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次反“围剿”。
蒋对第二次“围剿”的惨败非常愤怒，亲自组织第三次“围剿”, 从南昌指挥军队。蒋的计划又是迅速进攻，就于七月间开始了第三次 “围剿”。
红军在这里估计错了，以为蒋不能如此迅速进攻。然而在另 一方面，蒋因激于愤怒，也打算错了，他的准备过于匆促。蒋氏分平 行的四路进攻。我们立刻占领了四条平行线中间的隙地，不断地困扰 他们，牵制他们。
天气热得可怕，对方士兵们不惯于那样迅速的进军， 都感觉到非常疲倦，因此我们的战术获得大大的成功。郝梦麟是第三 路司令。他的部队力量最弱，所以我们首先击溃他，夺获许多来福枪 和给养品。我们于是击溃毛炳文等师。
蒋氏对此更加愤怒，于是改变 原来的战略，把所有部队集中起来。我们到处搬开了所有食粮，把空 空的村庄留给白军。因此国民党军的给养非常困难，特别因为他们的 队伍集中在一起。我们于是把自己所有兵力集中在东固，让游击队到 处扰乱白军，牵制白军，使白军猜不到我们主力集中在哪里，往往猜 错了方向。白军四面都被游击队包围起来，困顿不堪。我们就这样消 灭了白军许多部队。
那时候，我们攻击共有二十四团的十九路军。这是一种盲动，因 为十九路军并不是真要打我们，他们的惟一 目的就是要支持蒋氏，把他救出险境。然而我们因打了许多次胜仗，过于骄傲和高兴，并不慎 重将事，于是就愚蠢地攻击十九路军。十九路军是生力军，刚刚开到前线。我们的战争又跟一年前一样，陷于胶着状态，两军不分胜负。他们终于退却，我们也跟着退却。
我们于是在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一 日，即“广州公社”纪念日开 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这个大会产生了苏维埃中央政府。各处 苏维埃都有很大的发展，而正规红军也组成了，我担任红军总司令。
在 一九三一年间，闽赣边界、湘赣边界、湘鄂赣边界，以及闽浙赣边界 的苏区都有发展，而这些苏区相互间开始有了联络。 一九三一年我们 到处都有无线电交通。
一九三二年我们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赤化”新的区域，换句话说， 就是推进和巩固苏维埃运动。我们使各区的苏维埃运动相互间取得联 系，使各部红军联合起来，创立许多小学，此外还做了许多其他工作。
那时候，贺龙部队跟中央苏区没有密切联系，因为他们没有无线 电设备。每一不同的苏区当然有它特殊的处境。例如湘鄂区的苏区和 鄂豫皖边界的苏区都有强固的群众基础，因为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年 的大革命已经唤起了那些区域的民众，而这些革命的群众组织了自己 的红军。
然而在江西，红军还有开辟苏区、发动民众运动的特殊任务。 那些苏区发展得很快，很强固。如果湘鄂赣三省的红军和苏区能取得 密切的联系和合作，则我们在苏维埃运动中一定要获得更大的成就， 这就是说，我们有领导全中国的可能。
一九三三年四月间，第四次“围剿”开始了。当时江西红军的经 济情形不很好，因为我们已经把所有地主的财产都没收光了，我们经 济来源断绝了。同时我们的战略也不大好。我们先进攻粤军，再进攻 蒋部，这是错误。我们先进攻粤军阵线上的南乡，为的是要减少我们 后方的威胁，于是向北行进，穿过江西苏区东北部，与第十军会合。
当时蒋氏还没有建立起强固的封锁线。他急要“消灭赤祸”,派遣 部下最有力的部队参加作战，这就是陈诚所部三个师。这十一师、五 十九师和五十二师是蒋氏最精锐的部队。他想很快地切断红军的防线， 而我们则企图在他们未发动前突破他们的阵线。
此次战争是很激烈的 战争。我们击溃了国民党军五十九师和五十二师，俘虏白军一万三千 名。我们获得十二个团的来福枪，许多挺轻机关枪和三百万发子弹。我 们又把第十一师缴了械，把他们逐出战场。
第五次反“围剿”。
蒋氏对于我们的胜利感到绝大的惊骇。他停止了长城抗日战争， 跟日军订立何梅协定。他亲自赶到南昌，准备新的“围剿”。陈诚部队 失败以后，蒋氏知道自己必须改变整个战略。他聘请了许多外国顾问， 凭借经济封锁和军事封锁来实践进攻和防御的战略。他同时改组了自 己的军队。
在新战略下，他只能攻击我们的外围，不能攻击我们的中 心部队。他攻击湘鄂皖的红军，红军被逼退却。我们因此失去了一个 分散敌军、牵制白军的主要力量。在一九三三年下半年，没有发生过 主力战，因为蒋氏调动了所有部队做大规模的五次“围剿”的准备。那 时候，苏区的经济情况不大好，这是对方封锁我们的结果。于是蒋氏 调动了三百团人进攻红军，而第五次“围剿”的大战就于一九三三年 十月间开始了。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间，闽省反蒋事变发生。我们应付闽变的手段 并不高明。我们本来可以帮助十九路军，但结果没有。他们也不十分 信任我们，因为这事变的发生刚在我们两军交战过以后，而我们统一 战线的战术也没有很好运用起来。同时我们也料不到十九路军会毁灭 得这么快。
在一九三四年的七、八、九、十四个月间，战事非常激烈，双方 损失惨重。蒋氏对于部下军官给以法西斯训练，获得了很大效果。因为这些军官更加坚决地奔赴战场——然而结果使我们能够俘获和斩杀大批军官，其中包括许多旅长。
蒋氏在第五次“围剿”中所以能击败红军的主要理由是他获得国 外许多帮助。他在经济和军事两方面都从外国帝国主义者获得充分的 帮助，使他能够组织成这次大规模的“围剿”。例如改组军队事宜都是 由德国将军西克特和其他外籍顾问主持的，他们所运用的战术是法国 在世界大战中抵抗德国时所运用的战术。
共产党决定红军退出南方的苏区，于十月间开始长征。红军首先 冲破华南粤军的防线，经过广东、湖南、广西、贵州和云南中部。我 们原来的计划是要跟红第二方面军联合起来，但国民党军队在两湖封 锁了我们的路线，我们于是决定回到云南，再向四川行进。在四川，我 们碰到红第四方面军，于是继续向西北进发。
开始长征
……三军团几个仗打得很坚决，每次都打了胜仗，但是不能解决问题，最后，我们就计划突围了。但是对于突围是没有丝毫经验的，准备长征就像搬家一样，什么都搬起来走，结果太累赘，很吃亏。
补充来的新兵没来得及搞到团里、营里去。没有带过兵的人，就会搞些空头计划。他们不知道没有训练过的新兵，不跟着老兵怎么能走。结果，就让新兵去搬运东西、保护东西， ……整个司令部、党、政、军干部都很重要，连印刷机、兵工厂机器，都搬出去，结果一个直属队就有一万多人，所 以，需要的掩护部队也就多了。
十月十日晚上，我们开始由瑞金开动，留下项英、陈毅，大约有 一两万人在中央苏区。我们分两路渡过信丰江。这时广东军队同我们 已经有了来往。我们也知道他们同蒋介石搞得不妥当，打也打了一下， 就在十月廿一 日突破了江西第一道封锁线，广东军打通，我们就插向 大余，到了湖南的汝城。
很快，又在十一月八日突破湘南汝城、桂东的第二道封锁线。 一个 星期以后，我们进占了宜章城，通过粤汉路汽车线，十五日占领了第三 道封锁线。以后便一路经临武、蓝山， 一路出嘉禾继续西进。在天堂圩 打垮了湘军李云杰部队，然后一出江华、永明， 一出道州，渡过了潇水。 又突破了在湘江沿岸的第四道封锁线。那是最后一道封锁线。
我们即顺西延山脉经全县、龙胜附近，向湘黔边境西进——这时 集结了一、三、五、八、九军团，还有直属队，名义很大很多。主要打仗的，还是仗着一、三、五军团 由湘南通道又折入贵州的黎平。
……黔军侯子担部扼守着乌江北岸堵截我们。我们终于趁一天拂 晓抢过乌江天险，打退侯部，进击团溪，在第三天的下午就逼近了遵 义，而且占领了。另一路打下了湄潭、绥阳，另一路打下了桐梓，进 到松坎。当时都以为我们直接入川，我们却在这一带休息一下。
在这中间，击溃了五师敌军，在遵义占了王家烈西洋式的宫殿，休 息十二天，在各处召集了群众大会。在青年中建立了共产党的组织。在 进遵义城时，是在放炮竹、群众欢迎声中进了城的。在那里没收了王 家烈经营的盐行几万元，还没收了他从上海买来的价值五万块钱的白 金龙香烟……
十二天后，就又经过桐梓，在土城场渡过赤水河，突进川南向古 蔺以南前进，以后又沿了赤水河上游向西走，到了云南威信县。休息 了一天，本拟继续西渡牛栏江入四川。
结果我们却折回黔西了。又占桐梓娄山关。
那天下午在娄山关与由遵义来的王家烈两师人作战，结果包围大 部，缴了枪，赶紧追击，就在当夜三点占领了遵义城°。次早，敌吴 奇伟部由南面来，在离城廿里处与彭德怀三军团接触。不久，林彪的 一军团迂回到敌人后面，敌大部缴了枪。
四月上旬，我们重渡乌江向南转进。 一部向东佯攻瓮安、黄平，主 力换到贵阳以东四十里龙里、贵定之间的封锁线，折向西南去。经定 番、长寨、紫云、贞丰，分一路向安龙经多别桥，到曲清、马龙， 一路由兴仁经保田堡、富源到沾益、寻甸，到了离昆明三十里处，这时 坐镇贵阳的蒋介石把部队都调到东面去， 一下就落后了五天路，云南 的五个旅也还在贵州，昆明城内只有一个教导团。
但我们的目的，并 不是占领昆明，而是引诱军队来援。同时，更故意向西去占元谋、禄 劝，佯向龙街，企图过金沙江。这样引得大部敌军都趋向元谋，而我 们折回头在绞平渡渡过了金沙江。
沿会理向西川挺进，经会理、德昌、西昌、泸沽、冤宁，到了大 渡河边，结果在安顺场抢渡。 一部夹河西上，在其以西百里处有一座 铁索子桥，叫泸定桥，抢过桥北去进占了泸定县。
我们向东北，到天全攻击了杨森的六个旅，又占领芦山，从此上 山了。到芦山，向西走邛崃山脉，占宝兴、懋功，再由两河口，到卓 克基，向毛儿盖，与四方面军徐向前他们会合，沿懋功、毛儿盖之线， 那已是一九三五年的七月二十日。而在这期间，得到长时期行军中以 来的一个休息。
【附】
爱兵如子
一九三五年一月的遵义会议，是我党历史上一次关乎革命成败的 具有决定意义的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朱德同志坚定地支持以毛泽东 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之后，又同周恩来同志一道，积极协助毛泽 东同志指挥红一方面军艰苦转战，采取灵活的战略战术，克服重重困 难，胜利地完成了二万五千里长征。
长征途中有这样一件事，使我终身难忘。那是一九三五年三月，红 军根据朱总司令电令，东渡赤水河，随即掉头向南，直指乌江。蒋介 石急忙调兵“围剿”。三月底，红军主力乘虚南渡乌江，把敌人甩在乌 江北岸。
当时，陈赓同志和我率领的红军干部团奉命担任守护乌江浮 桥的任务。我们接到指示：待殿后主力五军团过江后即可拆桥。后来， 我们得知五军团已从另一渡口过江，又得到中央军委一位参谋的口头 命令，就把浮桥拆了。
陈赓同志和我到宿营地后，即向中央军委首长汇报情况，朱总司令、周副主席、刘伯承总参谋长都在场。他们听说 拆了浮桥，十分焦急，当场对我们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朱总司令发了 脾气，很恼火地说：岂有此理，为什么下这样的命令!五军团过江了， 可罗炳辉同志率领的九军团还在后面，还没有过江呀!怎么能拆桥 呢?
陈赓同志和我以及在场的三营政治委员罗贵波同志当即表示接受 批评，并请示如何补救。朱总司令指示我们，马上返回江边，重新架 桥。总司令说，浮桥架好后，交给九军团，如果等到明天早晨七时九军团还不来，你们再拆桥。
我们当场保证，天亮以前一定重新把浮桥架好。接着，我们顾不得吃饭，由我带领三营和工兵连急行军四十里 返回乌江边，这时天已经黑了。经过一夜突击，终于在天亮前又把浮 桥架了起来，等候九军团的到来。
七点，九军团还没有来，我们才按 原定计划，把浮桥拆掉。部队在极端疲劳的情况下，又急行军追赶大 部队去了。原来，九军团奉命在乌江北岸伪装主力活动，诱敌北进，以 掩护主力南渡乌江，未能赶来渡江，当时因作战频繁等原因， 一度与 中央军委失去了联系。后来，九军团几经转战，在云南会泽、巧家一 带渡过金沙江，与大部队会合。
我从来没有见过总司令发脾气，这次发怒是我见到的唯一的一次。 在当时的情况下， 一支负有特殊任务的部队离开大部队单独行动，突 然中断了联系，在没有得到这支部队已经过江的确切消息时，听说我 们拆了过江的浮桥，爱兵如子的总司令忧心如焚，指示我们重新架桥 后务必坚持到形势允许的最后时刻。此时此地，此事此举，可见胸怀 全局的总司令虑事之精细，爱护官兵之心切。由此，也更增加了我对 总司令的敬仰之情。
这是宋任穷《伟哉大宇宙，壮志充其间》 一文的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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