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3月，中央北方局和上海临时中央局，分别委派河北省委组织部部长朱理治、上海临时中央局组织部部长聂洪钧前往西北，加强西北的领导工作。
两人到达陕北后，组成了“中央北方局和上海临时中央局驻西北代表团”，这个中央特派的组织，实际上成为了西北地区的最高领导机构。
朱理治是带着任务前往西北的，在他去西北前，当时负责主持中央北方局工作的孔原给他写了一封3.5万字的指示信，要求他到西北后，“必须无情地反对右倾取消主义，反对暗藏的右倾分子。”
朱理治5月动身，7月初到达永坪镇，为了了解西北的情况，他很快就找到了西北工委秘书长郭洪涛详谈。
郭洪涛25年入党后，长期在西北地区参加领导工作，34年陕北红军游击队总指挥部成立的时候，谢子长是总指挥，他是政委，贺晋年是参谋长。
由于有多年的本地工作经验，按理说，郭洪涛对陕北的情况应该说是非常了解的，但事实证明并非如此。刘志丹曾说：“郭洪涛真是个学生娃娃，不懂什么。”
事实确实如刘志丹所说，郭洪涛向朱理治描述的很多事情都并非实际情况。这实际上进一步误导了朱理治，让他对陕北的局势有了错误的判断。
“中央代表”在那时是很常见的，也就是毛主席说的“钦差大臣满天飞”。他们由中央委派，突然空降到一个地区，负责领导当地的工作。张国焘就是这样来空降到红四方面军的，博古等人也是这样空降到中央苏区的。他们因为不了解当地的具体情况，往往容易在工作中出现偏差，甚至是严重的偏差。
对于朱理治这个“中央代表”的到来，贺晋年将军后来调侃地回忆了自己当时的心情：“那时我也不知道来了什么人，只说来了个朱理治，说是个中央的代表。以前来了个张胖子，说是个中央代表。以后来了个聂鸿钧，也说是中央代表。我说糟糕，尽是代表。那时我脑子里乱七八糟，你也代表，他也代表，代你的表去吧！”
朱理治7月初到达永坪镇，到9月15日，红25军也到了永坪镇。没过多久，红25军就和陕北的红26军、27军合编成了红15军团，军团长徐海东、政治委员程子华、副军团长兼参谋长刘志丹、政治部主任高岗。
合编的消息向全军团传达，同时，军团部要求大家：
实际上就是以红25军为主力的意思。为什么要这样呢？贺晋年在回忆中非常生动地介绍了原因：
25军来了以后，高岗同志就讲：“二十五军来了。人家是正规军队，中央红军的一部分，各方面的制度都很好。我们这回下去，应该学习二十五军的作风。”
贺晋年回忆说：“我们陕北的红军是乱七八糟的，穿的老百姓衣服，背着一杆枪，既没有背包又没有碗。25军是穿的整整齐齐的，的确，25军制度是正规的，比我们正规得多，每个人带着个缸子。我们陕北的红军，鞋子都不穿，跑来跑去。也并不是没有鞋子，有些红军，就是有鞋子他们硬是不愿意穿。”
看来，在日常纪律和正规化的程度上，红25军确实比陕北的本土部队优秀很多，以25军为主力，大家也都心服口服，毕竟他们接下来还要团结起来，打破敌人的第三次围剿。
但是，陕北部队也并不是哪里都比25军差，贺晋年说：“25军是革命的好部队，但是在领导的作风上有军阀主义的残余，把张国焘的军阀主义带来了是真的。”在他的印象里，25军军容整齐，纪律严明不假，但打人骂人、“军阀主义”的问题也不少。
因此，组织提出调他到25军当副师长时，贺晋年拒绝了，借口是：“我们陕北干部经验少，当不了。”真正的原因是：“我就怕到25军去，25军凶的很，真是把我骂的没办法。”
有一次，贺晋年去找刘志丹汇报情况，一进去就说：“老刘！军队开到了，你走不走？”
一旁的徐海东看了他一眼说：“叫老刘？”
贺晋年之前就有“游击主义”的帽子，他看情况不对，连忙离开了。
刘志丹后来对他说：“人家是正规军。以后要叫副军团长，可不敢叫老刘！”
红25军不仅觉得陕北部队在战略战术上犯了游击主义的问题，更严重的是，觉得他们在组织上可能有问题——之前红25军在陕南围歼了杨虎城的警备3旅，该旅旅长张汉民在被俘后说，他的真实身份其实是党员，和西安党组织、刘志丹红二十六军都有联系。这就是疑窦开始。
最终，疑窦转化为行动，刘志丹、高岗等陕甘边苏区领导人被错捕。
1984年2月24日，中央在《关于朱理治同志几个历史问题的审查意见》中说：“当时，朱理治同志是中央驻北方代表派驻陕北代表团的负责人，又是陕甘晋省委书记，因此，他在这一事件中应负主要责任。”其余人员如聂洪钧、郭洪涛、戴季英等人，也被认为有不同程度的责任。
值得庆幸的是，他们的错误判断并没有引发不可挽回的后果。
对于这个处理结果，陕北部队当然是很不理解的，危险的情绪也因此酝酿着。由于刘志丹等本土领导的被捕发生在红25军到来之后，很多人都认为这件事是红25军搞的，但实际上更大的问题在于驻西北代表团，这是西北的最高领导机关。
就在这个时候，中央红军来了。
但当时很多人都摸不准中央来了会怎样，会把事情变得好一些？还是让事情变得更坏？比如贺晋年就说：“在这个时候又听说中央红军来了，我说糟糕，中央红军又来了！我们就更要倒霉了……那时总是对中央红军没有好印象，认为中央红军来的早一点，倒霉就快一点。”
为此，贺晋年给后方的省委写了3封信，提出要把自己调回去，哪怕是回去当个赤卫队，作农会工作。
值得庆幸的是，中央到来后，好消息接踵而至，刘志丹、高岗等人随即就被释放，“我听了高兴得不得了，我说赶紧作饭。平时我一天吃不上两碗饭，这次我一顿就吃了四碗……”
又过了两天，彭老总和叶参座等同志也来了，他们在接见陕北同志时，高度评价了他们在陕北的工作和成绩，这让大家非常感动。
至此，贺晋年和同志们的担忧完全放下了，“我觉得还是中央好，不坏，是救命的活菩萨，不然的话，非暴乱不可，就是说打起来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中央的到来，轻松地解决了红15军团内部的矛盾，也解决了驻西北代表团和陕北地方的矛盾，这实在是中国革命的一件幸事。
有人说：“陕北根据地在危机时刻给党中央留下了一块立足地，救了党中央”，但反过来说，未尝不是中央救了陕北。
后来，红15军团被编入红一方面，抗战后被改编为八路军115师344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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