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军赣南、闽西
我们有计划地准备，做了“下山”的广大的动员工作。大家也都 喜欢下山。就从罗霄山脉南岭支脉的左侧偏江西一面打出去。每天行 军五六十里路， 一面还做群众工作，打破了几条封锁线， 一直向西南 走，沿着上犹占领了崇义城。在这些地方都是来来去去很多次了，各 方面都有了相当的组织， 一打到大余便去占领了。
这时从广东、江西各方面调来八个师的兵力，向我们几方面截，几 方面堵。原下山时只有四千多人，我们沿途却扩充了些，队伍已壮大。 到了大余一带，就又舒服起来，生活也改善了，打了土豪……本来准 备在那儿休息一天就走，谁知一停顿下来两三天……
在一月二十八日， 赣军三个团、广东几个团来围攻了。这时我们不该打，应急行撤走，结 果又打了，又并没有集中力量打。死伤了二三百人，退下来更是比较 困难，临时退出。幸亏队伍的团结性还强，便分成两路， 一部分走梅 岭关， 一部分顺着梅岭山脉走山左边到乌迳集合。
在乌迳遇了很大的危险。我走江西一面赶到这里来会合。那是一 处有广大树林的田坝子。 一路上遭受着敌人的截堵，处处打仗，没有 一点地方不是。到了乌迳天也要黑了，都很疲倦了。就讲讲话开开会， 就都在平坝子上露营了。可是当时敌人却来了。正在晚上九点钟，我 们丝毫不晓得，还以为敌人也十分疲乏、正休息整理准备进攻--就 在这时，这里地方党支部派出去的侦探把这消息带来了。我们即刻惊起出发，连号都没吹，是冬天露营，所以说走就走了。敌人来时平坝 子已是空荡荡的了。这一次红军的命运那是极端危险的了。如果没有 地方党的支部，那一下就会被敌人搞垮了。
从那里到一处，是广东、江西交界处，走拢去将天亮。我们又 到了信丰河岸上，河很宽，不知道能不能渡过去。这时一面派人到前 面看河，因为已入山地； 一面以强大部队放在后面。敌人追来，在一 个山口上， 一仗把他打垮了，就涉水过河，从此出了危险境界。
人都十分疲倦了。有一个第十师二十八团的政治委员何挺颖同志 在大余作战负伤，抬下来到这儿就死掉了，那是很可惜的了。
我们集合跟着山走，山路很小，沿途土豪组织的团防也给了很多 为难。不过还好，在路上个别的碰上了几个同志，替我们引路。敌人 在这时不敢一定靠近，同时也不知道我们究竟在哪一块山里走。我们 就跟着南岭山脉一下转到江西， 一下转到广东， 一下转到福建。那边 一来，便又转到这边来，后来在江西的寻乌又打了一仗。
那一天，本来我们走得很早，谁知路上却迟了点把钟，到那里被 敌人发现了。当时已经有一部分通过了，敌人追来一打，受了些危险。 掩护部队非常之少，只好临时集合起来，掩护着走。敌人很快地迫近 来，陈毅同志几乎被捉到。敌人拼命抢毯子、抢东西，他才逃掉了。 我便带了一个警卫班打后卫， 一下十几里， 一班打得只剩下三个人了， 还掩护了十几里路。这时队伍在前面集合起来了，敌人顺着大路猛追 了去。我们三个人一插，从一条侧路走去，跑到山里一个有组织的农 村，那里很好，农民们又引路到前面去。我和毛泽东同志都和部队走 散了。队伍都非常着急。我们到了，大家才放心集合到山上去休息。只 休息了一天，整理了一下。
在这一次，和我同居不过几个月的伍若兰同志，让敌人捉去杀了 头牺牲了。她是湖南人， 一个师范学生。她在耒阳暴动中当妇女部长， 是一个很能干的女同志，党的观念、政治、文化方面都很强……
到了罗浮山休息。在罗浮场有几所很好的房子，在困难中间得到 这样舒服的休息一天，是很难得的。第二天又出发，想回头向会昌去。 路上捉到几个敌人的侦探， 一审讯知道敌人正在该处齐集，我们就向福建武平一挥，后面追赶的敌人以为我们过福建去了，他们也犹豫了， 因为他们跑得也很疲乏，谁知我们拐了一个弯， 一下又折回头插到了江西瑞金。
我们准备打开瑞金，想找点报纸看了，好分析时事问题。我派了 一部去打瑞金城，另一部在山上预备。没有两点钟就打开城，报纸也 搞到了。等敌人援军来，我们就退走了。
下午，又打了一仗， 一退到 了大柏地。决心在这儿打击敌人，可是等了一天，敌人并没来。折回大柏地休息，他们又来了。正是过旧历年的晚上，老百姓都在过 年，我们却没有钱用。这一夜没有到拂晓，便拼命地一打，就打开了。
敌人有两个团的兵力，追了好久，不过一点钟光景，就把敌人包围在 里面，枪也都缴到了。敌人一共有一个旅，其余的人也打垮了。谁知 缴到的净是一些烂棒棒枪。这些赣军遭受了打击，到处乱窜。另外在后面本有朱培德的五个团， 一起来追。可是因为那里头有我们的同志， 便鼓动不肯追了，士兵都吵着要饷要过年，就停止驻在瑞金了。
这边一个旅被打垮了，增援的也没来。我们就再走，下起大雨，路又滑，大家又得抬着伤兵……
到宁都，绅士、群众知道我们打了大胜仗，都开城来欢迎。我们 进去休息一天，也是很规矩。商会在屋顶上高插着一面红旗欢迎，并 且送了我们五千块钱。我们住了阔气的房子，有铜床、穿衣镜，西式 房子。我在这里却生了病，发热热得不得了。
第二天知道敌人又来追 击，顶多隔着一天路程，便又开拔走。再看看敌人前头到离城四五里 处，我们的后卫就动身了。总之我们要让他们追赶不上，要同他们隔 离一天路程。这时，我们是想往有组织有游击队的地方走。从宁都到 黄陂、小布、东固， 一路都有党的支部，都没打什么仗。
敌人一开到宁都，士兵又不肯往前走，纠缠了有一个星期之久。这 时从农民运动中，把一些地方红军又好好搞起来了。这些底子，还是 南昌暴动时留下在那儿活动的。这样一来，我们的势力又大了些。那 里本有地方一个团，再加上我们两个团。追击的敌兵疲惫了，同时也 知道我们会合，力量增强，不敢来打了。另外由南昌拨调队伍来打。
休息一个星期，等敌人靠拢，我们还是不打。这时部队除了伤亡有四千零几十个人。由江西一插到福建，又一个倒转折回横田，插到瑞金，只距离敌人三里路，我们趁夜晚十二点出发，瑞金驻有敌人不多。我们走到前面，不能前进了，因恐被敌人发现，乃由山上边 插过去，路上碰到驻守的两连敌兵，解决之后，又插到福建去了。
这天晚上，到了一个地方，快睡好了，那是很黑的一晚， 一个 侦探很确实地来告诉说：“敌人来了!”我们却都不相信，把他说了一 顿。谁知敌人在外面就打响了。
他们是由汀州打了来的。这时，我们 就下决心打。就趁晚上赶紧布置好，早些爬起来，就打起来了。 一打 打过去了。开头一枪打死敌人一个团长，没几枪敌人就乱着溃退下去 啦!再向前一逼，把这个团整个的搞垮了。
天亮了就走，追去了四五 十里路，再休息就没有事了。我们决定去打汀州。那一天，出发很早， 敌人迎头来打我们的也向我们走。还好，我们早一步先到山顶上。敌 人刚刚要上山，我们劈头一打，只用一营人，把他两团赶在河沟里， 一 打打垮了，追到河边上。在那些死尸中间，打死了一个大胖子，这边看到他倒下去。
那时，我们是不准士兵搜腰包的，有的士兵搜了，怕被人发现，就把他打死了。他身上戴着表，很阔气。后来知道是师长郭凤鸣……我们立刻脚跟脚地又追，就去打了汀州。这里是郭的老巢。
在那里只有他的留守部队，他们也还 不知道前面是打了胜仗，还是打了败 仗，我们一到，很容易地打下汀州，把 兵工厂、被服厂、子弹等都搞来了。同 时还收编了他的队伍。
汀州城是很大 的。我们也找到报纸，拿来一看，才 知道原来在瑞金尾追我们的部队调到 武汉去打仗了，才晓得这个郭凤鸣只 是一个替死鬼。
我们一下把郭势力所据的几个州 县都搞来了。在这次打汀州时，我同康克清同志开始了同居生活。
这以前敌人攻击我们的，广东有两个师，朱培德一个师，还有福建两 个师……在这一段里有三个月，从阳历年出发到大柏地过旧历年。那是顶紧张顶有趣的一段，到处都是小 山，小仗天天有的打，团防常常向我们打两枪，那都是常事。我们在 这时间里，打破了朱培德所指挥的“久困穷追”的计划。
第一次反“围剿”。
当阎冯的反蒋战争在一九三0年十月间告了结束的时候，南京政 府集中精力，做剿灭红军的特殊准备。 一九三〇年十二月末，南京政 府的第一次“围剿”开始了，到一九三一年一月，我们完全粉碎了这 次“围剿”。为了这次“围剿”,蒋介石调集了大批军队如谭道源师、王金钰部、十九路军等。
那时红军虽然没有无线电设备，但我们的情报 工作是比过去好得多了，我们估计白军的阵线非常正确。国民党人实在是很愚笨的，他们竟把自己的军队调动和军事计划登在报纸 上，我们很快就可以看到此项报纸。我们那时的根据地是在东固。
我们当时的战略是诱敌深 入，使其中伏。我们诱敌前进，突 然包围他们，消灭他们。我们就 这样把国民党军队诱入许多村 庄，同时我们运用自己自由的时 间在后方训练新兵。这是好机 会，因为那时的红军实际上都是 新兵。那时的敌军非常蠢笨，毫 无应付游击战的经验。
每个国民党军的司令官都想获得蒋介石的欢心，他们贪心地深入苏区追踪红 军。谭道源和张辉瓒就这样的追踪红军几乎追到我们在东固的根据 地。我们于是突然攻击他们。红军很容易地消灭了这些军队，因为他 们侵入了苏区的心脏，他们盲目地向前推进的时候，我们关于他们的 情报又很确实。他们被高山所包围，我们很容易切断他们的后路。
我 们集中自己所有兵力攻击张部，我们以五万人攻击张部一万人，当然 击败他们。这第一次“围剿”总指挥张辉瓒被杀，我们获得来福枪九千杆，无线电器具两套，张师士兵全部被俘。我们在这些俘虏中间做 了很好的宣传工作，后来全部释放。
我们同时又攻击谭部。谭不知道 张部的遭遇。他只知道无线电交通被破坏了。他料到事情不妙，准备 退却，但我们从他们后面赶了上去，实际消灭了他的部队。谭“送” 给我们四千支来福枪。敌军吃了这两次大败仗后，残部仓皇逃退。所 以在第一次“围剿”中，我们完全获得胜利。我们又继续实践扩展苏 区的纲领。
【附】
一九三一年春的一天°
朱将军再次来我这里叙述他的生平的时候，我建议他在一九三一 年里挑选最典型的一天，跟我说一下他从早到晚都做些什么事。
思索了一阵之后，他说，这不大可能，因为他没有办法记起某一 天的全部事情，不过不妨试一试。以下就是他所讲的：
“我一生有很早就起身的习惯。我要把工作都做完以后才睡觉，时 间很晚 通常在十二点钟以后。我这一生是从要求有严格纪律的工 作和学习中训练出来的，可是我的工作和学习却从来没有规律，因为 我们的战斗决定了许多事直接听命于司令部。
'我时常 但不定期——给部队上军事课，也时常视察驻扎在附 近的部队，看看他们的组织和活动。我按时参加定期的参谋会议，党 的会议一星期有一两次，司令部也有党组会议。部队各部门首长之间 经常有会，遇有特殊问题出现，也要开会解决。每次战斗之前，都要 召开一两次战斗部队的动员会议，由军事指挥员报告我们的计划和敌 情，政治委员讲解这次战斗或战役的意义，以及在战争中瓦解或争取 敌人的政治战术。
“每一仗打完了，只要有时间——但通常都是在战斗结束之后，我 们总要开两个会：第一个是指挥员会议，第二个是指挥员和战士的联席 会议，以便分析这次战斗或战役。我争取参加每一次会议，这种会议对 于我们部队具有最大的技术和教育价值。
在联席会议上，每一名战士和 每一名指挥员都有充分发言的自由，他们可以彼此批评，也可以批评全部战斗计划和执行计划的得失。这样，我们就能够改正错误，发现能力 不足的指挥员，提升有功的战士。
我们通过这些措施，就消灭了封建遗 风，保持了军队民主化，并且在战士之间发扬了自觉的纪律。任何人如 果有畏缩不前或判断错误，或是在战斗中破坏命令，都必须说明原因， 保证改正错误；任何指挥员如果打骂战土，或是违反军事规则，就必须 在这公众舆论的法庭面前解答。罪名一经确立，就由司令部处分。这一 类会议的结果都印成小册子，作为全军的学习资料。”
其他的工作也很多，他接着说道，每逢春耕播种和收获的时候，凡 是没有军事任务的人，都要帮助农民。朱将军遇有机会就在地里干活 儿，“觉得这是维持健康的好办法”。在那几年里，红军的文娱活动相 当少，然而也有几个演剧队在苏区为部队和老百姓巡回演出，只要演 戏的地方离着司令部不远，朱将军就会坐在地上或者前排的小椅子上看 戏。部队也唱歌，他说，可是还没有提高到像在延安时这样。
“每天也有许多情报和其他的报告需要研究、处理，”他接着说， “我只要拿得到报纸和书籍， 一定不会放过，可是那些年找书籍杂志看 也不是容易的事情。有时从上海寄来几包书，然而大家争先恐后地抢， 等我去拿，早就分光了。那时候，我决心增加对马列主义的认识，凡 是我们能找得到的这类书，我都反复地研究。在敌人的第一次'围剿’ 里，我们缴获了许多有关军事战略和战术的书籍和小册子，我都看了， 对我们部队很有好处。”
“国民党的第一次'围剿’失败后，”朱将军继续说道，“我们的部 队在广大地区里分散开来。彭德怀在北线指挥，我们刚在那里占领了 两个县。彭德怀攻下了南丰城，这个地方一向由'农民刽子手’许克 祥占领，他在牵制我们，以便蒋介石准备第二次'围剿’攻势。
“正因为敌军准备进攻，我们扩大了防区，在各战略据点建立军需 站，训练部队。敌人的飞机这时经常来轰炸， AB团到处加强活动。 为了应付AB 团的活动，我们有时彻夜开会。
“因为轰炸和我们的粮食问题，司令部在四个月内搬了四五次家。
粮食是个严重问题，那时候正是春播季节，我们的地方太小，资源也 有限，我们必须节约粮食，才好应付敌军下一次攻势。我们的部队没 收了地主的大米，但数量也有限，我们不但帮助农民耕种，还开垦荒 地，不过这些地实在太贫瘠了。
“我们部队的每一个师都有一个士兵委员会，管理军需，维持风 纪，负责教育和娱乐活动。 一九三一年整个春天，这些委员会领导着 节约粮食运动。他们把大家的口粮减少，改吃两顿，十点钟一顿，四 点钟一顿。吃得很差， 一天到晚都觉得饿。只有伤病员才能吃饱。
“我们还在苏区内建立空袭警报制度。由矿工们组成的工兵则为部 队和老百姓修筑起十分有效的空袭避弹所。这些矿工都是技艺高超的 工人，样样精通，连炸药都会制造。他们有许多人当初在矿里工作，炸 药用得多，连耳朵都聋了。就在参军之前，他们的政治水平已经很高， 因为大部分是老党员，曾经组织过工人运动，从工人运动刚萌芽时就 做工人领袖。我经常参加他们的会议，以便总结新的防卫方法。
“我每天还要忙其他的工作。既然我们是人民的武装力量，我们就 要和所有的群众活动紧密相连。我们帮助重建老苏区，巩固新生的人 民政权。我们没收地主的粮食和土地，协助分配，并建立群众组织和 苏维埃，领导耕种，以增加生产。
“……党的决议指示我们对部队进行系统的教育，在军队、苏维埃 和群众组织之间要有清楚的分工。还要求我们在一九三一年八月一 日 南昌起义四周年纪念日在赣南召开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
“我们根据决议召开了所有苏区的党代表会议，并且把司令部又搬 了一次家，这次搬到山上一个小村子向塘村，村里有一个大祠堂，可 以安置司令部和会议代表。
“会议开了将近一个月。除去其他问题之外，我们成立了几个委员 会，筹备八月一 日举行的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然而敌军攻势不久又 开始了，大会只好延期，先延到十一月七日，后来又延到十二月十一 日。十二月十一 日是广州公社纪念日。
“在向塘会议上，我是主席团成员之一，有时也担任主席。会后， 我们的工作顺利了许多。苏维埃和群众组织从此与军队分开。苏维埃里的私人关系 不少地方有这种现象——也都取消了。这种人民代 表会议，或称苏维埃，成了有效率的行政机构，处理财政、土地、交 通、民兵、保健、教育、生产和妇幼等问题。苏维埃的组织呈金字塔 形，从村到区，由区到省。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一 日以后，最高机构 就是设在瑞金的苏维埃中央政府，毛泽东任主席。
“我们还在部队里订出了正规化的学习时间，学习军事和政治科 目，加强扫盲工作。许多知识分子从外边进来帮助我们，可是还不够 分配，我们军医队伍也太薄弱。上海印刷工人和其他城市的产业工人 穿过敌人防线来参加我们。
“自从由国民党第十八师手里缴获了无线电报机，我们就办起电讯 训练班，我也兼管。敌军电台台长王铮参加到我们这边，立刻就组织 了电讯训练班。王铮到延安还负责我们的电讯工作。
“参加我们之后，王铮开始截抄敌军电报，我们从电报里知道公秉 藩的第二十八师有一套新式无线电报机。我们的无线电报务员恨不得 把它弄到手，我也跟他们说， 一定可以到手。从截抄的电报里，我们 也知道了敌军军需站的位置，他们为了准备第二次'围剿’,修建了防 御工事，军需站就在工事后面。我们对于这些工事了若指掌，因为那 都是强拉农民修起来的。
“到了四月，我们的粮食和军火情况非常严重。为了避免动用为第 二次战役准备下的粮食，我们向农民借粮，说明日期，到时必还，农 民问我，我们怎么能够订出日期来；我也反问道，有没有过答应还而 还不出来的事。他们说没有过，我们都大笑起来。”朱将军骄傲地加上 一句：“农民知道这里面的意思。”
到朱将军讲完的时候，午夜已经过了。他伸腰打个哈欠，洁白整齐的牙齿在烛光下一闪，然后幽默地说道：“这就是我在一九三一年春天的典型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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