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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海军中将梅乐斯回忆录(26):一位公主得而复失(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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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无线电设备虽仅比空想好出一点,但我对「我们什么都行的人」,颇有信念,因此,我多少不嫌自陋的毛遂自荐,建议由我们来帮陈纳德将军肃清昆明装有无线电设备的间谍。

美国陆军航空队中将陈纳德

他当然接受了,于是在我们第一批到达的无线电电务长泰德·怀尔特曼( Ted Wildman ),便出发从事一项听来几乎是不可能做到的任务——应用他的拼凑而成不够标准的设备,在一个风俗习惯完全不同,政治风气狂暴,有一种完全无法了解的语言的地方,搜索一批组织严密的间谍无线电台。

怀尔特曼业已表现了他的极大天才和精力,以及他与中国人非比寻常的和睦关系。

他也懂得如何运用测向器,而且自修学会了收取日本人在无线电通讯中很普遍应用的片假名。

他没有测向器,当然造成了一个困难问题,但他很快的用竹子和戴将军从各地撤退来的损坏了的无线电收报机,做成了一套他所需要的东西。

接着,他便和十来个中国帮手就近在我们附近地区作了一次试验,终于很快的找到了一座在重庆的间谍无线电台。

这就给他们增添了一点信心,他们确定他们已能应用这个设备来找出第十四航空队走漏消息的根源了。

昆明是问题的中心,因此,怀尔特曼和他的一批中国部属,便一同去到昆明,设置了两座固定电台,一座流动电台,他们收听着他们的设备所能收到的一切无线电讯,挑出任何可能把消息传给敌人的电报。

那边有数百套无照的收发报机,但其中许多都是合法的,因为商人们往往没有旁的方法可以互通消息。

由于中国长期战争的结果,昆明已有迅速的扩张,因此,在这人口拥挤的城市,根本就没有一张城乡地图。

但陈纳德将军为他们制成了一幅极为精致的空中测量地图,同时他们便在这段时期中间,找到一个地方,来安置他们自己,以及他们的设备。

他们所构造的部份设备,是一辆木造车身的卡车,用来作为他们的流动收报台,他们凭着这座流动收报台,便可配合两座固定收报机,得到一种「确定的方位」。

但他们进行这个工作,必须非常小心仔细的避免牵涉到当地难以理解的政治——他们对政治虽然毫无兴趣,当地的政治情势是,云南的省政府与昆明的市政府根本是分立门户,不相往来的。

这就使双方都避免给我们帮助,因为深恐如此便会互相帮助了对方。

经过几个星期慎重仔细的收听,弟兄们把当地一些可疑的电台——特别是在机场附近的——列出了一个单子。

于是一个中国弟兄,化装为卖花生的小贩,装得毫无目的地在附近走来走去,另外一个孩子化装了一个磨刀的,也采取了同样的活动。

他们耐心地把一座座具有合法业务的无线收音机分别剔除,最后他们终于把这份单子缩小到经常把有关陈纳德的飞机飞行消息通报日本人的五座电台。

他们发现,那些间谍所用的密码非常巧妙。

那种密码根本就不是片假名,结果证明却是中文,这些电台假装是一些银行的电台,播出一些商品价格和外汇行情。

至此,戴将军在昆明的代表李将军把这份工作接收过去。

他立即出动,将所有五座电台一网打尽,还抓住了三十五个汉奸。

因为怀尔特曼和他的一批中国属下还没法确定他们是否已将整个间谍网全部找出,因此我便暂时不把这个消息报告陈纳德,但据后来检查,显示这个问题已经解决——至少是暂时的一段时候——于是我便把这情形告诉了陈纳德将军。

但在他收到我的报告之前,他已知道有了什么好的发展,因为他的飞机已能几乎完全通行无阻的一迳到达目标地方。

「我还有一个场所可以供给你,」下一次我见到他时,他含笑地对我说。

想到那个反应,我真没法了解,美国大使馆的约翰·戴维斯( John Petou Davies Jr .。注:他有个中国名字叫范宣德)为什么竟会抨击我们那么成功地为戴将军的人办警察训练班。

戴维斯曾几次三番的对我说,他希望到快活谷来跟我谈谈,可是我没法答应他。

由于戴将军的要求,我们曾有过协议,除了我们自己组织中的人外,在快活谷决不接待任何人。

因此,我总是说,我会进城去找他,免得他长途劳驾。

我便会偶尔的在这种情形中去和他会了面,跟他谈谈,谈得很痛快,因为他是一个很风趣的人,对中国情形很熟悉。

但在我们顺利地解决了陈纳德将军的间谍问题后,我征询他的建议,再和他会面时,他开始告诉我说,他是史迪威将军与我之间的联络官。

但那是不可能的。

他是国务院的职业外交官,当时是史迪威的政治顾问,但他并不是军人。

「约翰,」我同答说,「那是根本没有的事。史迪威将军是一个有过充分训练的军人,因此,他是决不会派出一个文职人员,来担任与另一个军事组织的联络人的。而且,他已同意接受乔伊.莱柯担任中美合作所的联络官,最后,你并不能派遣联络官——你只能审查派出的人是否可以接受。」

这些说话对他究竟留有多少印象,我并不知道。

不过,我只知道,这些话并没能制止他继续说下去,他接着提出了另外一些他所希望讲出的事——算是从史迪威方面传来的话。

第一,他说,将军对于我为中国训练警察的事,很不高兴。

据他解释,美国绝对不应参与中国的警察活动,他告诉我说,将军已将此事通知了国务院。

我相信,这是说,他自己将此事传给了国务院,只是用了史迪威将军的签署。

我知道那不像是乔老叔(史迪威)的作风,照他的作法,如果他要向另外一个上司提出任何不满的报告,他必然就会先把我找去,让我提出我这方面的意见。

戴维斯接着说,史迪威将军不喜欢戴将军,又说是,总之,戴笠和蒋委员长已经发生严重的意见,就要下台了!(我始终不知道这种奇谈是那里得来的,当然这样的事从来没有发生过。)

但他还并不到此为止。

事实上,彷佛他亟于一吐为快似的,据他告诉我说,史迪威将军对于我的工作,很不满意,因为我并没为他取得足够的情报。

又说,将军很失望,因为我「并没做点工作」,来找出在昆明机场附近活动的间谍。

这时,我对史迪威将军的为人,确已知之甚深,这些话根本没有一点像是出于他的口。

我很有把握的可以确定,这些完全是戴维斯的说法,因此,我便设法把戴将军的警察,以及他们目前对美国所有的极大用处,略为向他提出一点说明。

我向他说明,这些「警察人员」就是我们的谍报人员。

他们带来各种对我们极为有用的军事情报,如果我们能顺利的训练出更多的人,我们就能得到多得许多的有用资料。

我指出,在我们的「警察活动」中,已有三分之一以上都是从事协助史迪威将军的工作的,我还特别提出了一点在我认为非常显明的事,作为说明——「你决没法用美国谍报人员来在中国捕捉间谍。」

至于在机场的工作,我们已经搜捕到了那些使陈纳德将军遭受极大麻烦的间谍。

我们这个工作,是以我们自己用各种材料七拼八凑造成的设备,凭着正是那批「警察人员」帮助做成的。

我对他说,因此,在我认为,如果他能给我们一点援助,自然要比起他的批评有益多多——特别是如果他能帮忙,从驼峰那边多运一些供应品给我们的话。

我不知道他对我的说话究竟听进了多少。

我只知道我实在并不乐观,我曾写了一封信回国说,「我所深喜的约翰·戴维斯,我想他已改变态度反对我了。」

我自然很觉烦恼,为了确切明了我的处境,我便向史迪威将军作了一番查核。

结果,照我知道,他对戴将军的才能,钦敬之心,绝无改变,在他过去所一贯对我的支持,也一如其旧。

但我也知道,在大使馆方面正在不断加紧压力,要把我调开中国哩。

严格的说,我当然仍旧隶属于大使馆,有一个「海军观察员」的名义。

在我最初向高思大使报到时,我曾对他说,我所奉到的命令是口头的命令,而且是机密的,当时他就并没显得怎样愉快。

很明显的,一个并不受他节制的海军观察员,一个怀有在他所毫无所知的秘密的人,对于他的大使馆是决无实际帮助的,这是谁也不能怪他的。

在另一方面,我深深相信,我们所进行的那样一种工作,以工作的性质而言,即使他们真是知道了,在大使馆方面,也绝无因此引起不安的理由。

因此,我便加倍努力,尽量的把在美国人方面为中美合作所所做的每一件事,随时的通知他们,希望能因此解除他们对戴笠这个人物所存的猜疑之心。

因为,在我觉得,他们所以反对我们的「警察调查部队」,完全是一个名称的问题,因此,我们便把「警察」这个名词去掉了。

我所讲到的这些事情,当然都还是在一九四三年,在我与战略处尚未「脱离关系」之前的事。

现在,使我大为意外的是,我发现就从战略处方面,对我们在这方面所做的训练工作,也在发出批评了。

以战略处本身所从事的事务来说,他们竟会反对我们训练中国的工作人员,真是无法相信的。

不过,我知道,戴维斯跟战略处是有紧密联系的,当华盛顿战略处开始接连一个个的拍来电报,警告我要我以我们所给中国人的训练,限制于为执行战争所实际需要的「最小范围」时,终于使我怀疑到了这个关系。

我们把训练的部队,又再改了一个名字,这次是改名叫「安全部队」。

但在最后一个晴天霹雳,我被他们撇开时,战略处便把这一计划整个取消了。

由于我未取消与蒙巴顿的约会,而与我作对的战略处「秘密作业室」主任戴夫·哈理威,曾在一九四四年一月二十一日写给麦兹尔上校的一封信中,说明了战略处的立场。

在这封信中,他指出说,「以战略处而从事于警察的工作,或是帮助建立一支在目前或将来,可能转而对美国不利的当地人的部队,殊非所当。」

在我觉得,所有那些使他们气愤不满的辨认指纹、测谎、以及弹道训练等等,是决不可能用来对付我们的,除非我们打算进行一些不可为外人道也的犯罪行为,或则除非我们也许可能有意占领这个国家。

但幸而在战略处晴天霹雳来到时,海军把「安全部队」接收留了下来,又第三次的改了一个名字,称为「第九海军部队」。

李吉特在中国时,曾经看到许多在这方面的情形,他把他的部分观感,传给了华盛顿。

「玛丽正在从事一种很高赌注的赌博——一个国家基于平等地位的友谊。

在我看来,中国现在是一个溺水的人,正在挣扎着争取一个救生圈。

他以友谊的名义提供了这个救生圈。

玛丽在这儿,可能比一百个外交官在一百年内所做的工作,做到更多的成就——如果他能渡过以后半年的话。」

可是李吉特还是错了。

我们以中美合作所在战争结束时所建立的友谊,后来却由极少数几人,在极少数的几个月内,付诸流水了。

这一过程的第一阶段,虽然也许谁也没有明白的察觉到,这时却已在进行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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