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湘军时的彭德怀
六、当团长
一九二七年九月底某晚,周磐电话约我谈话,请我到师部。周磐说:“老师长(指刘铏,当时刘随鲁涤平回湘，任宣抚使)回湘,批准了戴吉阶辞职,由你任第一团团长，雷振辉(原四连连长,周的亲信)接任一营营长。第一师改为独立五师,团的番号不变,今后归鲁直接指挥,摆脱何键控制。”又说:“我们相处很久,你也用不着客气。”我说:“吉阶如能回也好,他不在团时,我可以代理。”周说:“此事已定，不必再谈。先到职,委任状后发,盼即到职，就职费一千二百元,派人到师经理处具领。”周要我去长沙见见鲁、刘,要我就职后就去,说:“如近两天委任状到了,就一道去长沙活动活动吧!鲁、刘都关心老六团(即当时一团,一九一六年鲁任团长,刘铏任营长)。”我说:“不去谢委(旧式军队升官，要到上司衙门去谢委)，至于就职，我每天都到团部去办公，随便哪天都行。”周说:“现在要确定日子,师部杜参谋长通知金团附,准备举行就职礼吧!”杜际唐答:“是。”我说:“就职费一千二百元,这钱干吗?”杜说:“石穿呀!至少士兵要会餐一次,官佐宴会一次吧。地方公教团体,二、三团和师部某些同事也可能来道贺吧。'我说:“这多麻烦!这个团长我不当了。”周告杜说:“师部各员，二、三团官佐都不要去道贺，以免戳发石穿这个犟脾气。'杜答:'是。”我说:“谢谢你。'
我继续说:“戴团长离职已一年了,他月薪二百四十元,都已先后寄去了,惟剩下的办公、杂支、特费、开拔费等,戴在团时,是五分之三归各营,五分之二归团部,我代理团长期间未便更改，现在还剩下约六千元。我在第一营领取的经费,除开支外,交清算委员做公积金(周插话:你们还有公积金吗),替士兵做了蚁帐、补充被子,所剩无几。因为袁团长被害，加上时局变化，供应关系打乱了，军需物资很困难。现在戴任期内所剩存经费该怎么处理?”杜说:“照你们的办法作为公积金,补充军需物资。’周被迫说:“这样处理也好。”
周又说，南县士绅准备在双十节成立清乡委员会”,问我去不去参加。我说:“不参加这个反革命会。”周说,他也不想去参加。周磐告杜参谋长,即刻准备轮船去长沙,不要告诉其他人，到双十节那天,只说师长去长沙了。
周磐在双上节的前两天去长沙日我召集李灿、张荣生、李力谈了上述情形。他们诧异地说:“砥平(周的号)还是信任营长的。”我问他们:“我们将来究竟走哪条路?”张荣生毫不犹豫地说:“走共产党那条呗!”李灿说:“现在是国民革命，将来是走共产党那条路。”李力说:“只有走共产党那条路,才能完成国民革命。”张荣生问我:“营长走哪条路?'我说:'同意李力的意见。'
我问他们,周磐会走哪条路?都说:不会走共产党的路。李力又说:“那也就不能完成国民革命。'我问:“周是靠近了,还是远了?”他们都不作答,最后张荣生说: “这要问你自己。”我说:“我在慢步前进,周已开始向后走。今年五月,一师进占岳州,是何键想策应夏斗寅和许克祥的叛变。夏斗寅叛变时,我向周建议北进,配合叶挺部消灭夏逆,周借口无命令。马日事变的第二天,我向周磐建议,应立即向南进军,消灭许克祥,恢复长沙革命秩序(当时我师掌握大量火车、轮船)。周又说没有命令,不敢擅自行动。这两次叛乱，都是何键、周斓、唐生智等人策划的，他们怎么会下命令自己打自己呢? 这样尖锐的话,我也对周说了,周未出卖我,感谢他。但处在时局的严重时刻，他又是关键的因素,他站在反革命方面,两次拒绝我的建议,使时局不能挽回。过去我的历次建议,大多数都被他采纳,因为那些建议都是对他有利的,至少是无害的。惟独这两次讨叛建议,他都不采纳,这表示他的反革命立场是坚定的。今天他提拔我当团长，我就跟他呢,还是跟你们一起走?坚决走革命的道路,走共产党的道路,这是我的关键。我跟你们一起走,决不回头,主意早就定了。”
我说:“去团部就职后，工作如何做呢?团部的书记、副官,军医正、军需正、团附都是 些坏东西,贪污、腐化、反动,不革掉他们是不行的，我怎样同你们通气呢?”李力说:“把张荣生调到团部去当传令排长,现少尉排长调特务连当中尉排长，这样别人就不大注意些。”张荣生说:“调到团部去当传令兵或班长。'我说:“不行,不当排长不好同我接近,还是李力意见对。”张荣生说:'利用这次团长就职机会,把这一千二百元就职费公开,一年来代团长的各种经费积存多少，也一起公布，成立清算委员会,表示今后财政要公开。'大家同意张荣生的意见。我说:“为了开展全团士兵工作,拟成立一个学兵连,抽李灿去任连长。应如何组织，从一营调些什么人去学兵连一主要是去做二、三营学兵工作的,你们三人拟议一下，由李灿主持。”李力问:“哪天去就职,特务连是否在团部门首表示欢迎?”我说:“再过一些天就是星期，吃了早饭张荣生替我背行军床，我提小皮箱，被子放在马背上就去了，不要惊动任何人。”他们都同意，打破一点官僚旧习惯。张荣生说:“长期以来,你同一营士兵感情很深,如何同他们告别一下?”我说:“就职后到全团各连会餐一次。”张荣生说:“什么时候去团部呢?”我说:“去是要去的,不必急,现在要做一营的深入巩固工作。周磐对马日事变袖手旁观,是政治上的反动,这次升雷振辉为营长，暴露了他任人唯私。”
他们走了之后，去当团长存在的问题又涌上心头。我反复考虑了周磐的为人和他思想上的反动性:
1.让雷振辉接替营长,而不提升李灿,且未征询我的意见。他怕我不同意，故采取主动,证明周磐对我是有顾虑的,但目前还需利用我。
2、马日事变后,客观决定了我和周磐各走一端,暂时互相利用,无长期合作希望。
3.周现在虽未明显反共，但对马日事变采取袖手旁观,见死不救,让革命遭受失败,反共仇共之心,旁观者已清。
4.三个营长、团附及团部成员尽属反共分子,连长中多数也是如此,要开展革命工作，阻力很大，如何排除阻力，目前还无对策。我离开一营就没有群众基础,二、三营的工作也就更难开展。
5.南、华、安富庶,但系水网地区,发生突然事变,处境窘迫。
6.我和周相处十年,是利害相依,在道义上不存在共同点了，存在的是互相利用。这样一种利害关系,是不可能作为长期合作的基础的,他在何键面前为我掩护,也是如此,问题是和平分手还是流血分手。如果我加入了共产党,对他来说,只有百害而无一利,被他察觉就会以鲁涤平对付袁植的手段来对付我,必下毒手,流血牺牲便势所难免。他的野心比袁植大,才干比袁植小，我应谨慎地利用他这一弱点,争取时间。
在犹豫过程中，同李灿、李力、张荣生反复商谈多次。年底,当追击贵军残部到达津市时,对鄂西地势进行了调查,鄂湘川贵四省边界尽系大山,这对以后的行动是有帮助的。
在未就职前,周磐又约我去安乡面谈,周把长沙大概情况谈了一下:何键与蒋介石早有勾结,唐生智集团已分裂。周问:“你还未去团部?”我说:“每天都去办公。”周说:“鲁的委任状已送南县师部,就职的事不要再拖了。”我说好吧。周说:“局势可能稳定下来,何键军从安徽退回损失很大,军队需要整训,我们应利用机会切实训练部队。新洲战斗看得明显,起作用的只是少数部队,一团与其他团就显然不同。”他又说:“你的委任状已到南县,回防后应正式就职。谢德卿无能,调厘金局,以陈鹏飞接替如何?”我表示同意。
周乘轮经安乡返长沙。第二营营长谢德卿调离，团部吕x副官调师部。这两个人极反动，无意中能调离原职,我对此心中暗喜。
在安乡和周磐面谈后，十二月十号左右，我回到南县。委任状已到,不好再拒绝,月底,也即旧历年关前,移住团部,未举行就职礼,只到各营、连会餐一次。
七、破坏南县清乡委员会的成立
马日事变后，湖南的白色恐怖是异常严重的。封建势力在各地组织清乡团、清乡委员会、民团,对工农群众和青年学生随意屠杀，南县也不例外。一团部分革命士兵坚持宣传打倒土豪劣绅,打倒贪官污吏,演出这些内容的活报剧、话剧。九月下旬,第二连分驻梅田湖时,当地的最大地主恶霸,号活阎王,从长沙大摇大摆回家,当即被二连捉住，游街示众。群众很高兴，但不敢参加游行,可见白色恐怖之严重。
县城土豪劣绅对周磐进行包围--送礼、送万民伞到有名的堂班请吃饭、名妓作陪等，种种下流无耻手段，无所不有。也请过我,我在请帖上批“无耻”二字退还。周磐在当时还不敢公开反共，只是说些什么真正的土豪劣绅,为富不仁的地主恶霸还是应该打倒。上述这些轻微的反击,使县清乡委员会到九月底还未成立。但是,反动势力并不死心,还在加紧筹备。
十月初,某日,约集救贫会同志讨论如何破坏清乡委员会的成立,打击气势嚣张的反动势力,争取周磐中立的问题。准备了大量传单、标语，在双十节的前一晚上(九号晚)散发张贴,给土豪劣绅准备在双十节成立清乡委员会以袭击。
十月五日晚饭后，到周处。我问:“师长去长沙还未成行?”他问我去不去,说:“能去见一见鲁涤平也好。'我说:“不去,他在姜畬杀袁团长,对我刺激太深。”我又问周:“南县土豪劣绅,准备双十节成立清乡委员会?”周说:“是的,早发了请帖。”我问:“师长去吗?”周说:“不想去，今晚搭轮去长沙。”我说:“很好!”
十月十日早晨,满街和市郊出现大量标语、传单:“打倒土豪劣绅!”“清乡委员会是反革命机关!”“打倒清乡委员会!”“枪毙清乡委员xx!”等。署名的有军队和农民协会、学生会等群众团体。土豪劣绅便由兴高采烈一变而为惊魂落魄,亦有逃往长沙者。周磐则不告而去长沙，驻军的军官一个也不去参加。而清乡委员会的成立，即化为泡影。一直到第二年独立第五师一团离开南县时，清乡委员会还未成立起来。
八、加入中国共产党
一九二七年双十节后第二天黄昏时、有南、华、安特委的代表来我处接头。他自称名叫张匡，年约二十五六岁的样子,说:“知道你的名字很久了。”他称赞了双十节的工作布置，说:双十节反对成立清乡委员会的行动很好,打击了土豪劣绅的反动气焰。可是太冒险了,可能暴露军队内党组织的秘密。我知道他是共产党派来的。我说:“我不是共产党。在军队里，大家都说我是国民党古派,我没有否认,也没有承认。其实我并没有申请过加人国民党。一九二七年一月某日,在纪念周会上,周警讲话说,在军官花名册上的正式官佐都是国民党员，既没有开过会、缴过党费,也没有填过什么入党的志愿表册。”张匡听后有些紧张,我说:“你用不着紧张,我是共产党的忠实同情者。从北伐战争围攻武昌城到今年五月马日事变前，我同段德昌同志比较熟悉。他是当时我师政治部秘书长,他对我的帮助很大,我同段谈过多次，请求他介绍我加人共产党。段当时说“党中央决定不在第八军中发展共产党员，所以你的请求得不到批准。’马日事变后就没有见到段德昌了，现在我还想见到他。我要求加人共产党现在还是迫切的。国民党是彻头彻尾的反革命了。”张匡谈到一些政治形势和地方情形,不承认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反说革命形势是不断高涨的。我觉得这种说法是不合实际情况的,因为是第一次见面,我也没有反驳他。
过了几天,黄昏时,他又到我家,说,段德昌同志介绍你加入共产党，也是特委同志集体介绍的。现在特委已经讨论通过你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报告省委批准后,再行通知你。当时我内心很高兴,说谢谢特委对我的信任。问段在什么地方,他说,在沙市一带搞暴动,负轻烧伤,现在回到南县。我对段德昌同志的负伤感到不安。当时张荣生在座。我说是否让他改姓章到李灿家住，就便让我团的军医替他治疗。张荣生说,这要同他们商量后再看。
又过了几天,可能是十月下旬,张荣生告我,段德昌到了李灿家。我说晚上带我去看看他。黄昏后,张带我见到段,张在门外瞭望。我问段的病情,他说,轻烧伤,已好了。他简单地谈了时局并对我勉励。大意是:这次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是失败了。国民党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叛变了革命。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破产了，秋收起义犯了盲动主义，现在革命形势是低潮。但中国共产党和革命人民是杀不尽的,取得了这次经验,会干得更好。你能坚持革命立场，你很久的愿望已经达到-特委通过你加入中国共产党。报告省委了,省委是会批准的。他还谈到要注意保守秘密，在军队中建立一个党的基点是不容易的。要以一营为基础,逐步发展到全团,以至到全师。在条件成熟时,将来是要起重大作用的。他还说到,共产党永远是要革命的,但有些人把每个共产党员都理想化,那也是不合实际的,看到了个别坏现象,也不要失望。他又送给我两本书，一本是通俗资本论，一本是无产阶级哲学。他没有提到我人党是他介绍的。听了他的谈话,觉得身上增加了不少力量,改变了马日事变后的孤立感;觉得同共产党取得联系,就是同人民群众取得了联系,也就有了依靠似的。过去我常回忆他这段谈话，现在还常回忆他这些话。
某日黄昏，由张荣生带来一位青年见我。他自称是南县特派员(姓名记不起了)，推荐邓萍到我处来工作。他说:“有一位失业青年,二十一二岁,文理通达,善书画，你处能否找到一个栖身之所?”我说:“营部有一文书上士缺和一个三等书记缺(中、少尉),前者月薪金十五六元,后者三十元。薪金都不多。”他说:“只要够吃饭就行。”我说:“他先来当一下文书试试吧!”他说好。我问此人在什么地方,张荣生答在外面伙铺里住。我说:“你们商量吧,他如同意,明天就可以搬到我这隔壁房间住。就说是我的朋友。”他很满意,问我是不是共产党员,我说:“不是的，没有介绍人。”他说:“你的言论和行动我们都知道,如梅田湖最大的地主恶霸活阎王，捉着他游街游堤;驻九都山的部队演话剧活报剧,审判土豪劣绅;站队喊口号为工人农民服务;反对清乡委员会,反对杀害革命青年等,这些是最好的介绍,还要什么介绍人哪?”此次谈话好像在新洲以后回到南县不久，邓萍就是十二月到一营部的。此事一问曾希圣就会知道的，因邓原来和曾一道来我处,在溪口遇到巡查冲散了。
农历年关以前几天,某日黄昏后,由张荣生带着南县共产党县委一位负责人汪某来我处。他说，想买一部油印机和油墨、蜡纸等,准备发动年关斗争,印发一些传单、标语。但自己去买有困难。我说这好办!当即告张荣生照办。他又说,年关斗争准备镇压几个反革命分子,同时也想捉几个财主筹点款,还请帮助几支枪。我说:“还有几支未上报的私枪。如何拿出去,如何接收,你们去商量办法告我，总之要能绝对保守秘密。”他还要求配发子弹。我说每枪一二百发。最后我说:“准备要杀的土豪不罚款,只没收;罚款后又杀,以后就筹不到款。这个湖地不要烧房子,堤上净是茅草房连成一片,一烧就会把堤上的房子烧光,小意见供你参考。”我未提反对盲动主义。他说:“很好,报告县委是会考虑的。”
他走后，我告张荣生说，私枪李灿处有两三支。张说，李处只有两支,营部有四支,特务连李力处有三支。我说,分几次给,要与他们研究,一定要给十分可靠的人，武器本身没阶级性，谁掌握即为谁服务。还一定要能绝对保守秘密。我记得枪支是由现在铁道兵李寿轩司令员秘密运交的，李是当时的秘密士兵会员。交接手续是李灿、张荣生和南县县委商量好的。
段德昌约在十一月伤愈后离开南县,临行前的事,是张匡办理的;他要的几支枪和经费，是张荣生、李力等运交的。以后，特委又要了几支枪,一点子弹和经费，也是张荣生交的。
大约是十二月下旬某日,也可能是腊月三十,张荣生高兴地向我说,告诉你一个好消息:省委已批准你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我问张,你怎么知道的?他笑而不答,张加人共产党可能比我早些。张说:“今天黄昏后,特委张匡同志前来为你举行入党仪式(那时叫“入学”)。
黄昏后,张匡同志随张荣生、邓萍来办公室,刚坐下,张匡和张荣生正在为举行人党仪式做准备，师部来电话说,李副师长、杜参谋长即来你处。我对张匡说:“今天不能举行了,改日举行如何?”张匡说:“可以,时间以后另行约定。正月初一起，我到南县一、三营各连和团直属队会餐,后到三仙湖第二营住了约四五天,回忆元宵日还在三仙湖。除在各连会餐外,还请全营军官聚餐一次,目的是为在第二营做些革命工作，拖延些时日，便于张荣生活动。这次张荣生找到发展士兵会员的两个对象,一个是连上的下士班长,过去是张同行-裁缝工人,另一个是营部传令兵。我在三仙湖调査了长沙、岳州、常德、沙市、宜昌来往轮船的班次、大小和停泊日期,以备万一发生事变时,好向沅江、资江间地区机动。
回到南县团部举行入党仪式时，当在正月下旬或二月初，现在真无法回忆起具体时间。民国十七年正月下旬,公历可能是一九二八年二月十五日左右;如果是旧历二月初旬，则公历可能是二月下旬;如果是闰二月初,则公历是三月初旬。
一天黄昏后举行入党宣誓,仪式是庄严的,墙上挂着马克思、恩格斯的画像(邓萍画的)和“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为共产主义社会而奋斗”。张匡同志代表特委出席,坐在我对面,邓萍、张荣生坐在桌的两端,没有其他人参加。张匡宣读了人党暂词,作了简短的时事报告。对中国革命形势的分析,仍然是革命高潮继续存在,不承认革命失败，同段德昌同志所谈有原则区别。我表示了愿为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牺牲一切,必要时献出自己的生命。这个印象是很深刻的。成立了支部,直属特委领导。支部成员有邓萍、张荣生、李光(特委或南县县委派来我处做交通的，农民成份，公开的身份是我的勤务员，一九二九年一月在井冈山突围战斗中失散,下落不明)和我共四人。张匡问以谁为支部书记好呢?我说,邓萍好。张又问,如何?没有人吭声。张说,还是老彭好吧。我没有再推辞。
几日后，又开了一次支部会,通过李灿、李力加入共产党。特委批准后,举行入党仪式时,仍是张匡出席。
散会后，张匡走了，邓萍也走了，我们四人还在闲谈。这时,支部有了六个同志。李灿说,最近长沙有人来说,现在长沙白色恐怖很严重,过去杀共产党是白天，现在每晚杀人。我说,共产党是杀不完的,我们这里不是又加了一股吗?
以后,在党的“七大”期间,有几位同志在我处窑洞里闲谈,说在一九二七年冬一九二八年春,那时的白色恐怖很严重，问我在军队感觉怎样?我把上述事情告诉了他们,又说,现在力量大了,不是国民党杀我们,而是我们如何打倒国民党的问题。此事流传到庐山会议时，变成我带着入股思想人党的一条罪名,其实这“股”同那“股”的意思是完全不同的。
九、关于入党介绍人和入党日期问题
在三年多长期审查中,在审查我入党介绍人和入党月日上,大概花费了全部时间的三分之一。反复追问,说我入党不是南华安特委及段德昌介绍，而是另一个人介绍的。说我怕把平江起义功劳分给xxx,因此把介绍人隐瞒起来。我若申述,就说我是老狐狸,狡猾,拿出一个同志写的信,示意是黄公略介绍的。最后又拿潘心元向中央报告信，也说是黄公略介绍的。黄公略是否对那个同志说过我入党是他介绍的呢?我不知道，因黄公略已光荣牺牲了。但潘心元没有见过黄公略，我是知道的。一九三〇年二三月间,红五军一部和军部在永新和安福边界整训,做攻城准备。当时蒋桂战争还未停止,我们准备夺取安福和袁水流域诸城，消灭地主武装，使湘赣边区和湘鄂赣边区打成一片。潘心元经南昌、吉安党的交通送来五军部,住了约一星期左右。那时,黄公略已从红五军副军长调任红军第六军(后改为三军)军长去1了,已经去了三四个月。故潘没有见到黄这是肯定的。以后潘心元也没有再来过中央苏区。硬说我不相信历史资料，更不相信同志的证明,其实上面说的那封信,我也只看到了几个字,根本看不出是什么意思。审委多次讲,被审者“只能认罪,不能表功”,审委负责人把手捂着材料，只给我看几个字,看不到原稿的其他部分。我再申明,我人党时,黄公略同志还未回到湖南南县。
关于我的人党介绍人,在“七大”以前,我写的是南华安特委，在近几年写的是段德昌同志。这两份我写的都是不完全的。为什么在“七大”以后才写段德昌是介绍人呢?在“七大”时期,任弼时同志主持写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我也参加了。在研究的过程中,当研究段德昌的历史时，弼时同志对段德昌同志的坚贞不屈作了比较详细的介绍。我听后,非常难过,也非常感动。为了纪念他，也就是为了学习他,在“七大”以后,问到我人党介绍人时,我就说是段德昌。我的入党介绍人,应该照特委张匡同志所说,“段德昌同志介绍你加人共产党，也是特委同志集体介绍的。”一九五二年四月底,由朝鲜回北京住院割瘤子,出院后,住在中南海永福堂时,让我填写一份简历，据说是苏联共产党中央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都写一份简历,编人百科全书。我当时对具体月日记不清，我宁愿向后推,而不要向前提,我就写一九二八年四月人党,今后就以四月为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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