，迁往重庆。
我们撤离武汉时，是分批走的。周恩来等少数主要领导同志 是从陆路走，他们从武汉乘车，经长沙，去桂林，然后改乘飞机 到达重庆。我们大多数工作人员则是通过长江航运公司地下党员 夏觉一 (现还在上海海员总工会当顾问)的关系，包了一条叫 “新升隆”的小轮船从水路走的。在撤退之前，组织决定我和李应 吉两个人先到重庆去打前站，主要是跟重庆留守处联系长江局搬
迁来重庆的机关住处和用房问题。我们两个是9月下旬离开武汉 到重庆的，我们办完事情之后，就留在重庆了。其余的同志则是 于10月下旬才离开。他们乘坐“新升隆”轮船从武汉开出，在湖 北嘉鱼县境遭到了日机的袭击。当时，《新华日报》社的潘美年、 李密林、项岱、陆从道以及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的张海德、赵兴 方等二十四人不幸殉难。由于轮船被日机炸毁，幸存的同志后来 改乘小木船继续撤来重庆。我们抵达重庆后，都住在机房街七十 八号“八路军驻渝留守处”,当时该留守处的负责人是周怡。
“长江局”迁往重庆以后，改为“南方局”,并撤销了“八路 军驻渝留守处”,正式成立“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这个办事处 是个公开的合法机构，它专门负责财务、交通、对外等方面的事 务。平时有什么重大事情要交涉的，都是以这名义出面同国民党 打交道，而南方局则是作为我党设在国统区领导南方各省组织开 展工作的秘密机关。
南方局由周恩来、董必武、博古、凯丰、叶 剑英、吴克坚、邓颖超等七人为常委，周恩来为书记。其具体分 工是：周恩来主管全面；董必武管统战；叶剑英管军事；博古管 组织；凯丰管宣传；邓颖超管妇女。武汉沦陷后，我们办的《新 华日报》也从武汉搬来重庆，社址设在重庆巷坪街六十九号。报 社的具体工作由吴克坚负责。周恩来、凯丰和邓颖超等同志都经 常在该报上发表文章，宣传抗战。当时南方局管辖的范围包括湖 南、湖北、广东、广西、江西、福建、云南、贵州、川东、川西 及香港等十多个省份和地区。南方局与下面各省的联系，除了电 台之外，各地负责人还要定期来南方局汇报工作，接受指示和任 务。
1938年至1940年，据我所知，南方局属下各省党的负责人分 别是：湖南省委书记涂振农(后在1942年任南委宣传部长时被捕叛变),后任高文华；湖北省委书记郭述申，后任刘伟、钱瑛；广东省委书记是张文彬(后任南委副书记，于1942年“南委事件” 中被捕，1944年在敌牢中牺牲);闽粤赣特委书记是方方；云南工委书记马子卿；贵州党组织当时称贵阳特委，负责人是邓止戈、秦天真；
江西省委书记是郭潜(后于1942年在粤北被捕叛变);广 西地下党组织力量较薄弱，没有省委，由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领 导开展工作，具体负责人是李克农；四川当时分为川东、川西两 个特委，川东特委书记廖志高，川西特委书记是罗世文(罗被捕 后由邹凤平继任);香港党组织的负责人是廖承志、连贯等。此外， 南方局还与上海地下党有联系，饶漱石、刘晓、刘长胜(工委书 记)等去延安，路经重庆时，也曾来南方局汇报工作。
我到重庆以后，被分配到南方局组织部。南方局组织部最初 的负责人是博古，以后由孔原、钱瑛继任。我那时是负责具体事 务工作的，相当于机要秘书之类。当时同我一起工作的还有张月 霞。我们主要是接送各地到延安去的干部。周恩来对我们这一工 作十分关心，凡是送往延安去的干部，他都要亲自审查。
博古抓 组织部工作时，有些问题解决不了，就在周恩来和董老回来吃饭 时，边吃饭边一起研究解决。周恩来平时很忙，只能在吃饭时听 取我们的工作情况汇报。有时他有事回来晚了，我们也要向他汇 报完工作才能休息。
那时候，周恩来经常出外面开展上层的统战 工作，很少休息，每天睡眠仅有三、四个小时。特别是“皖南事 变”前后，国共两党的斗争趋于激烈时，他就更少时间休息了。我 们党支委会的几位同志，看到他那日益消瘦的面孔，心里感到很 难过，就背地里商量，决定从党费中拿出一点钱来买一杯牛奶、两 块点心，等周恩来晚上办完公事回来后，由副官负责送给他吃。但 吃了两、三次，周恩来就追问这钱是从哪来的?副官看到不好隐 瞒，只好照实说了。周恩来一听完，就马上叫副官去把我们支委 的几位同志找来，当面批评了一顿。自此以后，大家再也不敢给他搞夜点了。
我在南方局工作期间，南方局曾为当地党组织开办过党员干 部训练班，培养县、区级基层干部。每期三十人左右，学员主要 来自川东、川西，以川东为最多。训练班最初是由南方局组织部 的黄文杰主持，后来又由我负责。我主要的任务是领导学员的学 习和讨论，搜集并征求他们对教学的意见。训练班一共办了两期， 1940年下半年国民党发动反共高潮时才被迫停止。
1939年2月，南方局根据中央书记处《关于开展妇女工作的 决定》,成立了妇女运动委员会。委员有邓颖超、刘群先、卢竞如、 陈奇雪、寄洪、徐克立、范元甄和我等九人，负责人是邓大姐，卢 竞如任秘书。
那时的南方局，除了领导南方各省党组织工作以外， 还担负着另一特殊的使命，就是开展国统区的统战工作。统战的 对象，上自国民党的高级军政要员，下至各地方的实力派以及各 阶层的民主人士。国民党的上层统战工作主要由周恩来和董老出 面。
周恩来常驻重庆，而且身兼两职，既是中共中央的代表，又 是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可以直接同国民党的军政要 员进行谈判斗争。叶剑英主要是负责军事方面的统战工作，他是 周恩来的得力助手。还有张经武、李涛、薛子正和王梓木等都在 军事组进行军事方面的统战工作。
周怡是搞情报工作的，国民党 对内反共，对日妥协的情况，我们很快就可以知道。凯丰、徐冰 等同志主要是负责文化战线方面的统战工作，像当时在重庆的文 化界著名人士黄炎培、陶行知、沈钧儒、闻一多、李公朴等都同 我们有联系。我们妇委的同志则跟随邓颖超大姐做妇女方面的统 战工作。
为了工作方便，我们成立了一个叫做“陕甘宁边区各界 妇女救国联合会驻渝代表团”,团长是邓大姐，成员有张晓梅、张 玉琴、卢竞如和我等几位同志。代表团成立后，为了取得公开合 法地位，便利开展我党的各项工作，我们就参加到宋美龄组织的“新生活运动妇女指导委员会”中去，利用其经费、招牌来进行我 们的工作。
那时重庆妇女界的团体很多，有官方的，民间的，也 有教会办的，真是五花八门，比比皆是。在这些组织和团体当中， 大多数都有我们的同志在里面活动。如重庆有个“基督教青年 会',是教会办的妇女团体，但里面就有我们地下党的同志在其中 秘密进行工作。还有一个是“难童保育委员会”,当时是王昆仑同 志的爱人曹孟君担任该会的保育部长，并负责日常具体的事务工 作。
还有“重庆歌乐山保育院(也称第一保育院)”院长黄杰、 “北温泉保育院”院长赵君陶、“第三保育院”院长杜贵文等都是 我们的人。还有保育院中的工作人员不少也是我们的同志。我们 在这些保育院中还建立了地下党的联络机关和交通站，掩护地下 党的同志。在当时严酷复杂的白区斗争中，这些保育院都起了很 大的作用。
此外，我们还经常利用“妇女促进会”的名义召集妇 女界的名流曹孟君、沈兹九、罗叔章、李德全、刘清扬、史良等 召开座谈会，向宋美龄、张蔼真等人作斗争。我们还团结了“基 督教女青年会”中的两位进步女记者，经常邀请她们出席会议，并 请他们写新闻报道，在报纸杂志上公开发表，扩大政治影响。由 于我党团结了一大批妇女界的杰出人物，并利用宋美龄的“新生 活运动妇女指导委员会'的招牌和经费来进行我们的工作，所以， 当时重庆的妇女抗日救亡运动搞得非常出色。
1940年12月，我们以“陕甘宁边区各界妇女救国联合会驻渝 代表团”的名义，在重庆《新华日报》上发表了慰劳抗属和侨胞 的两封信，对抗日军人家属和慷慨解囊援助祖国抗战的海外侨胞 的爱国热情及救亡义举，深表崇高的敬意和诚挚的慰问。
南方局还做了一件重要的工作，就是象长江局期间那样输送 了大批的优秀青年到延安去。当时，南方局“青委”的蒋南翔、刘 光、荣高棠、宋一平等同志在广大青年学生中做了大量的工作，在
各个学校都建立了地下党组织。在党组织的动员下，许多国统区 的青年学生都纷纷要求到延安去。我们就将他们组织起来，分期 分批，护送他们。开始，国共两党曾有第二次合作，我们的行动 还是公开的，赴延安的青年可以打着八路军“慰问团”的旗号走 了，我们就带他们从重庆坐船到广元，然后步行到宝鸡，再从宝 鸡到晋东南的抗日分校。
后来，国民党反动派发动了反共高潮，国 共关系紧张，国民党就在沿途处处摆关设卡，我们不能公开走，只 好改为秘密护送。当时，南方局中具体负责这项工作的有四个人： 钱之光、童小鹏、刘恕和我。我搞名单，每次赴延安的人员，都 是由我拟好名单送给周恩来审查；钱之光负责路途上的一切支销 费用和交代注意事项；童小鹏负责发报，与延安方面联系，即在 赴延安队伍出发之前，把其人数、车辆、司机和带队的姓名事先 通知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和延安党中央，以便做好接待安排工作；刘 恕则是负责筹备交通工具的，主要是落实司机和车辆问题。
当时 输送的人员有步行的，也有乘车走的。有卡车输送，每次至少要 组织两辆车以上，多则有五、六辆。从1939年至1941年初，我 们共组织和输送了几十批去延安的人，人数共达二、三千人。
1940年冬，凯丰奉命离开重庆，北返延安。其时，组织上只 是决定他一个人走。他抵达延安后，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宣传部长， 而我则继续留在重庆南方局工作，直至第二年春天“皖南事变”发 生后才调回延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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