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本文摘自《文史资料选辑》第三十二辑，作者文强。
这是目前整理过的耗费时间最长的文史文，尽管不是文字最多，却用去差不多两整天时间，其它的几乎什么也没干。对照原文逐句核对，差不多一半文字都要重输，尽管如此，估计还会比较多的错漏之处。毕竟凡是繁体字字形正确的很多都放过了。
汤恩伯，在之前了解的资料里，只知道这货害惨了河南——“水旱蝗汤”臭名远扬。但其崇拜一代奸雄曹操也确实让人深感意外，看来这厮还是挺有抱负与故事的人物。
原编者按:本稿由作者下列四人所供材料编写而成：1、马励武（抗战时期中原战役时任汤恩伯部二十九军中将军长）。2、王秉钺(1943年到1944年任?师长，后调五十一军军长，均受汤恩伯指挥过)；3、岳烛远(1941年至1943年任第一战区调查统计室主任，兼河南省调查统计室主任，并兼军统河南站站长，与汤恩伯及其部属接触甚多)；4、文强(1942年至1944年任军统华北办事处主任，后兼第一战区调查统计室主任，时常与汤恩伯来往)。
汤恩伯（1900年9月—1954年6月29日 ），字克勤，浙江武义人。中华民国陆军二级上将，黄埔系骨干将领。
1926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928年任新迁到南京的陆军军官学校第六期学生大队长。次年改任教导第一旅旅长。1930年中原大战中在豫东归德（今商丘市）作战， 因保护蒋介石的安全而深受赏识。1931年升任师长。
1933年奉命往福建讨伐李济深、蔡廷锴等所建立的人民政府。1934年夏率部参加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五次“围剿”， 进逼瑞金。1935年任第十三军军长兼陕北“剿匪” 善后办事处主任， 围攻延安等地的工农红军。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指挥部队在南口地区抗击日军进攻，重创敌军，担任中国国民革命军第20军军团长。1938年3月，率部参加台儿庄会战。6月，任国民革命军第31集团军总司令，先后参加武汉会战、随枣会战。1942年，任抗日战争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鲁苏皖豫边区总司令。1944年4月，参加豫湘桂战役中，所部溃败，受撤职留任处分。
解放战争中，曾任国民党政府军第一兵团司令官，于1947年5月率部向山东解放区发动“重点进攻”。因孟良崮战役中国民党政府军的整编七十四师等部全部被歼，师长张灵甫被击毙，他于6月被蒋介石撤职。1948年春任徐州绥靖主任，当年冬被蒋介石任命为京沪杭警备司令。
解放战争之后，逃往台湾。1954年6月因病从台湾赴日本就医无效，6月29日在东京去世。
正文
湯恩伯系浙江省武义县岭下村人，出身大地主家庭，否回解放时约五十四岁。他在未投常蒋介石之前，曾在北洋军阀孙傅芳部浙军第一师（陈仪任师长）任过上尉参谋，后来由陈仪派往日本士官学校(学)习炮兵。毕业归国后，历任该师少校、中校参谋及团附等职，后又升任上校参謀处长。
1926年大革命时期，北洋军阀孙传芳倒了台，陈仪投奔国民党，汤恩伯亦随之而来。在蒋介石统治时期，汤初任中央军校第六期大队长及军官教育连连附。后升陆海空军总部少将高级参谋。1929年冬，改任教导第二师第一旅少将旅长，后升为副师长兼旅长。1931年冬升充第二师师长，其因作战不力撤职，不久又调充八十九师师长。1933年冬又迁调第四师师长兼第十纵队指揮官（指八十九及第四师两师）。1935年冬升任十三军军长。这之后历充取军团长、三十一集团军总司令、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豫鲁苏院边区总司令兼四省边区党政分会主任委等要职，1945年后又调充第三方面军总司令、南京卫戍总司令、第一绥靖区司令官、衢州绥靖公署主任。到大陆解放前夕，又调充京沪杭警备总司令。上海解放前逃往台湾，1959年病死于日本。
汤恩伯与蒋介石都是在日本士官学炮科的，有先后同学关系，而且又是浙江同乡，成为蒋介石豢养的忠实走狗，深得蒋之宠信，并且继陈诚、胡宗南之后，成为蒋介石的三块紅牌之一。其主要关键，在于他一贯顽固地充当蒋介石反共反人民的打手。1929年冬，蒋介石为了进行军阀混战和镇压人民而扩允军队，成立了三个教导师，拔升汤恩伯为第二师的少将旅长。蒋介石战胜阎冯之后，调徐庭瑶接任该师长并改为第四师，湯恩伯被提升为副师长兼第十旅旅长。
自1930年冬季起，汤恩伯即奉命单独率领第一旅参加了江西的“清剿”，与赣东北苏区领导者方志敏、邵式平将军为敌。经过一年共分三个阶段的“清剿”活动，特别是1931年春对上饶县及临江湖地区的“清剿”，残酷地破坏了苏区，恢复了反动的黑暗统治。此后汤率所部又对附近的霞坊、葛源苏区实行所謂“搜剿”，无数劳动人民惨遭杀害。景后，汤即分兵置于铅山属之开江镇和上饶县，实行所谓“防剿”、“清乡善后”等反动措施。汤恩伯忠实地执行蒋介石的反动政策，使这一地区的革命事业受到了极大的损失，竟以“剿匪有功”擢升为第二师师长。
1932年春，汤率第二师在河南滉川一带与红军作战失利，虽被撤职，但赋闲不到几个月，即于当年秋及被调充为八十九师师长，于湖北黄陂一带进行“清剿”的罪恶活动。这一时期汤对豫鄂皖苏区危害大，他曾对当时充其团长的陈大庆常常酸及在那一带用机枪扫射青年群众及共产党员达两三千人之事，认为得意之作。于是汤又以“剿匪有功”，于1932年冬改调为第四师师长之后，又奉命升为第十纵队指挥官（指挥第四及第八一九两个师），参加了1934年春及以后的所谓“五次围剿”，在福建泰宁、建宁区域内构筑封锁线（即木碉堡群）。同年他又在江西广昌以南的驿前、白水等地区以及石城的洛寨山地，与红军主力一、三、五军团經过九次激烈的阵地战。由于红军北上抗日而转移了陈地，湯即迅速地进占瑞金，修建了“犁庭”公园，无耻地夸大战功。1935年春夏之交，汤率部由江西进入湖北通城县白沙桥地区，与红军徐彦刚部主力遭遇，激战半天，双方伤亡很大，彼此各自于当夜及次晨转移了方向。这之后即率部在湖北大治、阳新和湖南岳阳等处整训补充，竟以屠杀人民“有功”一跃而放擢升为十三军军长。
就汤恩伯的个性、特点、作风来说，约可作如下的概括：
一、充滿了封建色彩的枭雄思想和日本武士道的作风：
汤恩伯每与其朋辈如胡宗南、戴笠之流，好纵谈我国古代英雄人物，他所列举的离不了“五霸七雄”，特别崇拜秦始皇、汉武帝、成吉思汗等人。他对日本武士道精神也特别崇拜。照他的說法，日本武士道精神是由我国“荆轲刺秦王”、“田横五百义士”等固有精神传到日本去的，由于我国国势积弱而失传，日本则更加发扬起来。因而他认为日本国主义即系由此产生，日本兽兵之能征善战、凶狠残酷，也是由此而来。他对于近代的历史人物，特别推崇清代大汉奸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三人。他甚至认为曾、左之未能取清廷而代之，是一件值得惋惜的事。由汤恩伯的这样一些论调，即可测知其为人；在羽毛未丰之前，依付于人以待时机，一旦羽毛丰满，则取而代之。这是历史上无数封建人物称王称霸的规律。湯之阴謀其所以未能得逞，只是由于中原对日作战之一败涂地，以及受到陈诚当权派的宰割而使其小集团瓦解，特别是全国解放之速，根本粉碎了他那充当枭雄的迷梦。
汤恩伯在未被擢升为十三年军军长以前：既不敢滥发议论，也不敢擅权独断，但在担任军长之后，一帆风顺，接着当上了军团长、三十一集团军总司令、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他认为时来运来，他大干特干的时机到了。正在这时，蒋介石为了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命令汤恩伯在中原扩充实力，将头对准东南地区的新四军。
汤恩伯自1938年夏季在台儿庄与日寇交战后，即龟锁到大别山北麓及平汉铁路线以西地区集训整补，他以河南叶县作巢穴，以安徽临泉、界首及郑州等战略要地为其前进基地。在蒋介石委其为“豫鲁苏院边区总司令”兼“党政分会”主任委员之后，湯恩伯“中原王”的阵势就摆出来了。他在如此时来运来的情况下，目空一切，丑恶凶狠的嘴脸开始显露出来。当时河南省主席李培基及民政厅长方策等，成为替他专办兵差的头子，稍不如意，即遭训斥。即连蒋介石向以亲儒目之的蒋鼎文，当时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应該是汤恩伯的上司，而汤咄咄逼人，使蒋鼎文几乎无权过問，合不出户。这之后，湯恩伯之嚣张跋扈，生杀予夺，拥有“汤屠夫”之称，这些情况下面还要记述。
汤恩伯在日本士官学炮兵之时，在一次准备野外演习的室内作业中，竟将炮兵摆在一座高山上，而且又无掩护部队。日本教官问湯怎样将重炮运上山去，汤瞠目不能置答。日本教官又问炮兵沒有有力的掩护部队，一旦为敌人接近将何以处置,湯又不能答。这虽然是他早年在日本学习时的笑话，但他在蒋军实际作战中亦复如此心大意，顾头不顾尾。
汤恩伯从充任海陆空军总司令部少将高级参謀时起，即经常向蒋介石呈递“手本”，献策取媚。由于在蒋冯阎混战中，他的几次手本受到采纳，提高了他写手本的兴趣，初则只写军事方面，以后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以及有关党政设施等无所不写。只要他每逢睡不了觉的时候，十有九就在写条陈手本了。特务头子戴笠曾经嫉妒而又称赞地说：“老头子（指蒋介石)面前以汤恩伯的手本最吃香，他一揮而就、钢笔草字，写了即交，我写的就非墨笔工楷不可。”由此看来，汤恩伯之青云直上，与其写手本有关。其实，湯的手本每每是閉門造車，常常笑话百出，蒋介石身边的陈布雷一见汤的手本就头痛。这是由于蒋介石照例将湯的手本批给陈布雷，要他根据湯的手本拟出办法，弄得陈布雷神经更加衰弱而睡不得觉。后来陈布雷只好要唐纵转请戴笠，设法使湯恩怕少写一些手本，好让他多活几年。戴笠倒也不負人所托，向湯代达过这番請求，因此湯也曾停过一些时候没有写手本。但是问题已不在湯恩伯而是在蒋介石，如果有些时候不見有湯的手本来、就要查问。恰在这时（1944年前后），以将介石出名的《中国之命运》（这个臭名远扬的书是汉奸陶希圣写的)，即将付印出版，样本传到湯恩伯的手里，又引起他写手本的兴趣，他在手本里批这书“眉目不清，文字冗长，不适于青年們的口味。”这书是蒋介石亲自删改过的，自鸣得意，但是湯恩伯除了批评之外，在手本里没有写上半句捧台的话，因而引起蒋介石勃然大怒，将那通手本撕得粉碎，怒气冲天地命分汤恩伯立即飞渝听训。这时适值日寇正拟进兵中原，前线吃紧，经林蔚、俞飞鹏等从中转圜劝说，蒋介石才准湯恩伯免予飞渝听训，而改为“严令申斥”了事。后来据蒋介石侍从室的人员传说，在湯恩伯所上的条陈手本中，这是仅有的一次碰壁。
湯恩伯以十三军为基干而发展到三十一集团军，结党营私，形成了以他为首的“中原王”集团。这一小集团中，又分为江西派与实力派。江西派以张雪中、陈大庆、万建藩、胡静如为骨于；实力派以湯的干儿子石觉为骨干；另一实力派又以王仲廉、馬励武为骨干。湯恩伯则高高在上，紧紧地控制着。他常说：“好马好狗要多养几匹，使其互相牵制，才能杀其骄气。”他又說：“謀国者（指蒋介石)如此，我不能不如此。”
湯恩伯贿通权贵的事实，也是公开的秘密。蒋介石身边的权贵，大大小小几平都受过湯恩伯不同程度的重贿。湯对林蔚、俞飞鹏、钱大钧等人，每逢过年过节或婚丧寿诞必送重礼。他对俞飞鹏更是崇为恩师前辈，除赠重礼之外，而且利用各种机会拍馬谄媚。
1943年三十一集团军成立的一个周年纪念，湯恩伯借題大肆铺张，举行庆祝典礼和盛大的阅兵式。在典礼仪式上他特别邀请俞飞鵬（俞当时任军委会后勤部长）讲話，紧接着他自己肉麻地向官兵们说：“俞部长是三十一集团軍的'保姆’。三十一集团军如果沒有俞部长这个'保姆’，我們就全受到饥寒之苦，更谈不到壮大和发展了。我們有了俞部长，就能够'效忠党国’，就能够完满地完成委員长(指将介石)所赋予我們的任务。”
汤恩伯对于与他地位相当的人如钱倬伦（当时军委会的经叙厅长)、刘詠尧等人，則是公开送钱送礼，而美其名曰“外官内救”(在抗日战争期間，蒋帮統治区經济崩溃，大小官员如无額外收入。只靠薪给是难以养活一家五口的）。湯恩伯还经常要他的军需处长胡靜如和洛阳办事处长韦鲁斋，将由日占区搞来的贵重物资滿车滿戴地押运到重庆去送礼。当时水陆交通统一检查权都掌握在特务头子戴笠之手，湯与戴有勾结，所以凡遇貼有三十一集团军封条的装箱物資，一律通行无阻。
在汤恩伯看来，自古掌握大权的英雄豪杰，必須残杀立威。他注写字台的玻璃板下亲笔写出清代大汉好胡林翼的两句話：“要有菩萨心肠，要有屠夫手段。”他即以此作为他的座右铭，但是他所实行的只是后面的那一句話。他在“剿共”中以机枪杀害革命青年和群众两三千人一事，他常常津津乐道，如数家珍。鮑剛是他的副手。后来不如他意，他便杀之而后称心。他指使陈大庆設宴招待鮑剛，直到把鲍灌醇，然后于其还家途中预伏机枪手将其杀死。1944年春，他自叶县去洛阳途经临汝县，該县县长左宗廉将临汝镇居民闫老五一案报请批示，他不加考虑，即批上：“就地枪决”四字。当时同行的还有李宗仁、于学忠，对汤的处置大有惊异之状，他感到有些說不过去，于是在左县长手里搶过原批呈文慌慌忙忙地又在“就地枪决”四字之上加上“奉谕”二字。究竟他是奉何人的谕呢？显然，这只是他借以掩盖而已。闫老五竟因此而被置之死地，闫老五的家也因此而被抢劫一空。
汤恩伯平日嗜杀成性，事例不胜收举。他不仅视人民生命如草芥，对其部下亦凭其喜怒而随意处死。鮑剛之死，即共一例。四此三+一集团年官兵人人自论，检湯起了一个部名——汤屠夫。
汤恩伯在蒋介石极力实行法西斯血腥統治之时，确实也有他一套适应蒋介石需要的办法。他之所以能得到蒋介石的特别宠遇而爬上高位，是由于一开始就从反人民的内战中，在屠杀人民的血泊中成长起来。在短短的六年，他由北洋军阀中投奔过来的一个中级军官，即升五级而当上了嫡系基本部队的十三军军长。当时连蒋介石身边的顾祝同、刘峙、朱绍良等，都曾叹为一步登天。黄埔嫡系中的胡宗南、贺衷寒等亦为之侧目，深为嫉视。由于这时的汤恩伯十分含蓄，对蒋介石、何应钦恭之敬之，对黄埔嫡系则甘居后进，因此不但不曾被排挤，反而扶摇直上，不断擢升。他在第二师师长任内，因作战不力受过撤职处分，但赋閑不到半年即调任八十九师师长，旋又改调为第四师师长，同时兼任第1纵队指挥官，不但未因作战不力遭到处分，反而又上爬一步。汤后来发展到拥有五个集团军的统驭大权，却并不忘十三军这个一步登天的起点。所以他自己高升了，仍是要将十三军掌握在自己手里、十三军军长一职，论年資、“功绩”和各种条件都应马励武继任，然而他感到给马励武不如给石觉更为可靠(石觉是湯的干儿子，在汤的左右及家属中说得起话）。
汤恩伯之所以念念不忘十三军，也是有其原因的。1935年夏汤率十三军（此时只有第四及八十九两师）由湘鄂边境北调到潼关，后又开往陕西省的绥德县，即在该县附近修筑公路，整休待命。1936年冬，汤奉命调缓远省，集结于集宁。这次汤部北调，时而潼关，时而晋西，时而陕北，迄至最后才集结于集宁的原因，蒋介石高级明个部虽不险将企图暴露，实际上仍然是为了打内战，对付陕北红军。只是到了“双十二”事件之后，蒋介石被迫抗日，在反动政策暂时有所收变的情形下，才有湯恩伯十三军参加南口战役的一幕。
当时部的十三年归傅作义指挥，在南口的东西大岭一带布防。日寇约有两个师团（内有酒井旅团較为精锐)，从北京西山向我进攻。战斗开始时，马励武所率领的第十旅第二十团之楊超营在东大岭山谷里倘未展开，即遭到日寇机枪火力的封锁，以致伤亡殆尽。这一战役由于汤恩伯指挥错误，予日寇以可乘之机。后来汤部依山而守，鏖战一周，日寇优势兵被阻于险峻的地形，相距最近火线不到五、六百公尺，由于士气旺盛，给日寇以较大的杀伤。但不久湯罩陣地多次被毁于敌軍炮火，幸有二十一师李仙洲部的支援，始转危为安，日寇始终未敢擅进。其间湯恩伯指部遭受敌机轰炸，他乘汽车逃走，指挥无定所，与阵地早失联系。这一战役，敌强我弱，算是拼了半月之久，才奉命转移阵地。
南口的浴血抗战，是十三军全体士兵英勇牺牲换得的光荣。正当南口守军浴血抗战之时，以范长江为首的慰劳团前来慰问。通过他們的宣传，激起全民抗战高潮。但是汤恩伯却以“民族英雄”自居，便从此骄横起来。特别恶劣的是他竟捏造八一九师罗芳珪全团殉国的战报，以期为他自己博得虚名。据馬励武了解，罗团损失很大是肯定的，但团长罗芳珪只是受了伤，并未死去，也不是什么“全团殉国”。1938年4月，汤率所部参加了台儿庄会战，溃退下来之后，不久即被擢升为三十一集团军总司介。此后又在江西、湖北等地对日作过几大小规模的战役。在湖北随县、枣阳一带的“随枣战役”中，汤部为主力部队之一。日寇约两个师团孤军深入，由随县向枣阳方向入侵，蒋军们悉日寇企图后，便集结大军于公路两侧布防，构成袋形阵地，诱敌深人，以期一鼓而歼之。敌意识破計划，乘大雪时机匆忙撤退。由此也可看出汤恩伯的指挥无能，部队机动力差，致失良好战机。但他当时并不认为自己指挥无能而引为教训。反而在蒋介石面前，凭着一块“中央”嫡系的牌子，指桑骂槐，既甲部队不行，乙部队不力。汤恩伯便是这样瞒上欺下，打击友军，抬高自己，而向上爬的。
1938年10月，武汉失守，蒋介石迁都重庆。到了1939年，蒋介石虽然仍旧挂着“抗日”的招牌；实际上是在执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坐山观虎斗”就成为蒋介石在这以后的几年中不变的方针。汤恩伯在中原地区的坐大，不断发展，以至自封“中原王”，追源求本，便是在介石这种反动政策之下出现的。兹分成以下几点来说明其内幕：
(1 )在蒋介石卵翼下成长；
如果说汤恩伯是摹仿胡宗南自封“西北王”而自封为“中原王”的话，不如说是在蒋介石反共反人民的政策下造成的。胡宗南由第一师师长，在八年之为，即爬到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而独当一面。渴恩伯在前后不到九年的时间里，由一个少将高級参謀而爬到边区总司令、副长官而独当一面。两者情况，如出一辙，说明完全是在蒋介石卵翼之下所造成的。所以汤恩伯每每在对其全体喽啰训话之时，恒大言不惭地说是“老头子”(指蒋介石)赋予他的权力。他这种骄横狂妄的举措，也就暴露出他是有恃无恐的。
(2）想方设法极力扩充实力；
汤恩伯拥有的实力，发展到最高峰时号称为“大军”四十万之众。他从十三军起家，扩充为三十一集团军，在任豫鲁苏皖四省边区总司令时，拥有十九、二十八、四十五、十五等五个集团军。十三军、八十五军、二十九军是构成三十一集团军的骨干。在这之外，他还扩大掌握了十二军（贺粹之为军长）、暂十五軍（刘昌义为軍长）、暂九軍（顾锡九为军长）、九十二军（李仙洲为重长）、九十七军（王毓文为重长）及骑二军（系何柱国十五集团军所部）。除了以上这些正规军之外，他又以陈又新为总指揮，统辖汛东汜北的挺进部队约有八十个纵队（每个纵队多者三千人，少者三、四百人）。其他还有独立旅、补充团等等名目繁多的部队，分屯于河南中部及豫皖边境，均为汤直接掌握。
特别要指出的，是汤恩伯所掌握的五个集团军，其经理、人事、指揮大权，并不如一般临时划拨为其指挥归入其建制的那样，而是所部高級军官都由他自己一手保举、拉拢而来。他以三十一集团军总司令的身分，竟向蒋介石保升总司令（他管保荐原东北军系统出身骑二军军长何柱国升充十五集团军总司令）。至于军长以下的人事权，蒋介石给予“先斩后奏”之权。他就是这样随心所欲来发展其野心的。
（3）扩充部队的阴謀
湯恩伯不断扩充部队有其一套手法，戏法玩久了，大家也就心里明白，局外人更是看得一清二楚。他不断扩充部队，表面上说是蓄集兵力，准备对日大反攻。他也只有在抗日的幌子下，才能伸手向河南及四省边区人民抓兵，征粮、要饷。但是他骨子里的一套，却是以八路军和新四军为假想敌的。
湯恩伯除了扩充正规部队之外，还在汛东汜北成立挺进军总指挥部，收买了四省边区的游杂部队编成纵队达八十左右之多。当时在日占区和蒋管区的流氓、地痞、地主武装，以及形形色色的牛鬼蛇神之类的队伍，无不应有尽有地收罗在内。汤手下的沈克、张轸等人，说湯的这些措施是“狗吃牛屎——好多”，认为徒然危害地方，对于抗战毫无裨益。听说沈、张两人还曾天真地劝说过汤恩伯。事后，汤向他的亲信张雪中说：“沈公侠、张翼三实在有些不象军人，有些迂腐的书生气，他們竟一再要我裁撤游杂部队。真是只知其一而不知共二，只見其小而不見其大。试问照他们意见来办，我需要的兵源从何处来。有朝一日要向新四军大举进攻之时不用这些地头蛇，又怎能伸入到腹地。”湯的这番话，不但直接了当地说出了他扩军的野心所在，同时也将他的主子不可告人的阴谋诡计一针见血地暴露出来。
上文业已说明，汤恩伯的自恃有蒋介石的宠信，又有为他所贿赂过的权贵如林蔚、俞飞鹏、钱卓偷等人为之撑腰，他便感到放手而行已经没有什么可以顾虑的了。据他的亲信万建藩（曾任汤的副参謀长及南京卫戍总部副总司等职）传出，汤平生最好《三国演义》，既喜听有关曹操的故事，也爱看演唱有关曹操的京剧。在汤的心目中，认为曹操是适合于他的个性而极为推崇的英雄人物。他之所以极力推崇曾国藩、胡林翼，这只是由于曾胡对人民的血腥镇压，符合他的嗜杀本性；同时也是由于他看到其主子蒋介石三句話不离曾文正公如何如何的一套，也就不得不将曾胡之流捧在头上。但就湯的本性和野心来说，他曾感叹地认为曾国藩未能取清廷而代之为可惜。由此可見他之选操曹操作为他崇拜的典型人物，就不是偶然的了。他决定以河南叶县为其巢穴，是由于认为叶县是汉光武发祥之地；同时，曹操之兴起即在中原。这就是他自封为“中原王”的缘由了。这说明湯恩伯既要效法刘秀重温在叶县一战击败其政敌王莽而奠定帝业的好梦，又要效法曹操迁都许昌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故伎。万建潘每逢談到湯恩伯的这些想法，便眉飞色舞，以幕中人自居而得意非常。
1944年春，特务头子戴笠曾到湯的前进根据地的界首，和后方巢穴的叶县，盘桓了半个月。戴在返回洛阳时说，他在界首时曾由湯陪同去到曹操的出生亳州，实地访问了当地一些姓曹的或姓夏侯的居民，结果一无所得。他又说，汤恩伯打算为曹操在亳州或许昌建立一座永久性的纪念塔，以表达其崇拜之心。最后戴笠还說：“胡宗南在关中要学左宗棠做西北王。没有料到湯恩伯做了中原王还不滿足，党想学起曹操来了。我劝他英雄本色是应該有大志的，但功高压主决无善终之理。戴的这段话说得听者毛骨悚然。出时文强、黄天迈、叶翔之等人在应，大家事后议论纷纷，深以湯之骄横狂妄为不当。
湯恩伯既自封为“中原王”之后，首先因利害关系与蒋鼎文发生摩擦，終于演变而为唱对台戏，个中情形，下文详述。这里只谈他对河南省主席及鲁苏皖各省流亡政府的颐使气指。
当时河南人中相传过这样一句話：“处于三强二大之間，比童养媳还要难以讨好公婆。”所谓“三强”，是指蒋鼎文（以洛阳为中心的一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以老河口为中心的第五战区司个长官，将豫南划入其势力范）和汤恩伯。所谓两大，是指河南省政府的民政厅长方策和教育厅长鲁涤平。这两人都是来头大的蒋记国民党的中央委员，省主席也是不敢对之如何。而在“三强两大”之間真正难伺候的，还是湯恩伯。当时的河南省主席李培基常说，只要是汤恩伯电話打来，他就发抖。至于寄食于一战区的流亡省政府主席、委员、厅长之流，那就更是不在汤的眼中。当时出自于学忠系统的牟中珩做了山东省主席，驻在界首，就是时常受气的一个。
就是自认为来头大的江苏军阀王懋功、韓德勤（王、韩两人曾先后充任江苏省主席）、李明扬等人，都得看汤恩伯的颜色行事。抗日战争期間，王懋功、韓德勤曾经先后去拜访过汤恩伯，湯不但不待之以前辈之礼，反而傲慢視为其部属，自称要到洛阳开会，而派其副总司分沈克去敷行一番。王、韓两人怒气冲天地回到顾祝同那里，大骂湯恩伯“忘了本”。（王、韓均属顾祝同派。顾祝同属何应钦派。湯恩伯曾受何、顾的支持而爬上了高位，因而王、韩骂湯“忘了本”。)
蒋鼎文是蒋介石的打手之一，在血腥镇压人民的年月里有过“汗马功劳”，同时又是何应软手下“四大金刚”之一，据說四大金刚是顾祝同、刘峙、钱大鈞、蒋鼎文）。1941年冬，蒋鼎文继卫立煌之后到洛阳接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做了汤恩伯的頂头上司。蒋下車伊始，便以老資格的派头对汤以命令行事，碰了許多釘子。继则他以蒋介石、何应钦的大帽子向湯头上压，汤阳奉阴逢，不但不就范，反而弄成僵局，令不出户，大討沒趣。蒋鼎文于是与其亲信智囊团李筱侯、刘韶仿、郗恩绥、周心万（李是其秘书长、刘是冀察战区参謀长，郗是副参謀长，周是机要高秘）等几度密商之后，乃决定采取孤立汤恩伯的手段。他在洛阳首先抓住一批北方和四川杂牌军的首脑如庞炳勋、刘茂恩、孙桐萱、高树勋、李家钰等，然后又大量委派冀察地区的游击纵队及民军等游杂部队，番号最多时达六十多个，同湯恩伯的八十来个相差不远。还曾拉拢著名反共头子张荫梧做了冀察战区党政分会副主任（蒋鼎文自兼冀察战区总司令兼党政分会主任)，并在洛阳西工由张荫梧主持办了一个拥有千余人的党政训练团(调训沦陷区国民党县党部及县政府科长以上的人员)。蒋鼎文又大批訓练軍事人员，保举謝輔三、刘韶仿、胡伯翰等为軍长。当时确实也曾活跃一时。蒋鼎文之所作所为，若不是来头大而硬，是不敢如此对待汤恩伯的。
事情也就很快地在明暗斗中見了高低。湯恩伯看明了蒋鼎文对他的孤立手段，便在叶县成立一个与洛阳对立的局面，与洛阳唱起对台戏来。湯在叶县大办招待所，“招贤士”，华北以及四省边区的军阀、政客、党棍、学阀、团阀等等，络绎于途有如山阴道上。由于湯恩伯的招待好，大吃大喝，还有戏看，又有礼物相赠，最起码的礼物，也有中山牌香烟一打，于是外间傅說湯恩伯的“副长官部”为“富长官部”。湯其不以此为足，又在洛阳成立办事处，派最善于交际的韦鲁斋做办事处长，又加派其副参谋长万建藩以与长官部联络为名，实际上是终日在高级喽啰中鬼混，请客送礼，几无虚日。尤其是自1943年夏保举其嫡系大头目张雪中做了第一战区政治部主任之后，湯恩伯的声势更为之一壮，将蒋鼎文门下的軍阀、官僚、政客等渐渐地拉到了叶县方面来。
蒋湯的对台戏，一直唱到1944年4月的中原之战，日寇一举而攻占了叶县、洛阳时为止。在蒋湯对台戏正在唱得热闹之时，为蒋鼎文捧台的人始终少，配属蒋鼎文工作的軍統特务头目张严佛原意有所为力，但是他在了解到内中原因之后便泄了气了。原来是蒋鼎文曾经数次保荐謝哺三、刘韶仿做军长，都不會被蒋介石批准。而湯恩伯则有保必准，连总司令如何柱国也都保出来了。还有，在补给方面，也是这样。蒋鼎文于1942年撤换八面玲珑的兵站总督杲海澜，改派他的亲信萧湘接充（蕭原是随蒋鼎文作司书出身的)，以为可以借以挟制湯恩伯，使之非央求于他不可。不料湯恩伯而接勾通俞飞鹏，将汤部的补给直接运达，根本不经洛阳转发。大致到了1944年初，蒋汤对台戏完全由汤占了上风之后，叶县、洛阳也就指摇摇欲坠，不久即为日寇所侵占。
在这种狗咬狗的情况下，就造成了日寇进窥的良好机会。日本华北驻屯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对蒋湯的对台戏，在北平即曾大为叫好。1944年4月，日寇即以不到十天的时间，将蒋、湯所掌握的四、五十万大军打得落花流水，连蒋鼎文最后立足的卢氏县，也连根拔掉。蒋、汤两人狼狈而逃，丑态百出。日寇进占卢氏之日，日本飞机撒下大批的漫画传单。一张漫画画着蒋鼎文一手牵着小老婆，一手抱着钞票逃命。另一張画着湯恩伯横眉怒日，摩拳擦掌，指着蒋鼎文大骂：“铭三(指蒋鼎文）要负战败之责任，老汤要去告状！”日寇将蒋汤唱对台戏的情况摸得一清二楚，是由于派了一名間鞅名叫佐藤（少将）的潜入洛阳，以卖豆腐作掩护达五年之久，佐藤早已将蒋汤摩擦情况传报回去，所以漫画里所描绘的内容十分逼真。
1943年，河南大旱，连月不雨，又加蝗虫为害，以致大河南北，赤地千里，饿死的达四百万人之多。当时情况之惨，固由于天灾所引起，而实际上人为的祸害更为重大。河南人民有“水”、“旱”、“蝗”、“湯”四灾并重的说法，由此可以想見当时河南人民是如何的痛恨汤恩伯了。
汤部拥有四十万人是見诸编制的，全部军粮自然是出之于地方，这种苛索加于人民头上，尚有数字可稽。但是湯在叶县与洛阳唱对台戏之时，招待所大吃大喝的开支，以及送礼贿赂勾结权貴的巨额开支，却是无法統計的。至于湯恩伯本人及其部下的贪污搜刮，虽然没有比较全面而具体的资料，但从马励武、王秉钺所了解的一些事实中，即可看出当时这班匪徒对河南及边区人民的压榨，于是上行下效、横征暴敛层出不穷的。现将湯恩伯及其所部貪污情况举其大者記远于后：
（一)汤恩伯平日伪装廉洁，对部队的经理权的约束很严，曾下手合规定，连长如有吃空者必行枪毙。但他将各部队的经理大权控制于他的总部，公然规定所属各军按编制造领粮饷，至少有一千五百至二千名的空额粮饷的“缴”归总部充作全军的“公积金”。名之曰“缴”，实际上是由总部军需处按月从发放各军粮饷中照扣。美其名白“公积金”，实际上不过是变相的公开贪污。此項“公积金”，谁也不敢过问，也从未公布过收支情况。
（二）自政府通令于1939年实行田赋征实的搜刮政策之后，更造成了湯恩伯及其所部食污的机会。他们借征实之名，派部队到四乡搜刮，扰的农村鸡犬不宁。1941年至1943年河南大旱，农民已无法生存，相率逃荒。逃荒农民最多的汛东区，有的乡区青壮妇小全部逃荒去了，未能逃走的残病老弱留下的一点点粮食，也被湯部匪兵不顾其死活尽行抢走。1941年，由漯河到周家口的大道两侧的麦田中，每隔八步十步，即有饿殍尸体体数具，无人收殓，被野狗争食，以至肠肚流于地上，惨不忍睹。
（三）湯恩伯个人的食污情况，花样既多，好听的名词也多，开口闭口说什么“对日经济作战”、“为国为民”，但骨子里完全是为他自己大发横财。1941年前后，湯恩伯还只是要他的亲信韦鲁斋、胡静如等，在界首、漯河、洛阳几个中心点做些套购黄金的买卖。不久，湯恩伯便在界首公开成立“物资管理处”，派韦鲁斋充处长，美其名曰管制物资，以免资敌，实际上是在物资管理的招牌掩饰下，大做其投机生意。物资管理处经常分派喽啰跑上海、徐州、开封、济南、天津等地，大做生意。后来，汤便与军統特务头子戴笠勾结，两人合伙在界首成立了“财政部货运分处”。戴以军统特务王兆槐、张树勋、白莲丞等主持其事，湯到派胡静如、韦鲁斋、骆东潘等人参加。由于有了“财政部货运分处”这块招牌，对敌“經济作战”、“对敌抢运物资”等等一些骗人的話，便经常挂在湯的口头上，用来掩盖其不可告人的贪污罪行。
戴笠、汤恩伯为了使合伙的贪污买卖做得更加顺利，由戴派人在美国印制了巨額华北日占区的“联钞”和汪精卫汉奸政权的各种伪钞，成批地运到界首，分发给经济特务携带到日占区去抢购套购物资，不论布匹、油盐、五金、百货，一律高价收购。湯戴还勾结汉奸张岚峰（汉好军长），实行在日占区武装走私。张岚峰大量接受由美国印制的“伪伪鈔票”，去骗取当地商人的、居民的和日本人、朝鲜人”经营出售的物资，然后转售给湯、戴，作为尔后“效忠党国”的考验。据文强了解，当时界首货运分处，经常有一百五十辆以上的载重车，无分昼夜，川流不息地来往于川陕豫道上。
湯恩伯在这些“买卖”当中究竟捞了多少，自然未为外人所知。据马励武提供的材料：湯恩伯的同乡葛天（曾任湯的办事处长）承认，仅在抗日战争期间，他经手为湯恩伯搞的金条，折成现洋就有五百万元之多。马励武感叹地说：“这不过是指这一时期这一件事而言，恐怕还是最少的说法。这样的贪污，还是明显可见的，其他不显明的見不得人的还多着呢！”
(四）至于汤恩伯部下大小官吏之公行贪污，例证不胜枚举，几如人尽皆知。十九集团军之暂九军长霍守义，部队驻在阜阳附近，他竟令他的军需高风鸣在阜阳勾结县田赋管理处向該县人民强索已过年度的军粮（在1943年度还要1942年度的军粮）约二十余万斤。尔后复征用民间小紅車，由皖北双沟运至敌方盗卖，再叫他的军需到漯河买金条。三十一集团军二十九军军长陈大庆，1942年交卸时，在叶县兵站仓库存有公粮七十余万斤，陈大庆并不曾移交下手，也不缴“公”，竟将公粮盗卖肥己。又如十九集团军暂一军军长王毓文，驻皖北董家集时，也曾指使其军需处长与十九集团军兵站分监骆东潘勾结，向地方征集军粮，然后串通汉奸军长张岚峰将军粮运日占区出售，再买盐回来卖出，从中谋取暴利。以上所记，只是汤恩伯的贪污事例，至于一般喽啰的鼠窃狗盗，就记不胜记了。
下面再谈谈湯恩伯在河南大兴土木扰民害民的几件事。
第一件，大修深沟。湯恩伯借口对日作战，阻挡日军战车前进，决定挖掘深沟。深沟的工程北自郑州附近起，东至开封，再向南到周家口附近为止，两道复线长达千余里。这项工程，湯恩伯原标榜以兵工为主，民工为辅，但开工之后，汤军部队则变成了奴役人民的监工队伍。深沟附近百里内的民工，都在其奴役之下，自带粮食工具，强迫日以继夜地开掘。郑州附近的一段工程首先完成，湯曾亲自前往视察。
深沟工程原是汤恩伯一时心血来潮，企图以叶县为中心而开掘的，但是他却假说是执行蒋介石的命令，因此不仅扰民害民，而且引起蒋特的诟难。蒋鼎文一次在纪念周中攻讦汤恩伯能：“有人想学隋煬帝，要在河南挖掘千里邗沟，而名之曰'国防工事’，在我看来完至无此必要，在现代战争中尤无此必要。现值灾歉之年，应该立即停止。”蒋鼎文的这番话，自然不是什么为人民打算，不过是借題发挥而已，后来这话传到了汤恩伯的耳里，他勃然大怒，更加严令其部下日夜赶工，由于每段深沟必须与公路系统及临时的军工筑路相联系，势非纵横交错地兴修許多支线不可，这样一来，就更增加了当地人民的负担。当地人民除了出劳力供驱使之外，还要供应木材、石灰一类的材料。材料一时供应不上，汤军见了祠堂、庙宇就拆，连附近的民房也毁了許多。施工区内有许多坟地，当地人民多不愿将祖坟迁动或将林木毁坏，汤军头目利用这种心理，进行敲诈，迫使許多人出钱纳贿，地方上的保甲长也乘机勒索。汤軍驻扎郑州、中牟附近的两个独立旅长彭?良、黄国书所部，在开掘深沟的期间，所搜刮的民脂民膏即是无法计算的。由于1944年4月日寇进攻中原，湯恩伯强迫开掘的沟渠及联系的路线，并没有完成就停工了。这是河南人民不幸中的幸事。至于已掘成的深沟，在作战中并未生效。日寇在进军之前，早己将地形侦察明白，战车绕过深沟挺进；不能绕过的，也早已做好了越沟设备，只要用一部坦克填在沟里，然后从坦克顶上架设钢板，后续的战车即可通行无阻。郑州、洛阳、叶县是日寇进攻的三个目标，即很迅速地归于沦陷，湯恩伯构筑的“千里邗沟”，又能起什么作用呢！
第二件，兴修校舍。1943年，湯恩伯在叶县的大树头村附近，假招收沦陷区流亡青年之名，竟大兴土木修建什么“中正学院”和“政治学院”。学院的修建材料，全部都在叶县临近的十余县征用。最初征用的材料多不合规格，又一再地重征，不但附近的同堂、庙宇、古迹名胜等建筑物多因此而被毁，连许多民房住宅，也都被拆毁。当时河南民间流传这样一句話：“屠夫要盖房子，連龙王宫都要拔掉。”这話一传，“湯屠夫”之名，连小孩夜哭也可止住。由此可见河南人民对汤恩伯怨恨之深了。
湯恩伯大兴土木设立“中正学院”和“政治学院”，外界只知道用以招收沦陷区流亡的青年学生，悉其内容的人就知道湯恩伯是有野心的：第一是欺骗青年，储备政治资本。汤恩伯为了与蒋鼎文唱对台戏，认为争取青年以之作为政治资本是不可缺少的事，这就使他大办“学院”，用尽了各种欺骗手段，找来了千多名学生还不以为足。第二是模仿“西北王”，培植争雄称霸力量。汤恩伯看到“西北王'胡宗南无数次派人到界首(汤的前进根据地)招收青年学生，使他眼红起来。他曾向其亲信张雪中说：“胡宗南今天也招收青年学生，明天也招收青年学生，实在是欺人太甚，把我控制的四省边区都成了他的招生所，这还成话。”诡计多端多端的张雪中很明了他主子的用心，便建议其自搞一套。张雪中还建议，如将战区政治部这个机构掌握到手，那就不只是四省边区的青年不至为胡（宗南）、蒋（鼎文）所得，就是整个第一战区的青年也都可控制到手。果然，在1942年前后，张雪中即舍三十一集团军总司令不干而去做第一战区的政治部主任，也就可是其用心之深了（这一情况，系第一战区政治部主任秘书李峩九告诉文强的）。
湯恩伯除在叶县办了两个学院之外，在他统治中原地区的八年期间，还在各地设立了大大小小的军事学校、党政训练班、干部训练班等等。镇平县的菩提寺和临泉县的周围，就是汤恩伯的两大訓练中心，受训人员恒在千人以上。由上这种和那种名目繁多的训练班不断出現，兴建修造，粮草供用，无不加深河南人民的負担。
尽管藤鼎文和汤恩伯两人之间，狗咬狗，争吵不怀，叶县与洛阳之间的对台戏越唱越不能下台，但他们两人反共反人民却是一致的。在1942年至1944年之间，蒋汤在这一地区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矛头是针对共产党。1941年冬，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之所以免职而以蒋鼎文接替的原因，表面上是由于卫在中条山对日作战的惨败，但骨子里则是由于胡宗南向蒋介石告密所致。胡宗南在密电中说：“卫立煌与八路军首要有所往来，思想立場不稳。”这就使得蒋介石不得不改派他认为最忠实可靠的走狗蒋鼎文的前往接替。再加上有汤恩伯的庞大武力的配合，在中原地区更可肆行无忌地进行反共反人民的罪恶活动。当时中原地带处于四战之区，豫北、鲁西、鲁南是八路军的根据地，淮南、苏北及豫南、鄂东地带为新四重的根据地，在蒋鼎文、汤恩伯看来，中原地带已处于共产党武力三面包围圈内，共产党占領区正在日益发展之中。据岳烛远提供的材料说，蒋鼎文到河南的前后，关于如何对付中国共产党的武装力量及其地下组织的问題，与胡宗南、湯恩伯、戴笠有过缜密的计划与布置。因而蒋鼎到职不到两个月就逮捕捕了新五军副师长共产党员靖任秋（当时新五军军长为孙殿英)，并企图逮捕新五军的副軍长共产党员邢肇棠，幸邢事先得报，逃脱了虎口。接着，约在1941年末1942年初，蒋鼎文又查封了八路军驻洛阳办事处，并通过汤恩伯勾引致办事处主任袁晓轩叛变革命，投降蒋帮，后来根据叛徒袁晓轩的材料，又逮捕了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八十余人，如共产党员张振寰、河南大学文学院院长嵇(Jī)文甫，都是那时被捕的。河南省建设厅厅长张广舆（又名张仲鲁）就是那时被迫下台的。赵寿山在第四集团军因政工处长龙冠军告密而被免去军长职务。还有其他许多危害人民的事，都在这时发生。
在特务头子戴笠的指示下，蒋鼎文、汤恩伯又与胡宗南勾搭在一起，分工合作行动起来。胡宗南在西北以西安作中心，全力封锁陕北，蒋鼎文与汤恩伯则各就其势力范围扩大特务组织，统一反共阵营，控制反共工具。卫立煌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时的政治部主任王以常调走后，由胡宗南推荐的陶峙岳接充，后又由湯恩伯推荐张雪中接替陶峙岳。此后胡宗南的反共走卒源源而来，都充当了要职。其中有胡的忠实走狗卞德恭充当了該部的中共科科长。共产党靖任秋、邢肈棠案件就是卞匪一手所造成的。胡宗南专门反共的“劳动营”随之也派来了，以刘亚哲为首的大批反共家伙，在河南地区到处横行。
湯恩伯则在四省边区地带，设置“四省边区党政分会”，自兼該分会主任，副主任为沈克，秘书长为李铣。“党政分会”在叶县成立了“青训班”，也是汤自兼主任，在班里負实际责任的陈霖，是胡宗南推荐来的。“青训班”是专门“训练”中共党员和进步人士的反动组织，知名的民主人士嵇(Jī)文甫 等即关押在该“青训班”里。湯恩伯还在临泉成立了“临泉特别训练班”，班主任也是他自兼，副主任周麟祥、教育长刘庆升、秘书王蔚轩以及队长教官等，几平全是青一色的军统特务分子。該班第一、二两期的毕业学生，都充当了汤部反共人员；第三期的毕业学生后来改编成为“豫鲁苏院边区党政工作总队”，由周麟祥任总队长，在四省边区专干反共反人民的活动。
大约自1942年前后到1944年为止，汤恩伯以界首作中心,成立了三十一集团年调查統计室及界首警备司令部调查处等特务机构，由戴笠先后派周兆其、周麟祥等人充该调查室主任，并派周兆其、刘国宪任界育警备副司令兼稽查处处长。（刘国宪也是军统特务分子。)
据王秉钺提供的材料：湯恩伯在加强内部的特务机构并布置了特务网以后，在军事上作了如下的反共反人民的措施:
（一)1941年7月间，汤令李仙洲部九十二军长侯镜如部进犯防皖北阜阳插花庙附近解放区，将新四军彭雪枫将军所属部队压迫于津浦路以东地区，据说，此役还有暂八师马步康部也参加了。
（二)汤恩伯于1941年春，也曾派其三十一集团军副总司令王仲廉率其所兼八十九军由平汉路西移驻皖北太和县及其附近，旨在增强反共反人民的力量。汤所以命李信洲和王仲廉两部进驻院北、豫东，其阴谋在于利用李仙洲是山东人、王仲廉系江苏人的地域关系，先在皖北阜阳、太和附近，招兵买马，聚草屯粮，伺机向鲁苏腹地进犯，企图破坏人民政权，消灭人民抗战力量。李仙洲当即在阜阳吕大寨设立军校及“驻鲁干部训练班”，用来培养军政干部，并拉拢山东地方豪绅地痞，以壮声势。1942年，他們认为时机到来，逐率其九十二军等部向山东解放区让犯，但进到鲁西，即遭八路军回击而惨败，退窜到阜阳附近。王仲廉也营在太和县设立江苏中学，收集江苏流亡青年，同样也豢养大批苏北地区的豪绅地痞流氓，扬言“收复失地”。所有这些，都是湯恩伯整个反共反人民計划中的一部分。
(三)李仙洲进犯山东解放区受挫之后，湯野心不死，乃于1942年冬季，又加强王仲廉部的军事力量，阴谋进犯苏北解放区。1943年初，汤即保升王仲廉为十九集团军总司令，所辖部队有暂一军、八十五军、暂九军。湯以河北游击队段海洲部改编的暂三十三师、鹿邑地方团队改编的暂二十九师及三十师编成之暂一军（軍长王毓文），驻皖北蒙城董家集附近整训；又以由苏北撤退之顾锡九部改编的八十七军，驻皖北临泉县附近；以原东北军一一一师、一一二师改编的暂九军（军长霍守义），驻能皖北太和县和界首附近。这些部署和扩军的阴謀，都是为了进犯解放区作准备。狂妄的王仲廉当时甚至叫喊：“打国老家去。”只是由于日寇进犯中原急迫，汤、王部队顾此失彼，而暂时有所放松。
（四）汤恩伯收编游杂部队和地方团队，改为挺进军的，前后约有八十个纵队之多。他公开叫嚣說：“蒋委员长叫我自力更生，要在这里成立一百个团。”汤恩伯如此猖狂地扩充军队，阴谋何在，前文已有能明，完全是在反共反人民，此处不必多所叙述了。
那时，蒋鼎文在洛阳以反动透頂的张荫梧充当“冀察战区党政分会”副主任，开办了大规模的“党政干部訓练班”，编组两个“战地服务团”，以荆宪生、阴耀武分任第一、第二团团长，企图伸入解放区开展特务活动。由于1943年4月日寇发动对太行山区的“扫荡”战，演成了三十四集团军总司令兼河北省主席又兼国民党河北省党部主任委员的庞炳勋及共指揮之下的新五军军长孙殿英和二十七师师长陈孝强等投敌做了大汉奸的丑剧，迫使蒋鼎文苦心訓练出来刚刚开到太行山区的两个特务组织(即“战地服务团”）一并成了俘虏。
1944年春，特务头子戴笠到河南临汝风穴来主持“中美合作所”主办的“中美特种技术第三班”的毕业仪式，又曾与蒋鼎文、汤恩伯密謀，计划成立两个更大规模的党政工作总队。三人几度密商的结果，决定在蒋鼎文接指挥之下成立“豫晋冀鲁边区党政工作总队”，在汤恩伯直接指揮之下改组和加强原有的“豫鲁苏皖四省边区党政工作总队”。
蒋鼎文指下的“豫冀鲁边区党政工作总队”，队里的头目由戴笠一手包办。他保荐乔家才充当总队长，并将当时在洛阳附近所有的特务行动队，如军统局豫站指揮之下的行动队、晋东南站指揮之下的行功队、刘艺舟特务头子指挥之下的行动队、平汉北段破坏总队、军事委会华北督导团（这一组织是天主教教会人员组成，由陈仙洲指揮之下的新乡教区美国籍的主教米于领导，一般称为教会特务）等等，藏垢纳污地编在一道。
归锡恩伯指揮的“豫魯苏皖四省边区党政工作总队”，为什么說是改租加强呢?由于湯恩伯感到戴笠原先介绍給他的那个党政工作总队队长周麟祥不够老练凶狠，反共反人民的經验不够，向戴提了意见。戴便想到了远在第六战区充党政工作总队队长的刘培初，既是共产党的叛徒出身，又有多年特务工作的经验，而且具有一套凶恶手法，因而急电制来接替周麟祥。他正在这样积极准备之时，适逢日寇发动了1944年4月进攻中原之战，蒋鼎文汤恩伯指挥下的五十万军队不战而溃，将一切反共反人民的计划连带打得粉碎。于是两个大规模的完全特务化的“党政工作总队”，也就随着他們的崩潰而不能再起作用了。
上文所记，还只是汤恩伯的形形色色，現在且剥去他的皮，谈談他的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
在1944年中原战争之前，汤恩伯并不满足于自封的“中原王”的局面，而一心想做刘秀、曹操，称王称霸。他既然能由北洋军阀方面投到蒋介石的怀抱，也就只要对他有利，能实現他的野心，那末，任何人的怀抱都可投，这就是湯恩伯的政治目的所在。他本身是蒋介石手下拥有雄厚实力的大军閥，也就具备了与日寇、汉奸相勾结的条件。当特务头子戴笠亲自到界首与大汉奸眼张岚峰勾结时，张岚峰化了装来到界首,戴笠、湯恩伯、张岚峰三人聚首一堂。戴笠送张岚峰两枝(支，文史资料多是如此)美造名牌左轮手枪和金表等物。这在戴笠来说，是想通过张岚峰由敌占区捞到大批物资，利市百倍地运到大后方去出售。
这样既可在蒋介石、孔祥熙等人面前抬高自己的身价，善于为四大家族开辟财源，同时又可补充庞大的特务经费及其个人挥金如士的挥霍。而在湯恩伯方面，除了分肥的目的之外，他的打算就不同了。他认为：如果日本战胜中国，他是日本留学生，就可倒到日本方面，不怕沒有出路；如果日本失败了，他那“中原王”的美梦就要做的更好一些。他与汉奸多所勾结，一旦日本战败，即可收容形形色色的汉奸部队以壮大自己的力量。湯恩伯这种不可告人的打算，他是唯恐外人知道的。根据王秉钺、文强等所了解的情形，有以下的一些具体事实：
（一）1944年3月前后，戴笠与湯恩伯到界首盘桓了将近半个月，通过张岚峰驻南京的办事处处长王向荣的从中奔走，张岚峰化装到界首与汤、戴两人见面。戴笠向张保证准在蒋介石面前备案，如果日本失败了，可作为“曲綫救国的将領”对待，要他安心以处。但张岚峰对于特务头子说的話恐不能为凭，于是暗中又去見湯恩伯，认为湯是实力派，说的話也許可以作数。湯恩伯很明了对方的心理，不但滿口的“保证”，并且还亲笔写了一通“手谕”，派张岚峰为“先遣军总指揮”。这个秘密直到日寇投降之后才揭露出来。原来当日本投降之前，蒋介石派熊斌为华北宣抚使法策动张岚峰反正时，张唯恐不能摇身一变做到蒋記軍人的大官，便把湯恩伯的“手谕”取出来张扬。其实熊斌自重庆出发时，早已将起用汉奸的委任状盖好了蒋介石军事委員会的关防印信，并已内定张岚峰为“华北先遣军总司令”之一，事情也就順利办成。后来熊斌问到汤恩伯有无写过“手谕”给张岚峰这回事，涉恩伯只好含含糊糊地说是“权宜从事”，于是这个秘密也就揭穿“了。
在与张岚峰勾结的同一时期，在界首出现有汉好孙殿英的代表谭松艇、汉奸厐炳勋的儿子厐先正和汉奸孙良诚驻开封的办事处长李子铎等等，都成为汤恩伯座上佳宾。除此之外，还有大汉如毕泽宇（又名毕逢春），为汤恩伯所密派，经常来往于南京、上海之间。个中内情虽然不知，但后来汤恩伯又要毕泽宇到重庆去見蒋介石，蒋介石于会面后将毕委为军事委具会中将参议，交給戴笠任用，派为华北策反专員。从这一系列的事迹来看，汤恩伯与汉奸的勾结，已经是一种“通天”的做法了。
（二）据王秉敛提供的材料说，有一个扬言为日本军方与湯军方面交换物资的寇军代表黄某，系热河人，他常常往来于日军中支派遣军方面和湯恩伯军部之间。并闻通过这种关系，日寇曾派遣一名中将（其名字中有一个清学）来归泉总部与汤恩伯勾结。这个日寇军官，系十五集团军总司令何柱国昔日在日本士官学校读书的同学，据闻日寇阴谋通过这种关系对蒋介石进行诱降。
（三）还有一件与湯恩伯勾结日寇有关联的事，虽然发生于1945年日本投降之后，却可以通过这件事看出他的用心。据文强了解：1945年8月以后，日本侵华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大将由北平移驻南京，以使与国民党政府军事头目何应钦办理投降事宜。这时湯恩伯已发表为京沪警备总司令，驻在南京时多。汤曾多次見过冈村宁次和其他日本重要战犯。关于留用日军打内战以及如何宽大处理日本战犯等等问题，湯曾向蒋介石写过许多“手本”，而且几乎都为蒋所采用。那时湯恩伯在南京會經发表许多亲日言论，他说：“中日的世仇万不可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一败一胜，古之常理。对日本万不可过火，应留一些余地，以防他日的报复。”他简直把日本帝国主义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的战祸，看成是天理循环不可避免的事，汤恩伯那是还为日本军国主义吹嘘，说:“日本和德国一样，是一只打不死的狼，刚刚打败了，甚至落了一身毛，只要等到毛长齐了，仍然是一只狼。”可见湯心目中，崇拜日本军国主义和恐惧日本军国主义，与汉奸卖国贼又有何分别。
1946年春，汤恩伯邀请贺耀祖等在上海发起组织“东亚协会”，当遣返日本侨民回国时，竟使用“亲善”、“共存共荣”、“兄弟之邦”、“同文同种”等等一类认贼作父的名词，曾风传一时。远在东北的军统特务头目文强、陈旭东以及另一批亲日分子齐云阶、贺圭等等，也曾出面效尤，在沈阳的日本侨民中组织“东方文化学会”，也曾同样用过汤恩伯叫喊过的“亲善”一类认贼作父的口号。后来文强到南京見到湯恩伯，谈及东北地区仿效上海对日本侨民有所组织的話，汤恩伯听了非常高兴，得意忘影地说：“这是百年大计的，要眼光看得远，才能化敌为友。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谁能料得到下一着。”
1944年4月，日寇进犯中原地区，汤恩伯和蒋鼎文北拥有五十万之众，不战而北，清不成军。关于中原战役汤恩伯集团一败涂地的情况，现据当时属于他直接掌握之下的嫡系部队二十九军军长马励武提供的材料，概述于下：
第一、在大敌当所，蒋鼎文与湯恩伯之间仍在争夺指挥权。1944年，日寇为了打通由北平到南洋的大陆动脉线，发动了豫、湘、桂大战，企图以中国大陆作垂死挣扎的根据地，中原战役便是这一大战中的第一阶段。当时日寇盘踞洛阳、郑州以北及黄汛区以东地区，与蒋军隔河对峙。日寇发动进攻，自然首先选择郑州、洛阳为其攻击的两个重点。汤恩伯早将重兵布置在以叶县作中心的半圆形，置洛阳以化(东起灵宝西止洛阳）的正面阵地于不顾。这就引起了蒋鼎文的日夜不安，因而向蒋介石請准，抽汤恩伯驻防禹州附近的二十九军马励武所部开灵宝一带防守，监视对岸茅津渡的敌军，而策洛阳的安全。不料当马励武部开赴宝防守之后，湯恩伯疑心蒋鼎文会吞吃掉他的这一部队，千方百計向蒋介石要求调回。加之由于马励武是蒋鼎文在黄埔第一期时的区队长，有师生关系；又因马励武未能取得十三军军长的衣钵，早已不满意汤恩伯，因之使蒋湯之間的争斗更形错综复杂。湯恩伯为了这事，曾到重庆向蒋介石申诉。他借口防线太长，兵力不敷分配，而蒋鼎文拥有五个集团军的兵力(即刘茂恩、李家钰、孙桐萱、高树勋等杂牌部队），又有胡宗南在关中的支援（事实上蒋、胡之间早闹不和，潼关以内的部队胡已拒绝东调），便将馬励武部要了回去，开到南阳附近。
第二、日寇发动进攻的兵力约有五、六个师团，附一个装甲旅团，总兵力不到十二万人，装备比较优良。而蒋军参加会战的兵力超过五十万，即三、四倍于日军，又多经过两年以上的休整训练，但是整个中原战役从头到尾不到半个月，即以蒋军的全部崩溃而结束。当时日寇如入无人之境，蒋军一触即溃，闻风丧胆，都往嵩山里钻。蒋军的腐败情形，在这一战役中暴露无遗，连日本军阀也沒有想到在世界形势不利的关头，会这么容易先打通了大陆动脉线最北的一段。
第三、当日寇迅速地攻占了郑州、洛阳，继而攻占了叶县、临汝这些要地之后，便形成封锁嵩山麓的态势。溃不成軍的湯恩伯部，便在山区里乱窜，见日寇即逃，可是见了山区的人民则凶狠之极，烧杀抢掠，鸡犬不宁。当时，豫西土皇帝别庭芳遗留的武装力量，以“地方自治”、“守望联防”为名，纠合地方人民，袭击汤军。由于湯军自溃乱之后，紀律荡然，人民恨之入骨，这样就被地主豪绅武力头目所利用。（别庭芳当时已死，由刘杰卿及别庭芳的儿子等仍旧打着他的旗号继称霸一方。）汤軍各部已成惊弓之鸟，溃乱的部队也闹不清情况，只要一闻枪声，即以为日寇追到或挡住了去路，甚至在一声吆喝之下，就相率缴械逃命。三十六集团军总司令李家钰就是这样在豫西被乱枪打死的。李死后，湯恩伯谎报为对日作战阵亡，追赠上将，还在成都大开追悼会。湯恩伯的卫队也被如此缴了械，指挥全军的电台同时丢失，汤本人化装伙夫才逃了出来。三十一集团军总司合王仲廉所率的总部直属部队，被地方团队包圈在一个土寨中缴了械，损失很大。王仲廉虽然逃脱了，但他指挥的部队因此失去联系，官兵各自逃命。马励武率部从临汝以南突围，通过叶洛公路向大本营集结时，同时也看到十三军石觉部也于同夜整队从临汝东北突围，通过叶洛公路向大本营方向集结。进占临汝县城的日寇发現湯军突围偷进的征候，便派出了六、七辆坦克用照明灯搜探，并分途截击馬、石两部。其实当时日軍除了六、七辆坦克之外，并不敢在夜间出动部队。然而馬励武、石党这时各有一个军的兵力，而且都有战车防御炮，却不敢使用，反而互相惊扰，慌乱不堪，行李弹药失落者很多，连一个山炮营和军部的联络也完至损失了，军部对上对下都失掉了联系。在整个中原战役中，不仅马励武所部如此，湯军其他各部也大都如此。
第四、汤恩伯在中原失败后,陈诚前来收拾残局,在检讨会上当面指责湯恩伯，说失败原因起于汤的“四不和”（即：将帅不和，军民不和，军政不和，官兵不和)。蒋介石远在重庆，原来满望一手培植起来的爪牙多少有点表现，不料竟会如此不争气，苦恼得地一星期睡不得觉，逢人便骂，两眼发赤。他所气的不但只是培植起来的走狗不争气，而且担心日寇继续西进，若一旦打入潼关，胡宗南不見得会比汤恩伯要强些，万一西北山区不保，连躲在山上观虎斗也观不成了。而使蒋介石更为焦虑的是中国共产党解放区的日益迅速扩大、他将无立足之地。蒋介石暴跳如雷地骂了几天之后，只好将蒋鼎文撤职，又将湯恩伯调开，改派其头号亲信陈诚前往河南西峡口接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
陈诚一接事，便趁机打击汤恩伯，在陕西商县南的清油河镇召开了一次中原战役的检讨会。在这个会上，陈誠给湯恩伯来个下馬威，对湯大加指责，指出失敗的主要原因有所“四不和”。陈诚还指使河南“党政”代表团由方策、鲁涤平、馬乘风等人写成请愿控诉书，在会上控诉湯恩伯的十大罪状(这項“控诉书”的内容不曾公布，故不悉内容)。原第六战区（司令长官为陈诚）的“党政”工作总队总队长刘培初军统特务，但与陈诚的关系拉得很好，写了一份报告，指出汤恩伯在河南“四不和”的許多具体事实。刘培初向陈诚提出报告，一方面是献功，一方面是表示他虽然暂时调离第六战区到湯恩伯手下做“四省边区党政工作总队长”，但他的心仍然是向着老长官的。陈诚在那次检讨会上，将方策、鲁涤平、馬乘风等人的请愿控訴书当众公布，也将军统特务刘培初写的报告交给了湯恩伯。陈诚使出这一套威风，湯恩伯只好老着脸皮当众认罪。那一班受陈诚指使的喽啰大必称快，陈诚自然更是得意忘形，认为排除异己，打击其争宠敌人正是良好的机会。汤恩伯于会后大发牢骚说：“陈矮子这次整得我好苦。浙江人整浙江人，总有一天会整到他自上头！”
汤恩伯后来到了重庆见到戴笠，一开口就说：“雨农（戴的别号)，你派的刘培初，为帮了倒忙。我有什么过错，尽可由你来规劝我，为什么反而给人家借刀杀人呢？“汤恩伯这番話弄的戴笠一时摸不着头脑，直到湯将刘培初所写的报告给戴看了之后，才明白他发牢骚的原因。戴除了当面赔罪道歉之外，后来还把刘培初骂得狗血淋头，从此冷淡不加理睬了。
第五、湯恩伯路过西安时，又遇到胡宗南摆布的一次检时会。检讨会的目的本是看汤恩伯的笑话，但结果是转到了反共反人民的问题上，大家唏嘘叹气而散。事实是这样：1944年9月前后，湯由于调重庆，路过西安，胡宗南便在他的公馆里为汤饯行。胡在事先安排好，除了宴请湯恩伯及其亲信万建藩等人之外，还有他的参谋长范汉杰、副参谋长李昆刚、“反共专家”托派分子周天僇、张大同以及政治部主仁顾希平、第一战区调查统计室主任文强等人作陪（胡宗南当时是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陈诚是司令长官)。在席上，胡首先说明聚会的目的，“是为湯先生到重庆饯别，同时借此机会检讨中原会战的失败教训。请湯先生报告一下，大家都可提供意見”。当胡宗南这番話说完之后，湯恩伯不知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沉默了许久，然后抱头大哭，接着就吚吚唔唔地说：“中原战事失败之败全由我负，蒋长官（指蒋鼎文）虽然拉了我的腿，我不怪他，怪也来不及了。胡先生要我报告，我不知从何说起。”湯就是这样结束了他的所谓报告。
又沉默默了许久之后，胡宗南的眼光扫到周天僇(lù)、张大同的身上。周天僇强打精神說了一些什么“当前的国际局势，由于苏联反攻的大捷，由于美国盟军在太平洋的越岛进攻，由于第二战场的开辟，世界法西斯轴心的垮台似乎已经到了决定性的关健。但就国内情形来说，中原之败，而且败得这么惨，是出乎意料的…”胡宗南听了默默点头。张大同接着说“要抗日战胜利迅速地到来，关健在于太平洋开辟第三战場。”他又说，由于苏联的节节胜利，法西斯轴心国的失败，国际间将会起根本的变化。由此不能不考虑到我国国内的问題，在他看来，国内问題不是日本而是共产党。张大同这么一说，会场上立刻出现了紧张的气氛，胡宗南连连称道，說：“有见解，有道理。”接着汤恩伯說：“我说战败的责任一切都归我负，我只能说到一方面。我看中原之败，失陷在日寇之手不足惜，问题是为共产党造成了机会。中条山之失是这样，太行山之败也是这样。我在四省边区苦心经营，主要目的是对付共产党，可惜日寇打碎我的計划。这次到重庆怎能去见委员长呢？”湯恩伯说完又是一阵眼泪。那天的所谓饯别检讨会就在汤恩伯第二次的一哭之后，而宣告不欢而散。
汤恩伯自中原战役一败涂地之后，在各方舆論的抨击之下，尤其是在陈誠的宰割之下，其小集团完全瓦解。表面上看来，汤仍得宠于蒋介石，但自中原战役之后仅被摆在一个空头高位上，成了一个传达命令的工具，并不能象过去那样，大权在握，为所欲为了。这里不能不指出，陈就之敢于下毒手拆散汤恩伯的基本部队（十三军、二十九军、八十五军），如果不是受到特介石的指示，是有所顾忌的。湯恩伯梦想做曹操称王称霸的野心，难免不传到蒋介石的耳里，他的命运也就此决定了。
资料来源:
《文史资料选辑》第三十二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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